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5)
2016-09-03 10:14:46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0-01-27 作者：全勇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五章　

　　（十四）十三条枪　

　　赵尚志不是党员了，但这并没有使他消沉下去。　

　　坚定刚毅的他对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仍然是那么执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于1933年3月来到了在宾县一带活动的反日义勇军孙朝阳的队伍中当了一名马夫。　

　　金子在哪里都是亮的。赵尚志来到孙部不久，孙便发现他手下的这个马夫并非等闲之辈。那是在一次作战中，孙部受到敌人三方面的攻击，处境十分危险。这时，赵尚志站了出来　，他对孙朝阳说，咱们不能这样单纯防守，应该以攻为守，去打宾县县城。孙依计而行，果然打下了宾县县城，部队也转危为安。这一下，孙朝阳看出了原来让赵尚志当马夫实在是埋没了他，于是立即下令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参谋长。1933年7月间，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对赵尚志的问题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县委领导们肯定了赵的革命积极性，并对中共满洲省委因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而开除他的党籍提出了疑义。随后向省委反应了这一意见，建议省委恢复赵的党籍。与此同时，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关化新派崔钟鸣和侯启刚到孙部找到了赵尚志，把县委的这一决定正式通知给他。同时还告诉赵尚志，现在队内的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等都是党派到队伍中来的，并为他们接上了关系。　

　　8月份的时候，孙在再次攻下宾县县城后没有采纳赵提出的要立即撤出的建议，遭到敌人的疯狂进攻，部队损失惨重。当其撤出来的时候，孙朝阳已经是心力憔悴，抗战信心不足，做出了带队进山的决定。　

　　赵尚志不同意孙的这个决定。他说，目前应该总结教训，重整旗鼓，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积极地进行抗日游击活动。但孙根本听不进去，于是赵便请示县委，要求把我们党掌握的力量从孙部拉出来。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接到赵的请求后没有同意，因为省委曾经明确指示在反日义勇军中不要采取哗变政策。赵要把人拉出来，这不又与省委指示不符了吗？　

　　赵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他也就只好随孙部一起进入了大锅盔山里。可就在他们进山不久，敌人派来的奸细也跟了进来。那个奸细对孙说，他是关内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派来的，让孙和他一起进关去领抗日经费。赵觉得这事有点不太对头，便劝孙不要上当，要提防着点。孙本来觉得这是件好事，听赵这么一说，心里就有点犯核计。来人一见这种情况，便对孙说，赵这个人不是善茬子，他不同意你去是别有用心。还说，赵准备杀掉你，把队伍拉出去。你应该把他扣起来或者趁早将他干掉。　

　　人在不顺利的时候本来就容易疑神疑鬼，孙朝阳此时正是这样。听了一番挑拨离间的话后，他顿起杀赵之念。

　　就在孙与那个人进行上述谈话的时候，没想到隔墙有耳。一个名叫王德全的战士把这些话都听去了。这个王德全本是巴彦游击队的一名队员，说起来也是赵的老部下了。听到这些话后，王德全马上找到赵，将这一切告诉了他。赵听了他的话后，立马找队内的几个党员到一起，决定立即离开。当晚，赵尚志、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王德全、姜甘昌、金昌满等7人带着一挺机关枪和11支大小枪离开了大锅盔山。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满洲省委得知赵尚志他们已从孙部哗变出来的消息后，都十分重视。县委给他们派去了朱新阳、李福林等同志和枪支、做冬装用的棉布和棉花，使他们感到了党的温暖；省委则专门派出了省军委负责人张寿篯，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前往珠河。　

　　这位张寿篯，就是今天尽人皆知的李兆麟将军。他原名叫李超兰。辽宁辽阳县人，1931年11月在北平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2年跟随中共地下党员冯基平回到他的家乡辽阳组织抗日义勇军，并在这一年11月受中共奉天特委派遣到本溪煤矿搞工运工作，1935年5月后又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　

　　张寿篯来到珠河找到赵尚志和中心县委的同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并和他们在一起进行了学习讨论。大家对中央“指示信”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当然，最高兴的还是不久前被省委以右倾名义开除党籍的赵尚志了。在这一指示精神鼓舞下，中共珠河县委及赵尚志与张寿篯一起对如何建立我们党自己的抗日武装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做出了以下5项重大决定：　

　　1.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为队长；　

　　2.在游击队内建立党团组织，李福林为党支部书记，李启东为组织委员，朱新阳为宣传委员，李根植为青年团小组组长；　

　　3.为加强和保持党对游击队的领导，建立起了其与县委和省委经常接头的地点，并要求省委经常派出巡视员到游击队检查指导工作。　

　　4.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与其他反日义勇军(特别是孙朝阳部)的通信联系，与其订立反日作战协议；　

　　5.将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暂定在石头河、板子房、黑龙宫一带，待队伍扩大后再向延寿、方正、五常、双城一带发展。1933年10月10日，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县(现尚志县)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虽然这支队伍只有13人和13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得有板有眼。哈尔滨反日总会的代表、珠河中心县委和农民自卫队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赵尚志带领全体游击队员鸣枪宣誓：　

　　“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必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海陆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一成立，便显示出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的特色来了。当年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的13名“种子队员”之一的朱新阳后来回忆说：　

　　“游击队成立初期，在铁路南三股流一带活动，每到一地，必召集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并帮助群众推磨、担水，晚上就睡在群众家地下，纪律严明，很受群众欢迎。因为人数少，赵尚志也和大家一起轮班站岗。到了冬天，下起了大雪，可大家还没穿上乌拉。正在为难的时候，铁路北的一个朝鲜族同志来队，提出抓日本走狗解决乌拉，我们非常高兴，很快实现了。从此，便用没收日伪汉奸的财产充做抗日经费。”　

　　游击队成立后，便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为此，他们先后缴了三股流一带的好几个地主大排队的枪，杀了一些汉奸恶霸，扫荡了三股流周围五六十里内的日伪政权，建立了农民委员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组织。　

　　不用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今天，我们从抗联老战士刘云阁回忆他当年做为一个小长工看到的情形，便可见这一过程之一斑：　

　　“一天晚上，大雪纷纷扬扬，我们几个小伙计正坐着闲聊，忽然听墙外有人来回走动。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我们住在山里有个规矩：遇到什么情况，不准说话。脚步声停了，只听屋外有人问：‘里面有人吗？’我们之中的郭文彬答道：‘有人。’说时，我们点燃了一块‘明子’。不一会从外面进来七、八个人，他们大部分都手持扎枪头，只有站在最前面那矮个子腰里别着一支六轮手枪。他十分爽快地说：‘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就走，有吃的吗？’我赶紧下炕，从锅里盛出一盆大茬子粥，忙说：‘你们饿了吧’这些人并没有说什么客气话，每个人盛出一碗蹲在地上吃了起来。那个矮个子一边吃一边叮嘱说：‘可不要让二保(指日本组织起来的汉奸队)知道啊。’他们吃完饭，说：‘蹲在屋地上合合眼就行啦。’这时我躺在炕上，瞅着这些不速之客，心里纳闷，他们是什么人呢？待人这么和气！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大概是午夜时分，这些人悄悄地走了。不大一会，他们又匆忙回来了。这次不像刚才那样谨慎小心，而是放心大胆地走进了屋里。一　进屋就说：‘快点上灯’，我被响动声惊醒，睁眼一看，除刚才那些人之外，还带来一个五花大绑的朝鲜族人，被他们推着踉踉跄跄地进了屋，然后又把这个人吊在高高的梁坨上。……天大亮时，他们把那个五花大绑的人带走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被抓来的那个人是哈尔滨到一面坡这个区段的特务头子。他们临走时，留下8角钱，说是给苞米茬子和盐钱……　

　　“从这以后，他们经常到我们这儿来，渐渐地熟了，也跟我们讲实话了。……令我们惊喜的是，那个矮个子、黑脸膛、头戴狗皮帽子、身穿半截多处磨光了皮露出一绺绺羊毛皮袄的人，原来就是流传在老百姓之中的抗日英雄赵尚志！”　

　　如果说上面的这段回忆反映出了当年游击队所进行的秘密活动的情况的话，那么，抗联老战士李春山、张青林、张俊丰、邱岳五等人讲述的“赵尚志土炮攻宾洲”则反映了当年斗争波澜壮阔的一面：　

　　“1934年3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赵尚志、张寿篯率领游击队员50多人，义勇军‘黄炮’队伍100多人，向宾洲进发。城内的党组织早已按游击队约定的时间做好了准备。联系的口令是‘冬草’，‘春活’。……当游击队到达城下时，城内敌人已经发觉，日寇守备队、伪警察骑兵队、山林警察队等早已在城上固守，并有伪大排、商团武装配合。由于城墙坚固，护城河又宽又深，游击队没有重型武器，怕攻城不下，便不战而归。　

　　“游击队认真总结了没有大炮，摧毁不了敌人城防工事，打不进宾州城的教训。赵尚志发动战士们想办法造土炮，战士们在杨家烧锅弄来一根有碗口粗、7尺长的铁管子，利用古代火炮的原理设计了一门土炮。他们在铁管子外面镶上柳木，用铁丝一道道地缠上，配上炮架，再把炮涮上黑色，蒙上红布，分辨不出是土炮还是钢炮。

　　“做好了攻城准备之后，5月14日，赵尚志给宾州城里的伪县长李春魁打电话，问他是接还是打。李回答说：‘别说你是抗日军，什么军我们也不接。’同天上午，张寿篯政委作了攻城的战斗动员，重申了进城后不要损害工商业和居民等纪律。下午游击队动员了400多人，义勇军‘黄炮’、‘吕绍财’、‘占九营’、‘九亏手’等队伍共1000余人，加上400多助战的乡亲们，在赵尚志的带领下，分三路向宾州城进发……　

　　“游击队到城墙附近，开展政治攻势，向伪军们喊话道：‘伪军弟兄们，你们不要当亡国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城内日伪军十分恐慌，1个小时内向哈尔滨打了7次电话告急，并不停地向城外无目标地射击。游击队一面唱着歌，一面高呼口号，一时声势大振。伪军长官听后十分恼怒，下令向城外射击。游击队战士喊道：‘伪军弟兄们快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用炮轰城了。’伪军长官接着喊道：‘弟兄们别听他们吹了，他们没有炮，只有国军和皇军才有大炮。’一个战士气得骂道：‘你这个不知死的东西，吹不吹你就等着瞧吧！呆会儿叫你尝尝滋味。’这一骂日伪军恼怒起来，又向城外乱射一阵。这时，赵尚志仍然没有下令攻城，游击队战士严阵以待。　

　　“夜里1点多钟，伪军情绪散了下来，只有日本守备队到处督战。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打一阵枪，走过之后，枪声就稀落下来。此时土炮的射击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炮膛里大约装进了20多斤火药，14～15斤碎铧铁。夜里两点多钟，赵尚志一声令下，守炮战士点火放炮，一声巨响，只见火光一闪，一条火龙直落到敌人的阵地上，只听一片惨叫声。游击队突击队和少年连的战士，冒着浓烟冲进城去……”就这样，到1934年的夏天，珠河游击区已经扩展到了宾县、延寿、五常、双城等县的一些地区。这一年的7月，各地代表来到三股流开会，成立起了珠河县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长。　

　　农民委员会虽然不叫政府，但在人们心目中它就是政府。老百姓见到吴景才就叫他吴县长，吴开始时还一再向他们说，我不是县长。老百姓则说，老吴你别客气呀，我们说你是县长，你就是县长！于是，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而老百姓们则在他的带领下，拥军支前，侦察敌情，铲除敌人的密探，为游击队传送情报以及成立地方武装配合游击队作战。珠河一带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群众都这样称呼根据地)。　

　　（十五）凶信频传　

　　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在珠河地区存在好几十个反日山林队和义勇军的队伍。这些人除了在反日这个问题上与游击队还能讲到一起以外，其他就很难找到一样的地方了。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觉得游击队不是正经绺子，对游击队存有不同程度的敌意。因此，游击队开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联合作战的打算，队内的关门主义思想还很重。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他们的指示信中就指出了他们的这一错误：　

　　“关门主义非常浓厚——经常有几十人跟在队伍后面数日，要求入队而被拒绝，队伍几乎每天数人以至十数人下队，请假归队的不要，这是关门主义极严重的错误，队伍每到一地，群众热烈地要求组织反日会，而你们只以派组织员来敷衍之，地方上武装组织热心要求上前线而被拒绝，最好的反日义勇军(如黄炮队)愿与我们经常联合作战，而你们甚至企图采取分离和疏远的策略，在一切义勇军中。甚至与我们关系最好的义勇军中(如黄炮铁军等)没有组织群众性的反日会，在反日游击队中党的组织仍然是狭小到不能允许的程度。”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满洲省委在1933年12月31日在发给珠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的指示信中对游击队不能与反日义勇军联合作战和对义勇军抱有一些错误认识提出批评，并要求游击队在扩大现有武装的基础上，扩大反日统一战线，与反日义勇军订立反日协定。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赵尚志于1934年3月在中东路铁道北的秋皮屯，召集在珠河一带活动的各种义勇军首领“爱民”、“青林”、“北来”、“七省”、“友好”等人，开了个“诸侯会”。会上，赵尚志根据省委关于游击队与义勇军联合的三项条件，与各路“诸侯”们一起通过了反日通令，并协商成立了以赵尚志为首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　

　　“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相继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特别是在宾县三岔河一战中消灭日伪军近百名，使得赵尚志和他领导的队伍的影响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主大排和伪自卫队，如黑龙宫和宾县七区的大排等，也被迫与游击队取得联络，甚至随同作战。一时间各种武装队伍都换上抗日的红袖标。　

　　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之所以要开扩大会，那当然是因为本来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某些人却又恰恰是少不了的人物时，所要采取的一种办法。　

　　赵尚志这时虽然不是党员了，但讨论游击队问题没有他又不行，所以他也被扩大到这个会上来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就是研究改编义勇军和山林队的原则和计划。由于省委有明确指示，所以这件事在开会的当天——1934年6月28日就定了下来了。于是第二天的会就是包括被改编队伍在内的全体人员的大会了。会上，宣布和通过对这些队伍进行改编的决定，同时“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宣告成立。　

　　“哈东支队”在编制上采取“三三制”，支队下是总队，总队下是大队，大队下是中队。全队共有450多人，其中有9个中队(180多人)是由中共领导的队伍，实力最大。这样，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赵尚志都是当然的支队长，同时他还兼任第一总队的队长。政委则由张寿篯担任，原来的大排队头子黄英(人称黄炮)任第二总队长，原来的黑龙宫保卫团团长曹德生任第三总队长。此外，还设立了骑兵队和教导队及少年队。　

　　哈东支队成立后，赵尚志手下的人多了，枪多了，活动范围也大了，但问题也就多了起来。原因很简单，进来的人太杂了，有些人参加联合军本身就是想借赵尚志的牌子来图个人目的的。关于这一点，中共珠河县委在1933年12月25日的报告中说：　

　　“队员现在的情绪，不如已往，已往九、十个人的时候，除了一个群众之外尽是同志，但是现在队员已达40名，内中还只有这几个同志，并且这几个同志中多数是韩国人。……但最坏的队员要算是由朝阳此次叛变的第3队，他们在一来游击队的时候都这样说：‘赵尚志的队名誉也好，也敢干，所以他们绑许多值钱的票，所以一心要来咱队，但到这队以后才知道这个队并不是像胡子那样绑票，也不像胡子队的随便，虽然有几个钱，并不挑片子，一举一动都有规定，甚至吃饭都要限制15分钟，他们一看之后，当天就走了两个，没有走的人，虽然不反对这个队，但是表现出不满意和极苦恼的状态来。”　

　　哈东支队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就是和于九江队的冲突以及黄炮和铁军队的叛变。　

　　7月中旬，哈东支队二总队攻打五常县失利，紧接着又传来了第一总队在乾松顶之战中也没有取得胜利和第三总队和于九江队之间发生不愉快事件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总队长黄炮便擅自带人逃回了黑龙宫。　

　　黄炮原本就是黑龙宫一带大排头子，他之所以参加了游击队，完全是因为当初游击队发展十分顺利，哈东地区的抗日大潮高涨的形势下的一种权宜之计，现在形势变了，他也就跑了。黄炮带人跑了以后，原来归顺游击队的铁军队也跑到九千五镇一带投奔于九江队去了。　

　　于九江原是一老胡子头，“九·一八”后也打出了抗日的旗号。他与游击队的关系可以说是不疏也不亲，6月份时还与游击队一起有过协同行动，但在游击队处于不利的情况下，他的那张脸也开始“晴转多云”了。　

　　为了说服和争取于九江一起抗日，赵尚志带哈东支队从乾松顶子到了八区，经过一番不太容易的工作，于九江终于同意与赵尚志一起进攻延寿县城。但在队伍经过三岔河附近的一个姓徐地主大院时，那个地主却说啥也不让他们过。为了不误战机，赵尚志下令武力解决，缴了他的十余条枪，罚了一千发子弹。但这样一来，暴露了攻延寿的企图，只好临时决定东进，到宾县南部去建立新的游击区。　

　　于九江虽然与赵尚志订立了共同作战的协定，但却耍两面派，他乘赵尚志带队东进之机，闯进了宾县和珠河的中东路南、北，包括游击区在内的一部分地区，到那里收捐缴枪，把哈东支队的游击区划分为各个山林队的地盘。还到处说：反日军缴山林队和义勇军的枪，他们要是胜了还得收拾我们。听了于的这些话，许多原来支持抗日军的地主、豪绅都开始改变了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率队回到了宾县八区。他组织召开了群众大会，印发哈东支队《告反日抗满义勇军书》，揭露于九江及黄炮、铁军之流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经过宣传，许多人又转变态度，一些被于收编的大排也脱离了于九江队投奔哈东支队。　

　　形势一有改变，哈东支队的其他领导人便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于九江已经成了孤家寡人，到了该收拾他的时候了。于是，就派部队到于九江队的后方，将其后方的一些家属抓了起来。这一下可坏了，于九江到处说哈东支队破坏了他的“原粮窝子”(即于的地盘)，把一些本来已经脱离于的义勇军、山林队又窜拢到一起，联名向哈东支队写信下战表，并主动向哈东支队发起进攻。虽然他们的进攻被哈东支队打退了，但却抓走了哈东支队执法处的19名人员。后经延寿县警察大队哗变出来参加反日义勇军的首领朱万金出面调解，双方互相交换了所抓的人员才算是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同于九江打起来之后，赵尚志感到黄炮的问题也很严重，为了巩固联合军的团结，他急忙从宾县返回到珠河铁道南游击区，并两次派人去做黄炮的工作。黄炮表面上对来人说，他只是要在黑龙宫休兵整队，没别的意思，以及如何愿意参加联合军等。实际上他对哈东支队没收汉奸地主的财产和发动群众分粮斗争的做法十分反感，同时他也受不了反日军物质生活上的艰苦和严格的纪律约束，早就准备叛变了。不久，他在日本特务的收买和利诱下公开投敌，并纠集了“老头票”、“全好”等队，向哈东支队的黑龙宫游击区发起进攻。在那里烧杀抢夺，逮捕反日会员，解散妇女会和儿童团，还将农民自卫队改成反动大排。这时，与黄炮有亲戚关系的中共黑龙宫特支的书记王鸿生也叛变了，那里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了。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03 10: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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