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8)
2016-09-07 15:54:04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0-01-27 作者：全勇  点击：  复制链接

　　第八章

　　二十六、百折不挠　

　　如果你要是真想知道到底什么叫“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话，那只要看一下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建立抗日游击队的过程就会一目了然了。　

　　在经历了最初三次大的挫折之后，他们没有气馁。　

　　1933年6月，汤原中心县委派出了戴鸿滨、黄吟秋、徐光海等人到义勇军“青山”、“占中央”、“阎王”等部中去工作。这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人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中心县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决定以青山等部义勇军为基础，成立了“东北民众联合反日义勇军”。但是没过多久　，这支队伍就不宣而散了。残酷的现实使汤原中心县委认识到，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党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并形成骨干力量，才能打开汤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然而，祸不单行。正当他们一面号召在义勇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认真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一面集中40多名党员积极准备建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时候，由于特务告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1933年10月4日，在日军的大搜捕中，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委员金成刚(女)等12名共产党党团员和爱国青年被逮捕，施以严刑后活埋在深坑里；县委委员高庆云和他的儿子一起在西北沟的高粱地里被日军搜出来，当场用刀砍死在田野里。骤然间，汤原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中……　

　　在这场浩劫中还有一个幸存者，这个命特别大的人就是中共汤原县委委员夏云杰。　

　　夏云杰，这个从山东沂水县闯关东来到东北的汉子，种过地、做过工，还做过生意。曲折的生活经历和朴素的爱国心使他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仇恨。1932年9月，他被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吸收到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　，后经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介绍入党，不久即因工作积极、能力也挺强在1933年8月举行的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第6次扩大会议上被选为县委委员。　

　　现在，县委的其他人都不在了，夏云杰成了汤原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他勇敢地站了出来，通过秘密联络的办法，把汤原各地的党组织逐渐联络起来，他自己则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县委的领导工作。　

　　血债要用血来还。讨还血债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因此夏云杰在恢复党组织活动后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重新创建反日游击队。

　　创建游击队就要有枪，而枪却在敌人手里。怎么去夺呢？1933年11月末，夏云杰先派团县委书记小于通过亲戚关系打进了鹤岗东黄花岗伪军自卫团内部。在小于把那里的情况摸得差不多以后，他又派外号叫镐头的徐振江和小于，还有一个叫老曲的队员以卖大烟土为借口　，再次混入黄花岗自卫团的营房。夏云杰带着20多个队员拿着一枝大枪和一把没有撞针的小撸子隐蔽在院外。等到那帮团丁们纷纷围上来买大烟土的时候，镐头和小于两人突然发出行动信号，这时，隐蔽在院外的20多个徒手游击队员一拥而进，三下五除二地缴了这帮团丁的枪。此次行动十分顺利，共缴得大枪14枝，短枪2枝。　

　　这次缴枪行动的成功，使汤原游击队再也不是一支玩“空手道”的队伍了。　

　　1934年2月8日上午，戴鸿滨根据夏云杰的指示，率6名队员佩带两支手枪化装成农民混入鸭蛋河街。这时，鸭蛋河区委书记李风林和他舅舅两人满脸是血，吵吵嚷嚷地一边撕打着一边向伪自卫团的大院走去，说是要到“衙门”里去讲理。戴鸿滨等人则跟在后边“拉架”，这一行人热热闹闹地没费多大劲就闯过了哨兵的拦阻，进入了伪自卫团的大院。　

　　伪自卫团当兵当官的一看来了一对打架的，觉得挺有意思，一边幸灾乐祸地喊着“出来看！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一边走出来看热闹。戴鸿滨一看他们人都出来了，便亮出了手里“家伙”，伪自卫团团长高魁一见这阵势，当时就傻眼了，只好让团丁们把14支枪全交出来了。　

　　戴鸿滨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并没有走，他让大家立即占领炮台、封闭大门，结果又缴了13个前来开会的反动地主的枪。此次缴枪成功，一举扭转了汤原游击队人多枪少的局面，大大增强了这支抗日武装的战斗力。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夏云杰带着他亲手创立起来的这支游击队在太平川一带屡战屡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共满洲省委在7月份的一个文件中对汤原游击队的评价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执行反日纲领，成为下江反日反满的唯一中心力量。”　

　　8月份，夏云杰奉命调到哈尔滨参加中共满洲省委举办的训练班。主持训练班的省委领导对他的评价是，“深刻学习，对党忠实，能够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并正式任命他为即将于10份成立的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总政委(戴鸿滨为总队长)。

　　二十七、毁家纾难　

　　大火一场接一场地冲天而起！　

　　汤原县境内的几个大户人家的家园在这熊熊的大火中相继化为灰烬。　

　　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火着得太不一般了！　

　　这火着得的确是不比寻常——是它没人救，尽管这些房屋的主人就在跟前；二是纵火者就是一贯反对杀人放火的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队。　

　　显然，这把火是经那些被焚房屋的主人的允许之后才着起来的。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做出了有悖于常理的决定的主人们——黄友、张传福、刘铁石。　

　　先说黄友，这位在冯仲云“脑海里永远不能忘的人”，此人本是汤原县的一个大地主。就他这出身，如果是在那个大搞阶级斗争的年头，准是一个被革命群众带上“四类分子”帽子的专政对象。可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不爱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黄友他并不愿意自己单独在家享福，看着可怜的同胞遭受日寇的压迫，于是他发奋起义，将自己的土地全抛弃了参加到抗联游击队里工作去了。”　

　　由于黄友后来在抗日队伍里并不是显赫的人物，所以对于他当年在所做的具体工作，今天我们已经所知无几，但他却有一件很出名的“代表作”——“牵驴”。　

　　那是抗联三路军成立以后的事情了。有一天，敌人发现了他并将他逮捕，要他带路破坏三路军的后方。对此，他一口答应了。那些鬼子还以为这个“老地主”回心转意要给他们出力了呢，跟着他向汤旺河上游的小兴安岭里走去。其实那儿哪有什么三路军？哪是什么三路军的后方啊！那里有的只是刺骨的寒风满世界的冰雪。黄友就是成心把日寇们送进迷宫好饿死他们的。等到他觉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便瞅个空子溜走了。　

　　黄友一走，那些跟着他进山的鬼子们可就惨了。你别看这帮洋鬼子能从他们日本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真的一进了风雪茫茫的小兴安岭，那就真成了牛犊子叫大街——懵门子了。左走是山，右走是树，前走是冰，后走是雪，反正就是走不出来了。这样没几天便不断有人因缺粮断炊冻饿而死，700多人只跑出来30多个。而黄友自己则也因衣服不多又没带火而把双手双脚都冻坏了，幸亏被咱们自己人发现了才没被冻死。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忘了他，两年后专门派部队把他杀了。　

　　据说，黄友死前毫不屈服，破口大骂。　

　　和黄友的出身差不多，张传福也是汤原县太平川田家屯的一个大地主。他家有300多垧地，还开着粉房和油房，小日子过得挺兴旺的。1933年，他接受了敌伪的任命，担任了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长。虽然是给日本人干事去了，但他的良心并没有“坏了坏了的”。当他看到日本人当众强奸妇女、劫掠财物，以十分残忍的手段屠杀爱国群众的时候，他感到心里很惭愧。听到夏云杰、冯治刚、刘铁石等人拉起队伍公开出来抗日的消息后，心里也很佩服这些人，但当县委书记夏云杰派他的结义兄弟、游击队员蔡玉斌、王甲长前来劝他参加抗日时，他却露出了一脸难色：“不抗日，看来别无出路，眼下日本人欺人太甚，拿咱中国人不如鸡狗，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不赶走这些强盗，连老祖宗都对不起。参加抗日吧？可惜我张传福投降过日本人，虽说没有干过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共产党也不一定信得过我。手下的兄弟心也不齐，往出拉队伍恐怕还要费周折。”

　　蔡一听张出此言，知道有门，便对他说，“张兄如果有意抗日，何必顾虑？如今国难当头，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抗日就是一家。过去你张传福虽然给日本人干过事，那是出于无奈，你的事我还不知道吗？错了咱们就改过来，谁还会纠缠旧事！”　

　　“我迟早是要抗日的，但是——”张传福是个精细人，他对蔡王二人的话还是感到不放心，“请二位给夏队长捎个口信，告诉他，第一，我张传福从今身在曹营心在汉，遵守共产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第二，要我公开出来抗日，得由抗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出面和我谈谈。”　

　　张传福从那以后，对共产党游击队开始有了好感。但日本人和汉奸对他却有了戒心。加上与他平时就不太对劲的警察署姜署长又在日本人面前给他上了不少的“眼药”，所以他在日本人那里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一次他被日本守备队传到县城里，一进门，鬼子队长就用战刀在他背上砍了几下，然后又打了他两个耳光，大骂：“八路，良心大大地坏了！”过了一会又像哄小孩子似地对他说：“张的，以后忠心地，金钱、地位，统统地给！”接着就命令他带队去讨伐游击队。张带着一肚子气回到自卫团后，对兄弟们说，“上头有令，‘狗’也盯着我们，走！带上武器，跟我去打马胡子，不过有一条要记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谁要是打了，小心自己的脑袋！”说完，领着队伍在山里转了一圈，朝天上放了一阵‘朋友枪’就草草收兵了。　

　　没想到姜署长又把这件事报告给日本人后，日本守备队长大骂县伪警察大队长廉秃瓜子，接着又命他去整治张传福。　

　　廉秃瓜子在日本人那里受了气，回来就找张传福算帐了。他来到张传福自卫团的驻地后，不见张传福来接，气得浑身发抖，站在门外大骂：“张传福，你瘟死了吗？”　

　　张传福闻声出来报告说：“昨天夜里自卫团打了一宿的仗，弟兄们正在休息。”　

　　廉秃瓜子用马鞭狠狠地抽了他三下，然后又指挥警察把张打了一顿。临走时还交待说，让张传福第二天到县里去找皇军领罪。　

　　张传福从来也没吃过这样的亏呀！回到家后，他把哥几个都找到一起，恨恨地说，“这几天叫鬼子、汉奸折腾了好几顿，我哪能咽下这口气？看来，我得和他们拚个你死我活了，你们几个要是能守住家地过日子就过，守不住就各自找出路去吧！”全家人都出来相劝，但张传福却是下定了决心。　

　　游击队一直在关注着张传福的情况，张传福的这些举动早就有地下党的人报告给游击队了。为此，县委专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戴鸿滨主动要求去作张传福的工作。虽然有人替戴鸿滨担心，但戴自己却并不害怕。他说：“我这次去不是去送死，危险和希望都是有的，还是成功的面大。《三国演义》里不是有关云长单刀赴会吗？我就不能去会一会张传福吗？”　

　　夏云杰对他说：“这次去会张传福，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可怕。但却要注意随机应变，张传福要是不仁不义，就先下手。要想尽办法争取他起来抗日，这个人影响很大。希望这次会见，马到成功！”　

　　戴鸿滨走后，夏云杰把游击队调到了太平川附近，在距戴、张会面的地方三里地外埋伏好，又派了5名有经验的党员到会面的地方暗中保护戴鸿滨。但是，这一切安全措施最后都没有用上，因为戴、张的两人会面谈很顺利，张传福当场就要回团部把事情挑明，准备“能拉出几个就拉出几个”。对此戴鸿滨没有同意，他让张传福回去以后再进一步做一做自卫团员们的工作，等时机成熟了再往出拉。

　　张传福回去后便开始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到1934年农历十月二十九这天，他认为时候到了，便派人给游击队送信。然后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以出去搜山为名直奔北面山里而去。　

　　等到了荒山脚下的时候，张传福对大家说：“弟兄们都跟了我一年多了，拍着良心想一想，我对你们哪一个也不薄。现在，我决心跟共产党上山抗日了，从此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弟兄们你们有愿意跟我抗日的留下，不愿意抗日的就各奔家乡；但有句话得先说明白，如果有谁日后再为鬼子、汉奸卖命，小心以后我的枪子不认人！”　

　　张传福的话一说完，他手下的那些兄弟们都说愿意跟他走。他从此带着这些人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张传福等人的加入，不但使游击队人多了，而且装备也很快得到了改善。张家有钱，张传福让家里人卖掉自己的家产，为游击队买了60多套棉衣、机枪(价值1200块现大洋)和手枪。他弟弟张传禄有些心疼地对他说：咱们是自己家带枪上山抗日的，还花这么多钱干啥？张传福则说：我们抗日连命都豁出来了，还要钱干什么？　

　　张传福带着自卫团来到游击队后，夏云杰将他们这部分人改编为一个中队。自然，中队长就是由张传福来担任了。　

　　刘铁石，是年仅27岁时就当上了汤原县教育局长的年轻人，心高志大，早有一番了不起的抱负：“首先掌稳教育局的大权；其次把我的儿子、侄子都分批培养起来，念完中学后到各校去当教员，他们再结交朋友，培养学生，二十几年我的人就可以遍布全省教育局。那时我就可以竞选县议员、省议员、国会议员，直至同蒋介石竞选总统。”　

　　但是正当刘铁石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日本人的枪炮声打碎了他的美梦，他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所蒙受的耻辱”和“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负的责任”。为了不给鬼子的奴化教育效力，他决定辞去教育局长的职务。但是，辞职后又该干什么呢？这个他倒没有想好，这时，他想起了总在教育局门口卖香烟的夏云杰。虽然以前他与夏云杰只是因为买烟卖烟而常常聊上几句，但他总觉得这个生意人不比寻常，来历不浅。可当他来到老地方时，夏云杰早已不知去向了。　

　　下了辞职的决心以后，刘铁石先把妻子送回乡下，然后便在一个漫天飞雪的清晨，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一个人骑着马回到了乡下。　

　　回到家后，刘铁石心里很是苦闷，便不停地打探城里和外面的消息。这时，中共汤原县委也注意到了他，特派宣传部长刘忠民去找他作工作。刘忠民告诉他说，现在外面已经拉起来许多抗日的队伍，并对他说：“你是教育局长，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在县里和上层人物也有关系，你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为抗日出力。”还介绍他参加了“反日同盟会”。　

　　1933年夏天，刘铁石终于见到了夏云杰，这时夏已经拉起了队伍。他向夏提出要跟着上队，夏对他说：“你现在还不能来，要继续留在地方上，利用你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动员更多的人参加抗日工作……”

　　刘铁石在汤原有威望、有名气，当然也就是敌人重点注意的目标。所以没过多久他就被抓了起来，是他家里人卖了20多石黄豆才把他给保了出来。　

　　从狱里出来后，刘铁石又去找夏云杰，说这回我得跟队伍一起走了。可夏云杰对他说，你还是最好先别上队，现在游击队里的枪支弹药都很缺，你最好能利用你的关系再给搞点。刘铁石说，好吧，那我就再回去干。　

　　刘铁石到处为游击队搞枪支弹药，被敌人知道了，就要抓他。为了不连累全家，也为了躲避敌人，他悄悄地把自己家搬到了一个小屯子里。但就在他刚刚搬到那里的第3天早上，他正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的小儿子从外边跑进来，结结巴巴地说：“爸爸，鬼子来抓你了，快跑吧！快…　…”还没等小儿子说完，他就往门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日本鬼子带着伪军正端着枪向他走来。　

　　情况万分危急，以至于刘铁石在多年后对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没容我思索，一个鬼子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刘显(刘铁石的名)的有？’从鬼子的问话和神情我断定他们不认识我。我急中生智，用手指着胡家窝棚的方向说：‘那边，南边。’　

　　“在这帮抓我的人中，多数警察是认识我的，但他们并没有完全丧失中国人的良心而出卖我。后边的两个翻译，一个正是出卖我的姓金的汉奸，但他不认识我本人。另一个原来是夏云杰游击队的少年连连长赵东国，曾和我多次接头。后来不幸被俘，被迫做了翻译。此时，他向我递了个眼色，我窥空回了个眼色，彼此默契后，见他对鬼子说了几句日本话，这伙人便朝西院走去。　

　　“我趁机借助于房子、柴垛和行人的遮挡，向村东头疾行。正走着，遇见我大姐。她见我神色紧张，便问我：‘老兄弟，怎么了？’我急匆匆地说：‘鬼子正在抓我。’大姐一把拽住我说：‘快躲到猪圈里去。’我一看那不是藏身之地，又继续向村外跑去。　

　　“正在我朝东猛跑时，一个骑大白马的人迎面而来，到我跟前他问道：‘干啥去？’我抬头一看是本屯的耿三爷(开明绅士)。他一听鬼子正在追捕我，便立即跳下马来，摘下身上的匣枪，连同马缰绳一块递给我说：‘枪和马我都不要了，都送给你，快骑上往东赶，鬼子撵不上你。’我接过枪，翻身上马。耿三爷又接着说：‘老先生(当时人们对我的尊称)，快上山找游击队去，上队打死也合适。’　

　　“我骑马一口气跑到河东，甩开了鬼子……”　

　　当夏云杰得知刘铁石逃出来的消息后，便立即派副官孟尝君带十几名战士去接他。刘铁石上队的第一天，就遇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战斗。这次战斗同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在格节河边的一片树林里，我们(刘铁石与其两个内弟)同游击队相见了。孟副官握着我的手说：‘刘先生，您受惊了，我受夏云杰之托接您上山……’　

　　“孟副官叫我先休息一下，吃完了饭好赶路。这时我才觉得又饥又累。几个战士忙着做饭，只见一个战士从河里舀了一盆水，倒进一些小米就放在火上煮了起来，谷秕子和谷糠漂在水面上。还有一个战士手里提着刚刚摸来的鱼，膛也未开，扔在盆里就煮上了。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07 15: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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