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的医疗救护
2016-08-13 10:30:17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东北抗日联军在大后方坚持了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在极其艰苦岁月里，东北抗联一直十分重视医疗救护工作，救治了大量伤病员，最大限度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
卫生组织和医院
东北抗联成立之初，医疗条件很差，严重影响战时救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1935年以后，东北抗联各军相继建立了卫生组织。军有军医处，师有卫生队，团有医官，连有卫生员。大的独立团还有卫生队。医务人员都是医药合一，既管医又管药，有中医也有西医。东北抗联第5军的医疗组织较完整。1936年在四道河子和五道河子各建1所医院。其中，四道河子医院有床位30余张。
1937年，东北抗联曾选送女战士50人，分三批去苏联学医，但由于文化水平所限，虽然经过5个月授课和1个月实习，只学会了一般的战伤救护知识。1941年，在中苏边境苏联一侧的野营里，组建过1个救护训练班，由苏军军医讲课，还参加军事训练。
1936年，东北抗联五军在黑龙江地区牡丹江北的二道河子和四道河子两地成立了一所后方医院，设床位近100张，有赵医官以下十几名医护人员。
当时多数为密营医院，一般的都与被服厂在一起，房舍简单，以铺代床。除少数有医护人员外，多数是由被服厂工人兼作护理工作。1939年后，形势恶化，部队转入深山密林，密营医院更多了。
由于药品器材很缺，故在治疗中多采用中草药，以及针灸，拔火罐、推拿、刮、挑等民间疗法，外伤则只能用盐水处理或敷以中草药，如用串地龙(穿山龙)、暴马子(暴马丁香)、马尿骚(接骨木)、马粪包(马勃)、黄杨、黄波椤(产于东北的黄柏—关柏)等煎水熬膏外用，治疗冻伤用冬青熬水洗患处。
当时，密营医院几乎遍布于东北山区，如第六军在鹤岗的麻花林子、老登山，饶河的燕窝岛，以及宁安的马厂，伊春的四块石、宝清的锅盔山和桦川的七星砬子等，不下几十处。
密营里的疗养点
东北抗联在战况紧急，距密营医院又远时，将伤病员交给地方抗日救国会，安排在农民家中疗养。农民爱伤员，除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外，还为伤员请医生治疗。
1938年以后，由于日伪军重兵讨伐，封山并屯、保甲连坐，疯狂搜捕抗联伤病员，在居民中安置伤员已十分困难，故采用深山隐蔽于疗养点的办法。伤员如距离后方医院或密营距离较远，则临时选择距敌据点较远、而又可以长时间隐蔽治疗的深山密林的疗养点中安置。一般将3至5名轻、重伤员放在一起，留些粮食、食盐和药品，由轻伤员照顾重伤员，伤愈后等待部队去接，不能自行出山归队。
1934年9月，东北抗联3军的韩光右大腿负贯通伤，先是安置在珠河县柳树河子村沙永江家疗养，因敌人搜寻很严，几经转移，最后到乌吉密附近的四方顶子旧窑洞，和三军军长赵尚志、团政委赵一曼住在一起，每天早起吃饭、处置伤口后，由游击队员帮助隐蔽在密林里，有人放哨，监视敌人。1936年8月，七军参谋长彭施鲁左小腿负轻伤，部队把他藏在沼泽地中间的灌木丛中，由副官照顾生活和洗伤敷药，半个月后，伤愈归队。1937年，在攻打克山县城的战斗中，六军军部理发员李兴汉右锁骨被炸伤，寄养在克山县靠山屯王永田家，4个月后痊愈，部队去接时，全屯群众杀猪庆贺。1939年秋，六军战士王福臣左髌骨负伤，部队把他和另外两名轻伤员，送至德都县朝阳山里，留下粮食、盐和药品由轻伤员照顾，直至伤愈归队。
官兵学医自救
东北抗联部队缺医少药，战伤救治组织也不健全，多数部队只是在军、师有少数医官，而部队多是以小分队分散作战，发生伤员不能获得及时抢救。据此，部队领导干部多次研究，认为动员地方医生参军是最好的办法，但一时又难以办到，因为地方医生也很少。因而决定领导干部都要向中、西医学习战伤包扎、止血等战救知识，并在部队中开展自救互救活动，以适应战场急救需要。要求指战员广为收集偏方、秘方、配制。“红伤”药随身携带，以备自救互救时应急。
1935年，五军军长周保中，在攻克宁安城时右小腿负伤，子弹头夹在胫腓骨间。当时身旁无医生，缴来的西药又不会用，只得在不施行麻醉情况下，由略懂医疗知识的副官，用煮沸了的剃头刀，割取弹头，被战士传为佳话。
1937年冬，第六军第三支队队长王明贵同志，在桦川县大石砬子战斗中下肢负伤，弹头嵌入膝盖下，当时情况紧急，又无医生和药品，要别人帮其取出而又下不得手，他硬是自己用剃头刀和普通钳子把子弹头拔了出来。1939年春，在伊春一次与敌遭遇战中，六军宣传科长陈雷同志左腕桡动脉被打断，流血不止，王明贵就自己用一根剥去皮的柳条代替消毒镊子，把新布卷压迫在出血处，外缠绷带，终于止住了血，因而被称为“半拉子大夫”。六军直属团政治部主任王钧也学到一些医治伤病的秘方，用于治疗伤病，很受干部、战士称道。1938年冬，第一军的朴淳同志脚部负伤，脚趾被冻成重伤，严重化脓，糜烂至骨，危及生命，他就忍痛叫别人用铁罐头盒自制的小锯子，截去伤趾，终于脱险。
抗联在作战时从战场上把伤员抢救下来，都是靠人背或担架抬。但向后转运时，因路途远，有的在百里以上，人背或担架抬就有困难，而马驮只适用轻伤员，重伤员用不上。在这种情况下，指战员创造了一种“马担架”(马抬担架)，它是两匹马前后排好，把担架的长木杆穿入马蹬的吊绳里，再绑紧。伤员躺在马担架上，马鞍上还可以骑轻伤员，过河时如水深，骑者还可以把担架抬高过河，避免担架和伤员被水浸湿，保证伤员安全。
他们总结当时群众性的防病治伤经验是三个字，即“火”、“盐”、“采”。火，不仅是生活中所必需，如做饭、取暖、防潮，雨水淋湿后烘干衣服、什物，冬季防冻，夏季烟熏蚊、蠓和防止野兽的袭击也都需要火。所以许多抗联老战士常说，“火是抗联的命根子”。盐，在1938年以后，盐的来源有时比粮食还困难，所以很多战士都珍藏一包盐，它不仅用于调味，更重要的是在负伤后用盐水洗伤口。采，即能识别多种草药和野菜，采集后可以现用，也可以贮存备用，对果腹充饥、补充营养和防病治病都非常重要。
卓越的医务员
1934年，东北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在鹤岗德泰和中药店建立了抗联联络站，联络员、中医师翟延令是河南安阳人，以坐堂行医为掩护，在日伪的恐怖控制下，克服重重困难，历经艰险为部队转送人员和情报，供给药品、卫生材料，为伤病员治疗，一直到抗战胜利。
1936年，东北抗联第六军医官王耀钧，精通中西医，他亲自带领战士上山采集草药穿地龙、蒲公英、马尿臊、老鸹眼、黄芩、山黄连、红花等，配制伤科用药及内科用药，在发挥中医药作用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除随军部做医疗救护工作外，还到各密营医院指导治疗伤员和培训医务人员，他建立了医疗培训队，自任队长兼教员，为抗联六军培养出第一批连队卫生员。
1937年6月，六军开始西征，当时情况险恶，部队伤员日益增多，西药全部用光，却又发生了许多战士饮水中毒事件。他上山采集中药熬水，让战士们喝，很快控制了病情，保证了西征计划的完成。8月20日，六军攻击海伦县叶家窝棚时，政治部主任王钧腹部中弹，王耀钧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去把王钧背下火线，及时抢救止血，使王钧转危为安。这一仗，我军受伤40多人，当时只有王耀钧负责救护工作，他为大家治伤、换药、做饭，夜间还要站岗放哨。为了让伤员早日康复，他冒着生命危险下山背粮食、下河摸鱼。经他两个月的悉心治疗、调养，伤员无一死亡，全部顺利归队。从此，“王医官”声名大振，受到六军将士的爱戴。
当时，东北农村中的中医，绝大多数是爱国的，而且医术也不错，只要抗联或地方党组织找他们帮助看病，他们一听说是为抗联指战员疗伤治病，一般都能乐意承担，并甘冒风险，有的为此而献出生命。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8-13 10: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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