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的悲壮征程
2015-09-09 09:11:41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的抗日斗争出现一个短暂的高潮。青年踊跃参加抗日联军，伪军起义形成潮流，出现了伪军第二十九团整团、第三十八团两个连那样整团整连投奔抗日联军的事件。但是两三个月以后，敌人开始对抗联进行更加野蛮的“讨伐”，加上关内抗战初期受挫的影响，局势很快恶化。到1938年，抗联进入了更加困难时期，被迫进行西征。

　　被迫西征

　　彭施鲁是1938年艰苦斗争的亲历者，对当时抗联为什么进行西征印象很深。

　　彭施鲁，河南省武陟县小董镇人。1915年12月生。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底到东北参加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任秘书。1937年后历任抗联第四军第四团政治委员、抗联第四军留守处主任、东北抗联第七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第一大队政委。1941年参加东北抗联教导旅，任第二营副连长。1945年9月从苏联返回中国东北，先后任苏军驻佳木斯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中共佳木斯地区委员会负责人、东北军政大学合江分校副教育长、东北军区军政学校副校长。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历任第二十七步兵学校副校长、军委军校部编研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学校管理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司令部顾问等职。

　　彭施鲁对1938年以后为什么进行西征作了这样的记述：

　　1938年春天，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都遇到了多方面的困难。首先是敌人突然地增加在松花江下游地区围剿抗日联军的兵力。日伪军的“围剿”部队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各大小城镇，形成了一个封锁网，使抗日队伍每次从山里出来都会遇见敌人，每进入一个村庄去征粮都得打一次仗。与此同时，日本人宣布开始“归屯并户”，划定在平原地区的一些村庄建立“集团部落”。凡是在山沟里的居民要一律搬进“集团部落”中，尔后在“集团部落”的四周修上壕沟，架上铁丝网，四角修上炮台，由强制组成的伪自卫队把守着。日本人还规定各屯的百家长和十家长实行连坐法，凡窝藏抗日军人或知情不报者，一家有罪十家同当。上述情况首先造成抗日联军粮食供应上的危机，群众无法往山里送粮，部队直接去农村征粮往往又必须冒着和敌人打仗的危险。有时能征到一些，有时不仅没有征到粮食，还得付出一些代价，造成一些伤亡。征粮如此，筹款就更困难了。1938年2月间（编者注：实际上是1月），身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的赵尚志率领第三军和第六军各一个师（编者注：护送赵尚志过界入苏只有其一名副官和4名警卫员。抗联第三军第九师一小队护送到中苏边界。）在松花江下游北岸的萝北县活动。这支部队的任务是护送赵尚志从萝北越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可是立即被苏联边防军解除了武装。赵尚志和戴鸿宾（编者注：戴是一个月后在迎接赵尚志回国时，因作战失利率队入苏的。）被苏军关押审查。蔡近葵师长及其以下的官兵500人左右一律被遣送中国的新疆省。

　　如果说收编部队的瓦解或投降日本人不曾引起东北各级党领导人过多忧虑的话，那么数量上不算太小的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部队，而且又是北满地区战斗力较强的抗日联军第三军和第六军的一部分主力队伍被迫退出了东北战场，却不能不使党的领导感到震惊。从1938年3月15日开始，日本人在伪三江省的佳木斯市和汤原、依兰、桦川、富锦、勃利等5个县，同时实行大检举，制造了“三·一五”事件。据以后的了解，在这次“大检举”中，有中共党员及抗日群众360多人被捕入狱，并在以后陆续被公开屠杀或秘密处死，使松花江下游地区党的活动处于完全瘫痪状态。

　　以后我们才逐步弄清楚，原来日本统治者策划了一个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用以专门对付东北的抗日联军。这个“肃正计划”是综合性的，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措施。

　　日本人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给东北抗日联军所造成的困难是我们党原来所不曾预料到的。吉东省委和北满省委在1937年秋季曾对松花江下游的形势作过研究，对当时表面上看起来的大好形势表示过忧虑。一是因为抗日部队较多地集中在松花江下游地区，已引起日本人的严重关注，必然会成为日本人的重点“围剿”区域。如果我们没有应变计划，这一地区很可能成为日军“聚而歼之”的目标。二是属于北满省委领导的三、六、九、十一军，以及属于吉东省委领导的四、五、七、八军各有一部分在三江地区进行活动，既有相互间的支持和配合，但也有相互间的干扰。如不调整指挥关系，发展下去，其不利因素将超过有利因素。

　　基于上述考虑，两个省委共同作出决定，要在1938年内实行战略转移，抗联的主力部队要脱离三江地区，分别实行西征。北满部队西征的方向是黑嫩平原海伦县一带；吉东主力部队西征的方向是吉林省西部的五常、舒兰地区。这时吉东地区负责统率部队的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已经成立，吉东省委推举周保中为总指挥。北满地区应建立的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当时尚未建立。1938年初赵尚志去苏联之后，北满部队总的指挥任务实际上落在李兆麟的肩上，因为那时他还是北满抗日联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他的军事上的指挥才能在以后的事实上也证明他胜任这一工作，因之在1939年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成立时，北满省委推举他为总指挥。

　　在1938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的对日斗争就是在这样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开始的。实际上，形势的严重性不止于此，使东北各省委和抗日联军的领导人更为焦虑不安的是和党中央的联系。原来和党中央的联系是通过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可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不久，各省委接到了从莫斯科发来的通知书，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回国，今后将在延安和东北之间重新建立联系。但在收到这样的通知之后一直再没有什么消息，使得东北抗日联军产生了一种孤儿一般的感觉。试想，失去了党中央及时的指示和支持，步履该是何等的艰难啊！各省委只好独立自主地依据党中央过去历次的指示精神，对自己的行动作出决定。西征的决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的。尽管西征的前景并不是明朗的，还有可能是充满艰险的。但是，决定北满和吉东两省委领导下的主要抗日力量迅速离开松花江下游这个已经被日本人确定为“围歼”主要目标地区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主动转移，到头来又可能形成被动转移的局面，那就可能出现更加糟糕的局面。

　　漫漫西征路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空军后勤部房管部副部长的抗联老战士芦连峰，西征时只有16岁，他对西征的经过感受颇深。

　　芦连峰回忆说：

　　我们十一军的这次西征路线说来也并不复杂，10月末，在花马街集结，北上，渡松花江，西折过三江平原，11月中旬，抵达汤东六军老白山密营。12月初，开始西征，沿岔巴气河西行，中旬至汤旺河而西北，到现在的伊春市联军干校，再沿伊春河西行。12月29日，到绥棱白马石与先行到达的六军三师王明贵部会师，完成西征任务。虽路途曲折，但一路向西。屈指算来，这段路程充其量不过千余里，在今天交通便利的条件下，乘车一天便可抵达，然而在当时荒凉闭塞的自然条件下和艰苦的抗战岁月里，这却是一条极其艰难险阻，充满着危险和死亡的路。

　　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人迹罕至，山上深涧乱石，倒木葛藤；山脚“闹瞎”灌丛；山下沟塘沼泽，加上一天比一天寒冷的天气和愈下愈深的积雪。行军在这林海雪原之中，每迈出一步，都要披荆斩棘，费尽全身的气力。山上的倒木横躺竖卧，人马上不能过，下不能钻，只好绕过树根和树冠，弯弯曲曲地前进。缠绕的葛藤，带刺的荆棘，稠密的灌木丛更是难于穿行。最难行的还是山下积雪奇深的沟塘，盘旋呼啸的山风似乎把满山的积雪全都搬到了这里，以至于山上的雪还深不过膝，而这里的雪就有齐腰深了。为了穿越沟塘，行军时，总是由体力较好的同志轮流在前面破雪开路，其余的同志跟在后面。山上行军是这样，在河道上走也并非没有危险。在我们沿伊春河行军时，我们军的孙军需就掉进了积雪覆盖的冰缝之中。当大伙七手八脚地把他从冰河里拉上来的时候，已经落汤鸡似的冻得不省人事，我们急急忙忙把他抬到河岸的树林，拢着了火，烤了半天，这才缓了过来。

　　刚刚踏上征途时，我们都还是骑兵，有马可骑，或者至少能把枪支弹药、锅碗瓢盆、斧锯粮食放在马背之上。那时候，我们靠着在密营积蓄的体力和马匹的帮助，一天能走上五六十里。可后来，马的草料吃光了，冬天小兴安岭白雪下面只有枯黄坚硬的小叶张和带刺儿扎嘴的塔头樱子，马不能吃，一天天地瘦了下来，又一匹匹地累倒，或者被断了粮食的人们杀了充饥。马没了，五六十斤重的背包只好由人背着走。马刚没的时候，马鞍子我还舍不得扔，背着走了一程又一程，希望着能有一天重新弄到马匹，再当骑兵，可没背上几天，体力不支，只好扔了。险要的山路随着积雪的加大而愈加难行，饥饿的征夫随着衣食的恶化而愈加虚弱，每天的行程由原来的五六十里变成了一二十里。停停走走，走走停停，等到离目的地只有70来里地的六军三师后方密营时，干脆走不动了。

　　林海雪原中的长途行军最费的莫过于衣服和鞋。没走上20天，我们在老白山做的新衣新裤就被“闹瞎”撕扯和被篝火火星烧灼得破烂不堪，滴里嘟噜的棉花裸露出来，挂在树枝灌丛之上，棉衣快成了夹衣。脚上的靰鞡、胶鞋也快裹不住脚了。大家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在处理马匹时，留下马皮不吃，割成一块一块的，背在身上，4角穿窟窿，再拴上绳子，绑在靰鞡或胶鞋的外面。就是这样，我的最后一双靰鞡还是在没走出大山的时候，脚后跟就漏了。冰冷的雪灌了进来，化成了水，又冻成了冰，脚被冻伤了。开始时，我没吱声，拄着大棍子挺着走了一两天。这下糟了，冻坏的地方溃烂化脓，直到露出脚后跟的骨头，疼痛钻心，只好踮着脚在雪地里艰难地走着。隋德胜团长见状，问明了情况，宿营时，给我上了点儿黑瞎子胆汁，又把他露营铺的黑瞎子皮割给我一块包上，我这才勉强没掉队。如此狼狈的不仅有我，多了，特别是最后的十几天，整个队伍中，靰鞡烧破，脚冻伤，而一瘸一拐走路的人差不多有一半。那些没冻伤的同志就发扬互相帮助的友爱精神，搀扶着，或者两人用木杆架着我们这些冻伤了脚的同志艰难地往前走，实在走不了还有留在途中“碓营”的。为了给这些鞋烂了的同志垫脚，隋团长的那张黑瞎子皮只剩下一条条，李师长的一件皮袍子也变成了短褂子。

　　说了行和衣，再说住的。茫茫原始林海，根本没人家，整个西征路上，我们只碰上两三个“老山狗子”蹲的“碓营”。所谓“碓营”，那也只是间能装十几个人的地窨子房。伤员和女同志尚且住不下，根本轮不到别的同志。当时我们又没有行军帐篷，所以，整个西征路上住的全是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篝火露营雪筑墙”。就是山里人说的“打小宿儿”。具体做法就是在每天太阳快落的时候，找好背风树密的地方停下，分成6人一组，每组再分成两伙，一伙放树截柴，两米一段截好堆好；另一伙用既做饭又洗脚的搪瓷盆子（或铜盆）收雪筑墙，垒起半间房子大小，中间空地，四周一人高的雪窝子。火拢好后，再立起3根湿木棍，支上盆子，开始化雪烧水、洗脚、做饭。再把被汗水打湿的衣服、鞋帽、包脚布子加上絮鞋的靰鞡草或羊胡子草烤干，絮好，穿好。然后，就是检查武器弹药，随时准备战斗，最后才允许睡觉，这就是“篝火露营雪筑墙”。

　　火大生风，篝火熊熊。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身体朝着火的一面，冲腾的烈焰能把人烤焦；背着火的一面，刺骨的寒风能把人冻僵。人睡着了，身体变冷，越冷越往火堆跟前凑，忘记了前面熊熊燃烧的烈火，更察觉不到飞落到身上的火星。衣服、鞋帽,甚至武器因此而被烧着、烤响的事时有发生。一位名叫韩臣的同志，睡觉时，身上的子弹被烤响，胸口被炸得血肉模糊，痛苦得大叫不止。因伤重实在跟不上队伍了，领导就把他托付给了碓营的老人，后来也没听到他的音信。为防止此类事情发生，露营纪律严格规定：小组6人，不能同时睡，必须留人值宿。值宿人一要看火加柴，二要防止人靠火堆过近和火星溅落到身上。还有一条就是在准备篝火木头时，一定不能混进那种灰皮、带点、烧起来噼啪作响、火星四溅的暴马子木头。如有违此规定烧坏鞋帽者，是要受军纪处分的。为保证露营的安全，战士们睡觉了，领导还要到处检查纪律执行情况。

　　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篝火露营，实在是困了，也只能睡一个或半个小时，冻醒了或让值宿的同志拨拉醒了的时候，浑身都僵直得不听使唤了，只好站起来活动活动，转过来调过去，把身体烤热了，才能继续睡。许多同志的手脚就是在露营时冻伤或冻掉的。所以说，西征的艰辛，抗联的艰辛莫过于冰天雪地的露营。由李兆麟和他的战友们编写的《露营之歌》就是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描写冬季露营的第四段歌词就是在我们这次西征途中诞生的。

　　除行、衣、住以外，西征路上的艰辛就属缺吃的了。我入队的1936年前后，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桦川、富锦、宝清以及整个松花江下游地区，鬼子伪军只能占领城镇和交通线，而广大农村则是抗日联军的天下。由于群众的大力支持，部队的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可自从1937年秋后，由于鬼子实行“集团部落”、“匪民分离”、经济封锁等各种毒策，我们的衣食来源断了。敌人疯狂的军事“讨伐”，又使我们的活动区域从农村转移到了山区，粮食愈来愈困难。所以，此次西征自集结以来，虽然我们也像积极筹措寒衣那样筹集粮食，但收获不大。等到了老白山密营时，靠着我们携带、密营的积蓄加上袭击鹤岗兴安台伪军后勤仓库的缴获，好歹吃了半个来月饱饭。临出发时，每人还发给半小口袋粮食，可没吃上几天就见了底儿。路上也遇到过“碓营”，也得到过他们热情的帮助，可碓营那点儿吃的，对我们这百十来号人的大队人马说来只能是杯水车薪。眼瞅断炊的时候，就吃马。先吃饿累倒下的死马，再吃不得不忍痛杀死的活马。把马身上凡是能吃的东西——肉肠肚心肝肺全吃得干干净净，骨头也要煮上一遍又一遍。与此同时，我们还满山遍野地挖雪找松籽、橡子、核桃，到倒木圈里拣冻蘑菇，把这些东西和马身上的东西搭配在一起吃。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扒红松里层的树皮吃。具体的方法是：先在树根下拢火烧化和除去外层表皮，再把里层扒下，剁碎后用水浸泡以减少粘液和松树油子味之后，加上用木灰淋出来的木碱水,再加水猛煮成粥状食用。西征前我们吃过这种东西，这回别的东西没了，就只能拿这个东西充饥了。就这样，一直维持到了岔巴气北边的王肇庆密营，队伍因无粮和风雪太大而停下休整。正在此危急之际，六军的耿殿君团长雪中送炭，把西征先遣队袭击日本开拓团缴获的粮食、牛马送到军中。每人分了十几斤粮食，每队分了几头牛马，队伍又继续前进。好不容易又走了十几天，到了汤旺河边，我们又第二次绝粮，只好再使用上面的那些老办法，甚至把穿漏舍不得扔的皮靰鞡用火烤去了毛，煮着吃了。如此，一直维持到月底才来到小兴安岭西麓的绥棱，到了六军三师后方密营，见到了在此迎接我们的六军同志。这时就无论如何也走不动了，只好送信给王明贵师长，要他带着粮来接我们。

　　当时的情景，王明贵是这样描绘的：“在密林里，我遇到了一群战士，衣服破烂，棉袄露出了一团一团的棉花，羊皮袍子破得一片一片的，有的披着破棉被子，有的披着口袋布，脚上有的包着黄狍子皮，有的包着红马皮，有的包着麻袋片，脸色黢青，两眼无光。他们一堆一堆地正围着篝火取暖。我们的战士一喊：‘喂,同志,给你们送粮食来啦!我们是三师的,你们辛苦了!’他们抬起头来,声音嘶哑地喊着：‘我们有粮啦！三师来人啦！’于是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和战士们拥抱到一起，满脸热泪横流。战士们又把我们领到一个昏暗的伤员养伤的地窨子。一进去，烟呛得喘不出气来，睁不开眼睛，炉中一尺多高的火苗子代替了灯光。好一会儿，才看清楚屋内床铺上躺着那么多人。仔细一看，立刻像有一只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心。零下40多度的严寒，夺去了好多战士的手、脚、鼻子，由于缺乏医疗器材和药物，他们就用灰色的旧绷带缠头，用破布片包手，伤势和病情正在恶化，有些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挣扎着坐起来，一瘸一拐地走来，有的伸出肿得粗粗的紫茄子色的手，摸触着我；有的手怕碰，就用两臂抱住了我的胳膊，几个披头散发的女战士，已经泣不成声了。他们让我坐下，听他们诉说着西征路上的遭遇。

　　为了抗日救国，他们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没带一粒粮食，痛苦地在深山密林里西征，从秋到冬，夜宿时铺冰盖雪，行军时匍匐爬行，饿得杀光战马，吃尽了皮骨，最后煮靰鞡，啃树皮，嚼草根……。一路上，胖的瘦了，瘦的病了，病的死了。深山的白雪，不知埋葬了多少好同志。特别是当了母亲的女战士，更承受着肉体上和感情上的双重折磨。在途中，有的女同志抱不动孩子，就把孩子托付给不相识的老百姓，有的因为孩子啼饥号寒，恐怕招来敌人，就……”

　　王老将军的这段回忆和老首长于天放的诗一样，如诉如泣，字字艰辛，句句悲壮，令读者触目而惊心，临文而泪下，他以历史亲历者的真实为我们缩写了抗联西征的艰苦历程。

　　到达岭西以后，我们十一军又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第九次常委会议精神和西北临时指挥部的部署，先后编入临时的四支队和三路军六支队，开辟了绥棱、庆城、铁骊新的抗日根据地。在铁骊、庆城北部的老金沟、王疤痢碓趟子、五节半（小黑河）等地构建密营，在海伦南的李老卓屯、铁骊东的马鞍山、铁骊北的张家湾等地都打过仗。为坚持东北抗日的后期斗争，为牵制日军南下入关，为支援和配合全国的抗战做出了贡献。

　　我们十一军的西征与东北抗联其他各军所有的西征一样，以举世所罕见的艰苦卓绝所铸就的光荣与悲壮，永远载入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光辉史册。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9-09 09: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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