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外交情况（中）
2018-03-28 15:44:35  来源：历史之家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年6月英法军队在西欧战场惨败，法国沦陷，英国本土也面临着德军进攻的威胁。值此危难之际，日本趁火打劫，立即向英法提出了蓄谋已久的关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等要求。6月16日，日本首先向法国及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提出禁止通过滇越铁路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的要求。19日，日本又要求法国与印支当局暂时封锁印度支那与中国边界，禁止过往交通。败降后的法国立即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6月17日封锁了边界，禁止供应汽油和卡车的车辆通过，并表示将进一步把禁运范围扩大到许多其他物资。

　　滇越铁路关闭之后，滇缅路的重要性就更显突出。它与西北公路便成为仅存的两条国际补给线。它不仅运送着中国所急需的各种军用物资，还在相当程度上起着鼓舞中国军民士气的作用。因此，在迫使法国关闭滇越铁路后不久，日本便向英国提出了关闭滇缅路的要求。6月19日，日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土桥勇逸首先向英国驻东京武官提出了关闭滇缅路、关闭香港边界的要求。土桥声称，如果英国拒绝这些要求，日本军方将坚决要求对英国宣战。次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通过外交途径正式提出同样的要求。

　　在日本不断的压力之下，英国政府作出妥协。7月17日，英日达成《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协定规定，自7月18日起的三个月内，将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运输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对此，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此种举动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缅甸运输之继续维持，对于中国之抵抗侵略，至关重要。英国接受日本之要求，已给予侵略者以巨大利益，故英国之举动，无异帮助中国的敌人”。

　　1940年10月，英国本土已经度过最危急的时期。英国决定重开滇缅路，其对华政策转趋积极。1940年10月14日，英国大使卡尔在与蒋介石会谈时表示，“英国国策今已改变”，现在讨论中英两国合作问题一定会有结果。11月9日，中方提出《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方案提出，中英两国订立同盟，并要求美国共同参加，如美国无意参加，亦须先征得美国对此项同盟的支持。该方案提出的三方协作的具体事项是：英美共同或分别借款给中国，总额为2亿至3亿美元;美国每年以信贷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一1000架，其他武器的数量及种类另行商定;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这些代表团的成员可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英美或其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部的空军场所都归联军使用。中方显然高估了英方此时的合作意愿。英国此时并不想刺激日本发动对英战争，它无意在与中国合作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

　　1941年2月，丹尼斯少将出任英国驻华武官。此后，中英展开了有关军事合作问题的实质性讨论，其主要内容有英国训练和指挥中国游击部队及英国空军的援华问题，但双方在何时为合作实施起点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中方要求把日本进攻云南或新加坡均作为起点，届时英国须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中国则向英国提供陆军援助。英国则坚持以日本进攻新加坡为中英合作的起点。

　　1941年7、8月问，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等与丹尼斯连续举行了四次关于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问题的商谈。8月中旬，双方就组训15连游击部队，协防香港、缅甸等问题达成初步协议。英方还同意为中国飞机在缅甸的装配、飞行训练和射击演习提供便利。中方同意，当日本进攻香港时，中国军队将在华南临近地区发动攻击以协助英方防守香港;当日军进攻缅甸时，中国军队将从云南出击缅甸，攻击日军的侧背。

　　国民政府更为倚重中美关系，在其不断努力下，中美关系也逐渐向着中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并展现出比中英关系更具积极性的前景。1939年7月26日，即在有田一克莱琪协定达成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赫尔便通知日本驻美大使，表示“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日本于1911年2月21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商业和通航条约中的某些条款需要重新考虑”，美方要求中止美日商约。根据该约所规定的程序，赫尔宣布该约将自即日起6个月后失效。美日商约的中止，为此后的对日经济制裁铺平了道路。

　　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援华制日的态度更为明确。1940年4月，中美达成数额为2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协议。及至1940年9月，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订立三国同盟条约，明确地对整个世界秩序提出联合挑战，美国遂加大援华力度。10月，中美达成25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协议。1940年11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巨额贷款。

　　美国对华援助也逐渐由经济层面提升到军事层面。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4月，罗斯福批准将价值4500万美元的军事器材作为首批援华租借物资。稍后，罗斯福正式发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的声明，并宣称保卫中国是保卫美国的关键。罗斯福还签署命令，批准美国军人辞职加人由前空军军官陈纳德组织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协助中国抗日。8月，美国决定派出以马格鲁德将军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该代表团不仅负责租借事宜，还承担着在双方军事当局之间进行沟通的任务。这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便已开始走上军事援华的道路。

　　抗日战争后期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8日，蒋介石向美、英、苏等国大使提议，建立军事同盟，共同指挥盟国军队。9日，已经与日本作战达四年半之久的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同日，中国向美、英、苏提议，在东亚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协调各国在东亚地区的作战。12月23日，中、美、英、澳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缅甸的防卫问题。

　　1942年1月1日，由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发表。各签字国决心运用其全部的军事与经济资源共同对抗法西斯，并保证不与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正式形成。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了联合宣言。

　　不久，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建议，蒋介石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美国又派来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同时兼有美国在中国的军事代表、驻华美军司令等多重身份，并负责监管所有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事宜。为协助英军防守缅甸，中国派出由精锐部队第五军、第六军及第六十六军组成的远征军人缅作战。3月8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部正式成立。史迪威获蒋介石授权，担任总指挥。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由于英缅军队实行弃缅保印战略而无心作战，中英军队间缺少配合，缅甸作战以盟军失败而告终。中国远征军遭受惨重损失，10万大军损失过半。蒋介石与史迪威因作战指挥问题产生了诸多矛盾，埋下日后冲突的原因。

　　1942年2月，蒋介石对印度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访问。从对日作战的大局出发，蒋介石期望弥合处于对立状态的英印当局与国大党之间的分歧，劝说英印当局改变殖民政策，允许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在战后获得独立;劝说国大党暂缓提出完全独立的要求，实行战时合作政策，全力支持反法西斯战争。蒋介石的印度之行虽未能取得成功，且在某些方面引起英国的疑虑与不满，但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出国访问，这一此前少有的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重大举动，体现了在世界新形势下中国国际地位与自信心的变化。

　　中国战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及中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中国与英美等盟国间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存在成为一种荒谬现象。因此，中国和美英等国开始考虑提前废约的问题。1942年10月9日，美英政府同时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美英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就废约问题进行谈判。次日，美英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此后，中国与美英分别开始了新约的谈判。

　　中美之间的谈判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以美方提出的新约草案为基础，中方就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经过谈判，美方基本接受了中方的意见。但中英之间的谈判却在香港九龙租借地问题上陷入困境。中国政府要求废止1898年订立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但英方认为新界问题不在谈判范围之内，拒绝讨论新界问题。僵持之下，中国政府最终作出让步，决定暂时搁置九龙问题，中英谈判才得以顺利进行。

　　1943年1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这两个条约规定废除的英美在华特权包括：在华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使馆区及一些铁路沿线地区的驻兵权、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外人引水权、英籍海关税务司权等。条约宣布废除《辛丑条约》，将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及北平使馆区的各种权益归还中国。九龙问题未列入中英条约，中国政府以照会形式提出保留。

　　以美英废约为先导，此后中国陆续与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国签署了类似条约，废止其在华享有的各种特权。法国、丹麦、瑞士、葡萄牙等国在战后宣布废约。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标志着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得到了确认。

　　不平等条约废除后，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进而名列盟国诸强。1943年10月18日至30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战时合作问题和战后世界的安全机制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美国力主吸纳未能参加这一会议的中国作为宣言签署国。美国国务卿赫尔直言，“将中国从四国宣言中排除是不可思议的。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10月30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与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莫斯科宣言向世界宣告，四国将采取联合行动继续对轴心国的战争，直到其无条件投降。为了保证由战争迅速而有秩序地过渡到和平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这些爱好和平的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防和平与安全”。四国宣言的发表，使中国与美英苏一起对战时和战后问题负起重大责任，它确认了中国作为盟国四大国之一的地位。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中美英首脑会议。会议讨论了三国在远东地区的联合作战(主要是缅甸作战)问题及战后的领土安排。会后，三国首脑发表了开罗宣言，表示要对日本施加无情压力，直到它无条件投降。宣言庄严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并“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开罗会议乃近代以来中国首脑与美英首脑的第一次会晤，其共商世界大事本身便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开罗会议明确宣布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这便使台湾回归中国获得了有力的国际保障。

　　根据莫斯科宣言，1944年8月至9月，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四国代表同意建立一个新的维持国际和平的组织——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主要责任将交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而美、英、苏、中四大国将在安理会中作为常任理事国享有永久的代表权。10月9日.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发表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全文，以供战时各盟国政府讨论。1945年3月5日，美国代表中美英苏四个发起国向有关国家发出邀请书，邀请各国赴美聚会，以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案为基础，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中国被承认为四大国之一的标志。中国通过参与讨论建议案和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之一，其大国地位获1哥。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隆重召开。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盛会。会议参加国最终达到50个。中国向会议派出了一个既有政府官员又容纳了来自共产党、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代表的10人代表团。他们是：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董必武、李璜、张君劢、胡适、吴贻芳、胡霖。

　　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6月25日晚，制宪大会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26日，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根据规定，每位代表均要在宪章的中、英、俄、法、西文的五种文本上签字。来自50个国家的153名全权代表先后在宪章上签了字，签字仪式持续了八个小时。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及永久性地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体制性地标志着中国跨入大国行列，影响深远。

　　然而，中国名列“四强”，并不标志着中国从此便真正地与英美苏等强国平起平坐了。在国际交往中它还未能完全摆脱受人支配的地位。大战末期英美苏之间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协定的签订便是明显的一例。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争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美英在未征得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便在外蒙古独立、大连商港国际化、租借旅顺及东北铁路等问题上，对苏联作了有损中国主权的许诺。雅尔塔协定是一个极为秘密的协定。直到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才正式向蒋介石送交了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文件。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28 15: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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