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贤:东北抗日联军的先驱者
2015-12-02 14:16:1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说起东北抗日联军的将领,人们自然会想到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著名的抗日英雄,却很少有人知道罗登贤。其实,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罗登贤就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后又兼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是他带领东北秘密党组织及人民创建了一支又一支东北抗日游击队,使抗日烽火在白山黑水间激情燃烧,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先驱者、创始人。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了沈阳。在尚未接到中共中央具体的指示时,时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的罗登贤以“达平”为化名,紧急召集北满中共高级干部会议,分析当时东北的形势和九一八事变性质。会议最后,罗登贤对与会者说:“我们共产党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的人民不被蹂躏,我们就在这里和人民一起抗日,不驱逐日寇,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罗登贤的这个指示,在当时坚定了东北共产党人为祖国领土、为东北解放而奋斗的决心。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的宣言与决议,同时指示东北各地的党组织,立即领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暴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罗登贤曾参与组织过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与广州起义,先后担任过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等职,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工人出身的最年轻的干部之一。这些历练使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九一八事变之前,罗登贤即观察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不断地加紧对东北政治、经济的侵略,他们攫取铁路建设权,准备大批移民,还增派军队、建立兵营,实地演习作战。他综合分析了这些迹象,做出了一个判断:日本帝国主义将“要直接占领满洲”。这年的4月24日,他以满洲省委的名义将这些看法上报中央,并提出“中央接此报告后,望速讨论指示”。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罗登贤指导满洲省委做出《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大纲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占领满蒙这一企图是一时一刻都不放松的,万宝山事件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先准备作为借口出兵满洲的一个阴谋”。大纲还号召“广大群众用自己的力量,来根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满的一切暴行”。罗登贤和满洲省委对日本侵略阴谋的揭露,使中共中央及时地了解了东北的形势,为党中央领导东北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罗登贤及满洲省委密切观察日军动向时,日本关东军情报机关的特务们也在侦察跟踪满洲省委的踪迹。关东军情报机关把中共满洲省委列为重点打击目标,组织宪兵特务力量,对满洲省委进行疯狂的镇压。1931年11月,在沈阳的满洲省委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省委书记、军委书记等人相继被捕,东北党的组织系统陷入了瘫痪。此时,作为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的罗登贤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主动承担省委领导工作,代理省委书记。他首先组织疏散干部,恢复奉天、北满党组织的关系。在中央了解东北党组织的情况后,正式任命罗登贤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此后,罗登贤便以满洲省委书记的身份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

　　1931年底,东北已被日军完全占领,日本关东军对抗日救亡组织加紧血腥镇压,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城市秘密斗争的处境更加艰难困苦。

　　那时,东北党组织同中共中央已经失去了联系,情报信息和活动经费均被中断,满洲省委孤悬北疆,处境十分艰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境况下,东北各地党组织的政治观点、武装组织皆不能统一,无法形成一致抗日的合力。罗登贤根据东北的具体形势,及时调整了省委的工作重点,确定党的活动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

　　在日本侵占东北前,因受到“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满洲省委和地方组织多次遭到破坏,许多同志遭到敌人逮捕。为营救这些同志,罗登贤曾致信党中央:“狱中还有20多人,请互济会立即汇钱来办理此事。”在罗登贤亲自领导与关心下,党组织利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时局动荡,以及1932年日伪成立伪满洲国实行大赦之机,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前任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陈潭秋,省临委书记林仲丹、团省委书记饶漱石,以及省委及地方干部王鹤寿、杨靖宇(张贯一)、赵尚志等同志营救出狱。这些同志出狱后,有的回到上海,由中央另行安排工作,有的留在了东北,从事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斗争工作,为以后东北抗日联军准备了骨干力量。

　　1932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传到了东北,周报上刊登了题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的文章,罗登贤看到后如获至宝,他反复地读给大家听:“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坚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罗登贤与战友们意识到,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光靠义勇军还不行,必须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他立即组织人起草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游击运动提纲》和《义勇军组织法》,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省委还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地方党组织放弃对义勇军领导的错误,要求加强对义勇军的统战工作。

　　这个提纲,后来成了满洲省委指导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的行动纲领。

　　为了实现这一纲领,1932年3月,罗登贤首先派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去吉东地区发动组织农村武装队伍,后来,以这支队伍为基础,周保中和李延禄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第四军、第五军,二人分别担任军长。接着,罗登贤又派张甲洲、赵尚志等人到巴彦、珠河开展工作,二人到巴彦县迅速组织了200多名青年成立抗日游击师——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因这支队伍大学生比较多,群众称这支队伍为“大学生抗日队”。张甲洲任总指挥,赵尚志任政委。不久,这支游击队发展到700多人,主要活动在巴彦、呼兰、绥化、庆安、铁力一带。游击队在群众的支持下,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打击日本侵略者。这支部队后来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

　　为了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罗登贤还先后派杨林、杨佐青和杨靖宇等人去磐石县工作。他们几人到达磐石地区后,在原有群众性组织基础上组建了工农游击队,发展到800多人,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并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就是由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

　　1932年10月,罗登贤派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为省委代表去汤原巡视工作。冯仲云临行前,罗登贤详细给他布置了任务,交代了工作的方法。在罗登贤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他派出了100多名党团员干部赴东北各地独立创建抗日游击队。许多共产党员、爱国知识分子及先进工人参加了李杜、马占山等抗日部队。他还从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反日会等进步团体中,抽调大批骨干到义勇军部队开展统战工作,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建党小组和党支部,推动了1931年到1932年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斗争高潮的形成。这一时期,在东北先后创建了吉、辽、海伦、汤原及磐石与海龙等地区抗日游击队,使东北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打下了基础。

　　1932年6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北方各省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也称北方会议)。此次会议不顾东北已被日本侵占的事实,竟要求东北和南方一样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建立苏维埃,组织红军,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武装保卫苏联。由于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省委组织部长)虽然根据罗登贤的指示在大会上对东北的形势做了客观的分析,可他的意见不但未被采纳,会议反而批判罗登贤贯彻中央指示不力,“搞满洲特殊化”,指责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责成满洲省委深刻检讨。并指示省委要在农村不折不扣地“打土豪、分土地、斗地主”,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会议决定撤销罗登贤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满洲省委书记的职务。7月,满洲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并对罗登贤展开了错误的批判,有人说他领导的省委是“机会主义的领导”,“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对于建立满洲苏维埃政权没有信心与决心,以至于形成最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敌人也加紧对罗登贤的疯狂追捕,他曾几次遭遇敌人的搜捕,都因机智勇敢而脱险。1932年年底,罗登贤被党组织调到了上海。组织分配他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重新从事他的老本行——工运工作。从遍地抗日烽火的东北来到灯红酒绿的上海,罗登贤心中想着的还是抗日。一踏入上海的罗登贤就主张全民族抗日,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并立即组织上海纱厂和铁路工人大罢工。

　　1933年3月底,罗登贤在上海公共租界山西路五福弄9号出席全国海员工人会议时,由于叛徒出卖,与廖承志、陈赓、余文化等5人同时被捕,被关押于老闸捕房。几天后,罗登贤在上海第二特区法院被公开审判。叛徒出庭指证了罗登贤的政治身份和党内职务。法官说罗登贤“反动”,罗登贤很气愤,他在法庭上有一段精彩的陈词,至今读来都令人荡气回肠:“你们说我反动吗?让我来说说我的经历吧,我曾在大革命时代领导过反帝大罢工；我曾在东北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日本强盗；最近我刚从东北回来,又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帝爱国的,谁敢说我反动?”罗登贤的这一段慷慨陈词感动了在场的人。尽管这次逮捕与审判遭到各方面的非议,法庭手里也没有任何罗登贤的“犯罪”证据,但还是把他移解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

　　同年4月1日,除廖承志外,罗登贤等人全部被转押南京。

　　罗登贤等人的被捕,在上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震动。4月1日,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文章指出:“这个事件正是中国政府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被捕者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她呼吁全国人民起来营救,“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释放他们,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不可征服的力量”。

　　4月5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等一行6人冒着风险来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提出了4项要求:第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第二、废止滥刑；第三、改善政治犯待遇,禁止镣铐,给予阅读书报之自由；第四、严惩狱吏敲诈犯人及受贿行为。宋庆龄等人还前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探视了罗登贤等人,并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罗登贤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宋庆龄等人返回上海后,又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致函汪精卫、罗文干,要求将罗登贤等人移交法院审理。

　　上海《申报》于1933年4月15日曾报道此事:“国闻社云:中委宋庆龄、杨杏佛等,日前代表民权保障同盟赴京,往访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请将共党嫌疑罗登贤、余文化等四人移解法院办理,业于前日返沪。国闻社记者昨日往访杨杏佛氏,据谈该会已再函汪、罗二氏,请依法办理。”

　　4个月后,陈赓被释放,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被枪杀。赴刑场前,敌人问罗登贤有何遗言,罗登贤不紧不慢地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罗登贤牺牲后,上海出版的《中国周报》发表文章,称赞“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上写上了罗登贤的名字,称赞罗登贤为民族英雄,把他在抗日救国中的功绩载入史册。

　　罗登贤、邓中夏遇难后,他们的狱中好友陶铸奋笔写下了一首《无题》:

　　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

　　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

　　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

　　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

　　诗中的施是指施义,是邓中夏的化名,而罗便是指罗登贤。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2-02 14:17:43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东北抗日联军功勋卓著 无正规军事训练却能对抗70万关东军

下一篇：东北抗联：孤悬敌后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