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
2016-01-07 09:02:21  来源：黄道炫  点击：  复制链接

　　二

　　抗战初期和此前的苏维埃时期的最大不同，就是国共两党结成联合抵抗日本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中共此时期的发展和统一战线的旗帜不能分开。由于抗战时期统一战线及对外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共在国内政治中获得了更加自由的活动空间，发展方式更为多元，除武装的直接推动外，统一战线及统一战线形式下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是其扎根、发展的另一重要途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构成中共发展互为促进的三要素，此即毛泽东所表述的：“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37)

　　抗战爆发后，根据坚持华北抗战、拱卫西北根据地的方针，中共迅速向华北地区做全面的武装和政治渗透。由于初期武装力量弱小，政治方式是这种渗透的必要路径。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共尽可能地与各地实力领袖结合，既在政治上取得地位，也藉此获得活动空间，在各地广泛发展群众组织，扩大党的组织和影响力，一步步实现武装力量的壮大和党的意志的贯彻。

　　抗日统一战线，就全国而言，主体是国共两党的合作，不过，在华北，事实并非那么简单。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华北的控制有限。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军政力量被进一步压缩，地方力量则出于自己的生存需要多选择留在当地，因此，中共向华北的伸展，其实更多面对的还是和这些地方势力间的纵横捭阖。

　　抗战初期，几乎在华北所有省份，都可以看到中共对当地政治军事力量开展统一战线的实例，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应该是山西。山西的阎锡山和蒋介石长期周旋，保有对山西的控制权。1936年红军东征，中央军在援助山西的目标下，大举入晋。中共回撤黄河以西后，中央军仍然留驻晋南，而晋南“历来是反阎派的中心，有反阎的传统，阎锡山的银行发行的票子就过不了韩信岭”。(38)中央军和晋南反阎力量眉来眼去，使阎深感戒惧。在此背景下，作为对南京潜在威胁的抗衡，阎锡山和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一样，选择与中共来往，试图通过共产党力量的引入，抵消南京中央的影响。

　　1936年5月和8月，阎锡山两度与有中共背景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见面，同意取消对陕北红军的封锁，与中共合作，“成立一个以抗日为宗旨的山西自己的独立的群众团体”。(39)9月，薄一波等中共党人由北平监狱释放后，参加由阎锡山任会长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实际主持会务，有效实现对山西政治、社会、地方民众的影响。(40)由于有来自阎锡山方面的支持，加上中共党人的大力推动，牺盟会迅速覆盖整个山西，成为山西最大的一个群众团体，如报告所言：“牺盟是二战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全山西所有的民众救亡团体——农救、工救、妇救、青救、文救——统统是在牺盟的支持之下，牺盟的活动，象一根红线似的贯穿在各个救亡团体中间。”(41)牺盟横的发展可以牵起山西各团体和组织，纵向则直接扎进县乡基层：“全山西每个县牺盟的民运干部至少有30至50人，从牺盟的特派员以至各种群众组织的干部。”(42)薄一波后来回忆，1939年夏，牺盟会在山西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时，“以牺盟会的名义组织起来的农救会会员发展到170万人，工救会会员发展到20万人，妇救会会员发展到30万人，青救会会员发展到30万人。这时，包括这些团体会员在内，牺盟会的全体会员总数已经发展到300万人左右。”(43)尽管由于战时统计困难等原因，这一数据或不无夸大，但牺盟会组织群众的能力毋庸置疑。实际上，地方牺盟会显示力量的方式甚至遭到薄一波的批评，他举出的几个被认为是过于急躁的例子，侧面证明牺盟会一言九鼎的威势：“某县的群众运动，亦算十分开展，革命势力抬头，该县县长、区长及其他公务员，有些不合该县群众运动领导者的口味，据云并不算坏，但还不如他们革命。在武汉失守后的一个紧急大会上，对动员工作没有十分讨论，也有些急躁，沉不住气，暴跳如雷的样子，要压迫县长及一切公务员减薪……过不了几天，县长、区长辞职，专员公署照准。”“某县群众运动亦相当开展，革命势力抬头，其领导者硬要开玩笑似的让一个相当有声望的人，白天送信，晚上放哨，以示今天的力量比他大。”(44)不过，当薄一波批评下属的时候，他自己的行为也颇大胆，杨尚昆报告：“续济川是旧派的人物，在晋城一带对牺盟工作颇多阻挠，薄对他完全采取一种打击的态度。在决死一纵队随东路军恢复的县份内，虽然不属薄之行政范围，据说薄都已委了县长，并向阎、梁报告说：‘他(指续)不派人负责我已经派了。’在我看来这似乎还太过一些，可以增加冲突，但听说阎、梁反颇赞薄能干，似乎很满意的。薄一波仍不失为阎、梁之第一个干部！”(45)

　　牺盟会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但强烈的政权推动性质，使其群众运动的开展，直接指向政权建设：“牺盟是军政民化合的伟大力量。牺盟不单纯是一个民运的团体，它已在民运工作深入开展的基础上，改造政权，创造革命武装，形成战胜敌人、复兴中国的一部分力量的雏形，这就是军政民的化合力量。”(46)这在相当程度上点出了抗战初期中共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方向，即群众运动、政权建设、武装缔造相需并进，群众运动最终服务于壮大力量、抗战求存这一目标。正因此，在牺盟会逐渐扎下脚跟后，适应抗战爆发的形势，顺势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即山西新军。新军包括4个纵队。各纵队政治委员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均为中共党员。1939年夏，全部山西新军共计50个团，主力部队约5万多人。至此，中共在阎锡山的旗号下，通过牺盟会、政权、新军，在各个层面上实现了对山西的渗透。1939年，山西全省105个县，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特派员或新军干部担任，而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员”。(47)在中共控制区内，已经形成这样的舆论：“群众认为阎锡山投降了共产党，薄一波是个大共产党，年月快变了。”(48)

　　阎锡山支持牺盟会的发展，以之对抗南京中央的渗透自是重要原因。在和中共合作同时，阎对国民党中央力量介入山西一直高度警惕，中央军入晋，被严格限制不得插手山西省政。统率山西地区中央军的卫立煌曾向蒋介石报告：“我中央部队，入晋以来，在特殊情形下，对政治工作及组织民众，向不过问。惟今见收复各县，民困日深，如不速谋以政治力量，把握民众，确立根据地，将来中央部队前途，势将日趋危殆。”(49)为此，他曾在山西省政府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中央军亦参加各县总动员实施委员会，以统一战线，加强救亡工作”的要求。对此，“当时各专员各县长均未置可否。迨闭会后，各专员即纷纷电阎锡山请示……阎复电谓：不可任中央军参加各县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并饬各县迅速加紧动员工作，勿贻口实，乘机加入。”(50)可见，抵制国民党中央在政治上渗透山西，是阎的重中之重，牺盟会通过对中共力量的借重，帮助阎更好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客观上为阎消除了中央插手山西地方的借口。

　　阎锡山借重中共发展牺盟会，某种程度上还是其借力打力、抵御中共的一个办法：“八路军之开入晋省，山西首当其冲。初时，阎氏应付办法一变过去作风，提出新的做法，组训民众，创办民大，建立新军，目的在加强统制力量，不留有空机会为共党活动余地。”(51)在当时的状况下，阎锡山和中共两方面都不无借鸡下蛋之意。中共可以通过支持阎锡山抗战维持华北抵抗局面，在山西生根并经由此向外伸展，获得生存发展的更好空间；而阎锡山则预估到在日军和国民党中央挤压下，其继续独霸山西殆无可能，希望借重中共既帮助抵抗日本，又以其组织和宣传巩固自己对山西的控制。对这一合作的走向，任弼时曾在共产国际谈到，阎锡山有一个隐秘的判断：“阎锡山：‘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山西像点燃了十支蜡烛，晋绥军只点燃了一支蜡烛。中央政府军只是像点了一盏油灯。但共产党有一个弱点，它没有故乡，因此1932年德国共产党虽然有强大的力量，但还是被希特勒镇压下去了’。接着他说，‘山西省的政权掌握在我手里，还可以做点事’。”(52)阎锡山清楚中共的力量，却以德国共产党为鉴，认为外来的和尚很难真正念好中国的经，幻想中共最终会被其本身消化。阎锡山的如意算盘中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即中共不是德共，中共的武装是实实在在的力量，正因此，随着中共的不断成长，双方初期统一战线中的双赢局面逐渐难以为继，破局几难避免。

　　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邻省，中共武装力量出动，山西也是首要的目的地。政治上与中共合作同时，阎锡山在日军进攻山西背景下，欢迎八路军入晋，协同坚守山西。中共报告对阎锡山坚守山西有一个精当的判断：“阎表示他决定留在山西打游击。他说：‘宁愿抗战死在山西，不愿流亡他省’。他说不能离开山西，意思大概是说：如他离开山西，山西就不会再是他的了。”(53)1937年9月，周恩来与阎锡山面商，达成多项谅解，周报告，双方同意“成立绥察及晋北战地各级动员委员会，争取民主集中制，在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给人民权力与利益，以实施战争全部动员及组织游击战争，各级政府不得干涉。我们拟出工作纲领，阎同意后，即由八路军出面与晋绥合作。”(54)随后，八路军陆续开入山西，平型关大捷就是八路军在山西战场的成功战例。当然，八路军的出动，从来不是作为正面战场的补充，而是以执行自己的战略方针为目标。在正面战场连遭败绩，华北乃至山西的局面日益严峻时，毛泽东冷静地估计到：“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即游击战争亦恐不能好好支持。阎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55)在此形势下，毛要求：“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一二○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56)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准备在山西持久抵抗的姿态。按照这一部署，中共武装力量持续挺进到山西东南西北的各个角落，夺占交通线，占据要点，逐步建立根据地的雏形。刘伯承曾谈到：“拿山西来说，共有一百零五个县，只有二十个县才有日本军队。除晋南不计外，也空出不少的地面。这已成为发展游击战，组织民众，遂行运动战的好场所。”(57)11月1日，刘少奇和周恩来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成立晋察边、晋绥边、晋东、晋西、晋东南等军区，并计划成立各军区军政委员会，由聂荣臻、关向应、徐向前、邓小平等分任主席。这一计划初步构成日后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根据地的雏形，并成为日后中共背靠陕甘宁地区、进出华北平原的重要根据。

　　向山西的武装出动及统一战线模式下牺盟会的支持，对中共在华北的扩展功不可没。牺盟会的模式代价小，发展快，堪称壮大自身的捷径。由于其打下的扎实基础，尽管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中共与阎锡山的合作破裂，但山西事实上成为整个抗战时期，中共进出华北平原的走廊和基地。晋察冀、晋绥、晋冀豫这几个抗战时期中共最主要的根据地，作为积聚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坚固中心，或是主体即在山西，或是依托山西建立，不仅是抗战中中共的堡垒，也为战后中共的夺取政权储备了人才和各种资源。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1-07 09: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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