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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革命家与山西抗战
2015-08-01 08:48:32  来源:凤凰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四、朱德、彭德怀战斗在太行山上,指挥八路军筑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铁壁铜墙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长驱直入,华北地区面临着沦陷的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冒着敌人的炮火,挺进山西抗日前线,这支威武的军队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就是朱德、彭德怀。在向全国发表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通电中,朱德、彭德怀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决心“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奋斗到底!”

  从1937年9月到11月,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以劣势装备抗击强敌,在挺进山西后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就与日军进行了大、小100余次战斗,歼灭日军1.1万余人,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挫灭了它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的狂妄计划,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太原失守后,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由晋东北五台山地区向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挺进。此后,直到1940年春,朱德、彭德怀生活战斗在太行抗日前线,以太行山为中心,领导华北敌后抗战。

  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二战区反攻太原,阎锡山拟定分三路向太原反攻,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任东路军总指挥。当时,一些国民党将领对坚持敌后抗战没有信心,朱德在东路军将领会议上饱含深情地指出:作为一名中国人,就要为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我们的选择是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术上的速决战。在朱德的开导和激励下,东路军中的许多国民党军队不仅没有像阎锡山指挥的西路军那样仓皇逃遁,而且始终能与八路军配合作战。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朱德这首《寄语蜀中父老》的豪迈诗篇,真切地反映了八路军在太行山上顶风冒雪、不畏严寒、英勇杀敌的英雄气概。由于日伪顽的联合进攻和经济封锁,太行山上的军需民食相当匮乏,年逾半百的朱德和战士们一样,过着节衣缩食的艰苦生活。他的衣裤从膝盖到袖口,打满了补丁。身边的警卫员看到三九寒冬,他和战士们一样穿着单薄的衣裤,几次提出要给他换套新的,但都被他拒绝了。大雪封山,总部机关没有柴烧,管理人员到附近煤窑上买了些煤,为照顾朱德,给他多发了一些,朱德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管理员。为了战胜严重困难,朱德召集总部直属机关人员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附近开荒种地。在武乡县砖壁村朱德住房的窗后,有一盘石碾,他一有空闲,就出去帮老百姓推磨碾面,借以了解群众的疾苦,宣传革命道理,许多群众就是从这“连心碾”旁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朱德不仅带领八路军坚守在抗战前线,而且十分注意团结国民党军队一道抗战。1938年1月,朱德和卫立煌一同参加了蒋介石在洛阳主持召开的第一、二战区军事会议,朱德平易近人、谦虚忠厚、艰苦朴素的作风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卫立煌问及八路军在装备简陋、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士气高昂、连打胜仗的原因时,朱德向卫立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和主张。他说: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在战斗中都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战,他们都有一个救国保民的坚强信念。我们的官兵是一致的,相互平等,废除了封建打骂制度,官兵同甘共苦。特别是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犹如鱼水关系,军队有铁的纪律,对人民秋毫无犯,又为人民谋利益,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洛阳军事会议后,在研究第二战区对敌作战问题时,卫立煌仍然心中无数。朱德向卫立煌着重讲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杀我人民,掠我财富,他们是失道者,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而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英勇抗战,是得道者,不仅全国人民会拥护支持,而且,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也都会同情和支持。在军事上,我们改变战略战术,采取灵活的方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政治上,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和为国为民献身的精神,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坚守华北,守住了华北,对全国抗战就有很重要的意义。朱德的话使卫立煌增强了坚持华北抗战的信心。

  从1937年9月到1940年4月,朱德在山西抗日前线近三年的时间。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虽是八路军总指挥,但他“朴素浑如田家翁”,和战士一样穿布衣破衫,吃糙米野菜,住窝棚窑洞。对战争的艰险,他从容镇定;对生活的困苦,他甘之如饴。毛泽东曾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从1937年9月来到山西抗日前线,直到1943年9月离开太行回延安,始终战斗生活在抗战前线,指挥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他的威名令日寇闻之胆寒。

  1940年8月,驻华北的八路军集中105个团的兵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严重破坏了华北日军的主要交通线,正太铁路停运达1个多月之久,同蒲铁路北段两次被切断,平汉、津浦、北宁等铁路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拔除了日军的大量据点,使日军遭到重大损失。作为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的名字与百团大战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场大规模的对敌进攻性战役,打出了八路军的赫赫军威,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成为抗战期间八路军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果最为辉煌的战役。百团大战的胜利,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0年4月,朱德回到延安。同年11月,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也回到延安。此时,留在华北抗日前线的北方局常委只剩下彭德怀一人。此后,彭德怀实际上全面担负起华北敌后党政军民抗战的领导责任。这一时期,正是华北敌后抗战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日军连续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敌人的频繁“扫荡”、“蚕食”,使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军需民用都发生了严重的困难。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和“蚕食”,彭德怀从容镇定,指挥八路军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在领导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彭德怀十分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游击武装的建设,1941年3月28日,他在北方局党校发表了《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重要演说,根据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提出了建立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并对三者各自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及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彭德怀的这一方案,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赞同。中共中央军委于同年11月7日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肯定和普遍实行了这一武装体制。

  1941年11月,在日军大举“扫荡”太行山区时,北方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彭德怀代表北方局作了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阐述了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新政策,指示根据地武装建设的中心放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建立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和百万不脱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彭德怀的指示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各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得到迅猛发展,大批青壮年脱产参加了县、区基干队,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更是普遍发展。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彭德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战士和群众的疾苦,与抗日军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带头吃糠吃野菜,把节约下来的粮食支援受灾的村民。他的衣服破了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却把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给了一位抗日自卫队员。他亲自带领八路军指战员从太行山上向驻地上麻田村修渠引水,使石多土簿、十年九旱的上麻田村有了几百亩能浇上河水的水浇地。

  彭德怀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正是华北抗日根据地进入建党、建军、建政的全面建设时期。他先后在北方局党校和北方局会议上作了《民主政治和“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关于根据地政权及农村统一战线问题》《财政经济政策》等报告,对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和加强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政策措施。对于根据地经济建设,彭德怀主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反对贪污和浪费,从而达到自给自足,支持长期战争。

  1942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日军于2月和5月间疯狂“扫荡”太行抗日根据地,抢粮毁苗,再加上连续两年的大旱,使根据地的困难达到了极点。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彭德怀号召军民抗击日寇的抢粮行为,他还与八路军总部技术人员研究,制成湖南式水车,帮助群众车水抗旱,并带领总部及北方局人员为群众修渠挖塘,千方百计帮助群众渡过了严重的灾荒。

  1943年7月3日,彭德怀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怎样坚持了华北六年的抗战》一文,总结了抗战爆发六年来华北军民抗战的经验,指出:“自1939年起,黄河即被封锁,我军与大后方隔绝,孤悬敌后,粮弹两缺,靠着自己生产和民众协助,解决了粮食、被服,依靠指战员的英勇攻袭敌之据点堡垒以及反‘扫荡’之胜利,夺取了敌人无数弹药武器,补充了自己。正因为如此,才能屹立敌后,坚持六年。这绝非偶然侥幸所获得,而是从六年来军民合作,共同努力,不惜牺牲,不怕艰苦,英勇奋斗中获得的。许多先烈尽忠职守,奋不顾身,创造了我中华民族光荣的史迹”。

  1943年秋,华北抗日根据地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根据地走向恢复和发展。同年9月,彭德怀离开生活战斗了6年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奔赴延安。

  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老一辈革命家任弼时、邓小平、叶剑英、彭真、杨尚昆、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左权等都曾在三晋大地运筹帷幄,挥师决战,他们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山西革命史册。

  (作者单位: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8-01 09: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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