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
2016-01-07 09:02:21  来源：黄道炫  点击：  复制链接

　　四

　　很难有资料证实，抗战初期中共财政状况和其在华北境遇存在的逻辑关系。不过，作为政治力量的基础性支持，财政的重要性应无疑义。讨论抗战初期中共的发展，对这一阶段的财政状况稍加辨析，或尚非画蛇添足。

　　抗战爆发后，中共的财政困难有了很大纾解。当时，中共收入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国民政府的拨款。这笔款项早在抗战开始前即已确定，1937年6月，何应钦呈报蒋介石：“第三者经费每月三十万元，二十六年度军务费总预算并未列入，除造送追加预算外，拟恳电饬财政部，以后按月如数照拨，以凭转汇。”对此蒋介石批示：“如拟。”(82)抗战爆发后，经费不定期有所增加，根据国民政府1940年的报告，前几年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经费经常部分为：八路军1937年月发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1939年8月份起加发兵站临时补助费2.5万元，合计月发65.5万元。新四军1938年1月核定四个支队月各发经费1.5万元，军部6000元，共6.6万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发经费2万元，共8.6万元。6月份重新核定该军经费每月11万元。1939年加发战临费每月2.2万元，每月为13.2万元。(83)此外，两军还有些临时经费，如1938年发遣散老弱10万元。1939年拨发八路军医治负伤将士款十万元。(84)

　　对国民政府发放经费，政府方面公布的数据和中共财政部门数据，两者出入甚大。中共统计的1937至1939年国民政府核发经费(法币)具体数据为：1937年7月至12月共拨发1527672.84元，1938年为4480157.16元；1939年为5000436.10元；1940年1—10月为4997074.11元。(85)国民政府宣称发给的数据几乎倍于中共财政部门的统计。之所以如此，或和中共对经费的处理有关。抗战初期任边区银行行长的曹菊如回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国民党政府按月拨付一定数额的军饷，此款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取，一半送交延安，一半买成商品，作为光华商店进货，由光华商店供应给机关、部队和群众。”(86)也就是说，这笔经费中的一半很可能没有进入财政账目，而是留在西安办事处，用于采购物资。有关回忆材料显示，西安办事处处理经费的确数额不菲。办事处经理科人员回忆，抗战前期，他一次购买武器的经费就达“2万元”。(87)另曾一次购买汽油几万斤，“分批向延安运去，直到四六年北关仓库还存放了一些汽油”；“棉花一次就买过几千包”。(88)为了运输物资，办事处“租用了商车四十部”，“买过各类物资……市场公开出售的物资我们买，国民党控制的物资我们也想办法买。”(89)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侧面证实经费状况。1938年2月，张闻天谈到：“我们每月从蒋介石那里总共得到50万墨西哥元。这些钱是这样使用的：25万元用于前线需要，其余25万元用于后方需要、党务工作、报纸和杂志的经费，等等。”(90)考虑到墨西哥元的价值要略高于中国银元，50万墨西哥元和前述国民政府提供的经费发放数字显然更为接近。另外，彭德怀在1939年初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也提到，八路军“以核发之五十万元，暂供八万五千人之用，旋蒙委座体念艰困，加发米津十万元”。(91)这一数字和前述国民政府报告中的数据基本吻合。

　　除国民政府发放的薪饷外，中共的另一经费来源即为对控制地区的征发。抗战初期，中共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原则，一般状况下，将钱粮征发对象锁定为富裕阶层。这一政策改变此前按照田亩纳税的惯例，减轻大部分普通农民负担，受到民众欢迎。不过，战争状态下，这一政策的执行效果难以完全保证，中共方面承认：我们从老百姓那里得到的钱也有限。因为第一，老百姓深受敌人掠夺之害，而第二，现在我们不能继续使用没收地主和富农财产的老办法，因为这会违背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92)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6年全年的没收款达到602858元，1938年则下降到39500元，1939年继续下降，只有10700元。(93)另外，由于抗战初期中共为争取民众支持，采取轻徭薄赋政策，税收等征收相当有限，陕甘宁边区1939年的税收收入仅有658213元，仅占财政收入8847427元的7.4％。(94)征发还很难成为根据地财政重要的来源。

　　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资金支持是中共抗战之初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期待。1938年初，康生与苏俄代表谈话时强调：“在我们动身来这里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答应拨给我们150万美元，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也答应我们拨款3万美元用于治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95)他同时表示：“我们需要资金用来扩充我们的军队，购买武器装备，建设我们的国防工业，支付政府和中央的开支以及办报的经费。”(96)康生特别提到：“在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和日本人半占领的地区，老百姓拥有足够数量的武器，他们很愿意把这些武器以不太贵的价格出售。无论如何，我们确实已经知道并经过验证，我们所需要的武器只要有钱就能够迅速买到。”(97)康生向苏俄要求的这笔资助，在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可以找到下文，1938年2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援助中国共产党50万美元。”(98)这应该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兑现诺言的一部分。另外，曹菊如曾报告其经手中共中央特别经费的经过：“我经手管理特费收支账目，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开始。在这以前，曾经从外面来了大约几十万元。”(99)这笔巨大的款额，不清楚是否和苏俄的经费支持有关系。

　　1939年初，中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继续提出财政援助的要求：“你们为我们募集的钱都用光了。兑换时没有遇到困难，也没有引起怀疑……在中国各地开展了大量工作，需要大量开支……上述困难的一部分我们将自己解决。请您提供资金上的援助。”(100)7月，中共中央将这一援助要求的数额具体化：“请你们尽快在财政方面帮助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不止一次的大数额——5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101)当然，这样的数字似乎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102)稍后，中共中央在一份关于收到款项的报告中称：“我们应从你们那里得到规定给我党的300000万美元”。(103)由于资料的零碎不全，很难对每年的援助额给出准确数字，但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援助款的一系列电文看，中共每年都从共产国际得到援助，1938年初得到的那50万美元，以当时比值计算，约合法币200万元。除此之外，苏俄方面还间歇性地予中共以物资援助。

　　苏俄的财政援助，在抗战之初，当中共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地域和武装力量有限时，可谓雪中送炭。以当时中共主要控制区陕甘宁边区为例，1937年，财政收入526302.45元，财政支出497882.74元；1938年，财政收入907943.31元，财政支出814563.49元；两年相加，收入、支出分别为1434245.76元、1312446.23元。(104)与之相较，苏俄数百万元的资金援助超出整个边区财政支出，援助的份量可见一斑。

　　抗战时期各方面的援助，是支持中共财政的主要力量，这一点，由中共中央付给陕甘宁边区的外援收入中，可直观见出。1937—1940年，中共中央从外援资金中拨付陕甘宁边区的数额分别为：1937年10—12月为406391.01元，1938年为468500元；1939年为5666667.34元；1940年为7550855.04元。外援收入占边区财政收入比重分别是：1937年占77.2％，1938年占51.6％，1939年占85.8％，1940年占74.7％。(105)外援成为抗战前期边区财政的主要依靠对象。所以，当时中共文件明确写道：“中央及边区党尽量争取外援，减轻民负，外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106)外援使中共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边区公粮负担显示，1938年边区共征公粮14197石，占收获量的1.32％；1939年15955石，占2.98％；到1940年由于通货膨胀，外援收入贬值，征收量才有明显的上升态势，占6.37％。1941年后继续上升到10％左右。(107)抗战初期的数年间，粮食不足部分由财政拨款对外购粮，购粮款达整个财政支出的10％左右。(108)

　　客观而言，由于有国民政府发放的堪称丰厚的军饷(109)及苏俄援助、海内外捐款，抗战初期中共的财政来源比较充足，财政负担不重，陕甘宁边区在战争之初的几年里，财政一直节余。山西方面，阎锡山曾报告：“敌人以怀柔为政策，某部又以免粮免税为号召，不得已亦将各种捐税宣布豁免”(110)，此所谓“某部”，就是指的八路军。山西方面中共的免粮免税号召，当然首先是由于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克制的财政支出，来自中共中央的财政支持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事实上，从中共河南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种支持的线索。(111)由于资料限制，要准确还原当年资金在各个根据地的具体运用状况，恐怕已经很难做到(112)，但总体资金的相对充裕，对中共减轻民众负担、争取民众支持，应该会有相当的作用，这或许是观察中共抗战初期发展也应照顾到的一个侧面。

　　抗战初期，中共面对当时纷繁复杂的形势，审慎估计各方力量变化，因势利导，在日军、国民政府和地方力量问求取自己的有利生存空间，实现政治、军事目标的利益最大化，堪称政治力量谋求发展的成功范例。无论武装出动，还是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中共在华北都放在具体情境中灵活运用，原则和策略不断调整，中心则不离力量对比这一核心要素。中共在华北的出动，将一支最初仅三两万人的偏师，在一年时间内，即打造成华北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力量，为日后华北日、共、国鼎足而三的局面打下坚实的基础。(113)这样的成功，称之为奇迹亦不为过。客观而言，中共的发展，无疑极大地增进着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但以统治者自居的国民党却不免芒刺在背，国共围绕着华北的争夺初现端倪。这一点，在周恩来给蒋介石围绕着国共摩擦的电文中有非常中肯的表述：“中共更愿在某些省区减少发展，以示让步，但最基本之保证，还在一方面中共决无排挤或推翻国民党之意图，另一方面国民党在钧座领导之下，突飞猛进，必然日益巩固其政权领导，则对中共之部分发展又何足惧。”(114)可惜，这种意愿并不总能成为现实。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共在华北既受到返身巩固后方的日军巨大压力，还须与国民党方面在华北的力量角逐，要在国、共、日的连环斗争中站稳脚跟，寻求继续生存发展之路，困难和挑战正未有穷期。

　　【作者简介】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注释：

　　①［美］T?A?彼森：《访问朱德》(193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②《与日本发生战争时中国北方防御方案并附图》，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102007001。

　　③《毛泽东致彭雪枫转周恩来电》(1937年9月4日)，《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④《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1937年9月21日)，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资料丛书?文献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⑤刘少奇：《为发动华北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而斗争》(193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⑥《十七个月来的晋冀豫区委工作》(1939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太行抗日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⑦《十七个月来的晋冀豫区委工作》(1939年3月)，《太行抗日根据地》(一)，第71页。

　　⑧《第九至第十六督导区(缺十一区)工作情况向省党部的报告》(1942年3月至1943年4月6日)，河北档案馆藏，611/1/9卷，第34页；转引自王英维《1935—1945年的河北省国民党》，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第10页。

　　⑨聂荣臻：《在平汉线袭击敌人的战斗报告》(1938年2月12日)，《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⑩《军令部第二厅呈蒋中正敌军在华作战兵力配置判断表》(1938年9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02027。

　　(11)薄一波在1939年曾经谈到：“截至现在为止，敌侵占我铁道线约1万里以上，主要大城市在25座以上，估计敌人保持后方联络交通办法，每里需要一个碉堡，每一碉堡至少需一班人(以14人计)轮流守卫，即需14万人在铁道线上站岗。每一大城市亦至少需要5000人守卫，即需12万人。再加上警戒矿山、工厂及汽车路线，总计亦需三四十万人，这是胶着在站岗放哨守卫的工作上，如再深入，这样站岗的警察，将需更多的人来充当。”薄一波：《在第三行政区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6月7日)，《论牺盟会和决死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1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廖运潘译：《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版，第200页。

　　(13)《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4)《安德里阿诺夫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1938年2月3日)，黄修荣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15)聂荣臻：《在平汉线袭击敌人的战斗报告》(1938年2月12日)，《聂荣臻军事文选》，第40页。

　　(16)《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17)《吕正操回忆录》，第122页。

　　(18)危拱之：《关于豫南武装工作补充报告》(1940年6月17日)，中共河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19)《三年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关于战术问题的思考》，第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部1940年编印，第7页。

　　(20)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1937年10月16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21)《陈再道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页。

　　(22)《鹿钟麟电蒋中正入冀后军政不能发展之症结与共党阴谋防御之计》(1940年2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49060。

　　(23)《三年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关于战术问题的思考》，第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部1940年编印，第7页。

　　(24)《陈再道回忆录》上，第348页。

　　(25)《陈再道回忆录》上，第362页。

　　(26)《曾万钟等呈蒋中正观察第八路军上下以诚相待政治经济指挥得宜兵力已扩大到十万》(1938年4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496073。

　　(27)《朱德、彭德怀关于解决财经困难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28)《鹿钟麟电蒋中正入冀后军政不能发展之症结与共党阴谋防御之计》(1940年2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49060。

　　(29)《曾万钟等呈蒋中正观察第八路军上下以诚相待政治经济指挥得宜兵力已扩大到十万》(1938年4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496073。

　　(30)《徐希真呈蒋中正十一年来在河北所得革命经验及管见河北民众认中央用鹿张石诸人是对河北无办法结果造成汉奸共党在河北皆有办法等文电》(1939年4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515043。

　　(31)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173—174页。

　　(32)《程潜电蒋中正与朱德刘英(伯承，原标注有误)商谈以华北为禁区谓我抗战二年所得以河北为生命谓在敌手所取得》(1939年12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300205124。

　　(33)《周恩来呈蒋中正陇东关中所发生之纠纷与陕甘两省报告内容出入甚大情形及解决边区与河北问题意见》(1939年6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104009006。

　　(34)《国民党河北省党部1938年1939年两年党务工作总结，第二十六督导区所属清丰县党务工作计划向省党部的报告，1938年1月—1943年2月》，河北档案馆藏，611/1/3卷，第16页；转引自王英维《1935—1945年的河北省国民党》，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第8页。

　　(35)《程潜电蒋中正鹿钟麟克复南宫经过及八路军在冀部队曲造事实》(1938年1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05026。

　　(36)《鹿钟麟电贺耀组查第八路军在河北各地对本党同志领导之游击部队胁迫冲突确有此事刻正交涉中惟目前冀省军政实权旁落实有进退维谷之感》(1938年10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300204153。

　　(37)《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38)张稼夫：《庚申忆逝(之一)》，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39)田酉如：《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创建根据地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40)对于阎锡山而言，薄一波等根据中共指示，刊登反共声明、履行出狱手续可谓天赐良机，此正如薄一波所解释的，他可以找到“不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而是以山西抗敌救亡活动家、组织家的面貌出现，采取共产党的进步措施和主张，但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话’，组织上戴阎锡山的‘帽子’即官办团体的‘帽子’；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做法，但又打看山西的旗号——这样来扩充实力，应付危机，渡过难关”；“这样既可以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赢得爱国的名誉，又可为将来与日本谈判增加筹码；既可顶住蒋介石吞并他的企图，又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既可同共产党搞好关系，又可在合作中交一些共产党朋友，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薄一波：《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关于牺盟会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包括：［日］内田知行著，田酉如译：《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众动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曹雁行、王朝美、杨超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性》，《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赵丹：《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历史系，2013年。本文研究重点不在牺盟会本身，而在于其与阎锡山的关系，及中共经由这种关系获得的自身发展。

　　(41)薄一波：《牺盟究竟是怎样一个组织》(1938年)，《论牺盟会和决死队》，第118页。

　　(42)薄一波：《论牺牲救国同盟会》(1939年9月)，《论牺盟会和决死队》，第281页。

　　(43)薄一波：《牺盟会、新军历史回顾》(1986年10月14日)，《薄一波论新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页。

　　(44)薄一波：《克服错误，树立统一战线的新工作方式》，《薄一波论新军》，第93—194页。

　　(45)《杨尚昆关于晋西南党的工作及山西一般情况向刘少奇的报告》(193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第108页。

　　(46)薄一波：《论牺牲救国同盟会》(1939年9月)，《论牺盟会和决死队》，第259—260页。

　　(47)薄一波：《牺盟会、新军历史回顾》(1986年10月14日)，《薄一波论新军》，第399页。

　　(48)《武乡党的简史》，《太行党史资料辑存》第2编，中共太行区党委1945年编印，第6页。

　　(49)《卫立煌电蒋中正晋省游击部队若不速以政治力量建立根据地将来中央部队势趋危殆》(1938年6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498165。

　　(50)《贺耀组等电蒋中正日军由上海增援安徽与阎锡山拒绝中央军参加各县总动员实施委员会》(1938年9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512020。

　　(51)《黄树芬呈蒋中正共党在山西之活动及其势力阎锡山态度及其应付方法》(1939年12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49048。

　　(52)《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报告〈中国的抗战形势及中共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5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58页。

　　(53)《刘少奇、杨尚昆关于山西工作情况向张闻天的报告》(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第83页。

　　(54)《与阎锡山谈判情形和作战建议》(193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页。

　　(55)《太原失守后华北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56)《太原失守后华北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1月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12页。

　　(57)刘伯承：《论游击战与运动战》(1938年3月)，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刘伯承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58)《赵振声关于河南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的意见》(1937年5月11日)，中共河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刘子久纪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59)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中共河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60)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纪念朱理治文集》，第145页。应该指出的是，1938年大部分时期中，中共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后来被作为“右倾错误”受到批评，本文不拟探究这种批评的正误，只是想强调，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统一战线政策应动态变化，在河南这样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地区，中共放软身段未始不是上策。1938年4月，彭雪枫曾报告：“豫南在过去党的基础很薄弱，又因与中央隔离太久，对统一战线的了解和运用更不用谈……后经我们抓紧上层统战工作，并对党员深入传达党的新策略路线，现上、中层统战工作大有开展……我们对当地政府态度完全站在协助地位，颇获谅解。各县党的工作亦已打下基础。”［彭雪枫：《豫南党近已打下基础》(1938年4月25日)，《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这应该是中共在河南寻求发展的现实态度。

　　(61)《河南省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情况和发展该省工作意见——彭雪枫致滕代远并转报前总电》(1938年6月9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62)《刘道生关于豫东武装工作的报告》(1940年5月29日)，中共河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63)《王岗(朱理治)关于河南政治形势、党的工作及组织问题给长江局的报告》(1938年1月3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下，第38页。

　　(64)《刘子久关于河南工作报告》(1940年5月28日)，《刘子久纪念文集》，第135页。

　　(65)《河南省委致长江局综合报告》(1938年5月)，中共河南省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竹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66)危拱之：《关于豫南武装工作补充报告》(1940年6月17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上，第95页。

　　(67)危拱之：《关于豫南武装工作补充报告》(1940年6月17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上，第113页。

　　(68)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纪念朱理治文集》，第137页。

　　(69)危拱之：《关于豫南武装工作补充报告》(1940年6月17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上，第113—114页。

　　(70)《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1938年11月22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卷，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

　　(71)《中共冀豫晋省委关于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的决定》(1938年6月)，《太行抗日根据地》(一)，第20页。

　　(72)《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的决定》(1939年1月)，《太行抗日根据地》(一)，第60页。

　　(73)《应以豫西陕南作我军后方》(1938年3月1日)，《彭雪枫军事文选》，第62页。

　　(74)《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的决定》(1939年1月)，《太行抗日根据地》(一)，第60页。

　　(75)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纪念朱理治文集》，第146页。

　　(76)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纪念朱理治文集》，第142页。

　　(77)《程潜呈蒋中正摘呈河南军政情形文电日报表》(1938年8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501259。

　　(78)《高桂滋电蒋中正最近共党建立边区特区速选有力部队分派未赤化边区》(1939年11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501259。

　　(79)《河南省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情况和发展该省工作意见——彭雪枫致滕代远并转报前总电》(1938年6月9日)，《抗战时期的竹沟》，第29页。

　　(80)《苗树棠关于灵宝地委工作综合报告及补充报告》(1940年5月17—23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下，第242页。

　　(81)《纪西关于密县地委工作的综合报告》(1940年)，《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下，第497页。

　　(82)《军政部长何应钦呈蒋介石为第三者经费每月三十万元》(1937年6月29日)，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第306页。

　　(83)《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编制经费情形报告表》(1941年3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15—316页。

　　(84)《朱德、彭德怀呈蒋介石请拨发子弹》(1939年1月2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10页。

　　(85)《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1946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页。

　　(86)曹菊如：《陕甘宁边区银行(1937—1945年9月)》，《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87)《王政忆经理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资料汇编》(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1979年编印，第70页。

　　(88)《王政忆经理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资料汇编》(一)，第70—71页。

　　(89)《王政忆经理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资料汇编》(一)，第69、71页。

　　(90)《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2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26页。

　　(91)《朱德、彭德怀呈蒋介石报告困难情形》(1939年4月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11页。

　　(92)《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康生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2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29页。

　　(93)分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6年度收支分类统计表》、《1937年至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分类百分数比较表》，《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西北财经办事处1948年铅印本，第1部分第2、3页。

　　(94)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95)《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康生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2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29页。

　　(96)《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康生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2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29页。

　　(97)《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康生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2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30页。

　　(98)《季米特洛夫日记》，1938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7—1943)》第20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当时中国法币与英镑挂钩，1938年，1英镑约合法币16.6元，英镑和美元的比值在1比4—5左右，以此计算，1美元约相当于法币4元。

　　(99)曹菊如：《两年来经管中央特费收支的报告》(1940年11月1日)，《曹菊如文稿》，第50页。

　　(100)《邓发和斯克沃尔佐夫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转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1939年3月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123页。

　　(101)《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7月1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242页。

　　(102)《季米特洛夫关于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给斯大林的信》(1940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103)《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0年8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9卷，第80—81页。

　　(104)《陕甘宁边区历年财政岁入分类统计表》、《陕甘宁边区历年财政岁出分类统计表》，《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第1部分第21页附表。

　　(105)《1937年至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分类百分数比较表》，《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第1部分第3页。外援包括海外来款、国内捐助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拨款。

　　(106)《1937年至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分类百分数比较表》，《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第1部分第4页。

　　(107)《历年粮食产量与征收公粮比较表》，《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第2部分第13页。与此对应，1947年内战爆发后，公粮征收量达到收获量的30.75％。

　　(108)《1937年至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分类百分数比较表》，《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第1部分第5页。

　　(109)1939年初，阎锡山在致蒋介石函中报告，国民政府每月补充山西部队的经费共为1600700元。山西部队包括已整编88个团、正整编12个团、保安队30个团，游击队191个中队及第二司令长官部，数量为改编后的中共部队的五六倍，经费则为1倍多，由此看，发给中共部队的经费的确不能算少。《阎锡山函蒋中正目前惟经济问题最感困难》(1939年4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515145。

　　(110)《阎锡山函蒋中正目前惟经济问题最感困难》(1939年4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515145。

　　(111)1938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报告：“现在省委经费，豫东等地新增加的开支，原有豫西需要增加，豫南原来不津贴，现需月津贴二百元。故经费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请求长江局每月至少再增加二百元。”［《李逊关于武装斗争、地方党及统战工作给长江局的报告》(1938年4月26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下册，第64页］8月，他再次提出：“请将八月份经费予以通过，九月经费再增加三百元。”［《煌岗关于经费等问题致长江局的信》(1938年8月14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下，第107页］应该说，抗战初期，中共给河南的经费支出并不是很大，每月在两三千元左右，这可能和河南武装开展有限相关。相信在山西、河北这些武装斗争开展顺利的地区，支持要远远超过此数。

　　(112)就逻辑而言，对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地区财政基础的讨论，应该建立在华北根据地财政数据之上。不过由于当时根据地处于初创时期，从现有材料看，完整的财政数据付诸阙如，未来也应该很难出现，所以本文的考察是建立在侧面印证的基础上。历史研究应该以直接材料为基础，但对这样一种特殊时期特殊问题的考察，或许这样不得已的论证方式也有其必要性。

　　(113)早在1937年底，刘少奇已经判断：“我党已是华北最大的政党，八路军具有游击战争的特长，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责任，就自然落在我党身上。”[刘少奇：《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1月15日)，《刘少奇选集》上，第94页]这一判断放在1937年底，或许稍显夸张，但在一年之后，已经相当程度上成为事实。1939年初，第一战区程潜鉴于难于控制八路军，转嫁难题，要求将之归还第二战区。第二战区的阎锡山马上反驳：“两个月前朱总司令来告，面交该部人马枪弹表，人数共有二十三万余。查其现在陕北及在晋绥境内者，不过三万人，其余分布各省。令其集结二区，非文字问题，事实上恐难有效。”阎的报告，道出了八路军实力激增的具体数据，而程、阎围绕着八路军作战地域的相互推诿，也侧面体现中共武装壮大的声势。最终，程潜一厢情愿地计划：“暂划定天津保定曲阳井陉之线(含)以北区域为八路军在冀察战区内活动区，现在此线以南及鲁豫等省之该路军部队，一律调往该线以北。”［《程潜呈蒋中正拟具纠正第八路军行动办法三案》(1939年1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49032］程企图将八路军驱往日军牢固控制区。

　　(114)《周恩来呈蒋中正国共两党关系进一步做法意见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摩擦贯彻合作到底》(1939年1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104009005。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1-07 09: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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