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与毛泽东有关的五个“第一人”
2015-06-26 09:28:57  来源：党史纵横  点击：  复制链接

　　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正式成立,东北抗联幸存同志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较为系统的政治军事训练。在此期间,周保中一直以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作为教导旅的政治军事根本准则。他曾指示部队中唯一会画像的彭施鲁绘制供野营悬挂的毛泽东像,号召党员干部要“以毛泽东、朱德做榜样”,东北人民要“拥护首先倡导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朱德将军,实现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他还主持了抗联高级干部对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学习和旅内中共党员的整风学习,周保中1943年3月23日写下日记:“1、思想。2、党内外关系。3、语言文字。学风,主观主义。文风,党八股。党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研究现状、历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应用――实践,理论与实际统一,主观主义,把感想当政策,反党性；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实事与客观,详细占有材料,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就是教导旅整风学习的缩影。1945年大反攻前夕,周保中组织教导旅中抗联同志学习七大精神,并把学习七大精神同正在进行的配合苏军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组建了新一届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组织了大规模练兵和向东北派遣侦察部队的工作,制定了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路线下在满洲的行动”和“与中共中央在满洲所发展的地下工作合一或直接联络”为中心的反攻方略。

　　新中国成立后,周保中始终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抗联经验教训,留下了大量珍贵史料和精辟论断。1960年5月30日周保中明确指出:“东北党,从总的路线上来说,问题是不大,对于毛主席作为全党的领袖,主席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的认识,过去在东北较之关内是差得多,但不是一点没有,有多少呢?要说出来。”这一论述是完全符合东北实际的,有力地驳斥了高岗等人“东北过去是王明思想影响下,不好”等等贬低东北抗联的错误观点。

　　李兆麟:

　　提出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方针第一人

　　李兆麟是抗联后期斗争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三路军总指挥,对坚持北满地区抗日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也是东北抗联中提出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方针的第一人。早在30年代初期,李兆麟就开始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在1939年给9军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的信中回忆“我们中央各方面已经解答和指示东北游击运动的需要材料,一九三三年有游击运动问题小册子,此后又有游击战术,目前全国抗战的情形之下,又有我们第八路军将领彭德怀同志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发表。这些文件是包括着苏联游击运动的经验与中国红军几年来游击战术经验的总和,内容是非常丰富”。在部队政治工作中,李兆麟也一再向战士们宣讲“在关内,毛泽东主席正在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全中国的贫苦农民求翻身解放”。

　　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的党中央政治路线,为迎接全面抗战作了充分和必要的准备。同年9月18日,《救国时报》以两整版篇幅刊发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两篇著作传入东北后,北满临时省委和李兆麟、冯仲云、张兰生等结合实际进行学习贯彻。1938年2月9日,李兆麟致函北满临时省委,提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这是北满首次明确强调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方针。

　　在领导三路军斗争期间,李兆麟一再强调以毛泽东著作和长征精神教育部队,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下,三路军总指挥部训练处发出关于党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在连队俱乐部(即救国室)中悬挂或张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肖像,并以毛泽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彭德怀关于游击战的论述和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干部训练班的政治军事教材,此举使北满抗联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和长征精神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对北满坚持后期斗争特别是开展黑嫩平原游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6月13日,为纪念“七七”三周年,北满省委机关刊物《统一》还刊发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在纪念“七七”两周年时的论述。

　　1942年以后,在协助周保中主持野营政治工作期间,李兆麟尤其注重把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思想路线贯彻到东北斗争中去,在当年6月25日给金策、许亨植的信中,李兆麟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党的政策决定是根据周围环境详细情形来决定的。特别是战争环境中,尤其是详密的明了和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的指示,我们必须执行。目前东北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多年侵占东北国土的全部情形,必须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随时随地加以详细侦察和研究,这是东北党组织和党同志斗争任务之一。应当将每个地方群众组织改为群众运动与侦察工作二位一体的斗争组织。每个游击队目前必须把坚持发展秘密抗日群众组织,特别是武装组织,来繁殖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积极进行侦查工作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的指导方针。遵循这一指导方针,抗联小部队特别是三路军各支队对东北情况,主要是日军兵力部署情况和工事修建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侦查,为配合苏军及关内主力部队反攻东北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抗联教导旅和在东北坚持斗争的抗联小部队按照周保中和李兆麟的预先部署,配合苏军进占东北57个大中小城市,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李兆麟在哈尔滨指示电台广播《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使沦陷敌手14年的东北人民对全国政治状况,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有了初步了解。

　　冯仲云:

　　称呼毛泽东为“导师”第一人

　　冯仲云是抗联主要党务政治干部之一,曾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三路军总政委等职。1938年4月底5月初,在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上,经过他和张兰生的努力,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指导下,系统批判了原北满地区暨抗联三军主要军事负责人的严重“左”倾关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错误,在冯仲云起草的张兰生报告中明确宣布拥护“我党伟大的中央,在马克思、昂格斯(即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陶冶之下的中央”,明确表示正式确立以毛泽东“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的论述作为会议结论,并在以后实际上成为北满党组织自身建设的指导方针。

　　1939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传入北满,在李兆麟和冯仲云的领导下,北满抗联部队掀起了学习贯彻《论新阶段》的热潮,把它作为党内理论学习和部队政治工作的主要教材。1939年10月12日,在给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因联络中断未能送达)中,冯仲云明确指出“我们完全同意热烈拥护中央六中全会的决议及我们的导师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我们宣誓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些文件中所指示的任务而斗争,并将这些文件作我们今后的规范”。直至今天,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还保存着当年抗联翻印的《论新阶段》单行本,书名为《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从这一书名中我们不难看出,经过长期斗争实践,东北抗联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认同。

　　1940年3月,冯仲云千里跋涉,将《论持久战》带回北满,誉之为“我们往后抗战中的经典”,并在三路军中反复宣讲这部著作,以此指导北满后期斗争。

　　上述五个“第一”集中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与东北抗联的关系,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东北抗日联军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时又为毛泽东思想的集体智慧贡献了一份力量。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6-26 09: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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