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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
2016-01-07 09:02:21  来源:黄道炫  点击:  复制链接

  三

  相对山西牺盟会的大刀阔斧,中共在河南不可能取得像阎锡山这样来自省级层面的直接支持,也鲜见八路军直接进入展开武装发动,而是通过小步前进、逐渐积累的方式,壮大力量。中共在河南的发展,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是其主要形式,具体到省内不同地区又各异其趣,可谓各逞机锋。

  河南是战前南京中央政府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地区,中央力量相对强盛,同时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地方力量和外来势力的争斗从未止歇:“在军队方面有所谓中央系……有所谓老西北系,如庞炳勋之一部,商震的一部及孙连仲之一部,以及最近开去的所谓东北系……在以上各系之间都有矛盾冲突,而最近厉害的恐怕还是东北军与中央军之间。”(58)相对而言,战前中共在这里只有党员百名左右,是冀鲁豫三省中党员人数最少的。力量的弱小及外来支持有限,中共只能尽其所能,寻找在这里相对可能的生存发展方式。

  抗战初期,国共合组统一战线,中国的政治光谱变幻不定,国民党内部对中共的态度错杂分歧,尤其像河南这样本就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的地区,各派力量更是各取所需:“一般的说,接近敌人的区域,国民党要开放些,在后方统治得要严密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省方与地方、政府与党部、CC与复兴社)、政府与民众特别是与会门、民众与土匪、党派之间(如国共、第三党)的矛盾,都相当激烈。”(59)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正好给了中共见缝插针的机会。比如,抗战初期两任省主席商震、程潜出于自身的非中央嫡系身份,对各方力量采取开放态度,就予中共活动以很大便利。中共发展方式是,发起成立群众组织,宣传、动员抗战,取得社会乃至政权方面同情,为自身争取保护伞。当时报告总结:“组织民众最好是能取得当局委任的名义,取得它的保护,而且取得行政权力的帮助(例如西华的群众组织的发展)。如不可能,至少在组织起来之后,在工作上表现这个组织是拥护当局进行抗日工作的。这样,当局至少不会来破坏你,有时顽固派向你进攻,它会来掩护你。”(60)报告中提到的河南西华县,根据当时的材料,组织发展相当迅速:“在党领导下,全县3000民众,分别组织少先队、儿童团、老少指导团、妇女姐妹团等……该县4个区长3个是同志,一区长及其县长均同情我们。”(61)更详细的材料显示,中共在西华甚至成了实际上的执政者:“在那里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并且因为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王际平的贪污,我们曾发动群众给以揭发与控告,押解到天水行营,再没人敢在敌人威胁下到西华办国民党,国民党部从此撤销。财政机关也从此时转入我们掌握。只有教育机关还保留在一部分国民党(员)的手中。其所以如此,由于地方同志缺乏教育人才,且在敌情紧张下忽略了教育在抗战中的作用使然也。”(62)

  西华的经验显示,面对一个控制力十分有限的执政党,在国共合作环境下,中共的竞争力的确非寻常可比。对于如何在统一战线中利用国民党政权的软弱及内部争斗,发展自身力量,当时报告有精当分析:“国民党统治表面上虽是很严厉,但是因为它统治本身的散漫与混乱,所以我们独立自主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它不许我们做,但我们做了它也不管,并且还想借我们力量以自重。”(63)正因此,中共在河南的党组织初期“多半是通过了统一战线的关系发展起来,所以是和平发展的。它不像华北各地的党之在游击战争的战斗环境中发展起来,也不是从罢工罢课抗捐抗税的斗争中吸收的。”(64)在河南,中共统战对象相当广泛:“第一战区政训处,洛阳、淮阳、郑州三个专员区的专员,以及好些县长,统一战线已建立好,并有一些同志和群众做县长与区长。对于河南省政府及省党部部分的统一战线亦是有了一些。”(65)中共在实践中还总结出一套争取同情力量的具体步骤:“1、估计对方进步程度,对我方关系的深浅和缺点。2、找出每时期对方要求,帮助他解决困难。3、对畏缩的进步分子,从侧面加深其困难,挤他靠近左边,再从正面去解决他的困难。”(66)

  在中共报告中,曾经谈到争取信阳县长的过程,可以窥见中共统战工作具体操作之一斑。信阳沦陷时,县长李德纯被认为是“富于民族意识,充满英雄欲望的人,不甘心落荒而逃”(67),这正符合中共选择统战对象的目标:“不要管对方抗日的目的如何,我们可以利用升官主义及英雄主义来和他建立统一战线,使他向抗日的道路前进。”(68)因此,中共迅速与其在抗战的旗帜下接近,李接受中共方面的建议,和中共共同开展信阳之游击战争,中共地方武装与李的部队会合,统一实施改编。随后,中共的强大组织力迅速显现,整个部队逐渐被引向中共既定的轨道:“利用合法名义,创造实质的新四军。这一计划迅速实现,我们干部取得县府第一科长、挺进队副司令、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李县长是名义司令,一切工作均由我们主持,干部配备妥当,按计划进入战区。”同时,对李及其下的干部,中共严格执行统战工作的方式,尽力扶持并加以影响、转变:“对李县长方面,第一,解决他的困难,特别是在经济上,开始打汉奸收集来的资财,交他统一分配;第二,一切意见得到他的同意,然后执行,或者作后的事情也报告他;第三,在行动中,群众中拥护他;第四,不放松的设法教育他,给他各书籍看,从各方面表现我们诚意、有办法……对待中下层武装小领袖,主要采取友好态度,为了达到归服我们,压制一下也可以。”(69)这种经由利害—思想—组织的争取上层的统战模式,在中共的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

  河南的统一战线路径,决定了中共在这里的发展,群众运动是重要推进环节。通过对上层的争取,中共可以获得发动群众的条件与机会,使其擅长的群众动员有用武之地,此即中共曾针对绥蒙统一战线工作表述的:“无论蒙人汉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均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必须上层工作弄的好下层工作方易开展。”(70)这一判断放在河南同样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统一战线既是中共联络上层的策略,更是通向下层的便道。深入并依靠群众,本身就是中共理论和原则的基本要求,面对日军的直接侵略威胁,又是复杂严酷环境下谋求生存发展的现实道路。中共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群众工作作为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工作”(71);“群众运动的任务,主要为动员参战与支持战争”。(72)实际上,在中共开展统一战线成功的地区,往往也是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在豫西,由于中共的动员及这里特殊的民情,造成了民众带枪投奔中共武装的状况,彭雪枫在给毛泽东、陈绍禹、周恩来等的报告中写道:“目前豫西各县民众每天总有三五十人,由远方来,连人带枪参加我军,尽量收容。经费无着,弃之不忍,且太可惜,世界上带着枪自动来当兵的事是很少的。”(73)而受到民众运动声势的鼓舞,晋冀豫区委在1939年初发出的文件中提出宏大计划:“全区至本年‘五卅’应组织群众实数达三百万左近,培养干部百分之一,约二万至三万左近,注意培植群众领袖。动员群众参加各抗日部队至少二万至三万。”(74)

  群众运动中,青年运动有其特殊性,中共在河南的统一战线工作,巧妙地把青年运动和统一战线相结合,充分体现中共统一战线的灵活性。一般而言,青年有理想、热情和冲动,投身青年运动者一般都出身知识分子,具有较为厚实的家庭背景,因此,青年既可以是统一战线的对象,也可以做统一战线的桥梁,此即中共报告谈到的:“一般的说,计划一个地方的群众工作,在河南是先组织青年团体,经过它来开创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因为,他们可以有地位来创立地方的上层统一战线,同时也有地位来做下层工农工作。”(75)通过青年及其家庭背景展开统一战线,相对安全,成功概率也高。1938年秋,活动在河南的朱理治报告,“在我们领导之下的青年组织已有74个(游击区除外),有17万多会员,其中44个团体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包括有1万多会员。除此之外,在豫东几个县,有广泛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单在西华一县,至少有2万多人。这些青年组织,分散到河南各个县,成为当地救亡运动的推动者。他们一面能够帮助地方建立上层统一战线,一面掩蔽下层工农工作,他们自己每每即成为当地地方长官抗日工作的最忠实的帮助者。”(76)这应该是青年在统一战线中特殊作用的真实写照。

  中共在河南的发展,善用力量,居然在表面一统天下的国民党内部,寻找出生存发展的巨大缝隙,于中共而言,实属力量的正常发挥,然在国民党中央眼里,却倍感威胁:“豫西民风强悍,素为匪薮……好乱者众。共党企图以豫西为根据地,其党羽分布各地活动甚力。”(77)他们描述的中共发展模式是:“先秘密进行民运工作,离间军民感情,使我感受困难,自动退出。如有少数游击队,则利用民众解决之,以引起民众与我斗争。”(78)国民党方面被动应付的窘境跃然纸上。尽管河南的中共党人相当活跃,在河南竹沟、西华、桐柏等地,也有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建立,不过相比华北其他地区,由于没有八路军的直接开进,及河南国民党军政力量的相对较强,中共在河南的发展更多还是依赖统一战线的和平方式。因此,当国民党方面1939年逐渐改变政策,加紧与中共争夺时,中共在河南的生存迅速遭遇困难。此前统治层不少人与中共来往,本就出于利害关系,一旦形势有变,难免随波逐流。1938年6月,中共曾报告:“统战工作在豫省开展,程潜、李世璋、戴民权、孙殿英、何基沣及各区行政专员,均与我有联系。豫西之别廷芳在南阳、镇平、内乡、淅川(为我于陇海路断后入陕大道)有武装近十万,已派代表与之见面,别表示只有共产党不逃,将来只有共产党天下。”(79)报告中提到的别廷芳,此时信誓旦旦,但在国共关系趋于紧张后,就迅速与中共拉开距离,甚至兵戎相见。同样的例子在河南各地报告中都可以看到:1939年随着国民党反共空气的浓厚,统一战线在灵宝地区的“陕州是一蹶不振,上层统战呈现着停顿状态。卢氏上层亦如此”。(80)密县的国民党特派员抗战之初一直对中共亲善,此时不得不改弦易辙,动摇起来:“自己则不坚决同顽固派作斗争,反而怪我们在密县扩大革命势力。他要求我们不要在密县发展党员,只做农会工作。”(81)

  河南的状况如果联系国民革命时代国共合作的历史,颇富趣味,某种程度上,20年代国共间风云变幻的一幕似乎又在河南重新上演:中共在统一战线旗帜下风起云涌,但一旦国民党积极反共,中共力量即迅速消沉。之所以如此,力量的对比应该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根本原因,在中共全党都高度重视武装的抗战时期,河南偏于统一战线的现象既非政策问题,也不是执行错误,而是中共在这里可以着力的程度使然。这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被历史创造的实例,也是近代中国政治中,武装才具真正发言权的又一证明。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1-07 09: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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