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在武汉指挥抗日反谍情报站
2025-02-19 16:04:11  来源：湖北党史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初期，我党杰出的隐蔽战线领导人李克农奉党中央指示，出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在国共两党为共同抗日实行合作的背景下，排除国民党军统、中统顽固反共力量的干扰，在抗战军民的支持下，指挥同志们打击日谍汉奸，取得一些战果。1937年12月中旬，李克农和叶剑英、廖承志、童小鹏、王安娜(王炳南夫人)等一行10余人自南京撤退至长沙，从长沙改乘小火轮抵达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的武汉，开始了新一阶段的战斗。

　　锄奸反谍是当务之急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设在汉口原日本租界区中街89号(今江岸区长春街67号)大石洋行洋楼内。门口和街头都有国民党军警把守——这既是当局应中共方面要求而采取的安保措施，又是军统方面借以监视的一种方式。中共代表团、长江局也在这座坚固的楼房里办公。李克农在此工作的对外身份是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兼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他的真实身份是长江局秘书长。其顶头上司便是王明(陈绍禹)。李克农还负责党的情报工作，因而在武汉，他肩负的担子相当重。当他和叶剑英等同志到达武汉时，南京已沦陷，日寇烧杀掳掠，疯狂地屠杀我军民，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军人平民惨遭杀害，石城内外，尸积成丘，血流成溪，令李克农甚为悲愤。他知道：正因国民党方面长期热衷于反共，对锄奸反日谍则很无力，以致让日寇取得战略主动，长驱直入。而他在南京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尽管竭尽全力协助当局破获了两个日谍大案，但也无济于事。

　　到达“八办”武汉办事处的李克农立即召开了情报工作会议。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告诉李克农，他在11月中旬先期从南京抵达汉口时听到同志们汇报的日本人紧急撤离事件。8月初，在武汉的日本侨民、商人及间谍分子百余人突然集中到大石洋行，顾不上吃饭便排队登上一艘日本客轮，匆匆升火启航顺长江东撤。原来，8月3日，已转向抗日的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园内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上与幕僚们制定封锁长江计划，决定在江阴要塞江面动用海陆军和要塞炮兵部队实行封锁，以拦截并扣押长江中上游的几十艘轮船及日军舰艇，俘获近90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和侨民商人，扭转战争中的被动局面，并给日本政府施压。万没料到这一绝密计划被担任会议记录员的行政秘书黄浚泄露给了潜伏在南京的日本海军女间谍南造云子，她急向东京军部发密电，导致中方封锁计划落空……早就知道在汉口发生日本人紧急撤离事件的李克农，眼下最关心的是日本间谍和汉奸在武汉三镇活动的情况以及武汉国民党军政当局是否已采取有力对策。接下来他听取了钱之光等同志所作的汇报，得知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在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战区司令官陈诚支持下，出动了几千警力通过查核居民户口，突击搜查可疑的地点等方式，抓获通敌汉奸79名、日谍嫌疑分子3人(内有朝鲜族女性安赞淑，丈夫为商人)，对其中罪证确凿的13人已公开处决，其余均在押。军警利用电波定向技术还在武昌东湖树丛内搜查到一部敌谍收藏的中波发报机，几支日制手枪等。军统却并无多少作为，只是虚张声势在卓刀泉、珞珈山等地办了两期抗战锄奸学习班，由黄逸公、王兆槐两个干部主持。戴笠还去发表讲话，乱吹一气……

　　李克农博闻强记，颇具胆识，又精通谋略，他不时做笔记，有不清楚之处就提问，力求做到心中有数。抗战爆发以来，国共两党合作，当务之急是摒弃前嫌，共同对敌，但又不能不提防国民党阵营内顽固派的阴谋与暗算。他郑重地表示：“我们对国民党当局的锄奸反谍工作当然要支持，共同抗日不分彼此，但我们又不能都指望他们。我们的一个法宝是发动民众。我们的党团组织都要投入宣传抗战、锄奸反谍斗争中，配合军政当局，为巩固武汉抗日重镇而出力。当然，我们随时都要提防戴笠之流背后捅刀子。我在南京协助当局侦破敌特案子时就领教过那些家伙的卑劣无耻行径……”李克农的讲话言简意赅，指明了工作的方向。

　　数月后，周恩来指示李克农，尽快获取有关日本大本营和海陆空军在各地战场上的情报。因为延安总部电台截获的日本军事情报较少，在破译方面尚存在一定困难，而国民党当局又未能真心合作共享情报资料，这对制定战略计划、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敌作战显然有些不利。正当他为工作尚无进展而感到焦虑不安时，好消息不期而至。

　　一天，李克农在办事处三楼听取在汉搞学运工作的杨述汇报时有了意外收获。杨述，江苏淮安人，1935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曾担任过北平青年团委负责人，与黄敬、蒋南翔共同成功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平津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南下请愿期间，杨述受到军统特务的监视跟踪，处境危险。迫不得已之下，他便去南京国府路(今长江路)交通部电政司找担任译电员的堂弟杨肆。几经周折，他在城西宁海路西桥7号一小洋楼见到了堂弟，受到热情接待。杨肆负责用秘密电台监听附近鼓楼日本驻华大使馆与五台山总领事馆日本电台通讯并破解有关电报密码，他让杨述暂住在自己房间里。杨述了解到堂弟虽在政府电讯部门工作，但思想进步，充满爱国热情，抗日坚决，已破译出日方许多极重要的外交情报与军政情报，是电政司密码所主要的专家。南京失守前半个月，杨肆已随电政司撤到武汉的汉口密码所，对外改称军委会特训班交通队，并租下靠近郊区飞机场附近的两幢小洋楼，分别办公和住宿。十余天前，杨述已带堂弟杨肆来长江局见过王明，作了长谈，那天恰好李克农和钱之光因公外出，又在武昌过夜，故而这堂兄弟俩未见到李克农。得知杨肆来过，李克农抚掌而笑，乐滋滋地对杨述说：“好!好!这是极好的机会，你快点作出安排，让我见到你堂弟!”

　　与杨肆建立抗日密码情报联系

　　考虑到杨肆的任务与身份，粗中有细的李克农觉得让他来八路军办事处与自己见面显然不太合适。一旦被国民党军统部门知道，可能会危及这位青年电讯密码专家的人身安全。经过再三考虑，李克农决定由杨述安排他们在汉阳一个茶楼见面。

　　两天后，李克农带着两名年轻助手悄悄离开汉口的办公楼，在街巷里左拐右绕，在确认身后没人跟踪后，他们才分乘上人力三轮车去渡口码头。码头上军警宪兵正在忙于盘查他们认为可疑的汉奸和通敌分子。李克农为不暴露自己行踪已作了必要的化装，换上深色长袍，头戴礼帽，鼻梁上架一副墨镜，顾盼之间，甚为机警。他们三个人搭乘轮渡过江，到了汉阳。在临江马路上一家“楚风”茶楼里，他们见到了已等候着的杨述、杨肆堂兄弟和一位俊拔儒雅的青年男子，想来此人便是杨述在汇报中提到的在电政司工作的表弟王维钧了。楼下茶客较多，烟气腾腾，茶香飘溢。李克农与杨述等人交换过眼神，打量了周围，便不约而同地登上楼梯来到二楼。江风扑面，吹送来阵阵寒意。杨述将堂弟、表弟一一介绍给李克农，他逐个亲切地握手致意，略作寒暄后便围着茶桌坐下。李克农的两位助手则坐在靠近楼梯边的桌边，以观察周围的动静，确保安全。交谈中，杨肆先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杨肆早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1930年经友人介绍去桂林的广西大学执教数学;他天赋过人，爱动脑筋，在数学上对排列、组合方面颇有些研究。他的表弟王维钧也毕业于光华大学化学系，比他低两届，经导师颜任光介绍进入上海国际电讯局工作，不久就成为局长温毓庆博士的助手。温毓庆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曾为蒋介石研究过中文密电，破译过冯玉祥、阎锡山及唐生智、李宗仁等方面的不少重要密电，后在上海真如镇忙于兴建我国第一座国际电台。

　　九一八事变后，温毓庆与宋子文一样，亲美英而又坚决主张抗日。他痛感到我国急缺懂得研究日本密电码的专业人才。思想进步、学生时代就参加过抗日游行示威的王维钧成为温网罗的人才，专门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内地以及南京大使馆来往密电并作分析研究工作。1935年初经王维钧引荐，杨肆辞去广西大学教职，迢迢千里来到南京交通部电政司，通过了温毓庆的考核，担任日本密码研究员。说来也巧，杨肆本就通晓英语，又会些日语，对开展工作大为有利。

　　随着工作的进展，年轻的杨肆已能独挡一面，因为成绩卓著，几次受到温毓庆的表彰和奖励。1936年，密码检译所已初具规模，在研究工作上已能够跟上日本密电码的变换而及时破译;在报务侦收工作上，自己已设台侦收以东京外务省为中心的日本外交国际无线电台密电，令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很满意，于是成立了研译、研究两个组和一个侦察电台。研译组由霍实负责，研究组由杨肆负责，侦察电台台长为梁伯仑。到了武汉后，杨肆和王维钧都继续受到杨述的思想影响，更向往参加共产党，并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李克农对他俩说的话听得很仔细，不时点头，亲切地给予勉励，表示党组织会考虑他俩的请求。接下来杨肆将日本密码组织的情况相告。王维钧则将密码所侦察电台呈送给温毓庆的一本最新侦察情况总结报告交给李克农。这本册子内绘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讯联络网以及在华日军前线军用电台相互联络通讯的联络网，并有电台呼号、波长和通报时间及文字说明。这个总结，按月呈送一本，温毓庆阅后即交王维钧保存，封面注明台长梁伯仑和他的名章。李克农翻阅一会儿，不住点头对三人说：“这个对我们是很有用的，我们也要研究日本密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他还提醒杨肆和王维钧表兄弟，务必注意保密。因为戴笠的军统在武汉三镇很活跃，到处都有军统的特务和线人。他们打着“抗日锄奸”的旗号却尽干排除异己、暗中反共的勾当。近日已有几位刚在武昌加入中共组织的东北流亡青年惨遭特务绑架杀害，弃尸东湖边……这次特殊的会面是杨肆和王维钧正式和共产党方面建立秘密联系的开端。以后他俩又曾数次向李克农递送有关情报。而李克农便及时将这些对抗日作战极为重要的情报转送给党中央。周恩来曾两次在内部会议上表彰李克农和他的战友们在情报工作中作出的杰出贡献。

　　李春祥的叛变导致两个重要的日谍漏网

　　1938年初夏，日寇主力20余万分两路进攻大别山区和江西万安、九江一带，与中国守军日夜激战。我国军民为了保卫华中重镇武汉，前仆后继，英勇地抗击装备精良、凶焰甚高的敌寇。尽管伤亡惨重但也让敌寇付出不小的代价。武汉上空的空战也时有发生。李克农通过我党的情报系统，了解到南京的日本陆军“松机关”秘密派出一名高级间谍狩野贞治中佐经陆路潜来武汉，以协助行踪飘忽诡诈、几次逃脱中方军警追捕的日谍金马高，加强破坏活动，重点是猎取武汉地面防空部队各阵地的情报，并设法袭击来华参战的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的飞行员和几个飞机场。知道事态紧急，李克农亲自给武汉卫戍副总司令罗卓英和战区参谋长郭忏打电话，提请他们及时采取防范行动，挫败日谍的阴谋。罗卓英显然很不耐烦，说他们已有安排，不必李秘书长操心。而郭忏则告诉有过几次晤面之交的李克农，最好直接和主管战区情报工作的张振国处长联系。李克农于是派情报组长刘杞天去见张振国。这一回多少有点收效。张振国接待了刘杞天，还客气了几句，听取了汇报，表示他将会与警察局长蔡孟坚碰头，加紧各要地、各机场的保卫工作，加设哨卡，增加机场巡逻部队力量。张振国还说：“我张某人久闻李克农大名，他也算是个人物。放心好啦，我们不会加害于你们的，共同抗日是大局嘛。不过别人如何对待你们我就不好说了。”刘杞天听出张振国是话中有话。他早就听李克农说过，张振国仗恃陈诚作后台，对军统的戴笠从不买账，在武汉他坚决不准戴笠插手他的情报体系，两人矛盾很深。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后，刘杞天向李克农作了汇报，他神色凝重，沉思良久，才叹气说道：“他们的这种态度对抗日大局是不利的，当然我们不能泄气。眼下，一切服从于抗日大局……”

　　7月18日，刘杞天匆匆赶回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向李克农报告：我们的同志因得到民众和商家举报，跟踪身份不明的可疑人员至汉口大智门一巷内，发现有两个人与那可疑人员接头，两人中年龄略长些的中年男子，矮胖壮实，国字脸，内八字眉，眼睑下有黑痣，与内部通报的藏在武汉的老牌日谍金马高外貌很相似;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的同志暂时中止了近程跟踪，并请刘杞天向组织上紧急汇报，请示如何行动。李克农询问情况很仔细，考虑再三，他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碰头会，有六位同志参加。李克农希望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发表意见。刘杞天在南京反日谍情报战中就露过身手，立过功，他主张最好自己一方动手，捕捉日谍嫌疑人员再交给当局有关部门，刘九洲等好几位同志认为此议可行。情报员李春祥保持沉默，他似有点心不在焉，默默地吸烟。他是负责每隔一天与国民党情报部门交换抗日情报的。他平日含而不露，办事利落，话语不多，给人以精悍之感。李克农叫他也谈谈看法，他笑说：“我认为最好还是要谨慎行事，再考虑周到点。”李克农听着不置可否。近日里，他凭着老情报专家的直觉，总感到这个同志好像有点不对劲，对他已有些不放心，已打算不久后另行安排刘九洲干李春祥的工作，眼下正进一步观察他。开会商量的结果是，次日派人继续跟踪敌特嫌疑人员，并相机下手抓住他们移交给当局。不料，行动组扑了个空。原来，已被军统人员拉下水的李春祥当晚就用电话密告军统二科。他的本意是想让军统夺下大功，却不料军统内部已潜伏有日谍的内线，立即向同伴报警，导致两个日谍头目闻风而逃。

　　1938年10月，日寇逼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决定撤离。在新升隆号开船前夜，李春祥借周恩来的名义，拿走船上一只皮箱，悄然离去。李克农很快意识到那次泄密显然与已叛变为军统效力的李春祥有关，但损失已不可挽回了，这算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吧。

　　1941年，已加入共产党的杨肆奉李克农之令，秘密打入军统局高层，因破译日本密码屡立大功，升为密码研究室少将衔主任，长期为我党提供情报工作。后与李克农中断了联系。上世纪50年代因所谓历史问题蒙受冤屈多年。80年代初，他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杨述在解放后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1982年辞世。他的夫人便是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多年的著名作家韦君宜。王维钧于80年代初从国家安全部门岗位上离休安度晚年。他也是抗战初期武汉风云的见证人之一。功勋卓著的李克农于1962年2月辞世，享年63岁。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5-02-19 16: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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