征兵与增粮：抗战时期国统区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研
2024-08-07 15:05:44  来源：《近代中国》34辑 文/杨国山  点击：  复制链接

　　本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和武功县档案馆所藏原始档案、地方报刊及其他诸多史料，以陕西省为重点，对抗战时期国统区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做一探讨，揭示出政府在统筹农村劳动力过程中面临兵源与种粮的两难困境，以丰富学界对于战时粮食问题与兵役制度及其关系的认识。

　　农村劳动力短缺是国统区的普遍现象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粮食危机加剧，政府发起了粮食增产运动，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核心问题。据费孝通在云南禄村的观察，“一谈起就摇头，连县长都在发愁”。在四川农村，“每逢农忙季节，我们总听到农忙请不到工人的诉苦”。陈仪在1941年也指出福建劳力缺乏的严重程度：“从崇安、建阳、南平、沙县直到永安、连城、长汀这一路沿途随处可以看到许多很大的村庄，现在都是颓垣残壁，杳无人烟，田园没有人耕种了，触目皆是蔓草遍地，荆棘丛生。”

　　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大后方15省雇用长工的农家，1937年约670万户，1938年增为690万户，1939年达到700万户。雇用短工的农家，1938年约有1560万户，1939年达1680万户。1937年大后方15省长工总数为930万人，1939年达970万人。1937年短工的工数(即工作日数)约71800万工，1939年达87000万工。雇用长工的农家和长工人数虽然不断增加，但是雇用长工的农家每户平均雇用长工的数目则并未增加。1937—1939年每户平均雇用长工都是1.4人。由此可见，大后方农村劳动力需求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增加，而是由于征兵、征工与农民改业等原因，造成农户劳力缺乏。农林部的调查显示，1940年后方15省缺乏达500万人。

抗战军队

　　劳动力的大量缺乏，导致农村雇工特别困难，且工价高昂。四川省缺乏人工的农家比例为22.3%，略高于全国水平。，陕西省“乡间人士甚少，工价趁势日增”。城固县每日高达3元，“甚且亦难雇得”。凤翔县“壮丁缺乏，供不应求，而当地雇工价高，为一般贫农力不能负”。据卢前参政员考察，劳力缺乏严重的地区，难以雇工，“虽增益其赀而应者寥寥，遂使盈亩嘉禾弃而不割”，以致于“田间谷穗弥望堆积未收”。由于劳动力短缺，大后方各省普遍影响了粮食生产。

　　多管齐下：应对劳动力短缺的举措

　　为破解农村劳动力缺乏难题，国民政府相继颁布各种法令，采取多种措施，动员各界人力从事农业生产。

　　其一，加强城市人力管控，引导闲散劳力回乡务农。蒋介石多次下达手令，要求各地清查涌入城市的“与抗战业务无关之工人”。为此，1942年12月1日陪都公布《重庆市人力节制办法》。凡政府认为“与抗战无益的人力”，经清查登记后导入生产部门。1943年重庆市取缔车轿夫7600余人，改就其他职业。陕西省也命令各县政府对于境内无业游民严行登记，强迫垦殖官荒。1944年人力节制办法逐步推广于后方各大都市。此外，行政院颁行《机关公役限制及登记办法》，加强对机关公役的管控，严令“各机关对于人员任免，极应慎重办理”。

　　其二，推动公耕、代耕。公耕是指未出征的民众协助出征军人家属耕种田地。陕西省订定《兵田公耕办法》，规定如因壮丁出征致使田地乏力耕种，其家属应报告该管甲长，召集全甲未出征的民众代为义务耕种。公耕兵田者不得接受任何招待与报酬。1941年8月军政部颁布《征属田地义务代耕办法》，要求各地以保为单位，组织义务代耕队。各省也纷纷制定适合本地实情的代耕细则。如福建省制定《福建省各县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实施代耕办法》。政府这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劳力缺乏而导致耕地荒弃的情况发生。

　　其三，发动驻守各地的军队、保安队，协助当地农民从事生产。陕西省宝鸡县、眉县、韩城县、凤翔县等地分别发动当地驻军组织割麦队，分赴各乡助民割麦。1939年，蒋介石饬令各省省主席应详细规划，就其所辖地带划分区域，帮助农民收割稻粮，规定凡在驻地30里内乡村待割禾稻皆应由附近所驻官兵协助收割。陕西省据此制定3项具体实施办法，由驻扎在各县的团队长官亲率官兵分赴各乡帮助农民割麦插秧。驻军协助农民耕作，成为蒋介石“极为关切的一种办法”。他多次给各地驻军颁发手令：“此后各机关部队，应按当地季节，不待命令，即行适时协助农耕收割，俾收齐一之效果”。1941年国民政府颁布《抗战期间各部队协助农民耕种收割办法》，令各部队在农忙时节帮助农民耕种收割。协助耕种收割的部队应自备给养，不得向农民收受丝毫报酬。为此，军事委员会颁行《抗战期间各部队以连为单位于防地十里以内由长官率领协助农民耕种收割办法》，协助农民耕作。

　　其四，号召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1940年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上，伍智梅参议员建议组织妇女代耕队，发动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把“男耕女织变为女耕女织”，以“补救壮丁出征后，农村人工之缺乏”。提案得到国民政府的肯定，通令各省遵行，组织妇女代耕队。1941年3月8日，宋美龄勉励全国妇女同胞从事耕稼：“男子以出征当兵为荣，女子应以务农耕稼为荣”，“男子应当兵争取军事胜利，女子应务农参加经济生产”。1942年，蒋介石电令全国积极提倡妇女耕种，饬令各省妇女组织妇女运动促进会，动员妇女从事粮食生产。

　　可以说，上述举措对于缓解一时一地的劳力匮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乃是权宜应急的治标之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对其实际功效也不宜过于乐观。就公耕、代耕而言，“能按照中央及省府法令规定切实办理者，实居少数”。在国民参政会上，有参政员批评道：“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政府虽命令优待，而考诸实际能实受其惠者，尚不及抗属总数十分之一。川省如是，他省亦然。”代耕的实际成效并未达到理想效果。

　　当兵与种粮：征兵对于劳动力短缺的影响

　　战时农村劳力缺乏的主要原因是大量军事征发导致的。时人估计，战时我国农业劳动力缺乏，基于兵役、工役者占64%，改业及外出谋生等占36%。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总共征兵约1392万人，征兵对于农村劳力的影响，并不限于所征壮丁的人数，更为广泛的是役政腐败引起的壮丁逃亡。兵役弊政对农村劳力的影响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兵役弊政引起农村劳动力大量逃亡。据时人统计，壮丁逃避兵役的方法达14种之多。陕西省周至县“壮丁多以服兵役视为畏途，故一闻征召时即行逃逸”。壮丁大多逃往城市或深山老林。沿海地区如浙江青田等地的壮丁，甚至逃到欧洲。贵州都匀征兵不公，“杀死保甲长而全家逃亡之事不断发生”。据李有义1941年在云南某县的调查，一年之内23个出外的壮丁中，只有7个是当兵，其余16人中有9个是为逃避兵役而出走的。可见，征兵引起的农村劳力出逃比例是非常惊人的。

讽刺抓壮丁的漫画

　　除远逃他方外，另一种规避兵役的方法则是花钱贿买。大后方各地都产生了一群专门代人服兵役的兵贩子。由于农村劳力缺乏，壮丁的价格也逐年增长。据调查，陕西省的壮丁价格1939年约60至100元，1940年上半年约300至500元，1940年秋冬季500至600元，个别地区甚至标价1000至3000元。雇买壮丁、贿赂兵役人员，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使其无法扩大对粮食生产的资金投入，甚至许多农户因雇买壮丁而倾家荡产。

　　其次，征兵不公加大了农村劳力缺乏的阶层性差异，无权无钱的农村劳力是征兵的主要对象。陕西省多数县份均存在这种情况。商南县富水镇“仅拉贫家人应征，无论祭子独子均得要应征”。商南县金山乡“征兵仅抽无情面的人，而有情面的即可抗不应征”。千阳县“一些无钱没面子的青年被拉进兵营”。有些地方实行看似公平的抽签征兵制度，其实是“有钱有势者，虽七兄八弟既不应征，复不缴纳缓役金，地无立锥之农工，虽单丁独子亦必应征”。所以时人讽刺道，抽签法本质上就是“抽钱法”。“软弱者单丁不免，强豪者三五不征”。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无奈地说：“为什么有钱有势的家里有好几个壮丁，可以不服兵役，而无钱无势的孤子独丁，就应该服兵役!这未免太不公平了!”

　　再次，征兵不公加大了农村劳力缺乏的区域性差异。征兵弊端不仅表现为社会阶层的差异，甚至一省之内的不同地区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公。如长安县新筑镇有住户253户，虽然每年均有配赋应出壮丁数，但直到1944年，该镇从未征发一人。新筑镇之所以能一丁不出，其原因就是该镇经济力量较强，镇商会每月向各户摊派公费23万元，此款一部分用于活动长安县各级主管兵役人员，其余大部分则饱入私囊。商业发达的地区抽丁少，甚至不抽丁;而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反而被大量抽丁。这种人为制造的不公平现象，加剧了农村劳力缺乏的区域性差异。

《战时各省粮食增产问题》

　　四川省政府屡次向重庆国民政府请求缓征兵役，其理由即为解决农村劳力缺乏问题，以维持农业生产。国民政府也答应四川缓征两月，以便错开农忙时节。但是由于兵役征发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并未彻底革除，民众逃避兵役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所以缓征兵役的方法对于解决农村劳动力缺乏并没有明显效果。

　　余论

　　1940年7月以后，大后方粮价持续猛涨，引起朝野一致关注。1941年蒋介石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训词：“如果目前粮食问题不能解决，不仅是有关于抗战与建国的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亦无从解决”。次年全国粮政会议上蒋介石又强调：“在此战时，我们国家除了军事以外，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粮政”。为应对严重的粮食危机，国民政府发起粮食增产运动。“征兵与增粮争人”的难题随之产生。

　　国民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应对农村劳动力短缺的举措，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抗战后期，各省仍然农村劳力匮乏。

　　战争期间，人力缺乏几乎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英美两国对于战时的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把在田地上从事生产和去前线打仗看得一样重要”。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在战时宣布，美国三百万农业工作人员延期征调。然其兵员仍可有序的源源供应，这与其完善的战争动员机制不无关系。

　　相比之下，抗战前中国并没有完成现代化，甚至应对现代战争的基础性制度都尚未建立。例如，与人力动员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如果具备完善的户籍制度，“壮丁的年次、数目，均了如指掌，则征召新兵，有如按图索骥，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难处”。但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没有完善的户籍制度。正如陈诚所指出的“清查户口，却不是想做就做的事，姑不论人手、经费、技术等问题急切不易解决，单就时间来讲，几千年做不好的工作，要于仓促之间应手而成，天地间也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户籍一天办不好，兵役行政就一天不能弊绝风清”。战时农村劳动力缺乏所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是国民政府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战争动员机制，这进一步加剧了当兵与种粮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本文原载《近代中国》34辑，全文1.3万余字，有删节。杨国山，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4-08-07 15: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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