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4)
2016-09-03 10:11:27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0-01-27 作者：全勇  点击：  复制链接

　　第四章

　　（十）特委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军占领东北后东北党组织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做出决议：号召与发动群众，开展罢工罢课与罢市斗争，进行游击战争，反抗日本的侵略。　

　　中共东满特委在反日问题上是一点不含糊的。他们立即着手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件是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接二连三地发出了一大批用于指导抗日行动的文件。其中有《反对日帝占领满洲的紧急决议案》、《反对日本占领满洲告群众书》、《农民运动决议案》、《兵士运动决议案》、《反帝决议案》等等。　

　　第二件是发动群众示威游行，揭露日伪所谓“韩人自治运动”的阴谋，在群众中进行“真正的民族自治”教育工作。　

　　第三件是派出巡视员赴汪清、珲春、延吉、和龙等地，具体地检查并指导各地的反日工作。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共东满特委还是干了不少事的。但遗憾的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他们对那一地区的反日斗争的领导工作还是不得力的。这里面既有思想上比较混乱的原因，同时也有组织上不够健全(特委书记离职去省委，其他人工作不主动，汪、和、珲等县县委受破坏)的因素。　

　　中共满洲省委看到东满的这种情况后，马上决定派一个得力的人去那里当特委书记，加强党对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这个临危受命的人就是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的童长荣。　

　　如果谁要是以为中共满洲省委这次给东满派去的一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话，那他就错了。这位肩负重任的书记，其实是一位只有24岁的安徽小伙子。别看他年轻，但却是一个有着较长斗争历史和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只要你看一下他的简历，便会觉得这个小伙子非同一般：1921年他14岁的时候，参加安庆学生推翻省议会、驱逐省长的斗争；　

　　1923年，组织领导安庆教职员的“索薪运动”和反对省议员的“贿选运动”；

　　1925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留学期间仍然时刻关心着祖国。从下面这封历尽沧桑得以保存下来的珍贵的信件中便可看出这一点——　

　　母亲大人：　

　　好久没写信回家了，劳你老人家挂念，心实难安。老人们或者以为我忘了家吧，其实我决不，我无日不想回去看看乡里的沧桑、家庭的状况、你老的平安！　

　　想回去而不回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来回要百多元。——春假了，还是欲归不得。　

　　乡里的兵匪之乱怕还未平静吧，——这是不能平呵，在社会未变革，上下未颠倒以前，——这不独是中国，全世界都走到五叔常说的‘大劫’的关头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晓。日本近日全国捕去千多革命者，但是劳农的反抗也就随着高涨起来，压是压不下去的。　

　　我在求学之时，听到或者看到这些事情，就常常不禁浩叹。——我家为什么这样破落？你老人家年老了，为什么不能得到事养？我读书之年为什么没钱读书？怎样能解决这些问题？　

　　又听说广东东江和海南岛一带的小百姓全都赤化起来，……田契债据都烧掉了……，——他们胆子真大呀……　

　　诸长、诸兄、诸友皆问好！　

　　敬叩金安！　

　　荣儿　三、二十四　

　　在日本期间，童长荣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救中国必须实行彻底革命，扫除帝国主义的压迫，肃清国内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人民才有解放的可能和建立合理的新中国的希望。”　

　　1926年，他被选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他带领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并组织起了“中国留日各届反日出兵大同盟”。日本当局将他抓进了监狱，但并没有使他屈服，后便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行将他驱逐出境。　

　　1928年秋，童长荣回到上海，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由于他在斗争中表现出色，很快便就步入了“高干”行列了——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1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东北的工作，将他从河南调到东北，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　

　　1931年11月，童长荣来到东满后，立即着手整顿那里的党组织。他按省委的指示，改组了中共东满特委，并担任书记。然后便带领所属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各种反日团体，组织反日运动，建立反日武装。　

　　由于童长荣和新的东满特委的出色工作，东满的抗日斗争局面很快就打开了。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建立起了延吉、汪清、珲春、和龙、安图等抗日游击队。这几个游击队在建立之初，主要是通过从敌人手里夺和自己造这两种办法来获得武器的。　

　　在夺武器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高招、各有各的“绝活”。　

　　日后名扬全球的金日成将军，是1932年时受共青团东满特委派遣到安图县明月沟创建抗日武装的。这年4月，他和李英培、金哲熙等人一起创建了安图游击队。　

　　笔者在金日成的一本传记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想来应当是安图游击队中发生的了。　

　　这是一个革命老战士对日本评论家高木健夫讲的：　

　　“我体验过一件很有趣的事。　

　　“有个时期，‘牛皮步枪’这个词很时兴。尽管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只要他们在深山密林里呆上几天，口粮就会断的。于是，他们就去抢农民的牛来宰了吃。开头他们把皮剥下来扔掉，可是等牛肉吃光了，就把牛皮再捡来烤了吃。我们就埋伏在附近，等两三个敌兵来捡牛皮时，干掉他们夺取武器。我们把用这种办法来夺取敌人步枪的同志叫做‘牛皮步枪同志’。”　

　　在制造武器方面，东满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兵工厂，而且有的还生产出自己的“拳头产品”。　

　　延吉游击队有个小兵工厂，虽然这是一个只有10多个人的地下工厂，主要是打制一些大刀、长矛之类的原始武器，修理部分损坏的手枪和步枪，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生产出了使敌人恐惧的“辣椒面炸弹”及威力更大的土炸弹——　

　　“延吉炸弹”。　

　　东满各县的游击队成立后，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各个游击队的力量也在战斗中逐渐发展起来了。据东满特委在1933年10月所做的一份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吉游击大队下辖4个中队，汪清游击大队下辖3个中队，珲春游击总队下辖2个大队4个中队，和龙游击大队下辖4个小队。总计共有游击队员700多人，步枪305支，洋炮和别力弹(独子枪)约300支。此外还有1000多人的群众武装自卫队。　

　　抗日武装建立起来之后，东满的抗日根据地便也开辟出来了。在抗日根据地里，先后建立起了6个区苏维埃政府和20多个村苏维埃政府。中共东满特委在《关于苏维埃建设工作大纲决议》中曾规定：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要“开设学校，除免费发给教科书，教育儿童外，在财政可能的情况下，儿童用纸、笔、文具之类，也应由苏维埃发给。”此外，还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并办起了《斗争》、《两条战线》、《战斗日报》、《反日报》、《少年先锋》等各种抗日报刊。　

　　东满抗日运动的发展，使日本人感到十分紧张。他们于1933年冬和1934年春先后两次调集兵力对那里进行大规模的“讨伐”。虽然这两次“讨伐”最后都被粉碎了，但却也给东满的抗日力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在反敌“第二期讨伐”时，童长荣率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和部分游击队员及群众在汪清县北部十里坪一带坚持斗争。1934年3月21日，他们被敌人包围。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童长荣在指挥战士和群众突围时中弹了。这时一个名叫崔今淑的朝鲜族女战士和警卫员一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了重围。但是，由于伤势太重、流血过多，这位年仅27岁的特委书记在突围后便牺牲了。　

　　童长荣牺牲了，他的同志们还在继续着他的事业。1934年3月，在延吉县三道湾张芝营召开的特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上，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首先合编延吉、和龙两县的游击队，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然后再合编汪清、珲春两县游击队成立第二独立师。　

　　但实际上，在这次会议后，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会上做出的这个决议去办——只成立了一个独立师，即“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这个独立师的领导班子主要来自原延吉游击大队。大队长朱镇任师长，大队政委王德泰任师政委。　

　　独立师下辖4个团，其中第一团是延吉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二团是和龙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三团是汪清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四团是珲春游击大队的老底子。　

　　独立师成立后，就面临着来自敌人的疯狂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他们撤离了部分根据地，到外线去开展游击活动。自1934年冬到1935年春，他们共进行了40多次较大的战斗，打破敌人的冬季大“讨伐”。　

　　（十一）神经过敏　

　　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受到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讨伐”外，他们还受着“左”倾错误的反复危害。东满可以说是“左”倾错误泛滥的重灾区——在那里，不但有在整个东北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在作祟，而且还有一场颇具地方特色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即所谓的反“民生团”运动。　

　　“民生团”是1932年2月经过日本移民当局批准，由一伙朝鲜奸细、政客组成的专门用于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满抗日武装斗争的反革命组织。“民生团”鼓吹民族自治，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分裂中朝人民的抗日和联合。　

　　“民生团”出现后，立即引起了中共东满特委的关注。他们针对“民生团”的险恶用心和反动实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号召中朝各族人民对“民生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也觉得“民生团”的口号这时已经不利于它他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统治，这使民生团失去了支持它们的后台老板，于是就在这一年7月的时候解散了。　

　　“民生团”虽然解散了，但它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头脑里造成的那团阴云却一直没散。其实这也难怪，在当时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们头脑中那根防奸反特的弦是很难松下来的。　

　　“民生团”解散后不久，1932年8月，中共延吉县委秘书宋老头被日本宪兵捕去，一周后放回。县委在审查宋老头期间，抓获两名日本宪兵队的翻译，经审讯，供出宋老头是日本宪兵队派回来的密探。县委立刻把宋老头抓了起来进行审问。经过严刑拷打，那宋老头吃刑不过，便招出自己是“民生团”，而且还供出20多名“同伙”。县委一听这还了得，马上又把那20多个人都抓了起来，进行审问。　

　　这一审问可不得了了，“民生团”分子越来越多了。　

　　据此，中共延吉县委认为：“民生团”不但还存在，而且已经钻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既然那些该死的“民生团”分子已经混进来了，那就得把他们查出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呀。于是一场深入揭批“民生团”分子的运动便在全县党团组织中开展起来。　

　　中共东满特委根据延吉县委的情况认为，既然在延吉发现了“民生团”分子，那么在其他各县会没有吗？既然有，那当然也得反呀！就这样，这场运动又迅速波及到了整个东满地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既然东满特委把反“民生团”运动当成了对敌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来抓，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这样，一大批党团干部和人民革命军的骨干遭到严刑拷打、关押、枪毙。　

　　东满特委发动的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运动，还得到了敌人的“大力赞助”。他们不断向游击区内派出特务，还通过写假信等手段制造出一种“民生团”分子“大大的有”的假象。这就使得中了敌人反奸计的东满特委越反越来劲了，越来越多冤、假、错案也就应劫而生了。　

　　这场运动给抗日斗争带来的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光是它给汉、朝两个民族同胞和中、朝两国同志间团结造成的“裂缝”就足够后来好好弥补一阵子的了(在反“民生团”的运动受到打击的主要是朝鲜族同志)。在当时就有所谓“朝鲜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杀朝鲜共产党”的说法。　

　　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正确态度。对此1978年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出版的《金日成——卓绝的传奇式英雄》一书中这样写道：“司令官同志(指金日成)了解了儿童团的生活情况之后，把所有的队员，连同马鞍山的队员都召令在一起，责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不关心儿童团员的生活。他说：‘你们说这些孩子加入了民生团，请问这些孩子是怎样加入民生团的，又为‘民生团’做了些什么？你们说说。……你们想一想，这些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牺牲的。再说他们的年纪虽小，但他们都誓要为父母报仇，干革命，所以在游击根据地解散以后，也不去敌占区，跟着游击队员来到这里。可是，不但没有很好地照顾他们，反而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当成民生团有关者，这是多么蠢的事，又是多么大的罪过啊。’　

　　当时在座的人当中也有受民族沙文主义者影响的人，但他们在像阳光一样分辨黑白的司令官同志面前再也没有敢辩解。”

　　（十二）拨乱反正　

　　当1935年到来的时候，敌人的“讨伐”和党内“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中共满洲省委也开始感到了东满的形势有点不太妙，于是便在1934年底派巡视员魏拯民急赴东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在如此关键时刻出场的魏拯民，人如其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本是山西屯留县人，是1932年5月才受党派遣从关内来东北工作的，而在此前，他一直是在关内从事地下工作的——早年在太原念书时就曾积极参加过反对阎锡山的学生运动。1926年入团，翌年入党。1928年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受党派遣入国民党安阳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后又回到北平到北大听课，并在学生中开展工作。由于魏拯民有了如此丰富的经历，本人工作水平也挺高，所以他一到东北就被赋予了重任：先是任中共哈尔滨道外书记，不久就当上了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在其担任书记期间，哈尔滨的工作是搞得不错的。此时，中共满洲省委把他调到东满来，就是希望他能改变那里的被动局面，扭转那里错误的工作方向，把大家领回到正道上来。　

　　几乎就在将魏拯民派往东满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还向东满党、团特委和人民革命军发出了指示信。　

　　中共满洲省委在2月1日的指示信中，首先强调了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克服关门主义的重要性。告诉东满特委，党领导的部队必须要与坚持反日的武装结成统一战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才能顺利打破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讨伐’，才能迅速扩大反日游击战争，才能把自己形成全东北反日游击战争中的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还告诉他们，1934年冬天省委特派员提出的把东满的所有的山林队和“救国军务部”全部缴械的3项条件——“(1)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2)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3)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是“极其有害的，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应当立即纠正。”　　

　　其次，省委指示东满特委，要“人民革命军造成东满一带反日救国游击战争的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为此要求“人民革命军应当站在主动的地位积极号召一切救国军、山林队……结成广泛的具体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其形式可以采取共同指挥部的形式。”　

　　2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也给东满特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这封信中指出：目前反日运动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第一向安图、额穆发展，实现与该地反日队伍联合，进而与北满、东边道反日队伍的联合；第二向宁安、东宁发展，与该地区反日队伍打通联络。　

　　关于“民生团”问题，吉东巡视员在指示信中明确指出，东满特委“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03 10: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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