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烈士传》——李兆麟烈士传略
2020-07-22 16:43:21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李兆麟被害的血衣
李兆麟率队西征（油画）
李兆麟在家乡读书时刻在书箱门上的字
1946年8月13日《东北日报》报道破获李兆麟被害案件
19463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李兆麟遇害
哈尔滨兆麟公园中的李兆麟烈士之墓
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李兆麟同志，原名李超兰、化名张寿篯，是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中共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迅速被占领。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年轻的兆麟同志，怀着满腔义愤，毅然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他历尽千辛万苦，百折不挠地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了十四年，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九三”后，李兆麟同志任滨江省副主席。他满怀信心地战斗在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的第一线。不幸，于1946年3月9日被仇视和破坏这一伟大事业的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三十六岁。李兆麟同志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的一生。他的英雄业绩永远为人民所赞颂。他的英名永远铭记在东北人民的心中。
有抱负的青年
李兆麟同志1910年11月2日，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小荣官屯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在外地做事，祖父在农村操持家业。1916年冬，刚满六岁的兆麟，在本屯私塾读了两个月的书，第二年春天入小荣官屯初级小学。1920年春考入辽阳县立吕方寺高级小学。他是小荣官屯唯一到吕方寺住校读书的学生。在三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兆麟很少回家，星期天常常是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写字。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深受老师和家长的喜爱。
1922年，李兆麟于高小毕业后，又在大荣官屯上了两年私学，读了一些经史古籍。他还喜欢吹箫、绘画，毛笔字写得也很好。十五、六岁的李兆麟已经成为乡里公认的“小秀才。”
1925年，由于父亲去世，家境窘困，李兆麟不得不辍学务农。他在家里参加劳动时，不管活多活少，总是要挤出时间坚持自学。兆麟在自己的书箱门上刻了“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八个大字，表达了他的宏大抱负和志向。
青年时代的李兆麟对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尧、舜、禹这样一些为人们造福的首领非常崇拜，特别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对他影响很深。他曾精心绘制了一幅“大禹治水图”，赞颂禹王的业绩，期望着自已未来也要为老百姓干一番大事业。
李兆麟年轻有为，性格爽朗。1930年小荣官屯的村长有勒索民财的行为，兆麟听说后，非常气愤，曾去当面质问。乡亲们见他主持公道，敢替大家说话，又能写会算，于1931年春，推选他当了副村长。他时常替穷人写呈子，帮助乡亲办事情，受到了大家的称赞。
李兆麟有个姨夫叫张一吼，是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步兵科毕业生，在旧东北军里当过连长、营长，后被革职。他对当时的社会不满，思想比较进步。他的家与李兆麟的家只隔着一条小河，兆麟常到张一吼家，向他询问“天下大事”。张一吼则把他在外边的所见所闻介绍给李兆麟。他们在一起，不论是国家前途，还是个人志向，无所不谈。李兆麟在和张一吼的接触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1929年，张一吼携带家眷迁居北平，有时给李兆麟寄回些进步书刊。兆麟接到书后，常常一个人躲在厢房里，如饥似渴地读到深夜。
1931年夏，张一吼介绍他在讲武堂的同学翟乐全到李兆麟的家乡小荣官屯附近的双龙寺养病。翟乐全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旧东北军中当参谋，懂得很多革命道理。他来到双龙寺后，就同兆麟交上了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长谈，李兆麟提出许多问题，请翟乐全回答，翟乐全总是耐心细致地为李兆麟辨难析疑，讲得条条是理。他们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但这些启蒙教育，对李兆麟走上革命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
走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东北的进攻。蒋介石反动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变成了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挽救民族危亡，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救国的浪潮，漫卷全国。
二十一岁的李兆麟，目睹祖国东北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本侵略者践踏，东北的三千万同胞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奴隶，愤怒的火焰在胸中燃烧。他吃不下饭，睡不实觉，过去从历史书籍上读到的一些民族英雄形象，时时在脑海中浮现。翟乐全对他讲过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革命斗争的事迹，吸引着他去寻求真理。他暗暗地发誓：绝不当亡国奴，要走抗日救国的道路。
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不仅下层群众有抗日的要求，就是在旧东北军和地方的上层势力中，也有一些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要求武装抗日。当时，掌握着一部分骑兵队伍的辽阳县二区区长苏景阳，和李兆麟有些来往，苏景阳曾向李兆麟表示愿意抗日，并希望得到有力的领导和支持。苏景阳还谈到有些山林队也愿意打日本，就是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李兆麟得知这些情况后，既高兴，又着急，他准备到北平去找党的组织，要求派干部米领导这些队伍，开展抗日斗争。恰好这时已在北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的张一吼寄给李兆麟一封信，让他到北平去。当天夜里，兆麟和妈妈述说了自己的心事。妈妈舍不得让心爱的儿子离开自己，便向兆麟说：“你爸爸已经不在了，我就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咱们家全靠你顶门户。”兆麟十分理解母亲的心意，就耐心地给妈妈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说：日本人今天占领了奉天省，明天就要吞掉东三省，然后就要灭亡全中国，没有国，怎么还能有家啊!古人都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个青年人，怎能眼看着敌人宰割我们的国土不挺身而出呢?兆麟的母亲杨长秋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妇女，他终于同意了儿子的要求，.然后又同儿子一起说服了兆麟的祖父。李兆麟把刚收到家的一车大豆卖掉作路费，告别了祖父和母亲，于1931年11月8日，离开家乡，奔向北平。
北平是当时北方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这里聚集着许多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开展着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几天，在北平西单的奉天会馆召集所有东北同乡开会。会议一致通过把奉天会馆改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还选举出救国会的常委和执委。在常委和执委的成员中有我党的地下党员。党通过救国会向东北广大青年进行工作，号召东北青年走抗日救国的道路。
满怀爱国热情的李兆麟到北平后，化名李烈生，经张一吼介绍认识了当时在东北民众救国会担任常委的我地下党员冯基平(化名冯乃常)和担任执委的夏尚志同志。李兆麟见到他们就象找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的高兴，他热情洋溢地介绍了东北辽阳一带自发的武装队伍迫切要求党去领导抗日的情况，陈述着自已走抗日救国道路的决心。冯基平和夏尚志等抗日救国会的同志们，见他救国心切，对党的认识也比较清楚，态度又诚恳真挚，就吸收他加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此，这个热心寻求真理，立志抗日救国的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在北平，李兆麟同志在抗日救国会地下党的帮助下，进步很快。他积极主动地承担着党交给的任务，认真负贵地去完成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工作。根据党的指示，他曾到西郊农村进行过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有一次，他带着一箱传单到西郊去，突然间在路上遇见了军阀的侦缉队员。这时，李兆麟表现得很镇静。当侦缉队员要检查他的箱子时，他严肃地对侦缉队员说：“要查可以，不过耽惧了时间，你们可得负完全责任。”然后接着说：“请问尊姓大名?哪一部分的?”侦缉队员一听他的口气，以为是大衙门口里派出来的，没敢进行检查，就让他通过李兆麟和许多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一样，为了取得一个合法的身分作掩护，就交纳了一些学费，在北平私立华北大学挂了个名，做了这所学校的注册学生。
1931年底，在北平团市委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根据党组织的布署，交给共青团员林郁青一个任务，让他同李烈生、张一吼一同赴东北到辽阳一带组织抗日义勇军。胡乔木同志对林郁青说：“李烈生和张一吼都是东北人，爱国热情高，和辽阳一带自发的群众武装有关系，张一吼又懂得些军事知识，到那里，你们可以打进去，领导这些队伍进行抗日斗争。”胡乔木同志在张一吼家直接把这个任务布置给林郁青和李兆麟。兆麟同志听了以后十分高兴，他找党组织派人回东北领导抗日斗争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活动于南满
1932年初，阴历年刚过，党组织决定首先派中共地下党员冯基平带领李兆麟以及他的同乡在北平读书的杨寿天，到东北的辽阳县组织抗日义勇军。不久，孙志远、夏尚志、林郁青等同志也先后来到这里。在救国会代表冯基平同志的领导下，他们经常一起商讨活动计划，研究联络方案。为了活动方便，决定由李兆麟以同乡和同学的公开身分出面和地方武装队伍进行联系。从此，兆麟同志便骑着家里的一匹白马，往来于自发的抗日武装和山林队之间。
经过李兆麟等同志的积极工作，以苏景阳的武装力、量为基础，把在辽阳二区、沈阳四区一带活动的长江、燕子等山林队和其他抗日武装联合起来，于1932年2月成立了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苏景阳任司令。当时有六千多人参加了这支抗日队伍。
这支队伍成立后，活跃在辽阳一带，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1932年春，攻打了铧子沟矿井，活捉了日本人久留岛，接着又消灭了投降日本关东军的三百多人的土匪队洪盛团。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上海军民奋起抵抗。但蒋介石政府继续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于5月5日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破坏了上海军民的抗战。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从上海撤出的陆军第十四师直接调入东北，围剿东北义勇军。由于内部成分复杂，思想不一致，这支义勇军队伍存在的时间不长就瓦解了。但李兆麟等同志组织抗日武装的革命活动，在辽阳地区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兆麟和其他一些同志在这里组织义勇军的同时，还积极在农民中进行工作。他和冯基平、孙志远、夏尚志、林郁青等同志在辽阳的小堡和小荣官屯一带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兆麟同志的家成了进行革命活动的联络点，前后有十几名同志在他的家里居住过。
李兆麟一心扑在抗日工作上，他从家里要了八十元钱，派人到沈阳买来两台油印机。深夜，人们都入睡了，他和几个同志围坐在小油灯下，刻钢板、写标语、印传单，然后组织农民和儿童中的积极分子，秘密地到双龙寺、三块石、十里河、铧子沟等地散发和张贴。
李兆麟同志不仅自己废寝忘食地进行革命工作，还带动了母亲、妹妹和堂兄弟等亲属，参加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经过这一段斗争生活，李兆麟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1932年5月，二十二岁的兆麟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1932年11月，李兆麟同志受奉天特委派遣到本溪煤矿搞工运工作，化名孙正宗。兆麟同志把这次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既看作是党的工作需要，又看成是对自已进行锻炼的一个好机会。他通过社会关系首先找到了在煤矿采煤科工作的爱国青年杨坚白，通过他的介绍做了矿工。为了更好地开展本溪煤矿的工运工作，继李兆麟到这里之后，奉天特委又先后派遣了曾在义勇军中工作过一段的地下党员侯薪(化名侯维民)和孙已泰(化名王子明)两位同志来到本溪煤矿。他们三人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因为兆麟同志是本地人，社会关系多，活动能力也比较强，就推选他做负责人。孙己泰和侯薪分别抓组织和宣传工作。
本溪煤矿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工人经过多次罢工斗争锻炼的老矿。李兆麟同志在这里利用社会关系积极进行活动，使党的组织很快地在工人中扎下了根。兆麟同志经常同进步青年杨坚白接触，给他讲革命道理，使他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1933年1月经李兆麟介绍，杨坚白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又陆续发展几名团员，建立了团支部。李兆麟和孙已泰、侯薪等同志以挖煤、扛木头、推车和看水泵等劳动为掩护，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思想，启发工人觉悟，把进步的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时，抗日救国会的会员迅速地发展到三百多人。
在本溪煤矿短短的几个月里，李兆麟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矿工的悲惨生活。他受过日本监工的气，挨过工头的打，吃过发了霉的窝……。李兆麟在煤矿和工人一起生活，一起劳动，遇上工人兄弟生病，他就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照顾他们，哪个工人生活上有了困难，他就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去接济他们。兆麟同志同工人交上了知心朋友。
沉重的劳动，紧张的工作，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兆麟同志染上了肺病。由于缺少适当的休息和治疗，病情日益严重，1933年2月，李兆麟被调回奉天休养治病。
李兆麟由本溪回到沈阳，开始住在一位同志的家里养病，组织上为了更好地照顾他，派人从乡下把他的母亲接到沈阳。不久，他的家也从小荣官屯搬到沈阳，开始住在皇姑屯，后来搬到小南关。这时，兆麟同志的家又成为同志们经常集会，研究工作的一个活动场所。
李兆麟同志病愈后，党组织把他分配到奉天特委军事委员会工作，并担任了青年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先后到沈阳兵工厂和肇新窑业公司进行过活动，也曾在北大营和东山嘴子的伪靖安军中开展兵运工作。
这时，李兆麟得知，在伪靖安军中有一个姓崔的军医是辽阳人，就千方百计地通过熟人把他请到家里为自己“看病”。在几次接触中，兆麟同志发现崔军医是一个具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经过组织允许，他以找崔军医“看病”为由，经常出入伪靖安军的兵营，开始策动伪军起义并建立起士兵小组。兆麟同志不仅和一些士兵交朋友，还结识了一些上层的旧军官。在每次和他们接触时，总是耐心地给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爱国觉悟。一些比较进步的士兵和军官，经过李兆麟的教育和帮助，表示愿意起义，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
策动伪军起义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举行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在6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李兆麟又来到兵营，同伪军中几个决心起义的官兵，商讨起义的行动计划。会后，李兆麟怀着紧张而兴奋的心情走出兵营准备回家时，突然，邻居老大娘急匆匆地迎面走来，慌忙地告诉说：“你的家刚被日本宪兵搜查过，千万不要再回去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李兆麟不得不改变行动计划，另作打算。
过两、三天后，李兆麟才得知，奉天特委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敌人破坏了。特委的领导人和许多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兆麟的母亲和妹妹也被逮捕。敌人的白色恐怖越严酷，兆麟同志的斗争意志越坚定。他一个人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中，在奉天又坚持了四十多天的工作，但由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加上叛徒、特务的监视，使他无法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李兆麟同志决心要找党的组织，这时，他的心已飞向了北满，飞向了当时东北抗日活动的领导中心哈尔滨。
李兆麟同志于1933年8月的一天，登上了北上的火车，来到了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哈尔滨。
在满洲省委工作
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共中央1933年1月26日《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的精神，做出了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这是满洲省委在新形势下转变策略路线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克服和纠正东北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执行党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开展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李兆麟同志来到了哈尔滨。
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李兆麟同志在道外天泰客栈同当时在满洲省委担任秘书长的冯仲云同志接上了关系。这时李兆麟化名张玉华。当他向冯仲云同志谈到奉天特委被破坏的情况和有的同志可能牺牲在狱中时，泪水夺眶而出。冯仲云同志的双眼也含着泪水。这两位初次见面的战友为党组织遭到破坏而难过。他们低声倾谈着，相互勉励要为革命挑重担，弥补党的损失。这时，有人走进房间，兆麟急忙拭去眼泪，故意大声说些无关的事。仲云同志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说：“兆麟同志当时还是个青年，他的英俊和诚恳，在我头脑里立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根据当时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李兆麟同志被分配在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在担任军委负责人期间，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和建立抗日救国会。并曾到北满的海伦、巴彦等地巡视工作，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帮助当地建立抗日游击队。
1933年秋，中共满洲省委派李兆麟同志到珠河巡视工作。李兆麟到珠河后，立刻见到了赵尚志同志，并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1月26日指示信的精神，还介绍了满洲省委所掌握的关于杨靖宇等同志在南满组织领导游击队进行斗争的情况。赵尚志等同志在创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活动的过程中，几经挫折，现在得到了中央关于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如获至宝，欣喜万分。他们一起学习和讨论了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并制定出建队的原则和活动计划，于1933年10月10日在珠河县三股流正式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同志任队长。
珠河反日游击队建立后，李兆麟同志又返回哈尔滨。这时满洲省委又给他一个工作任务，让他办干部训练班。兆麟同志既是训练班的负责人，又是训练班的教员。学员虽然有时只是一个人，但他每次上课都讲得十分认真。课堂有时在省委交通员张宗伟同志家里，有时在马家沟公园，也有时在马路上边走边讲。1933年11月因面颊负伤从南满游击队来到哈尔滨的张瑞麟同志(当时叫张秉文)，就曾在兆麟同志办的训练班里学习过。
鏖战于哈东
1934年初，中共满洲省委遭到部分破坏，李兆麟离开哈尔滨来到珠河游击队，化名张寿笺，担任副队长职务。这时珠河游击队已从十三人发展到七十余人，编成五个分队，活动于黑龙宫、三岔河等地。到1934年6月，珠河反日游击队已经发展成一支拥有四百多人的队伍，成为哈东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珠河反日游击队于6月28日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通过了队伍改编的计划和决议。6月29日召开指战员大会，正式宣布在珠河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支队设司令部，司令为赵尚志，李兆麟任政委。支队下设三个总队，九个大队，二十七个中队，全支队共有四百五十余人。
哈东支队成立后，立即分成三路开展反日游击活动。赵尚志率第一总队和义勇军部队在宾县一带活动。李兆麟率第二总队活动于珠河县铁道南游击区，韩光率第三总队活动于铁道北，他们时分时合，痛击敌人。
1934年初秋的一天，支队决定攻打哈尔滨东南的重镇五常堡。这个城堡四周筑有土围墙和炮台，守城敌军约有五百人。在摸清镇内敌人的防守设施和兵力情况后，赵尚志和李兆麟亲自率哈东支队三百多人，在地方青年义勇军的配合下，渡过珠河与五常两县交界的大泥河，直奔五常堡。
当晚，我军用一百人的兵力设在拉滨线上，截击日军增援部队，其余兵力从四面包围了五常堡。赵尚志和李兆麟分别率部攻城，在内外策应下，我军先后攻进城内，同敌人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夜半，敌人已无力抵抗，仓惶出逃。”防守坚固的五常堡被我军攻克。我军进城后张贴了很多反日标语，散发了传单和告群众书，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被服、布匹、胶鞋等军需物资，拂哓前部队迅速撤离五常堡。待敌人授军赶到时，我军已渡过忙牛河。部队在继续前进的一路上又打了许多胜仗。
五常堡战斗是哈东支队诞生以来，在队长赵尚志、政委李兆麟领导下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次战斗，不仅解决了我军冬季的军需物资，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哈东支队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影响，鼓舞了义勇军、山林队的士气，打击了由“黄炮”、“铁军”叛变曾出现过的叛逃逆流，使三股流一带的游击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并为胜利地冲破敌人的冬季讨伐，创造了条件。1935年初，珠河的反日武装斗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游击战争中进一步开辟了宾县和珠河、延寿、方正、五常、双城等县的抗日游击区。义勇军和山林队，有相当一部分更加靠近党所领导的哈东支队。
为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于1935年1月28日，以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青年义勇军等队伍参加，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这时，李兆麟被分配到二团任政治部主任。此后，他和团长李熙山同志带二团活动在珠河铁路南和五常、双城一带。2月间在小亮子河、孟家店与伪军孙团激战，打死参谋长和司务长各一人。接着二团游击连与山林队联合作战，在尚志县境的帽儿山附近击退了日伪军的讨伐队。4月间二团又联合道北义勇军二、三百人进攻老三区，占领了敌人重要据点小黄烧锅。接着又进攻大亮子河，将敌人刚修建的军用农场完全烧毁。日本侵略者被我军打得惊恐不安。5月间敌人在帽儿山设立了指挥夏季讨伐的“六县办事处”，日伪讨伐军在“办事处”的统一指挥下，集中近一千人的兵力，对我珠河游击区进行了反复的扫荡，敌人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道北游击区三分之二被烧光，道南也被烧光三分之一。游击区的群众被赶到指定的地点，并成大屯，置于敌人刺刀的监视之下，给我军与抗日群众的联系和开展游击活动造成极大的困难。
1935年9月，珠河县委在道南召集了县委执委会议，分析了政治形势，指出三军目前在道南道北游击区几乎被烧毁的情况下，不应集中大部兵力于此地。决定赵尚志率三军司令部和二、三团主力部队向汤原一带远征。这时，李兆麟同志已由二团调到一团，仍任政治部主任，与团长刘海涛一起率一团二百余人到依兰、勃利一带活动。
9月间三军一师一团在方正县大罗勒密地区的三家子屯与李延录同志领导的四军会师。在这里，李兆麟和一团的领导千部，看到了经吉东特委转来的党的《八一宣言》。他们一起学习、研究，进一步领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家酝酿着组织联军，联合行动的意见，并决定联合拔除南刁翎这个敌伪据点。随后，在三家子屯召开了驻在这里的三、四军全体指战员参加的大会，李兆麟还在会上讲了话，宣布三军一师一团准备与四军联合攻打敌伪据点的决定。战士们听了以后，无不欢欣鼓舞。上海抗日救国会武装部的代表王克道先生，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9月16日，攻打南刁翎镇的战斗打响了，李兆麟同志率三军一团攻打西门，四军二团攻打东门，经过一场激战，终于胜利地占领了这个城镇。伪保安队一百余人反正，伪警务营营长在我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声中率部投降。
当晚，接到敌入从林口出援的情报，我军又以一天一百二十里的急行军赶到林口。这时留守的敌人弃城逃跑。我军进城后得马数百匹。李兆麟、刘海涛同志率领的三军一团和李延录同志率领的四军，在胜利袭击林口的战斗中，度过了“九一八”四周年纪念日。
10月末，赵尚志带领的远征部队到达勃利县境内，与三军一团会师。11月初，三军主力部队到达汤原，与活动在汤原一带的东北人民革命军 第六军会合，在这里进一步发展了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汤原根据地。
建立巩固的汤原游击根据地
为加强对抗日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1936年1月28日在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县境内召开了北满抗日部队，军政领导人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有赵尚志、李兆麟、李延录、夏云杰、谢文东、李华堂、冯志刚等人。李兆麟同志被选为会议的执行主席。经过会上的协商和讨论，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实际是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建立，对北满地区各军加强联系，互相配合，共同打击敌人，起了积极的作用。
军政联席扩大会议之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根据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要求，于1936年春正式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为夏云杰，李兆麟同志从三军调到六军担任政治部主任。
1935年冬，日本侵咯者推行“以华制华”的反动政策，在汤旺河沟里，收买了当地有名的猎手于四炮。封给他森林警察大队长的头衔，又派来了日本指导官，指使森林瞥察抓劳工、征牲畜，强迫群众为日本侵略者采伐木材，执行所谓“建设满洲木营”计划。于四炮的森林警察队有一百多人，分驻在南岔、查巴旗和老钱柜几个地方。于四炮的把兄弟于五炮和他手下的一些头目黄毛、丁山等枪法都很准，他们在这一带不仅骚扰百姓，对我抗联部队也是一个威胁。
1936年3月19日，李兆麟同志接到联军司令部赵尚志的命令：要他迅速组织部队，坚决、彻底地消灭这支森林警察大队，以便把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兴安岭汤旺河一带根据地牢牢地控制在我军手中。接到联军司令部指示后，李兆麟立刻召集六军四团、汤原留守部队、汤原洼区游击连和青年连的领导人开会，传达了总司令部的指示，进行了战斗布署：第一，把现有部队组织起来;第二，成立临时战斗指挥部;第三，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进行奇袭。最后，他态度非常坚决地说：于四炮和他手下的人，过去没有完全投靠日本人，我们尽量争取他们是对的，现在他们已经成了日本侵略者的森林警察，对我们威胁很大，只有缴他们的械，消灭这支瞥察大队，才能建立起巩固的汤原游击根据地。
李兆麟同志担任了临时总指挥部的总指挥。他亲自率领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沿着汤旺河前进。部队全体战员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经过一天的急行军，首先到达小兴安岭西南山的查巴旗。我先头部队活捉了两名在山头放哨的警察，经过向他们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后，这两名警察表示愿意为我军带路。六军四团团长戴洪滨和连长李凤林、刘世杰分别率队，摸到了布置在查巴旗东北山上的警察驻扎地，经过一场战斗后，活捉了黄毛、丁山、张保安、宫四炮四名警察中队长在内的全部警察，缴了他们的枪支和弹药。这时李兆麟立刻决定留下少部分队伍驻守查巴旗，封住山口，切断敌人与山里的一切联系，其余主力部队乘胜直捣老钱柜。这时，李兆麟同志让先头部队换上敌人的服装，从村里找来几张爬犁，押着黄毛、丁山等警察头目，向老钱柜进发。第二天黄昏，在距老钱柜还有二十多里的地方，碰上于五炮正乘着爬犁，带着六个人出来巡逻。对方从远处喊问：“是哪部分的?”李兆麟用手枪顶着黄毛的后背，黄毛按照李兆麟事先做好的部署，急忙回答说：“是自己人”。这时，兆麟等同志乘坐的马爬犁象离弦的箭一样奔向五炮。于五炮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做了俘虏。接着李兆麟同志指挥部队顺利地拿下老钱柜，森林警察一个个举手投降。森山指导官以下六名日军拒绝交枪，被我军击毙。攻打老钱柜的战斗，在李兆麟同志指挥下迅速而巧妙地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和一台无线电发报机。我军烧毁了木营，遣散了工人，俘虏的警察经过教育，有的参加了抗联部队，有的被释放回家。兆麟同志率领着抗联战士满载着胜利品返回驻地。从此，小兴安岭汤旺河一带完全在我抗日部队控制之下。汤旺河沟里已经成为三、六军的后方基地。
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李兆麟同志担负起建立汤旺河后方游击根据地的重担。抗联三军和六军各抽一部分力量组成留守队，建立了留守处。三、六军在汤旺河一带建立了许多密营，在沟里设立了小型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和医院，这里成了三、六军进行整休和训练的后方。同时还建立了军政干部学校，校长由赵尚志兼任，教育长是李兆麟。这所学校在三个地点，连续办了三期。兆麟同志直接负责领导学校的工作。学员们在这里练习爬山、渡河、瞄准、射击;也上政治课，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坚定抗日救国的信心。这所学校为北满抗联各军训练和培养了许多干部，三、六军师团以上的领导和地方主要负责干部，大部分都在这所学校里学习过。
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成立后，在夏云杰、李兆麟同志的领导下，仅七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就发展到八百余人，成为北满战斗力较强的一支抗日队伍。
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帽儿山北坡召开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及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会上决定以珠河、汤原中心县委为基础，成立了北满临时省委。李兆麟同志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被选为中共兆满临时省委委员。
同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下江地区人民的反动统治，扑灭松花江下游和三江地区正在兴起的人民反日斗争的烈火，掠夺三江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在铁力县境内的神树，集中了大量伪军，建造了一座大兵营。抓了数百名民工，在山里伐木，修筑绥佳铁路。抗联六军得到这个情报后，决定消灭这股伪军，摧毁大营，拔掉这根“钉子”。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李兆麟率六军二百多名战士袭击了这个兵营。为了避免雪地行军发出声响，他让先头部队的战士用麻袋片把脚包上，他们神不知、鬼不晓地摸了上去。先解决了哨兵，然后冲进大营，打死日本指导官，俘虏了大批伪军。战斗结束后，李兆麟同志怀着胜利的喜悦，率领六军队伍，迎着灿烂的朝霞回到了森林宿营地。
1937年，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包括三、四、六、九、十一军，总司令仍为赵尚志，李兆麟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这一时期李兆麟同志不仅指挥部队打了一些胜仗，作为部队的一名政治工作干部，他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中，活动在松花江下游的南北两岸，为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下江坚持斗争
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东北作为它向中国内地进攻的后方基地，“七七”事变前后，在东北地区实施了一整套法西斯政策。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狂妄地制定了三年内消灭我抗日联军的“肃整计划”，对我抗日部队进行疯狂的围剿。同时，在抗联活动的游击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强行归大屯，在敌占区建立了“集团部落”，限制我党我军的活动。针对这种形势，1937年6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三江地区的抗联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包围，到小兴安岭西麓开辟新的游击区。8月，抗联六军即派出了西征先遣队。
李兆麟同志作为北满临时省委代表，率六军司令部和六军一师、五师及地方部队仍在下江地区坚持斗争。他在整顿三江地区的抗联部队，分期分批组织队伍西征，以及坚持在下江开展游击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兆麟同志出席了解决六军党政问题的军、师党委会议和六军与富锦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进一步整顿和巩固了六军队伍。他还耐心细致地给金矿工人出身的独立师师长祁致中同志做政治思想工作，帮助祁致中和他领导的队伍，坚定地走抗日救国的道路。李兆麟曾拿出十天的时间同祁致中个别谈话，给他讲党的政治主张和怎样建设一支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道理。在兆麟同志帮助下，祁致中下决心清除一部分坏分子出队，把军政干部学校毕业的同志组织起来，作为队伍的骨于力量，还制定了发展党的计划。为了加强这支部队的思想工作，兆麟同志代表满洲省委向各旅派了政治部主任。不久，这支队伍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李兆麟对这个部队的后方工作也很关心。独立师曾在桦川和集贤之间的七星砬子群山里建立了一个修械所，开始时有十七、八名工人，他们不仅修理枪支，还制造了一架机枪。李兆麟知道以后，立即代表北满省委前去慰问，并亲自试射。他热情地赞扬工人的聪明才智和爱国主义精神，号召大家努力巩固这个修械所，为打击侵略者做出更大贡献。
1937年冬，由于敌人发动强大攻势追击与围剿我军，抗日游击区逐渐缩小，抗联的衣、食、住和枪支弹药均发生了严重困难，抗日游击战争开始进入艰苦阶段。
1938年初，李兆麟和六军军长戴洪滨率三、六军部分队伍在下江的边远地区活动。李兆麟曾带领六军骑兵二师和三军五师一部分队伍解决了东、西梧桐河，东、西杜鲁河，东、西火烧营和老沟等七处敌人金矿局的重要据点，缴获了许多轻重武器。在行军中，李兆麟和战士同甘共苦，经常给体弱的战士背大枪、挎背包。部队一歇下来，他常常不知疲倦地教战士学文化，或给大家上政治课，讲军事常识。也有时给同志们讲革命故事，教大家唱歌。
1938年4月，李兆麟同志参加在依兰县四块石西北的青山里召开的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一路上到处都有敌人活动的踪迹。兆麟同志对警卫员王琨同志严肃认真地说：“小王，我若是牺牲了，你千万要记住，不要让敌人得去我身上的皮包，你要把它送到北满省委去，因为皮包里有许多重要的党内文件。”会议刚结束，敌人的讨伐队就进山袭击了省委机关。省委书记张兰生同志带领省委机关向西北撤退。李兆麟同志率一部分队伍把敌人引向相反的方向，边打边退，保证了省委机关的安全转移。最后，在四块石一带甩掉了敌人。接着，李兆麟同志又率六军教导队向萝北、绥滨地区转移，在格金河打退了三、四百名追击的敌人。
经过长途行军，六军军部到达萝北梧桐河，与六军一师、五师、二师和四师会合。北满临时省委于5月底6月初在通河境内又召开了第八次会议，李兆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积极贯彻会议作出的关于西征的决定，在萝北老等山召开了部队师、团以上干部和下江特委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了下江的形势，与会者一致拥护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会议关于西征的决定。会后，部队按计划陆续西征。7月间，六军参谋长冯志纲、二师师长张传福率二百余人由绥滨启程。在黑金河与日军作战时，我二师师长张传福同志牺牲。这次战斗，部队损失较大，但同志们西进抗日的决心更加坚定。在参谋长冯志纲和陈雷、王钧同志率领下，部队继续西征，于8月间到达海伦。三师代师长王明贵同志率一百五十余人，于8月从绥滨出发，金策同志率三军三师七十余人于8月中旬从宝清出发，各路西征部队陆续到达海伦境内的八道林子。9月17日金策和冯志纲同志在这里召开了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确定了游击活动的具体计划，队伍立即分成两路，一路继续向嫩江、德都、黑河前进，一路在通北、海伦、绥棱、铁力、庆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下江地区各军主力部队在7、8月间陆续西征后，为了牵制敌人，支援西征部队，李兆麟同志率六军司令部仍在下江地区坚持斗争。
李兆麟同志善于保存革命力量，相机消灭敌人，并积极帮助兄弟部队摆脱险境。1938 年8月下旬，李兆麟与活动在富锦境内抗联四军的一支留守队伍会晤。在回来的路上，他远远地看见日军佐美骑兵旅向四军驻地袭来，就立刻调转马头要回到四军驻地，警卫员身躭心会遇到危险，想阻拦他，还没等开口，兆麟同志便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四军的革命队伍受损失，一定要回去!”说着，便驱马前去。敌人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李兆麟和四军的指战员一起沉着迎战。敌人到了跟前，我军的机枪、步枪顿时响了起来，日本骑兵乱成一团。在夜幕降临时，李兆麟和四军的同志冲出了包围圈。
这一年的秋末，李兆麟同志得知十一军一师的三百多人，被敌人包围在富锦的南老道庙山谷里。他立刻决定带领六军教导队的一百八十名同志前去营救。经过一夜急行军到了腰梭拉岗，甩开了跟踪的敌人。但走了不远就遇到了沼泽地。人在草皮上走，一起一伏直颤悠，如果踩在野草稀少的地方，或者脚尖用劲大了一点，就会陷进去。李兆麟走在队伍的前面，不时地作出样子，给大家讲怎样走“漂筏甸子”。就这样，他们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才走出了这片沼泽地。接着，又来到了一条小河边，水面很宽，没有桥，也没有船。河水虽然不深，但却结着一层薄冰。李兆麟同志向战士下达了镗水过河的命令，弯下腰紧了紧鞋带，第一个走进了齐腰深的河水里。在他的带动下，一百八十名战士迅速地渡过小河，跟着李兆麟跑步前进。
第二天中午，队伍赶到了南老道庙沟，李兆麟指挥部队分几路向敌人发起冲锋。这时，被围困的十一军一师战友，从内向外突围，在内外夹攻下，敌人混乱起来，包围囵被打开了缺口，十一军的三百多名同志在师长李景荫带领下，终于冲了出来，两军战友胜利会合。李兆麟同志率部队于9月间来到宝清县的锅盔山。
在老道庙同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以及张中孚、于天放率领的部队会师。这时，北满临时省委已决定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同志留守下江坚持斗争，负责领导下江地区的全部工作。为加强部队与地方的联系，又决定“高禹民同志以司令部特派员的身分与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同志共同负责领导下江留守部队”。李兆麟同志把这个决定转告给徐光海和高禹民同志，并要求他们相互配合，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坚持下江地区的斗争。李兆麟同志则准备率最后-批队伍，进行西征。
1938年初冬，十一军李景荫部由于在战斗中损失较大，部队情绪不高。李兆麟又帮助整顿和巩固了这支队伍，带领他们一同踏上了西征的路程。
向黑嫩平原远征
1938年11月，李兆麟在汤东老白山的下江留守队总部密营里，整顿队伍，进行西征的准备工作。11月16日他给北满临时省委写信，报告了下江地区工作布置的状况。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部分，他饱含革命情谊，深刻地表达了抗联战士和他个人在艰苦环境中的乐观精神和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他写道：“同志们，快到下半夜三点了，不写了，再见吧!两边的青年战士在吃松籽、萝卜和棉衣不齐的环境中，却是欢笑的疲困，鼻息悠悠地入睡了，我正是无钱、无粮、无干部，过了四个月残酷斗争生活，今天正是身边一个铜元都花掉的日子，革命热情燃烧着我的精神，非常高兴地向着抗日的光明处狂奔。”根据三、六、九军一致西进的情况，兆麟同志准备率六军军部教导队和十一军的队伍离开下江，翻越小兴安岭，向黑嫩平原远征。
这时，队伍在老白山的北坡驻营，战士的冬装还没有换齐，兆麟同志派部队袭击鹤岗市郊区的日本仓库，缴获了一些棉布和棉花自已动手做冬装。六军教导队的夏凤林和李长有两个小同志在李兆麟亲自指点下，做了一套棉衣样子，李兆麟穿着试了一-下很满意，就让他们二人作指导，动员战士自已动手，几天功夫，就做出了一百多套棉衣。这些棉衣虽然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但部队的冬装仍没有换齐。山区的群众听说抗联战士要远征，有的从远道来部队送棉衣或棉被，有的从身上脱掉自己的棉袄给战士穿在身上。这些棉衣和棉被凝结着东北人民对抗联子弟兵的深情厚谊，表达了东北人民支援抗联的坚强决心。
大雪已经覆盖了小兴安岭的山林，部队出发后，行进在百里不见人烟的林海雪原。同志们的手和脚都冻得皱裂了，胡须和眉毛上挂着厚厚的冰霜。他们白天分成小部队行动，夜间集中宿营。身上带的粮食没过多久就吃光了，只能从倒木上找一些干蘑菇吃，甚至把皮带也剁成小碎块，煮一煮吃下去。有一天他们在第二批西征部队的野营地找到一些已经发了霉的马皮，战士们用火烧烤一下，放进嘴里难嚼难咽。兆麟同志鼓励大家说：“同志们，为了抗日，我们必须保住生命。”他和大家一起吃掉了这些烂马皮。
饥饿、严寒和长途跋涉，使战士们疲惫不堪。大家迈着艰难的步子前进着。有多少抗联战士为了抗日救国，战斗到最后一息，长眠在白雪皑皑的小兴安岭山林里。有一位大家叫他小陈的同志，在没腰深的大雪里走着走着就一动不动地屹立在风雪中，再也听不见战友们的呼唤了。兆麟同志和大家含着眼泪用白雪掩埋了战友的遗体，继续在风雪中前进。
夜晚，部队在零下四十多度的森林里露营。战士们围着篝火，烤着冻僵木了的手脚，烤干湿透了的脚布和兀拉草，准备明天的路程。有的同志烤着烤着就睡着了。夜深了，同志们不自觉地往火堆跟前凑，越凑离火堆越近。有个战士冻得神经错乱，一头扑到火堆里。当同志们把他拉出来时，这个战士已经牺牲了。兆麟同志和战友们怀着悲愤的心情，焚化了这位战士的遗体。以后每到宿营的时候，兆麟同志总是提醒大家不要离火堆太近。当战士入睡后，和战士一样劳累的兆麟同志，却坐在篝火旁边，一面向火堆加柴，一面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研究第二天部队的行动计划。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他怕战士冻坏了，不得不把大家叫起来活动一下再睡。
李兆麟很注意部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征途中遇到困难时，他经常鼓励大家说：“我们的西征就快要到达目的地了，离延安、离党中央比过去更近了，我们很快就要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了，大家要坚持斗争，度过这黎明前的黑暗。”英雄的抗联战士土们，在兆麟同志率领下，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行军，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战胜了饥饿和严寒，翻越了丛山峻岭，终于在1938年12月底到达小兴安岭西麓海伦境内内六军三师的后方自马右，与王明贵同志率领的西征部队胜利会师。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在西征的艰苦岁月里，李兆麟同志编写了一首用古曲《落花》调填词的《露营之歌》。这首由四段歌词组成的战歌是李兆麟同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一边战斗，一边和他的战友共同切磋琢磨编写出来的。这支战歌生动地反映出无论是“暴雨狂风”的恶劣天气;还是“足溃汗滴气喘难”的艰苦行军;无论是“敌垒频惊马不前”的重重围剿;还是“冷气侵人夜难眠”的雪地宿营，都不能动摇我抗联战士从敌人手中“夺回我河山”的钢铁意志。第一段的歌词是1938年5月在帽儿山南四块石山上编写的，歌词内容是：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呜。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
第二段是1938年7月在松花江北岸梧桐河畔写的，歌词是：
浓荫蔽夭，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情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哟!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黑暗一扫完。
第三段是1938年10月末在伊春地区老白山编写的，歌词是：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
弟兄们!镜泊爆泉唤醒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片刻息烽烟。
第四段是1938年底在西征路上编写的，歌词是：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跚，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这首革命历史歌曲，是东北抗联战士浴血奋战和艰苦斗争生活的真实写照。它表达了抗日战士在千难万险的环境中，克服一切困难，夺取抗战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这支歌，在东北抗日战争中，成为鼓舞抗联战士英勇杀敌、坚持斗争的有力武器。
转战在龙北平原
1939年2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根据开展嫩海地区工作的需要，决定组成由李兆麟同志负责的省委嫩海地区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有许亨植、王明贵同志等。
1939年4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将北满临时省委改称为中共北满省委员会，选举金策、李兆麟、冯仲云三同志为常委。金策同志任书记，李兆麟同志任组织部长，冯仲云同志任宣传部长。在这次全会上决定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及总司令部。5月，根据北满省委的决定，将三、六、九、十一军，合编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李兆麟同志任总指挥，冯仲云同志任政委。三路军编成后，北满抗联部队在三路军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在龙北和龙南一带，依靠山区，开展了平原游击战争。
这一年，仅龙北地区的抗日联军就接连打了许多胜仗。3月初，攻克通北县警察署，北进中又击破龙镇附近的紫霞宫警察分署和飞机场。3月16日攻破老龙门车站，接着又打进讷东九十里的三合屯。5月初，攻入北安附近的李桂芳屯，5月11日破曹乃修屯。6月中旬，破火红鸡警察分署。7月1日又一度攻陷老龙门车站。9月8日破克山县北兴镇，9月18日攻陷讷河县城。经过这些战斗，我军士气大振。地方的党组织也有了发展，在讷河、克山、依安、拜泉等县建立起抗日救国会和党团组织。在群众的支持下，抗联第三路军冲破了敌人的所谓“黑(河)、北(安)、龙(江)三省汇攻计划”，使日寇大吹大擂的“五大莲池会师”的预谋破产。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为了培养训练干部，在德都朝阳山游击根据地，举办了训练班，李兆麟同志亲自讲课。这个训练班在提高部队的素质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李兆麟在担任三路军总指挥期间，经常深入到各个部队去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1939年10月中旬，他来到了活动在讷河五区的抗联六军十二团。这个团在冯志纲同志的领导下，在一个多月以前的“九一八”那天，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一举攻克了讷河县城。之后，在游击活动中，又击毙日本军官广潮，消灭了伪军孙强的先头部队，还打下了西城镇，缴了许多敌人的武器，部队的战斗情绪很高。敌人连续吃败仗，非常脑火，于是向讷河大批增调兵力。这时天气已渐渐寒冷，敌人的封山、清野、归大屯和保甲制搞得越来越严。抗联部队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如何开展游击活动，成为这支队伍面临的最难课题。这个团的领导干部当时只有年轻的王钧同志，他感到身上挑的担子很重。这时，北满省委常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来到了这个团。团里的指战员看到上级派来了代表，都万分高兴。李兆麟到部队后，就同指战员亲切地谈了起来，他代表军党委对十二团指战员表示慰问，对战士的身体和部队的士气非常关心。这天晚上在查拉巴歧山上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兆麟同志摸着黑，同王钧同志谈了大半夜。他语重心长地说：“每做完一件事情，都要想想好处和坏处，这对以后的行动会有帮助呵!”临走时，李兆麟再三叮嘱部队的领导同志：“形势可能还要恶化，要随时准备应付新局面，要大胆谨慎，遇到事情想不通，多找下边的同志唠唠。”北方十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但兆麟同志对干部和战士的亲切关怀和体贴，却久久地温暖着大家的心。
1940年春，根据东北党组织的决定，将第三路军缩编为四个支队，即三、六、九、十二支队，继续在北部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兆麟同志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对部队进行政治鼓动工作。1940年5月1日这一天，在通北以北山里的游击根据地，召开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李兆麟同志满怀信心地站在队伍的前面讲话，他说：“今天正是敌人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向我们进攻、袭击我们的时候，但这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是俗话所说的‘天刚要放亮、小鬼齜牙’的时候，革命越接近胜利，敌人就越拚命挣扎，我们要更加艰苦奋斗，胜利已经不远了!”他对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念，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抗日战士。在北满省委、总指挥部和李兆麟等同志领导下，抗联第三路军的各个支队都打了一些胜仗。1939年到1940年，北部地区我抗联部队在四十几次的战斗中，取得了三十多次胜利，缴获各种武器五百多件，歼灭与俘虏敌军七百五十多名，先后攻克了三座县城，严重地打击了敌人。抗联第三路军以少数兵力在黑嫩平原，牵制了大量敌伪部队，支援与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1940年7月，抗联三支队在王明贵、王钧同志率领下，在外地开展游击活动，总指挥部只留下四十余名教导队战士留守朝阳山。这时，辰清伪森林警察大队长董连科率警察给日军引路，突然闯进朝阳山。当我军发现时，总指挥部已被敌包围。敌我双方立刻展开激烈战斗。我教导队在一天内打退敌人数次冲锋，李兆麟同志和教导队战士一起坚持战斗。三支队政委赵敬夫同志为了总指挥部的安全转移，率队突围护送李兆麟同志。赵敬夫同志安全地完成护送任务，又返回来接应部队时光荣牺牲。北满省委委员张兰生同志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总指挥部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崔清洙同志，最后被敌人包围，眼看电台就要落入敌人手中，他毫不迟疑地砸毁电台，壮烈殉国。在这次交战中，伪森林警察大队长董连科被我军击毙，还打死打伤许多日伪军。但我方损失也不小，总指挥部和教导队只有李兆麟等七名同志突围出来。
1940年秋，李兆麟率一百多名同志在南北河一带活动，三支队的干部和战士都到平原开展游击活动去了，后方只留下李兆麟同志和年老体弱的战士及女同志，照顾着十几名伤病员。一场暴雨之后，河水猛涨，低洼地变成一片汪洋。李兆麟等二十几名同志被围困在南北河东面的森林里。李兆麟和这些同志一起，经受了一次严峻的铫饿考验。他们把身上带的粮食吃光后，杀掉了战马，吃完马肉吃马皮。二十多天过去了河水还是没有退，大家只好吃野菜和树叶。北国大地秋霜早，经过寒霜以后的树叶和野菜都枯黄了。当时还可以充饥的“大耳朵毛”这种野菜也无处找寻。男同志都饿得躺倒了，女同志每天坚持着爬出去捡榛子和蘑菇。这些刚强的女战士，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她们虽然饿得饥肠辘辘，但捡到的榛子、蘑菇，谁也不肯往自己嘴里放，都是带着它爬回来，双手捧着它交给总指挥，请他分配。兆麟同志总是让先给伤病员吃，然后是给年老体弱的战土和女同志吃，轮到他自己，已经没有几颗了。每次分食物时，他都吃得很少。同志们不忍心让总指挥少吃，就把自已分到的送给他些。但兆麟同志坚持不要，他说：“你们到外边活动应当多吃点，我在驻地活动少，应当少吃，只要不饿死就行了。”他虽然饿得全身发软，还十分乐观地给大家讲古代伯夷、叔齐兄弟二人宁愿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的故事，鼓励大家战胜困难。他说：“我们宁肯饿死，也要忠于祖国，绝不能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李兆麟和他的同志们坚信祖国一定能解放，党的事业一定能胜利。
就这样，他们艰难地度过了五十天断粮的日子。洪水渐渐地退了，党终于派人给他们送来了粮食。兆麟同志和大家一起跨过南北河，来到了部队的所在地。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增调重兵进驻东北，关东军从四十七万增到七十六万，我抗日联军的处境更加困难。在敌人的残酷统治下，东北人民的反日斗争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为了保存力量，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兆麟同志于1941年11月率领队伍转移到苏联境内。这时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了教导旅，周保中同志任旅长，李兆麟同志任政治副旅长。1942年7月，正式建立了东北党委员会，兆麟同志是这个委员会的常委。在东北党委员会领导下，教导旅进行了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还常常派出小分队回东北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教导旅的训练和学习，为东北抗日联军迎接抗战胜利，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准备。
为建立新中国献身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于8月9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东北抗日联军全体指战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东北党委员会领导下，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和苏联红军，击败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进入了为“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新时期。
这时，李兆麟同志被分配到滨江省政府担任副省长职务，在党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务委员。
李兆麟同志满怀着胜利的喜悦，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他搬进一所旧房间，室内的陈设只有一张木板桌，，两个旧板椅，还有后勤部门送来供他装书籍和文件用的两个木箱子，连张床也没有。警卫员李桂林同志要去搞一张床来，他拍着警卫员的肩膀说：“老百姓还没有翻身，咱们要艰苦奋斗呵!来，想想办法看。”说着，他走出房间，拎回来一个草垫子，让警卫员和他一起往两个木箱子上一搭，就成了一张床。兆麟同志满意地笑着说：“这不是挺好的嘛，打游击的时候，我们哪里睡过这么好的床呵!”有一次搞后勤工作的同志要给他做套新制服，他以党的经费困难为理由一再，推拖。进城后，他时时惦念着没有翻身的广大群众，保持着共产党员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优良作风。
1945年冬，根据党的指示，李兆麟辞去了副省长的职务，担任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他在工作中非常关心青年的学习和成长，许多人听他讲革命道理，汲取生活力量。兆麟同志成了哈尔滨一些青年的知心朋友。哈尔滨军医大学学员毕业时，兆麟同志给他们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同学们，你们现在已毅然踏上了进步的途径一探求真理的大道。……我们决不能以此微微的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要加倍警惕……在斗争中来巩固既成的和平，……取得真正民主和实现我们远大的理想。”
当时，李兆麟同志在哈尔滨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出面工作的，他经常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交道，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阴谋。敌人对他既恨又怕，曾多次予谋杀害他。兆麟同志深知敌人的凶残和卑鄙，但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勇敢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3月8日，在马迭尔饭店的剧场(现哈尔滨旅社)召开了哈市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那时，尚处在所谓国共合作的时期，国民党的“省长”关吉玉和“市长”杨绰庵都在会上讲了话。关吉玉讲了一些“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词滥调，杨绰庵则饥讽东北人当了十四年亡国奴。接着轮到兆麟同志讲话，他首先代表中共哈尔滨市委热烈祝贺哈尔滨的妇女同胞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地庆祝自己的节日。听众对他的祝贺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从东北沦陷时期祖国同胞的悲惨遭遇，讲到中国人民经过怎样的艰苦抗战，才赢得了今天的胜利。他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阴谋，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建立和平、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最后，他激动地离开话筒，快步走向台边，振臂领呼口号。兆麟同志几分钟的讲话，在群众的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就在这次大会的第二天的下午，兆麟同志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3月9日下午四时许，敌人来信诡称某要员“有重要事情请李兆麟去水道街九号商谈”。当时警卫员随司机修车，不在身边，因事情紧急，兆麟同志告诉他的秘书，警卫员回来后立即去找他。李兆麟来到水道街九号三楼一间国民党特务早已做了布置的房间。他喝了敌人下了毒药的茶水后，立即昏倒在地，潜伏的特务窜了出来，凶残地杀害了他。在东北与日寇奋战了十四年的李兆麟同志，没有牺牲在饥寒交迫的兴安岭丛林里，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松嫩平原上，却在抗战胜利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中。
国民党特务杀害了李兆麟将军后，还无耻地编造流言蜚语，诋毁这位抗日民族英雄，妄图逃脱罪贵，掩天下人之耳目。但谎言终究不能成为事实，随着全国的解放，杀害兆麟将军的凶手相继被捕归案，真相已大白于天下。确凿的事实证明，杀害兆麟将军，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计划有组织的一起大阴谋。血债要用血来还，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欠下人民血债的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李兆麟同志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广大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都发表了社论和报道，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的恐怖政策。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冯仲云等同志和松江省哈尔滨市各界人民怀着悲痛的心情，把李兆麟同志的遗体安葬在哈尔滨道里松花江畔的一座公园里。从此之后，哈尔滨市人民便把这座美丽的公园称作兆麟公园，以永远缅怀这位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了十四年的民族英雄。
李兆麟同志永垂不朽!
(刘枫、李松兰)
责任编辑：徐永帅 最后更新：2020-07-22 16: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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