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11)
2016-09-09 15:33:52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0-01-27 作者：全勇  点击：  复制链接

　　第十一章

　　三十五、联手破敌　

　　当珠河抗日根据地遭到日军破坏、赵一曼被俘的消息传到吉东地区的时候，第4军军长李延禄和军参谋长胡仑正在第4军的根据地青龙沟。根据情报，他们知道日军下一步就要到来“围剿”第4军了。李、胡经研究后决定：为了打破敌人的冬季“讨伐”，将部队分成两路。一路由李延禄带领西去方正、依兰开辟后方游击根据地，一路由胡仑带领向北去开展游击活动，以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当李延禄带领部队到方正后，经过一段卓有成效的工作，开辟出了大罗勒密游击根据地。其后不久，第3军的政治部主任张寿篯、第1师第1团团长刘海涛、政委金策来到了方正三家子屯。　

　　李延禄听到第3军的人来了以后，很是高兴，急忙带着第4军军部的各部门干部来到三家子屯。两军的人一见面很自然地就谈起了关于各自与地方各级党组织的联系的问题，当4军的同志们谈起他们与地方党组织之间还有着紧密的联系时，三军的同志们对此感到很惊异　，因为他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地方上的党组织无法取得联系了，更不知道中共满洲省委在1934年遭到破坏后的情况，也没有听说吉东特委成立的消息。而当李延禄向他们出示了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告诉他们中央特派员吴平到东北来了，并在第4军呆了一个多月，新任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潭秋到来之前，省委工作由杨光华代理等情况时，他们就是瞠目相顾了。　

　　当时，张寿篯正在患肺病，但是听到李延禄讲起有关他去关内寻找党中央、中央特派员吴平是如何帮助第4军建军、第4军是如何建立起“内红外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等情况时，即显得特别有精神。尤其是当谈起“八一宣言”时，他的劲头就更足了。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多年后李延禄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四个人一夜都没有睡，谈到第3遍鸡叫，还以为是刚过半夜，见到窗外大亮，才吹熄了蜡烛。仿佛这是北方的夏季夜晚似的　，短的出奇。我们四个人的情绪，是一直在兴奋的状态中，我们既谈到决定吸收谢文东部，扩编为抗日联军第6军，也谈到吸收刁翎附近李华堂部为第7军，并且还决定了联军拔除南刁翎敌伪据点，准备夺取敌伪物资，解决联军的给养及冬季的装备。”　

　　就在第二天，李延禄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关于拔除南刁翎敌伪据点的联合作战行动的准备工作，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9月10日左右，李延禄一边派人去联络第4军的第1、第3两个师，一边派人去联络依兰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通知他们都来到五道河子报到。　

　　五道河子是方正通往松花江以西的交通要道，村背后是山，还有一个炮楼，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当时　，那里有一个伪警备排。当3军的同志们一听李延禄通知大家到五道河子开会，便不解地问：“为什么把开会地点选在那里呢？”

　　李延禄说：“那里安全呀！”　

　　3军的人一听更不明白了，都睁大眼睛看着李延禄。李延禄笑了笑，然后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当初，第4军刚到方正的时候，曾经想在北刁翎建立游击根据地。北刁翎有个何五爷和第4军的敌工委主任派出的工作人员接过头。李延禄率军部各部门人马到北刁翎后，敌工委的李主任已经通过何五爷的关系与驻北刁翎的伪警备营营长取得了联系。这个营长因为早就听说他们的旅长与李延禄的第4军之间曾经签订过秘密协定，所以对李延禄也不敢怠慢　，但他还是留了一手，没有亲自去赴李延禄之约，而是派手下一个心腹代表他去见李延禄。正在李延禄会见那个伪营长的代表时，有人进来报告说，驻五道河子的伪警备排的排长带着几个人在去依兰的路上被我们的人给抓住了，缴掉了他们十几条枪，都被押到村子里来了。　

　　李延禄一听，马上到另一间房子里召集第4军军部的一些干部们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几个俘虏的问题。当时，以军部组织部长朴风南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对于所俘虏的那些人马，可以放回去，但枪必须留下。大家问军长是什么意思，李延禄则说：连人带枪都放回去！　

　　这一下，好多人转不过弯来了：难道还让这些伪军拿着枪去给鬼子当差吗？　

　　李延禄对大家说，既然我们和伪警备旅之间有秘密的“停战协定”，我们就应遵守，再说目前我们正在和伪警备营谈判建立秘密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先做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再说那个伪排长　，如果我们缴了他的枪，再把他给放回去的话，那他肯定会被撤职，倒不如把枪还给他们，这样在五道河子还可以给我们保留一个秘密关系。我的意见是，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让伪排长亲笔给我们写一个保证书，给我们留下一个把柄，我们就可以还给他们枪，把他放回去。实际上，我们不该把目光盯在那几支步枪上，而应该从政治意义上去理解这个问题。　

　　经过一番争执之后，大家最后同意了李延禄的意见。李延禄叫人把那个伪排长带了进来，和他把自己的意思一讲，那个伪排长立即接受了李延禄提出的条件，而且向李延禄保证说，以后只要第4军的部队经过五道河子，他就可以把村子让出来给他们住宿；而且他还可以带着伪军给第4军的部队巡逻、警戒。　

　　李延禄一见他接受了自己的条件，便对他说：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既然你愿意和我们签订秘密协定，那就请你把我们拟好的这份协定抄一遍，并在这上面签字画押吧！　

　　等那个伪排长签完了字，李延禄把他带到了那个伪营长的代表跟前，对他们宣布说：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伪军只要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给日本帝国主义当走狗　，为了生活所迫当了伪军，我们是可以谅解的。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把那个伪军排长的枪还给了他。　

　　一见这情景，那个伪营长的代表立即一改原来的不信任态度，高兴地说：“贵军这种光明磊落的大义，我回去一定宣传宣传；我们以后决定和贵军秘密合作。”(以后，北刁翎的伪军果然与第4军建立了秘密关系)　

　　那个伪排长回去以后，也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样五道河子就成了第4军最安全可靠的宿营地了。每当他们一开进去，那个伪排长就带着手下的人出发巡逻，村子里只留下一个通讯员在家看电话……　

　　三军的人听了这件事后，都说第4军对伪军的工作出色，建立这种“内红外白”的关系太有意义了。如果我们3军在哈东能建立上这种关系，那行军的时候还用住露天地吗？不也可以像4军的同志一样睡热炕头了吗！　

　　当前来参加3、4军联席会议的人都到齐之后，李延禄向大家通报了南刁翎的敌情：那里的伪军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伪地方保安总队，总队长是于廷舟；另一部分是伪警备旅的段营。段营的武器比较好，但由于北刁翎伪军的影响，斗志并不坚定。而伪保安队在于廷舟的控制下却极顽固，但于本人没有什么军事头脑，主要是依靠段营。　

　　根据敌人的布防情况，联军指挥部决定：3军1团攻西门、4军2团攻东门、李华堂部攻南门，谢文东部做为预备队驻扎在南山顶上……　

　　就在李延禄等人研究完攻城布署，带领部队准备行动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孟泾清来了，此时他已经调任中共刁翎区委书记。孟泾清告诉李延禄说，我们地方党委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人马上就要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的“讨伐”。　

　　李延禄说：这个我们也听说了，我们这次打南刁翎就是为了夺取一批物资用来过冬，以应付敌人即将到来的冬季“讨伐”的。　

　　孟泾清说：驻在南刁翎的伪警备营的段营长最近经常流露出对日伪的不满情绪，在战斗打响之后是可能被争取过来的。另外，在林口驻有一个团队的日本骑兵(当时林口正在修建牡、佳铁路)，如果南刁翎这面一打响，林口的敌人就可能出动。　

　　李延禄、张寿篯等人一听，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并很快做出决定：在拿下南刁翎之后，趁林口的敌人出援之际，再袭林口，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方。　

　　攻打南刁翎的战斗是在9月16日发起的。战斗打响后，东西两路3军和4军的部队很快就得手了，战士们举着红旗登上了围墙。但就在这个时候，联军驻扎在镇外的营房突然中炮起火，并很快燃烧起来。　

　　火越烧越大，起来越激烈。驻扎在南山顶上的谢文东一见这场面，便认为联军此次攻击失败，形势不利，便带着自己的部队撤走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只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胜利果实，却不愿意承担一点风险。　

　　但是，战斗形势并没有像谢文东想得那样坏，联军经过一场紧张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伪军70多人，胜利地占领了南刁翎。缴获伪警备营100多支枪，迫使伪保安队100多人反正，最后，就连伪警备营的段营长也只好带着部队投降了。　

　　李延禄亲自接见了段营长，问他：你是愿意和我们一起抗日呢，还是另有其他打算？　

　　段营长说：我愿意抗日，但我不愿意跟你们一起走。　

　　李延禄说：这是为什么呢？　

　　段营长说：说老实话，我是怕你们的目标太大，我这个人又吃不来苦。你还是让我跟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一起抗日去吧！　

　　李延禄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强迫你。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那就是如果不抗日，那目标是最小的了，可那样是没有出路的。　

　　段营长说：我还是去找谢文东吧！　

　　攻下南刁翎的当天晚上，李延禄、张寿篯等人便对那100多名反正过来的伪保安队员进行了改编。与此同时，他们接到报告说：林口的敌人出援了。由于近日秋雨连绵，致使柴河的水暴涨，马匹无法过河，所以敌人只好把马都留在了林口，变骑兵为步兵了。　

　　李延禄与张寿篯等人一商量，认为此时正是打林口的好机会。于是决定在刁翎留下一个营的兵力，让第4军3师5团的李天柱部撤出土城子，向刁翎靠拢，等到敌人刚一到达就派兵袭扰他们的后方，迷惑敌人使其搞不清楚我军主力在什么地方。考虑到是夜间行军，3军刚来，路还不熟，李延禄又特意派第4军的两个连和第3军的部队一起行动。当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3、4军的部队便以每天120里的急行军速度赶赴林口。　

　　当李延禄、张寿篯带领部队于9月29日凌晨3点钟攻进林口时，发现那里已经是一座空营。留守的敌人已经全部跑掉了，只有那300多匹不会说话的战马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这些陌生的来客，它们成了联军此次奔袭林口的战利品。　

　　当李延禄等人带着缴来的马匹过柴河的时候，也遇到了马不肯过河的问题。大家连打带哄才总算弄过去100多匹马，其余的只好丢掉了。　

　　从林口回到方正根据地后，李延禄并没有因为连打了两次胜仗而高兴，反到显得有些沉重起来。这主要有下面两个原因：一是这两次仗虽然打胜了，但缴获的物资并不多，还无法满足部队过冬的需要；二是从第1师传来了师长杨太和在赴五道河子参加第4军高级干部会议的途中，与敌遭遇不幸中弹牺牲的消息。尤其是后者，使李延禄当时“觉得失去了右臂一样”。　

　　按照军部的通知，前来参加第4军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同志陆续在1935年10月上旬以前到达了五道河子。只有第1师3团的苏衍仁部迟迟不到，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这次五道河子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精神，决定将部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在这次会上，第4军参谋长胡伦要求大家一定要和3军的部队做好团结工作，以便共同打破日寇即将开始的冬季大“讨伐”。　

　　会后不久，赵尚志带第3军部队从青龙沟一带开过来了。　

　　回到军部后，李、赵二人很快得到以下情报：　

　　第一，日本人在从哈尔滨到富锦的松花江以南、铁路以北的地区摆下了一字长蛇阵，集结了几个师团的兵力向北围剿；另外，他们还封锁了松花江南北交通线，截断了联军的退路，企图将李、赵等部压迫到江边上，在背水一战中将其消灭。　

　　第二，从大罗勒密伪警备连送出来的消息说，方正县城及勃利一带已经住满了关东军，现正在附近山区在警备连的带领下进行搜索前进。　

　　形势十分危急。　

　　第3、4军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赵、李等人共同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拿出第4军的李天柱部，进军桦川、集贤，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牵制敌人的行动。派第3军第4师的郝桂林部和第4军第1师第2团留在方正、依兰一带山区，由金策带领，对敌开展游击战，原来第4军配给第3军第1师做向导的两个连仍然由金策带着活动；李延禄带第4军第1师第1团、政治保安连，赵尚志带第3军第1团准备从林口突围，绕到敌人的前后去，暗地跟踪敌人，寻找敌人的弱点，进行小规模的歼灭战。　

　　按照这个计划，赵尚志和李延禄带着部队奔林口而去，但还没有到达柴河的时候就因与敌遭遇而不得不掉头奔孟家屯，可就在去孟家屯的路上，李延禄发现前方树林上空有乌鸦和小鸟乱飞，他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通知走在前面的赵尚志停止前进。然后，他自己也迅速前进，来到赵尚志身边。　

　　赵尚志问：咱们不是要奔孟家屯吗？怎么停下来了呢？

　　李延禄说：孟家屯一定被敌人占领了，你看看前面山头上的情况就知道了。　

　　赵尚志本来就有一只眼不好使，再加上此时天色已晚，因此费了好大劲才借助于望远镜看到在前面的山头上有敌骑兵部队活动。于是他们只好再回到了五道河子，然后又从那里转到小罗勒密后山，想到那里渡过松花江，到通河县境内去活动。但当他们赶到松花江边的时候才发现，虽然已经是11月份了，但松花江的中心还没有冻上！此时又找不到渡船，于是他们只好躲到江边的柳树林子里等待机会再冲过江去。　

　　十天后，派出去的侦察员终于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在十里以外的猪蹄河口方向有一个冷风口，那里的江面比其他地方冻得都早。得到这个消息后，赵尚志和李延禄马上带着部队来到了猪蹄河口。趁着天还没亮，江心封冻的机会，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便过了松花江，进入了通河县。　

　　在通河县，他们首先袭击了二道河子的伪地方警备队，解决了部队的过冬服装问题。然后便一头扎进深山密林。在成功地甩掉了跟踪的敌人之后，来到了汤原，找夏云杰的游击队去了。　

　　敌人煞费苦心的冬季大“讨伐”，就这样被我3、4军联手打破了。　

　　三十六、饶河新锐　

　　1935年5月，当饶河反日游击队被编为第4军第4团的时候，他们还只是一支只有250人的队伍，而他们与其他各抗日武装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不免有些势单力孤。但是，这些似乎都没有能够影响他们主动出击，积极地打击敌人。　

　　6月初，团长李学福和政治部主任李斗文带着部队向虎林一带活动时，设法与驻在三人班、马鞍山的一个伪军连内有爱国思想的人取得了联系，并制定了一个哗变计划。后来虽然由于计划暴露了而未能成功，但他们却将这一个连的伪军缴了械，并成功地动员了一大半伪军参加了抗日队伍。9月18日，李学福、李斗文带领150多名战士，突然袭击了驻小来河和小西山的伪军，缴枪30多支。　

　　9月25日，在新兴屯与100多名日军和300多名伪军发生激战，击毙日军“高木司令”以下30多人。在这次战斗以后，周围一些抗日武装都纷纷前来投奔，要求接受改编。于是就有了第5团、第6团和第7团，至此，饶河一带的日伪势力只有在饶河县城的那几条街上才能显示出来，而在其他地方则是游击队的天下了。　

　　1936年冬天，日伪当局对饶河一带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冬季大“讨伐”，但由于抗日的队伍采用灵活的战术与敌周旋，结果两个月下来，前来饶河沟里“讨伐”的敌人根本就没见到他们的影子。最后只得“抱着冻腿回去了”。回去后别人问：打到“红胡子”了吗？这些人回答说：一个人影都看不见，打谁呀？！

　　经过一个冬天的反“讨伐”，第4团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壮大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吉东特委在1936年3月12日写信给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和第4军第4团，告诉他们，第4团干得不错，还应该这样干下去，下一步要继续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游击区，要进一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抗联第7军。　

　　中共吉东特委的指示给第4团的同志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考虑到创建第7军的条件还不太成熟，他们先在现有的几个团的基础上把队伍扩编为第4军的第2师。第2师成立的时候有兵力500人，师长郑鲁岩，副师长李学福，第4团的参谋长升任师参谋长。　

　　人多了，枪多了，名气也大了。但是，第2师的领导们的头脑没有发热。他们十分清楚，他们的力量是宝贵的而且也是有限的，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还不能去打那种“硬碰硬”的仗。所以当敌人在1936年春天集中起3000多名日伪军向他们发起进攻的时候，第2师采取的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办法——由副师长李学福带着一小部分队伍留在饶河地区与敌人周旋，而师长郑鲁岩和参谋长崔石泉则带着大部队到虎林、宝清一带去活动，在那里不断地袭扰敌人。　

　　带领部队前往同江、富锦一带活动的参谋长崔石泉可是个有勇有谋的人物。这位朝鲜族同志是饶河游击队的创始人，早在1932年就带着金文享等6个人，仅凭一把手枪，成立了令汉奸走狗心惊胆颤的“特务队”。后来又和李学福等一起组织起了“特务营”、饶河反日游击队。　

　　在与敌人长期的斗争中，崔石泉深刻理解和掌握了中国古代兵书上讲的“攻心为上”的至理名言。他在战斗中特别注意搞好瓦解敌军的“攻心”工作。此次带队前来同江、富锦开辟新游击区，他一到同江做的前两件事就是与此有关的。第一，他先派出人去调查当地的大排队情况，广泛联系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向大排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第二，他在部队内部开展组织性纪律性教育，要求大家以革命军队的模范行动影响大排队，使其中有爱国心的士兵逐渐向自己靠拢。　

　　崔石泉的这些工作很快就收到了成效。驻二龙山伪警察队的8名士兵主动找到了崔石泉，要求派人去帮助他们哗变。崔石泉当即派了12名战士前去帮助他们打死了日本教官和那个反动的伪警察队长，使那里的20多名警察带着武器参加到他们的队伍里来了。　

　　6月15日那天，崔石泉带着150名战士在同江县头道林子与200多名日军和16多名伪军、大排队遭遇了。这显然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崔石泉知道，如果光是与敌人“动手”，那肯定是要吃大亏的，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在“动手”的同时还要“动嘴”。于是，他传下令去，让战士们一边打一边高喊：“我们专打日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可别小看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它们的作用可不小。那些伪军和大排队员听到这两句话后，慢慢就开始动摇了，他们有的冲天打枪，有的则干脆偷偷地跑过来，给抗联战士送来急需的子弹，还有的把日军阵地内的情况及日本指挥官的位置都告诉了崔石泉。这样，这场仗从上午9点一直打到下午6点，抗联战士越打越勇，最后以16比50(阵亡人数)的比分赢得了这次战斗。　

　　就在崔石泉这面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李学福在饶河一带也是干得有声有色。他把活动在那一带的“天军”、“北海”、“花牙子”等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来，整编为第7、第8、第9团。为了加强对这些队伍的领导，他从自己的基本队伍里抽出了一部分骨干，经过培训后，分到那几个团里当团副、连长和指导员。　

　　与此同时，师长郑鲁岩在虎林一带也与日伪军进行了10多次战斗，发展了几十名队员。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09 15: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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