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军民鱼水情深
2015-09-11 08:38:40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利益而斗争是部队的宗旨，所以从抗联建立那天起，全体指战员就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宣传发动群众，领导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作为首要任务。?

　　把群众视为命根子

　　杨靖宇把群众视为命根子的故事被抗联史专家赵俊清收录在《杨靖宇传》中，书中说：

　　1932年，工农反日义勇军，行进到桦甸与永吉交界处，由于种种困难无法东进。一时，大部队员情绪低落、悲观、消极、失望，感觉没有出路。在这关键的时刻，杨靖宇来到了队上。

　　有一次，杨靖宇来到游击队员中问大家“打鬼子靠什么才能胜利？”

　　一位战士不假思索地回答：“枪！”

　　杨靖宇问周围的战士：“大家都说说，除了枪还有什么更重要的？”

　　战士们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说什么好。

　　杨靖宇说：“打鬼子除了枪，要不要粮食啊，可粮食又从哪里来？”

　　这时，大家都明白了。一位战士说：“省代表，是咱根据地的群众。”

　　杨靖宇说：“对了，是群众，群众是游击队的命根子。游击队比如是鱼，群众就是大江大河里的水，鱼离开水就得死。咱们打鬼子离开群众就不行。”

　　就这样，在杨靖宇的耐心说服下，大家思想逐渐趋于一致。同志们都同意返回磐石，在玻璃河套、红石砬子一带建立根据地，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

　　三次脱险

　　抗联战士孙志远讲述了他们在群众的帮助下三次脱险的故事。

　　他回忆说：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抗联三路军九支队根据上级指示，为粉碎日寇“净化山区”、“并村清野”的进剿阴谋，从德都出发，向大兴安岭东麓沿山一带西征。8月的一天，队伍开到莫力达瓦达斡尔族的郭泥屯时，突然被日军包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战斗异常残酷。经过一天的激战，傍晚我们3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3人（其中8名伤员），最后终于在血泊中突出重围。

　　在这次战斗中郭铁坚政委壮烈牺牲了，部队濒临危亡的境地。我带着伤，心想：就是遇到千难万险，也要把这支队伍带出去。8月的天气又闷又热。我们13个人十分疲惫，互相搀扶，艰难地前进着。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在路东有两撮房子，我们走到把头的那户门前，轻轻叩了几下，好一会儿，才出来一个中年男人。他开门一看，屋外站了10多个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先是一愣，然后神色紧张地问道：“你们这是?”话刚说半载，就想往屋里退，一见这情景，我急忙说：“老乡，不要害怕，我们是抗日联军，是打鬼子的。”

　　听我说是抗日联军，这位主人退进门槛里的一条腿又迈了出来，他警觉地往路东亮灯的房子里望了望，连连摆手，示意让我们小点声说话。

　　因为没得到老乡的允许，同志们都站在门外，我一人先进了屋。一进门，只见外屋地散放着鸡、猪和其他家什。在住人的里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和一个中年妇女缩卧在炕里，炕沿边上坐着一个老大爷，在昏暗的油灯下，正用蝇甩子给熟睡的小孩轰赶蚊子。没等我开口说什么，那中年人面带惧怕的神色很不自然地自我介绍起来：“我家姓李，我爸爸和我都不识字，日本人过来后，实行联保，非要我当牌长不可。”他还没说完，坐在炕上的老大爷就抢着说：“别看我儿子当大牌长，俺可没当汉奸，这年头鬼子当道，不干没办法。”说着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嘿，哪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鬼子不是当面应承，背后糊弄，身在曹营心在汉啊！”我见他们一家有些害怕，便解释说：“老大爷，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抗联也都是穷人，鬼子欺的俺没有活路了，才背井离乡，远出家门和他们干的。我们在这歇一会儿就走，绝不连累你们。”

　　听我这么一说，李大爷点了点头：“我早听说了，抗联打鬼子也是为咱穷人呀！”这时，屋子里紧张的气氛逐渐消失了。李牌长主动招呼正站在院子里的同志们，他一面往屋里让，一面和我们唠起来。他说：“你们看到路东那个点着灯的屋子没？那就是警察所。这不，我刚刚从那儿开联保会回来。开始我们不知为的啥，那个日本指挥官把桌子拍得咚咚直响，气得哇啦哇啦直叫。后来才知道，就是为了在郭泥屯被你们打死上百个鬼子，说你们剩下的跑出去了，要我们牌甲长向各村通告：谁若是接济或收留抗联的一兵一卒，或者发现抗联知情不报就统统杀头。”

　　听了李牌长的介绍，我们知道这里离警察局所只有300多米远，一旦被敌人发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李牌长一家也都为我们捏把汗。

　　这时，李家那个中年妇女已经为我们做好了饭菜，同志们围着饭桌吃了起来。李大娘看见有几个伤员的伤口仍在出血时，急忙从柜子里找出一卷白布，然后，化了半碗盐水，用棉花醮着盐水，对伤员说：“孩子，快过来，用盐水洗洗。”炮手赵桂林7处受伤，由于失血过多，面色苍白，已经昏迷不醒。她抚摸着赵桂林的头，望着他憔悴的脸，流着眼泪给他包好了伤口。

　　天已经四更时分了，我跟李牌长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们10多个人，容易被鬼子发现，得赶快离开这里。”“走！几个伤员怎么办？”李牌长问我。我一时也没了主意。李牌长见我六神无主的样子，大概是猜透了我的心事，便凑到我眼前小声说：“指导员，你能信得过我吗？”

　　“怎么信不过？”

　　“若是信得过我，就把老赵留下，只要有我们一家人在，就有老赵在。”

　　“把老赵留下你们咋办？”我激动地说。

　　“这样吧，趁天还没亮，在我家草垛上面掏个洞，把老赵藏在里面，等鬼子搜查过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我想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那好，天不早了，就麻烦你们抓紧安排吧！”说完我刚要出门，李大爷一把拽住我的衣服说：“这地方到处是光秃秃的沙岗子，哪里有你们藏身之地？你们初来乍到，道路也不熟，出去不等于白送死吗？”

　　“是啊，李大爷，依你说怎么办？”我急切地说。

　　李大爷沉思一会儿：“这么着，安排伤员的事由我来办，让我儿子去给你们带路，这样总比你们自己出去乱闯强啊！”

　　“那怎么能行？李牌长一走你家该遭殃啦！”李大爷听我这么说，摆着手说：“别说这些了，时辰不早了，鬼子能把我这把老骨头怎么样？你们尽管走吧！”

　　李牌长一家的热心帮助，使同志们十分感动。我拉住李大爷的手说：“大爷，谢谢你们一家对抗联的支持。不过，为免得鬼子对你们怀疑，我们走后，你得立即向敌人报告，就说李牌长被抗联抓走。李牌长给我们带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您放心，有我们在，就有李牌长在。”

　　“他跟你们走，我放心，快走吧！”李大爷边说边送我们出了门。

　　这一天，在李牌长一家的帮助下，我们躲过了敌人的大搜查。我们告辞了李牌长，按他指点的方向抄小路继续前进。月亮爬上了树梢，夜幕低垂，田野里一片宁静。

　　我带领同志们出了高粱地，往北走去，正行走着，一股扑鼻的瓜香顺风飘来。我想，有瓜地就有看瓜人，他或许了解这一带敌情。我们走进了瓜地，月光下看见一位50多岁的老大爷正坐在窝棚里，嘴里嘟嘟囔囔地像自言自语地骂道：“天这么晚了，找魂来啦，还不是又摘瓜。”从他那骂声中听得出，老人是在生闷气。

　　我们悄悄地走到老人跟前，小声问：“大爷，你吃晚饭没有？”老人像没听见似的，把头扭向地边，停一会儿，没好气地说：“白天都叫你们给踏平了，晚上还来找什么？”一听老人对我们误解了，我又往前凑了凑：“大爷，我们是抗日联军。”

　　“抗日联军？”这位老人只说出4个字，再也没有往下说。接着他上上下下地对我们打量起来。当他看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谁也没有动手摘瓜，便问：“白天鬼子、汉奸在这里闹腾这么紧，你们在哪里藏着来的？难道你们会升天法、入地术？”我一听，噗哧地笑了：“我们都是和你一样的穷苦人，哪里会什么上天入地呢！只不过我们藏的隐蔽罢了，敌人搜查时，我们就藏在警察署北墙根那块小高粱地里，越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越安全，我们连小鬼子说话都能听到，可那些笨蛋能想到我们藏在这里吗？”听我这么一说，老人由惊奇到敬佩，由紧张到高兴。“哎呀呀，要不咋说抗联会神机妙算，个个都是诸葛亮呢！”老人说着提起柳条筐往瓜地走去。

　　见老人去摘瓜，我连忙劝阻说：“老大爷，你种点瓜不容易，我们说啥也不能吃啊！”

　　老人家有点生气了：“我知道你们抗联有纪律，果园不摘帽，瓜地不提鞋，可今个儿不是到别场啊！我不把你们当外人，你们也别外道。”说到这，老人叹口气：“不瞒你们说，这瓜是我老汉的命根子。全家7张嘴全靠它糊口呢！鬼子、汉奸这帮没尾巴的王八羔子，从一早就接连不断地轮着班来。他们挑大的吃不算，还用脚专门挑生瓜蛋子踩，我恨透他们了。冲他们为非作歹，丧良心，早晚不得好死，遭老天五雷轰！”

　　老人提来一篮半熟的香瓜，放在我们面前说：“来！解解渴！”说实在的，我们一天没喝水，嗓子干得直冒烟，别说香瓜就是苦瓜也能吃它几个，但一看老人辛辛苦苦种的瓜，被鬼子遭踏成这个样子，谁也不忍心吃。机枪射手秦长胜粗声粗气地说：“老大爷，不吃你老人家的瓜了，我们还有饭。”说着掏出一把东西就往嘴里填。老人到跟前闻了闻说：“饭馊得都这样了，这哪能吃呢！老伴给我送的几块大饼子，还在小筐里。我心里有股气顶着咽不下去，你们分着吃了吧。”老人的话像一股暖流，顿时涌遍了我的全身。

　　老人把瓜挨个塞到我们手里，提高声音说：“你们不吃，那是看不起我！”见老人诚心诚意，我们只好收下了。大家一面吃着瓜，一面听老人说白天发生的情况。原来鬼子、汉奸队在这里吃瓜时，直嚷嚷，说他们有嫩江来的，有清河来的，还有讷河来的，有好几千人。这一带，凡是庄稼地他们都像篦头发一样篦了一遍。说到这，老人心情沉重地告诉我们：“郭泥屯搜得最紧，在那里还抓住三个人。”老人提供的情况，正是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听了老人的介绍，心里也有了底数。我一分析，敌人在郭泥屯方园30里搜了一天，明天很可能要往外围发展。于是，我们谢了老人，再次向郭泥屯前进。

　　第三天，我们转移到郭泥屯北约10几里的一个汉人屯，我和小队长陈忠领、党员骨干秦长胜碰了头。认为敌人在南线搜不到我们，很可能折回来对郭泥屯以北进行大搜查。同时，鬼子在各村、镇召开“剿共紧急动员大会”后，在各主要路口设上岗哨，对重点怀疑的人家门口撒上草木灰，限制他们出动，一村发现情况要老百姓鸣锣为号，各村呼应，于是，我们决定隐蔽在村东五六百米处一片不太显眼的柳树毛子里。它的东侧是一条道，西侧则是一条几米宽的雨冲沟，沟里水虽不多，但淤泥却有腿肚子深。我们在这里架起机枪，严阵以待，准备一场殊死的决战。

　　果然，天一亮，一阵刺耳的声音由远而近，打破了田野的宁静。我拨开柳丛往西一看，糟糕！汉人屯西侧的大路上停着十几辆汽车，鬼子、汉奸正从车上往下跳，汽车后面鬼子的骑兵黄乎乎的一片，正疏开队形驱马奔向各沙岗路口。不一会儿，看得更清楚了，鬼子抓来很多群众，用刺刀逼着他们，排成一字队形，一个手拿指挥刀的鬼子军官，用刀指着我们的方向，哇啦哇啦地叫起来，搜查的人群向我们这边走来，还没有走近柳丛，伪军就咋呼开了：“出来吧，我们早就看见你们了，再不出来老子就开枪了！”

　　“缴枪吧！缴枪皇军大大的有赏啊！”

　　听到敌人的叫喊声，同志们手扣扳机，牙咬得咯咯响，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和鬼子拼了。秦长胜把机枪调整好，小声骂道：“小鬼子真舍得花本钱。来吧，老子等着你们。”我看到大家都憋足了劲，压低声音说：“让开群众，没有命令，不准开枪！”

　　话音刚落，被敌人驱赶搜查我们的群众就上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年轻的，他高挽着裤腿出了谷子地，很快就下到水沟里。我们12双眼睛紧紧盯住他，心在砰砰地跳动。小伙子一窜抓住沟沿上的柳毛子，恰好露出秦长胜的机枪管。猛见一支枪口正对着他，吓得他两眼发直，愣愣地呆在那里一动不动。此刻，敌人就在五六十米的地方，只要我的手轻轻一挥，战斗就会立即打响，可这样做正中敌人“要全部消灭九支队”的阴谋。

　　这时我的视线一下子和这位青年人碰到一起，我低沉而有力地说：“我们是抗联，你要是中国人，赶快把鬼子引开。”听了我的话，他才从惊愕中清醒过来，机灵的眼睛一扑闪，装作脚跟没站稳的样子，顺势往沟里一滑，滚进沟里，站起来又用泥糊糊的手往脸上一抹，浑身上下简直成了个泥人，随后他转身向搜查的人群大声喊道：“妈的，这沟里泥又深又臭，根本过不去，快绕道走吧。”他喊声一落，便顺水沟往南跑去，人群也跟着他向南去了。

　　敌人走远了，同志们用汗淋淋的大手抹一把额头上浸出的汗珠，长出了一口气。

　　我的心也和同志们一样，如卸千斤重负，感到一身轻松。此时此刻，我不禁回想到郭泥屯突围后的3天。在这3天里，李牌长一家、看瓜老人和刚才引走敌人的小伙子，他们舍生忘死地掩护和帮助我们，使我们躲开敌人的一次次搜查，多么好的群众啊！有他们真心实意的支持，就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张大嫂援助抗联

　　东北抗联的斗争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尽管有的群众对抗联部队的性质并不了解，可是一旦知道是抗日的队伍，是专打日本鬼子的，加上抗联对人民群众那种关切，那种严明的纪律，很快就会被群众所理解，并不顾个人安危去支援抗联。抗联战士宋殿选常常讲起在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绥棱县的张大嫂（徐秀）和儿子张景福、张景禄援助抗联的那段往事。

　　他回忆说：

　　1938年6月，奉上级西征命令，我们抗联九军二师五团在师长郭铁坚同志的率领下从依兰的西风沟出发，奔依兰县和方正县交界的沙河子，渡过了松花江。

　　过江后，我们连夜向通河小古洞沟急行军，天亮之前到达了小古洞沟鹰窝。这时三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率领的部队也来到这里与我们会师了。我们在这里驻扎了一周，一则准备给养，二则进行西征的思想动员。

　　听了动员，全体指战员倍受鼓舞，决心排除万难，完成党交给的西征任务，不达目的不罢休。筹备给养和动员工作完毕后，我们这批200多人的队伍经耳朵眼向海伦方向前进。

　　西征的路途是十分艰苦的，为了避开敌人耳目，我们只能沿着山边，走崎岖的山路，有时在一片荆棘中踏出一条路，真是苦不堪言。我们把枪里的子弹压在枪膛里，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围追堵截。当时，由于敌人实行法西斯统治，封锁严密，使我们无法和群众接触，衣、食、住、行都很困难。行军带的东西有限，衣服破得实在不行了，才给发一件；鞋子供应不上，只好打赤脚；断了粮食，就用野菜、野果充饥。夜间露宿也很艰难，开始，我们不会拢火，好不容易弄来一点干柴，不一会儿就烧光了，再点湿柴，怎么也不着，只好挤在一起，又冷又湿地熬过一宿，后来摸索到一些经验，趁底火最旺时加湿柴，就不易熄灭了。我们是一个班围上一堆火，先烤干衣服，然后再睡下。不多久，挨地的一面就湿了，有时因为白天行军太乏，睡觉烧着了衣服还不知道。

　　7月的一天，我们来到张家湾河。当时正值雨季，河水猛涨,无法摆渡，很多人又不会凫水，而且大家经过长途跋涉的劳累，饥饿伤痛的折磨，加上敌人的围追堵截，本来已经疲惫不堪，根本无力再泅渡过去，所以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对岸。这时郭铁坚派出水性好的一名连长和一名战士，让他们游过河，但派出去的人一去未回。

　　当时，我们的给养已用完了，新的给养又无来源，只好寻吃臭李子、山丁子、鲜菇、野菜之类，光吃这些东西，再加上着急上火，同志们都得了大肠干燥，排不出大便，但还要硬挺着走路。几天来，我们粒米未食，饿得眼睛直冒花，腿脚都不听使唤了，有的实在走不动了，索性爬着走。

　　缺吃少穿，大河挡住去路，派出去的同志一去不返，又没有通讯工具与上级和兄弟部队联络，简直是困难重重。部队的思想有些波动，特别是那些从山林队改编过来的人，有些想开小差，有的企图叛逃，严酷的现实对全体指战员都是一个考验。

　　为了稳定战士们情绪，鼓舞部队的士气，年仅27岁的郭师长耐心地做战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告诉我们，敌强我弱的局面是暂时的、表面的，我们已经实现了国共合作，开始了全面抗战，军民同心同德，抵抗外寇，这是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决不能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郭师长铿锵有力地说：“好男儿志在报国，活着为抗日战斗，死也抗日捐躯。”

　　郭师长原是依兰县县立中学的学生，1935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不但自己参加了抗联队伍，还动员他的弟兄、妻子参加了抗日联军。他的弟弟郭成章就在我们班当班长，英勇善战，他的妻子在常有钧率领的三军一师，他的两岁半的孩子托付给别人抚养，后被日本侵略者查出杀害。郭师长教育我们，要把仇恨集中在子弹上，全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这是全民族的仇恨，我们要坚决打败日本侵略者，为全国人民报这个仇。政治部主任全昌哲也经常和干部战士谈心，鼓舞大家的斗志。郝指导员、王连长、徐副连长，班长吴春有、郭成章，战士陈宗岭、郝凤才、葛万才等也都协助做思想工作。这些人在西征路上表现突出，每次战斗都是冲在最前面，撤在最后。行军中他们帮助伤病员背枪，休息时主动出去找水，回来后又总是把一些野菜野果留给伤病员、小同志。1938年我入党以后才明白，原来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他们的模范行动，使当时部队的思想逐渐稳定下来。

　　不久，师长第二次派人打前探，过了几天，仍是有去无回。困在这一带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只好往回走，奔绥棱县东山里，不久来到偏脸张，找个地窝铺弄了点粮。之后，郭师长带着我们到绥棱阁山搞给养。一天，我们正在苞米地旁休息，不料被伪民团的骑兵发现，双方接上了火。我们是步兵，穿苞米地敌骑兵撵不上我们，这伙骑兵也没什么战斗力，就这样我们边打边撤，撤到草甸子，过了草甸子，遇上了一条小河，这小河虽不宽，但河中心有六七米宽，一米多深，这把不会凫水的给难住了，于是我先游过河，砍了柳条子扔过去，再往回拉。就这样部队过了小河又撤回偏脸张一带。随后部队又在欧根河、疙瘩山附近一带活动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我们曾与地主武装和开拓团遭遇几次，伤亡了部分同志，加之派出去找部队的同志没归，部队减员很大，最后只剩下40多人。为保存实力，郭铁坚把部队拉进距栾家烧锅屯10几里地的山沟里住了下来。这时，许多同志由于饥饿、劳累、受伤，连挖野菜的力气都没有了。天热、营养不良，部分同志染上了伤寒病，郭铁坚也烧得直说胡话，但是，只要他一清醒，就鼓励大家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个别意志脆弱者经受不住如此严峻的考验，开小差逃跑了。郭师长十分痛心地对大家说：“从九一八事变到今天，我们东三省已经沦亡了7年，多少兄弟家破人亡，多少人无家可归，苦难中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正在盼着我们抗联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家园。我们现在扔下武器跑回家去，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家乡父老？我们难道连点骨气都没有了吗？”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同志们听得泪流满面，有的同志一边抹去眼泪，一边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我也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向郭师长学习，当一个硬汉子，决不做软骨头。

　　困在栾家烧锅附近的山沟里，我们的困难越来越大，没有盐，没有火柴，没有药品，病号在痛苦中呻吟，伤员的伤口在化脓。尽管如此，为节省弹药，避免暴露我们的目标，宁肯遭罪，也不敢贸然进村。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常到山边苞米地干活的一位中年妇女。那时，已是苞米成熟的季气，郭师长抱着病弱的身子和王副官两人去拜访了这位妇女。原来，她是一位寡妇，姓张，领着两个儿子种了两垧多苞米，当时，她的大儿子十六七岁，小儿子十四五岁，郭师长向她讲明了来意，告诉她：我们是打鬼子的抗日联军，因为过不了河被困在这里，遇到了困难，希望得到大嫂的帮助。大嫂看到这两个人和蔼可亲，虽是当兵的，却不打不骂、不抢不夺，守着这片成熟的苞米，却挨着饿来求助，这和过去见到的那些军队可真是不一样。况且这些人年轻轻抛家舍业、背井离乡，还不是为了打日本，让老百姓过安宁日子吗？她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愿意尽力帮忙。郭师长十分高兴，立即拿出钱来，求她到镇上去买些药品、盐和火柴。

　　此事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日伪对抗联部队进行封锁，外用药、食盐、火柴之类的东西更是严加控制。买的量要是超过一个普通住户正常的需要量，马上会引起汉奸特务的疑心。她只能一次少买，多买几次，积少成多。买了东西往山上送，又是一个难事，白天装作去山上挖菜或侍弄庄稼，如果白天去不成，夜晚上山还得由两个儿子做伴，因山上经常有野兽出没。

　　那时，粮食统治很严，有钱也买不来，张大嫂就把刚长成的苞米掰下来给我们烀着吃，我们啃着焦黄喷香的苞米，感慨万分，在这最困难的时刻，还能有什么比这样的帮助和关怀更及时更珍贵的呢！后来，张大嫂把两垧多苞米都送给我们食用。我们把黄澄澄的苞米小心地搓下来，放在平整的石板上用铁器压碎，掺上野菜，加上盐，煮成苞米粥，真是香极了。

　　张大嫂还帮我们买了不少鞋。怕引起麻烦，她在一个店铺只买一双，跑了好几个店，来回多少次，才使光着脚的同志们都穿上了鞋，大嫂为我们真是费尽了心思。

　　在张大嫂的全力帮助下，加上同志们坚强的毅力，我们终于战胜了饥饿和伤病，度过了难关险境。之后我们告别了张大嫂，离开山沟，又返回偏脸张附近一带活动。

　　10月，气候转冷，我们还穿着单衣服。为了解决部队换季服装，郭师长派人找偏脸张种地的地主，动员他捐献。去的人向管事人宣传了各阶层人士也要抗日救国的道理，求他转告地主给抗联解决30套棉装，实际上当时我们只剩下23个人了。

　　不久，落雪结冻了，我们这支队伍过了张家湾河，直奔八道林子，于11月间，与先期到达的兄弟部队会师，完成了艰难的西征任务。

　　抗联军队与百姓的鱼水情，抗联的优良传统能世代相传，万古长青。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9-11 08: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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