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十九、借鸡生蛋
1931年11月,一支日军测绘队未经同意闯入了驻在延吉翁声砬子的原吉林省防军第13旅63团3营(该营的基本力量原是营长王德林带领的一支绿林队伍,后被延吉道九营统领收编为骑兵第3营,后来虽经多次改编,但其番号一直都是第3营,故人称“老三营”)的驻地测绘地图,并旁若无人地直趋该营炮位窥测。当时带班执勤的班长史忠恒命令战士鸣枪示警,但日军根本不理。这下子可把他惹火了,他当即下令开枪射击,两名日军应声而亡,其余的都吓跑了。
老三营的人打死了日本兵后,吓坏了他们的顶头上司第13旅旅长吉兴和大汉奸熙恰,他们下令把老三营调到敦化。王德林知道这是要挨收拾了,因此表面上遵令而动,实际上却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等到了敦化火车站的时候,他突然带着老三营500多人离开了那里来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日,号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出了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共产党员李延禄(据李说这种友谊始于民国7年时,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王对他有一种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前往王部。于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支旧军队中创建自己的抗日武装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李延禄是在1932年2月从延吉出发前往王德林部驻地的,这时救国军成立没几天的时间,可以说来得是挺早的了。
但是,还有人比他来得更早,而且是带着礼物来的。
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代表盖文华等3人给王德林带来的是“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虽说是个空衔,但其“正宗”的地位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与盖文华带来的礼物相比,抗日将领李杜的代表带来的礼物可实惠多了,那是一张代表着一万块白花花、硬梆梆的现大洋的支票,此外,还有一个团的番号。
除了以上两家代表外,吉东三县的绅商代表也来了。
以上这些人到王德林这里来,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目的。他们有的要求王接受其改编,有的劝王“自固待机”。而王德林在这些人喋喋不休的劝说面前,就是不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暗地里,他在派人四处打听李延禄的行踪。
李延禄到后,王德林带着他见了各方代表。这时的李延禄正是年轻气盛之时,看到那些人便明显地表示出了厌恶感,王一见此情直紧对他说:“庆宾,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说话。”可是整整一天的工夫,因为那些人总围着王德林转,李延禄也捞不着机会与王深谈。直到当天深夜一点多钟的时候,李延禄待各方代表离去后,才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王德林问:“你什么都知道了,现在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李并未直接回答王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今年五十几了?”
王低沉地说:“五十四了!”
李说:“是呀!你已经是五十四岁的人了,难道你还能再活一个五十四岁吗?”见王不语,他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当岳飞,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
听到这里王再也不能沉默了:“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咱们一定要抗日,绝不能给子孙留下骂名。可那三个国民党的代表怎么办呢?”
“打发他们走!”
“李杜代表说要收编咱们的事怎么办?”
李延禄知道王德林正为此事犯难,他此时兵强马壮,正想独树一帜,李杜要把他收编为一个团,他岂能干?李杜的自卫军此时兵力十分雄厚,装备也比较精良,且占着吉东和北满地区的大片地盘,也得罪不得。所以他想了一下对王德林说:
“李杜要收编咱们,还带来了一万元军饷,这事如果干脆拒绝恐怕不好。但咱老三营就这样变成他的一个团也有点不合适。所以我觉得倒不如收下这一万元军饷,咱们也正需要,再另外为他组建一个团。”
接着,李延禄给 他进一步分析了这样做的利害得失,王德林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觉得李延禄讲的都在理。最后,他决定就按李说的办,并请李延禄留下来给他当参谋长兼李杜改编的补充团的团长。
“好!”听王德林这样一说,李延禄自然满口应了下来。
王德林又说:“咱这队伍里多数都是大老粗,这样是成不了大事的。你能不能找几个识文断字的秀才来?”
“行!”李延禄一听这话就更高兴了,因为这可是安排党员进救国军工作的好机会。
李延禄从各地来投军的青年中精选出了400多名,组成了3个连(后改为营),又从老三营里挑了有进步思想的史忠恒、李凤山及跟他一起来的共产党员左征、朴重根到补充团当连长、副连长。
不久,共产党员孟泾清(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金大伦(北京大学的学生)、贺剑平等人也来到了补充团,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党支部,孟泾清任书记,陆续吸收了史忠恒、李凤山、李延平(李延禄的弟弟)为党员。这样,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队伍便在救国军中悄悄地出现了。
补充团成立后不久便在救国军打敦化时充当主力,接着又在打额穆和蛟河两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救国军声威大震,补充团自己也有发展。?
1932年春,救国军收复宁安后,密山县平阳镇小石头河子堡镇苏怀田和好友杨太和、聂海山、姜炮等几个人在共产党员田宝贵的带动下,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抗日队伍,并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同年5月,日军第10师团东犯,占领汤原、佳木斯等地后,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和护路军总司令丁超败退至密山,使密山境内的兵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这些“正规军”一来,苏怀田他们这支民间武装就不太好活动了。于是,田宝贵就对苏怀田说,咱们到兴源镇去找李延禄吧。苏到兴源镇后,向李延禄说明了来意。李延禄很高兴,并经请示王德林后,把他们收编为第2补充团,由李延禄兼任团长,李延平任政委,苏怀田、田宝贵任副团长。这样,救国军内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力量又进一步得了发展。
二十、大战天野
为了更快地从朝鲜向中国吉东和北满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日军在占领东满地区后,便着手修建吉会铁路(敦化至图门段)。王德林说:有我王德林在,日本人就别想修成这段铁路!并多次派人破坏和威胁这一铁路的修筑工程,使日本人感到十分恼火。直闹得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一再下令给那一带的日军,要他们迅速恢复吉敦路的“治安”。为此,日军派出了号称有万人之众的天野15旅团和上田支队前来进剿。
王德林接到那封用火烧掉一角以示“火急”的鸡毛信后,立即召集了手下人商议此事。当下就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以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要“躲”,还有一种意见就是以参谋长李延禄为代表的人提出来的“打”,而王德林则暂不表态。
救国军里的那些共产党员们为此召开了一次秘密的支部会议。支部书记孟泾清在会上说:“就是他们都拉到山上去了,只剩下我们补充团700人也要抗日。是不是我们为革命牺牲了,就没有抗日的游击战争了,不是的。还一样有人会继承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依靠的是党和广大的无产阶级、农民群众,我们关里还有百万红军,就是我们牺牲了,我们的革命事业还会继续下去,还会有人继承我们的抗日斗争。最后,我们必将胜利。”关于对救国军内那些人,孟泾清说:“今天,我们还得耐心地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如果他们有些人把队伍拉到山上去当土匪,我们只有700人,还是要找到有利地势,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
孟的一番话表明了当时这些共产党人是下定了要打的决心。那怎么打呢?李延禄提出:把队伍拉到镜泊湖山区去。
为了统一内部意见,王德林在棺材脸子村再一次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参谋长李延禄便按党支部秘密会议定下的调子,在这次会议上力排众议,主张打。可是王德林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会议开到第三天,当他听到李延禄代表补充团表示:就是只有我们700人也要打的决心时,他终于下了决心。他说:“你们年轻人决心这样大,我一个54岁的人啦,不能成功,还能成仁哩!咱们到南湖头去,看看那边的地势再说吧!”
等到了南湖头看了地势,又看了李延禄等人制订的作战计划后,王德林最终下了打的决心,并且考虑到补充团的战士们平均每人只有30发子弹,下令将老三营库存的所有手榴弹用20匹马往返多次运到了补充团。
这次李延禄为补充团选的阵地——镜泊湖南头的“墙缝”,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好在哪呢?李延禄是这样描述的:
“在我们的阵地上,既没有挖战壕,也没有什么丛林、树木之类的掩护物,我们就隐蔽在光秃秃的临大道的山崖旁边。沿顺这条足有5里长的蜿蜒的山崖线,是些巨大的巉岩,仿佛远古时代给海水冲积的海岸一样。我们的700名勇士,就依恃这些大块的岩石作掩护,只要是有大块卧牛石,或是巨大的马头石的地方,背后就有我们的勇士,三五成群地潜伏扼守。因为这是些光秃秃的山坡,只是山脚有些岩石,自然敌寇走到这里也会安然无疑。
“山崖对面,可以望见牡丹江上游的支流,江那岸就是一块大盆地似的草甸子,因为放过荒火,烧得溜光。这时候,冰雪刚将融解,青草还没有发芽,望过去直到对面的山上,都是乌黑一片。那边的山脚下,也有一条大道,若是敌军选择那条道走,自然会安安稳稳通过,因为那里没有可以遮蔽的岩石线。而从‘墙缝’,我们所潜伏的阵地上,没有远程射击的炮火,是根本控制不住那条大道的。敌寇要走那条道,需要绕远,需要过江,一般来说,是不会做出那样过于慎重的选择的。
“我们所扼守的,是从敦化直通宁安的咽喉要路。这条路就在巉岩底下,紧靠大江,是条古老的通商道路。”
当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支部书记孟泾清就去县委汇报工作去了。临走前,他对李延禄说:“我们既要在这里坚决和敌人打,还要保持住我们的军队。我们要在战斗中发展我们的力量,不要拚老本,一定要见好就收兵。我个人看,抗日游击战争是长期的!我们补充团是党的珍贵财产呀!关系到整个抗日救国军的巩固和瓦解呀!”
孟泾清走后,李延禄和补充团的勇士们便开始了战前焦急的等待,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不走“墙缝”了。其实,他们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有一个名叫陈文起的人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现在我们上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可以遇到一些和卖主一起设好圈套让你掏腰包的人,他们或者假装买主,营造出一个“抢购”的氛围让你主动上前和他们争相购买;或者拿出什么优惠卡之类的东西让你占上一把“便宜”。北京人管这种人叫“托儿”,东北人则称其为“牵大驴”的,缺乏经验的人是很容易当上一回“蠢驴”的。现在,我们这位陈文起就要当一把“牵驴者”了。
陈文起本是南湖头一带有名的猎户,当他知道救国军要在“墙缝”伏击日军的时候,便跑到队伍上来,想在战斗中露一手他的好枪法。可呆了两天不见动静后,他就在夜里回到他家——瓦房店去探听动静,不想这一去竟被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么的干活?是马胡子吗?”
“不是。打猎的。”
“你的枪呢?”
“没枪。都是借人家的围枪用。”
“前边马胡子的有?”
“没有。”日本人一见他身上都是沾有死野物的血迹,的确是个打猎的;再看看他那股沉静劲,便不再怀疑,他们打心眼里为能找到这个难得的向导而高兴。连忙说:
“你的,前边的带路!前边马胡 子的没有,你,好人大大的;前边马胡子的有,你,坏人死了死了的有。明白?”
“明白!”陈文起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已早想好了——“非把这些兔崽子领到墙缝去不可!”然后便牵着天野等八千多头“东洋驴”朝“墙缝”走去。此时正是3月20日的凌晨。
鸡叫头遍的时候,补充团阵地上的哨兵喊了起来:
“什么人?”
“我们是老百姓,给部队送信的!”一个姑娘回答道。接着又有一个老头的声音说:“她是我姑娘,我们是找补充团指挥部的。”
老头(后知其名叫史振德)见到李延禄后,告诉他说:陈文起已经牵着“驴”往这边来了,你们快准备打吧。他之所以带着女儿来,是怕部队误会。
“不久,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寇那红肩章、刺刀和扛枪的臂膀所组成的行列了。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些光秃秃的山顶和大块岩石的背后,有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率领的700勇士,在这里等待着他们;而且是那么突然地一跃而起,手榴弹沿着5里长的狭路同时纷纷下落,到处是爆炸声零乱奔跑的脚步声和临近死亡那瞬间的怆惶的惨叫。在所有这些声音里似乎还有日寇指挥官的命令声,这声音疯狂似的响亮,带着一种意外的惊慌和恐怖。以后,我尽管经过无数次大小战斗,日寇指挥官的疯狂喊声,从来没有一回像这次那么凄厉,印象那么深刻。我感到我们依崖猛攻、猛打的700名勇士,在敌寇发出的狂呼声中,顿然精力增长百倍,心情豁然开朗,有的竟扔掉了棉衣和帽子,只穿着短褂往外扔手榴弹。”——李延禄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说。
就在补充团打得正来劲的时候,担任堵口子任务的戴凤龄独立营——一支被救国军收编的地主武装,却不顾事先定好的作战计划和命令开溜了,李延禄紧接着就接到了日军在狭路口外停止前进,行动不明的报告。这样一来,补充团就随时可能会遭到日军从背后对其进行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李延禄果断命令补充团:撤!
几天后,当李延禄派人回到“墙缝”察看时,发现日本人在那里留下了三个火葬点,“所有枪支都随同敌人士兵的尸体,全部烧毁了……,我们总计得到了被火烧毁的残枪筒一千五百余件,另外还搜出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两千多支。据此可见敌寇伤亡将近四千,最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
此一战,补充团付出的代价只有7个人!
需顺便说一下的是,从“墙缝”逃走的那些日军,几天后又在松乙沟落入了李延禄为他们设下的火阵之中,逃出的那300来人在被共产党员李延青率领的工人游击队消灭了200来人,天野少将也被打死了。
最后,该说一下那位“牵驴人”陈文起了。
陈文起在枪响后很快就跑到一个石崖后边,但他并没有跑。当被日本人抓来的直车老板子们问他怎么还不快跑时,他却说:“我就这么空手出去呀!我还得弄杆好枪!”可是还没等我们这位勇敢的猎手把枪弄到手,日本人就开始到处抓他了。当他被抓住后,他大声说:“我早就没想活,早就想把你们这些兔崽子送到‘墙缝’来了。”气红了眼的日本人把他吊在房梁上。陈文起骂不绝口,最后,日本人挑开了他的胸膛。
后来,人们把他埋在了距“墙缝”不远的地方。
二十一、同室操戈
自从补充团成立的那一天起,李延禄和他的同志们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着两线作战——一面与日本人面对面的干,另一方面还要时常防备自己同胞从背后打来的冷枪。这些冷枪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李延禄本人,“首席枪手”则是救国军的副总司令孔宪荣。
孔宪荣原来就是王德林的绿林班底,王德林被收编当老三营营长的时候,他是连长。在王德林起义前他已经退休了,等到王德林起义后,他便重归老三营,成为王德林的左右手。
孔宪荣这个人的权力欲和财欲都很强,救国军成立后,他仗着与王德林关系非同一般,竟然明目张胆地进行拉帮扯派和聚敛钱财的活动。李延禄对他这些活动很看不上,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自然也就引起了孔对他的不满。在救国军打下兴源镇后,孔宪荣的一个亲信李副官与商人勾结,竟把占战利品总量八分之一的物资给盗卖了。王德林知道此事后,便亲自过问,然后给李副官定下了一个死罪。王德林情知这位李副官是孔宪荣的人,也知道他是在为谁弄钱,所以他虽然为了严肃军纪说了要杀李副官,但却迟迟没有下令杀人。这时,救国军总部的随从参议郭秀庭找到李延禄对他说,所有随总部来到兴源镇的人都已经向王德林求过情了,但谁说也不行。这个面子是总司令留给你的,你去说说吧!”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07 15: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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