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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战士的艰苦岁月
2015-09-08 10:09:54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东北抗联从建立那天起,始终在日军的疯狂“围剿”下进行抗日斗争,他们以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战斗度过了那艰苦岁月。?

  难忘的岁月

  抗联老战士乔邦义是在抗联进入最艰苦时期入队的。他经历了抗联的艰苦生活和无情惨烈的战斗,讲述了兄弟五人参加抗联,而牺牲三人的悲壮历程。

  乔邦义是吉林省长白县十九道沟双山头人。1937年他与大哥乔邦仁、三弟乔邦礼、四弟乔邦智、五弟乔邦信相继参加了抗日联军和从事地下工作,乔邦义是抗联第二军第六师第八团战士,他在讲述那段难忘的经历时说:

  我从1936年开始就给红军(抗联)办事,搞侦察、买药品等。1937年“归屯”后我就参军了。我父亲叫乔占山,是个穷苦农民,当时已经瘫痪了,他劝我们去当红军打鬼子,不要管他。我们哥五个都走,担心父亲的病,全家人大哭了一场。临走时,父亲哭着嘱咐我说:“老五最小(指五弟乔邦信),我把他交给你,无论如何不能把你五弟扔了。”我向父亲作了保证。我们是夜黑头出发的,和我们一齐走的还有老蒋家的大儿子。

  我参军的部队是抗联二军六师八团。五弟跟着我,其余的人都分开了。当时,同志之间谁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因为若让敌人知道了谁家有人当红军就全家杀光。一个连队三个排,一个排三至四个班。十个号一个班,叫谁就叫号,名字只有师首长知道,即使这样保密也死了不少人。我大哥腿不好,当了交通,搞联络。他在头一年的冬天被捕牺牲在长白县城西炮台,那里是杀人场。后来,三弟也牺牲了。四弟于1938年入了党,外号叫“四当家的”。他小时候念了几天书,参军后当了几天战士,后来就保卫师首长,当了机枪班长兼射手,长期跟随师首长。1938年,抗联第一路军下设三个方面军,我们的师首长是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1939年,第一路军的总司令杨靖宇驻在濛江县,我们住在和龙县山上。秋后召集三个方面军领导会议,我四弟和五弟都去了。四弟是警卫班长兼机枪射手;五弟是六师长的警卫员,给总指挥背皮包。当时,总指挥共带了30多人去开会。其中有一司号长叛变了,走露了消息,敌人便调来了大批军队,放了许多“卡子”。这次会议是在大原始森林中由杨靖宇将军主持召开的,开半天就换地方,换了好几个地方才把会开完。往回走时,途中碰上了“卡子”,被敌人发现了,开了火。在激战中,为了保卫总指挥,四弟将敌人的火力引到自己这边,结果他壮烈牺牲了。当时我在八团团部,听到四弟牺牲的消息特别难过。

  东北抗日联军的生活是艰苦的。我参军几年没住过房子,真是“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吃饭很困难,既无供应又无钱买。砍树种地吧,敌人的飞机总出动,一发现我们开荒种地就出兵“讨伐”,唯一的办法是打进村落从敌人那里或者从大粮户那里拿,再就是秋收季节抢收地主的粮食。穿的也困难,当时我们穿衣服很破,先破拐肘,后破膝盖。解决的办法就是打村落,再就是从死人身上扒。打死了敌人就量个头,大个找大个,小个找小个。我们的枪支弹药不缺,就是缺吃的,三顿五顿,甚至三天两天吃不上饭是常事。当时以苞米粒、黄豆粒为主,能吃上苞米面和大米查子就是顶好的了。什么时候能吃饱饭呢?就是打下据点后的第一顿饭。几顿不吃,冷丁吃一顿也真够受,所以同志们几乎都有胃病。

  第二方面军大部分是朝鲜族同志,朝鲜族妇女真是好样的,抗折腾。当时有个女特别连,打仗唱歌,对敌喊话,特别活跃。朝鲜族对汉族特别好,十分亲密。女同志在连队负责做饭,如有病号行军,她们就用饭盒为病人拎着饭,有时牺牲了,手里还攥着饭盒。男同志也一样,我们八团大部分是汉族,七团全是朝鲜族,警卫连和教导队汉、朝族混杂,执行任务时都抢着干,而吃饭的时候却互相让。那时我们每人一把小勺,吃完饭,小勺往腿绷里一插就完事。其实,很多时候全是吃炒苞米粒,连小勺也用不着。尽管生活苦,没有一个叫苦的。

  我们二方面军活动在长白、濛江、临江一带。冬天我们的兵力就集中起来,雪化了就分散活动。敌人很难找到我们,常常被我们打得蒙头转向。我们打游击战,跟敌人斗心眼儿。最多的一次是一天打了24仗。我们惯于打埋伏战,冷不防打他一家伙,打了就走,敌人吃了亏,就跟腚追,我们又埋伏起来,把机枪架好,敌人来了又是一顿扫射,打完又跑。人有个毛病,打埋伏时越怕咳嗽就越咳嗽,急眼了就把头拱到雪里咳嗽一声。有时枪一响就冲锋,敌人愣了,不等他还枪,我们就上来了。日本兵很顽固,死不投降。满洲兵(伪军)熊,一喊就举手投降。有时满洲兵还打死日本兵。当动员他们参加抗联时,他们不愿意,因为怕遭罪。我们对他们教育后就放他们回去,告诉他们下次再抓住就不客气了,实际再抓住也不弄死。日本人被我们打怕了,每逢行军都把伪军安排在最前头和最后边,他们在中间。可是日本兵穿的是黄呢子,老远就能看出来,我们专打他们。

  在长白县,我们打过好多村落,只是没打长白县城。我们并不怕长白县城的兵力,是怕朝鲜惠山镇的日军增援。当时,仗打得真够苦的。1938年以后,几乎每天都打,枪不响就吃不上饭。打村落,打木场子,打粮车。打下粮草,一边赶着车,一边吃。秋天主要吃苞米粒和土豆,冬天吃牛肉,肉当饭吃,粮当茶。缴获来的牛,现吃现杀,用火烧,烧得半生不熟。当时的生活这么苦,可是大家的情绪很高,还搞学习和娱乐活动。行军时用纸写上字,贴在背包上,后边看前边的,行军休息或晚上宿营时,还唱歌跳舞。唱歌时开始小声唱,唱着唱着,感情激动起来,就放开嗓子唱。部队朝鲜族同志常跳朝鲜舞,有时大家一齐跳,十分高兴。

  1939年,就更艰苦了。记得有一次在大杨树那个地方,我们曾7天没吃到一粒粮食,100多名战士最后只剩下17个人,其他都牺牲了,我们的团首长也受了重伤。当时,补充兵员是不可能的。由于抗联分散作战,这里打,那里打,敌人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我们六师八团最后只剩下三五个人了。但是我们仍然跟随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斗争。?

  生活和战斗在丛山密林里

  1938年以后,抗联进入了非常艰苦的斗争时期。王明贵回忆了在敌人严密封锁和“讨伐”下,近似于野人的生活环境,他对那段生活和战斗在丛山密林里的难忘经历进行了这样的讲述:

  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冬季生活和战斗在没有村庄、人迹稀少的丛山密林里,足迹踏遍整个小兴安岭,既要同进剿的敌人作战,又要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

  小兴安岭的西部山林和平原居民之间的许多地方,居住着日本的移民——开拓团。这些日本人备有武器,也阻碍抗联的活动。日本军队、伪满军队驻扎在沿山的村庄,在敌人的指挥中心,备有汽车,随时出动运输作战部队。他们的交通电话设备齐全,各地的特务汉奸可以随时向日本鬼子报告抗联的行迹动向。抗联进入屯子时,就得和有工事依托的敌人作战,枪一响四面八方的敌人都来增援。我们处于被围的境地,撤退时还要突破山边的敌人封锁线,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我腹背受敌。敌我作战时,当地群众也难免要遭日寇炮火的杀伤。在上述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占乡村,被迫进入山里,依靠小兴安岭的山地、河川和森林同日军作长期的残酷斗争。

  离开了村庄,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缺乏给养,特别是冬季到处白雪皑皑,积雪一二尺厚,气温在零下四五十度。敌人每年就在这个时候对我们发起连续进攻和轮番搜山,跟踪追击,使我们得不到一点喘息机会。随身携带的有限粮食吃光了,为了坚持斗争,有时也不得不杀战马充饥。吃那些瘦马肉,没有油盐,又腥又塞牙。马匹是同志们在战斗中流血牺牲换来的,它们曾帮助我们驮过沉重的军需物资,昼夜行军作战,吃的是枯草、树枝,喝的是冰冷雪水。在杀食战马的当时,我们的心情都特别难过,谁也不忍心下手。但为了同敌人战斗下去,不杀战马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过了冬天,在万物复苏的春季,我们就在森林里采集各种各样的野菜吃。最好的野菜是韩葱,它长在山坡上。味道比平常的家葱更新鲜(相传这种韩葱是过去向皇上进贡的上等珍品)。此外,枪头菜、菠菜、山白菜、明叶菜、二荚芹、河菜等都是我们常吃的野菜。还好,这些野菜到处都有,每逢宿营的时候,大家便分头去找,很快就可采来。有些野菜可以从春天吃到秋天。

  夏季还可以吃蘑菇,黄蘑、松蘑、木耳等都长在朽木上,到处能采到。猴头是比较珍贵的山货,那时,我们也能经常采来。它长在柞树上,在没有战斗情况下行军,有些同志一边走,一边注意观察路旁的大树。如果发现一个猴头,在对面相隔不远的另一棵树上还可能找到一个。猴头大的像碗,小的像拳头。

  我们还能吃到各种飞禽走兽。林茂草深的季节,敌人上山“围剿”,追踪困难,我们常常出去打猎改善生活。林中的狍子很多,宿营、行军随时都可以打着。还有野猪、熊、鹿、犴,以及野鸡、松鸡、山鸡、天鹅等,这也是我们可能猎取到的动物。部队在没有人烟的森林里,生活非常困难,要想吃到粮食,必须在战斗中缴获。

  敌人强迫老乡实行“粮谷出荷”,规定了配给制度,各家不准存有余粮,私人也不允许买卖。他们恫吓百姓,谁送粮或卖粮给抗日联军就是国事犯,以通匪论处,轻则关押,重则死刑。山里,抗日游击区的人民知道我们是打日本的,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如绥棱县东八井子魏振邦、十三井子赵启、柴家店柴老四等。他们把苞米堆在地里不往回拉,有的把苞米棒放在场院明显的地方,让我们去取。特别是六井子卢子扬,以拉木头为掩护,用马爬犁把粮食运到山里,秘密地交给了我们。绥棱县栾家烧锅一个张寡妇(徐秀),她给郭铁坚部队供给了好多粮食。我们部队进屯筹粮,利用人背马驮,把一口袋一口袋粮食,分散隐藏在大树底下、稠密的丛林中以及山岗上,以使我们行军、作战随时来取。

  深山老林里,没有村庄,人迹罕见,而谁又能背营房子行军作战呢?我们一年四季都是这样野外露营的。野外露营,天作纱帐,地当军毯,陪伴我们睡觉的,一边是温暖的火堆,一边是寒冷的霜雪。

  北满的冬天,气温常常降到零下40多度,地冻三尺。人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下,不拢火就会冻死。夏天蚊虫、瞎虻、小咬特别多,人马从林中、草地经过,在头顶上和背后跟着一群蚊虻,特别是在部队前面行进的那十几个人,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嗡嗡直叫,飞来飞去,瞅机会来叮咬。中午行军时,长得像花生大的瞎虻,人们见了心中不禁有些惧怕和厌烦。走在最前面的人,得拿蝇甩子或撅一把树枝子不停地抽打着,可是一不小心,被它们咬了一口,又痒又疼。军马被咬得浑身流血,宿营时,只有搭个马棚才能使牲畜减少蚊虻的叮咬。对这种害人虫只有用浓烟熏才能把它们赶跑。有了火光,野兽也惧怕不敢靠前,所以露营后拢篝火成了我们抗联战士必不可少的工作。我们随身携带伐木工具,每到一个宿营地,你听吧,“咔嚓、咔嚓”的是放树的声音,“哧啦、哧啦”是锯木头的声音,我们一到,整个森林,一片喧哗。

  采伐完毕,树干作柴拢篝火,小树枝儿和叶子再加些枯草可以铺垫,围着篝火放一圈,一坐暄腾腾的,还真有点像现在的沙发床哩。夏季,为了避免受潮生病,青草每天得换一次,因为新鲜的青草和树叶没有腐烂,既隔潮又发热,不伤身体,半湿不干的草和树叶子容易使人生病。

  拢篝火容易暴露目标,条件许可时,我们搭上帐篷或盖个窝棚,稍远的地方就看不到火光了。

  用缴获和购买来的一些“洋布”,缝成宽长两幅见方,并在四角处和顶篷中间钉上带儿,用四根长竿架起来,或在地上钉4个木桩,四角栓在竿上,顶篷吊起来。这种自制的帐篷,搭起来只需一二十分钟,拆除时只需几分钟,体积小,分量轻,便于携带。

  夏天,帐篷既可防雨,又可防蚊虫和瞎虻。下雨时,开头帐篷里有些小雨星,过一会儿,篷顶全湿透了,就不漏雨了。天冷时,生个小火炉,尽管帐篷外边镶上银霜,盖上白雪,可是,帐篷内依然暖融融,温暖如春。

  火炉和烟筒是用洋铁筒制作的,炉子用火油桶一头开个圆洞,安上烟囱,在油桶下端再开一个小口作炉门,再制作三个小烟筒,行军时把它放在炉桶内,总共只有三四斤重,携带也轻便。

  1938年秋季,抗联第六军西征到海伦。我们来到这个地区,敌人发觉后,布防严密,我们部队经过长期行军,跋山涉水,已疲惫不堪。在一无粮食、二无衣服的极端困难情况下,敌人企图把我们困死在山里。为了切断我们同老百姓的联系,敌人在山边各屯实行重兵把守,还派部队到山区轮番“讨伐”。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们派小部队引诱敌人到山里去,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里转来转去。一方面打他的埋伏,一方面把山里的所有的荒道踏平,以便于我们活动。部队在山边,为了隐蔽和露营防寒,在大地结冻以前,我们在山里山边,树林地带挖宿营基地。这种“基地”只需挖一人多深,宽3至5米,长10米左右。在墙的四壁埋上4个支柱,加上两根横梁,然后挂上篷布,在室内通道上拢火取暖,出入的地方挖楼梯式土坎,天气寒冷时,只要在顶上搭一块布就是很好的房子。敌人来了就把它变成碉堡和隐蔽部。1938年秋季,我们三支队在海伦靠近屯子离敌人二三十里的地方,挖了许多这样的宿营基地,不光用它取暖休息,而且还用它作进攻的出发地。夜间进入屯子打击特务警察,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天亮前能赶回来。敌人知道这一情况,千方百计地企图毁掉我们的宿营基地。但地掘不动,怎么也毁不了,敌人毫无办法,我们却利用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敌人的大批兵力轮番入山“围剿”,兵力数倍于我,用所谓“梳篦”森林的方法,妄图把抗联队伍斩尽杀绝。我们处于劣势情况下,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斗争,口号是把“进剿”的敌人埋葬在大森林里。

  我们不能和敌人拼消耗,采取了小组伏击的战术。打埋伏仗是我们游击队经常运用的战术,每个队员都很熟练,大家争先恐后地要求执行这样的任务。那时曾出现过许多打伏击的能手。白天我们打埋伏,夜间敌人拢火宿营我们摸火堆。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当我们秘密地摸到火堆跟前,机枪咯咯地响起来,只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横飞。

  日本鬼子看抗联依靠茂密的森林作隐蔽,就每年放火烧山。山林雨少风多,草枯易燃,一着起火来往往要烧十天半月的,无法扑灭,只有在下大雨或下大雪时才能熄灭。这确实对我们威胁很大。但是渺无边际的大森林是无法烧尽的。我们轻装善走,敌人在这里放火,我们就迅速转移到另一处去。敌人此举也是枉费心机。

  有时,我们的小股部队将敌人引进森林的深处,主力部队则趁机绕到敌人背后的山边上来隐蔽,夜间突然进屯子里搞给养作宣传,有时还组织一支精干的骑兵和步兵深入平原,奔袭敌人的后方据点,破坏敌人的巢穴。我们曾用这种方法打开过许多敌人驻守的大屯、据点,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9-08 1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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