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13)
2016-09-09 15:41:56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0-01-27 作者：全勇  点击：  复制链接

　　第十三章

　　四十二、谢李归正　

　　日本扶植起了个满洲国，但对那些汉奸们并不放心。觉得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地方还得靠日本人自己。因此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向满洲进行武装移民的计划。1932年8月，日本第63届临时国会通过了第一项向满洲武装移民500户的决议，同年10月，日本第一批武装移民团493户到达佳木斯并于次年2月转入桦川定居。1933年7月，第2批武装移民团494户到达土龙山区。　

　　日本武装移民来了以后，便要“买”中国人的地。怎么个买法呢？当时在依兰县一垧熟地价格在58.4～121.4元，就是最差的荒地也要41.4元一垧。日本人出的价格则是无论生地熟地一律是一垧地一元钱！　

　　“日本子这哪里是在买呀？这不明明是在抢吗！”土龙山人一听就火了。“跟他们干！”　

　　土龙山人要跟日本人干，日本人自有对付想和他们干的人的办法。他们下令要搞“治安肃正”，强行收枪。把你们的枪收上来你还用什么和他干？　

　　1933年秋天，土龙山区曾经收过一次枪，当时老百姓把一些破枪交上去，以为可以糊弄过去算了，而把好枪留下来，第5、6两保的人还组织起了一个自卫团。　

　　这年冬天，日本的武装移民为了第二年春耕，就到八虎力乡去抢农具和牲畜，于是，那些被抢的农民们就到县里去告状。居然还有人敢告日本人的状，是不是要造反？日本参事官到八虎力乡去了解了一下情况，到那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在那些农民的背后有一个指使人——谢文东。　

　　谢文东，从长相上看属于东北人常讲的那种“车轴汉子”——矮胖而结实，书念得也不多(只读过4年私塾)，但却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16岁上就做了当家人，带领全家人种地养蚕倒马贩盐，有时还当一把“业余胡子”，干干剪径绑票的勾当。后来就因这事“没整利落”，而被官府通缉。他可不愿意在那等着人来抓他。于是就带领全家从辽宁宽甸县来到依兰县土龙山区，投靠他表叔。到了土龙山区后，谢文东一家很快就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红火起来了。家里有地100多垧，盖起了大房子，修起了大院套，还买了两支手枪4支大枪，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那时候，一般的外来户在土龙山区是很难出头的，但由于谢这个人胆大气粗，办事也挺有魄力，很快就与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人交上了朋友，成了那里数得着的“面上人”。1929年被依兰县官府任命力土龙山区第5保的保长，老百姓都叫他谢保董。“九·一八”后，李杜在依兰举旗抗日，谢就当上了土龙山骑兵旅自卫团的团长。在当自卫团团长期间，在防止土匪抢劫，特别是在对付日本武装移民的骚扰时做了不少为人称道的事，他也因此在老百姓中有了一定的威望。　

　　谢文东极迷信，他总随身带一个小铜佛、一本卦书和一本《诸葛亮金钱术》，每当遇上重大事件，他都要把小佛供在地上，跪下来算上一卦。　

　　在伪满的县政府中，日本参事官(后称副县长)就是县里的太上皇。那个日本参事官了解到是谢文东指使农民到县里告状的后，便下令撤了谢的保长职务。谢文东虽然把官丢了，但却赢得了更多的老百姓的信任。

　　1934年春节前，太平镇警察署传下日本人的命令：腊月三十前，所有农民都要将手里的枪支弹药送来登记、造册、打印，否则以私藏军火罪论处。与此同时日本兵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地照和枪支。　

　　地和枪是农民们的两条命根子。现在日本人要把它们都拿走，他们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大家一商量，就决定举行暴动了。要暴动总得有个头吧，找谁当这个头呢？他们想到了谢文东。　

　　谢文东开始也有点犹豫不定，但是等他看到那些农民摆出了“你不领头暴动就要杀了你”的架式时，他也就只好来当这个头了。和他一起领导暴动的还有清茶馆的甲长景振卿。　

　　听到土龙山农民暴动了，依兰县县长关锦涛先来“宣抚”了一通，但却被骂了回去。文的不行，就来武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63联队长饭冢朝吾大佐在依兰地区伪县警察大队长盖文义的陪同下带领一小队日军和一部分伪警察，来到了土龙山。他们以为那些农民如果一见到皇军和警察都来了，肯定会老实了。没想到愤怒的土龙山人根本不买他们的帐，他们一到那里就受到了猛烈的射击。结果，饭冢大佐、盖文义以及17名日军都被打死了，其余的也被俘虏了。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土龙山农民暴动。　

　　土龙山农民暴动后，日本人十分紧张，他们立即派出大批部队前去镇压。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暴动的首领们召开会议，决定把各家各户的人员和枪支统一编队，以保为单位，全区6个保，编为6个大队，部队取名为民众救国军。谢文东任总司令，景振卿任总指挥。　

　　民众救国军成立后不久，就打了两个大胜仗。一次是在九里六击败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另一次是打下了腰陀子金矿，但却在攻打湖南营日本移民团的战斗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景振卿就是在这仗中牺牲，代之任总指挥的是一个叫周雅山的人。　

　　周雅山原是李杜抗日自卫军总部卫队营的第1连连长，李杜退入苏联后，他仍留在东北。1933年夏，李杜回到上海后，周便于8月份前往上海找到了李杜，11月，又被李杜派回东北。当他来到民众救国军后，谢文东见他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又是李杜的代表，与各地的头面人物都很熟悉，便将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待为上宾。　

　　为了对付土龙山的农民暴动，日伪当局经过一番争吵后决定采用恩威并施的办法。1934年4月，他们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派出政治工作班，宣传“土龙山事件。”日本人这一招还真有效，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民众救国军内军心动摇、弹药缺乏的情况就已经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出来了。为了挽救这支队伍，中共佳木斯党组织派往队内的两名共产党员杨德金和白云龙立即回到佳木斯，向党组织负责人董仙桥做了汇报。董仙桥等经研究后决定，写信给饶河游击的张文偕和李学福，讲明民众救国军目前的处境，我们以去苏求援为理由，把民众救国军带往虎饶一带，请饶河游击队想办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共同抗日。　

　　1934年5月下旬，谢文东带着民众救国军前往虎饶。一路上由于不断遭到敌人的打击和许多人不断开小差，等他们到了虎饶时，已经比出发时少了三分之一的人马，只有1000多人了。

　　谢文东在往虎饶走的路上一直想着如何能通过饶河游击队得到苏联现成的军火，可是没想到等他见到张文偕后，却听张对他说：哪里有什么现成的军火？我们的军火都是从日本鬼子那里缴来的。但谢文东并没死了这条心，他又派周雅山和杨德金一起前往苏联请求援助。　

　　周雅山等来到乌苏里江边的时候，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与苏方根本联络不上；另一方面，周也认为即使能过去也不管用，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便去了佳木斯，然后又从那里去了上海。　

　　周雅山不辞而别，可让谢文东等苦了。在随后等待周雅山传来好消息的两个月时间里，他的部队不断出现逃亡事件，最后只有500多人了。直到7月份的时候，他才知道周雅山根本就没到苏联去，这样他也只好带着队伍回到了土龙山区。　

　　谢文东带队回到土龙山不久，就发现此地不能久留。因为不少队员一回到家便不再想干了，同时，还不断有人前来劝降。在这种情况下，谢文东只好带队离开那里，到来才河、四道沟一带活动。当冬天快来的时候，他决定带领部队进到牡丹江东岸的深山里去“猫冬”，以躲避敌人的冬季“讨伐”，让部队安全地度过寒冷的冬天。但就在他准备带队进山的时候，部队却遭到了日伪军的突然袭击和层层包围。最后，他只带着膝松柏等十几个亲信杀出重围，逃到了依兰县吉兴河的深山里。　

　　就在谢文东走投无路的时候，原来曾和他们一起战斗过的“明山”队首领祁宝堂来看他了。祁宝堂告诉他说，这个地方不能呆，太危险了，咱们一起到方正县一带去活动吧，那里有李华堂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祁宝堂说的这位李华堂原本是东北军李杜部的一名下级军官，此人头脑敏捷，也颇有爱国热忱。当初李杜率部退到依兰的时候，李华堂奉命驻守刁翎。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保卫地方安全，李华堂在1932年8月在小土城子收编了一些地方大排和山林队，组成了一支队伍，取名为“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可能是因为这个名字太长，不大好叫，所以人们多把其称为“李华堂支队”。　

　　李华堂支队成立不久，便在刁翎一带展开了积极的游击活动。到底是行伍出身，李华堂的仗打得挺好，在每次战斗中，他都十分注意尽量做到知己知彼，反复对比敌我双方的力量和所处的态势，然后再做出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以及怎样打的决定。他打仗的门道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不打硬仗，不打蛮仗。　

　　由于李华堂指挥打仗的方法对路子，所以经常能打些胜仗，同时也能很好地保存自己的实力。这就比一般的山林队高出一大截，当时在那一带活动的“满天星”、“爱国”、“合作”、“双龙”等山林队都跑来投奔李华堂支队了。虽然他们没有统一编队，但这些人都愿意听李华堂的指挥。与一般的山林队首领相比，李华堂不但在指挥打仗这方面比他们强，而且更比那些人有远见和鉴别力。通过与共产党游击的一些接触，他发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纪律严明，抗日坚决，战斗力也比别人强，因此很愿意和游击队接近。在汤原和游击队一起行动时，曾与游击队建立了共同指挥部，在作战中表现也比较积极。当时，武器是很紧张的，但他知道其部下把自己的手榴弹和枪支送给游击队员时，也没有制止。每当游击队到了他的地盘上活动时，他都热情接待，为其提供食宿。有一次李带着部队与游击队一起行军，李部先过了河后，还专门把马队派回来接游击队过河。　

　　李华堂还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他对一般的贫苦老百姓也能表现出同情心，他的部队很少发生扰民事件。他们的军饷主要是靠向地主和把头等有钱人抽税解决的。　

　　谢文东在方正县东南70里的山寨里见到了李华堂。李华堂说，不瞒你老兄说，我的部队现在也只有60来号人马，日子也不太好过，比你也强不了那去。麻绳专在细处断，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咱们都不好办。　

　　谢文东问：那该咋办？　

　　李华堂说：去找赵尚志，他的第3军现在干得挺火红，而且据我所知，那是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　

　　谢文东说：我现在力量不大，赵尚志会不会把我们当去“靠窑”的不“绺子”，把咱给“吃”了？再说，他是共产党，咱们去找他，能行吗？　

　　李华堂说：行！你要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小，我可以支援你一下。　

　　李华堂说话算数，还真给了谢20支短枪、2000发子弹和7名部属。于是，谢文东终于答应和李一起去找赵尚志。　

　　李谢二人在宾县三道河子找到了赵尚志的队伍，但谢文东并不敢相信赵尚志，所以第一次只有李华堂一个人去见赵尚志。在这次会见中，赵尚志答应李华堂，要在第二年春天帮他们重整队伍。　

　　到了第二年春天，赵尚志率第3军东进方正县大罗勒密，在他到那里之前，张寿篯带第3军第1团先到了延方一带，他从祁宝堂那里听说谢文东此时正隐居在方正县南二和尚庙里，便带着一部分队伍去见谢文东。　

　　张、谢相见后，可以说是各有各的打算。张寿篯认为，民众救国军虽然遭到了重大打击，但谢这个人在下江一带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果他能和第3军一起到下江一带活动，就有可能重新掀起土龙山一带的反日新高潮。而谢文东此时心里则在想借赵尚志和第3军的威望重新把自己的队伍拉起来。　

　　这样，当赵尚志带第3军来到方正大罗勒密后，便很快与谢文东、李华堂、祁宝堂等部共同建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由于这是一支以第3军为核心的队伍，所以在领导人的构成上也反映出了这一点。赵尚志任总指挥，李华堂任副总指挥，张寿篯任总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任总秘书长。谢文东则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后，谢文东、李华堂带领他们的民众救国军和赵尚志的第3军等一起攻占了敌人设防坚固的方正县城。这次胜利使谢、李二人及其屡遭失败打击的部下的对日作战信心大增。打完方正以后不久，谢、李二人带着自己的部队与第3军分开活动去了。　

　　1935年10月，日军的冬季“讨伐”开始后，谢文东就又感到有点吃不住劲了。这时，赵尚志对他说，和我们一起到松花江北岸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吧！谢文东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很高兴地跟赵尚志去了江北。但是谢文东还是留了个心眼儿，他自己带队去江北时，却把滕松柏留在了江南，让他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个滕松柏是个很能干的人。此人在前清时给人当过仆人，后来又在张作霖的部队里当过连长。土龙山暴动后任民众救国军旅的指挥，是谢文东最信任的人之一。　

　　谢跟赵到了江北后，受到了汤原反日游击队的欢迎。1936年1月26日，他参加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共同筹建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临时政府。他被委任为顾问部的委员长。

　　谢在刚来到江北后的一段时间里还挺高兴，但这股高兴劲没过多久就没了。原来，谢之所以愿意和第3军一起活动，主要是想借赵尚志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实力，但在和第3军跑了一年多里，他的部队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了，但人数却没有增加多少。这次到江北以后，看到第3军与汤原游击队、还有第4军第2团的部队关系比与自己近得多，汤原游击队在第3军无私地援助下发展成了第6军，他因此觉得赵尚志对自己另眼相待了。谢文东觉得总这样下去，自己的队伍不知到哪一天才能发展起来，要想发展还得靠自己。于是，他决定离开汤原，回到江南去。　

　　就在谢文东带队到江北的这段时间里，留在江南的滕松柏却逐渐建立起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谢文东回来之后，他们又合到了一起，并决定在五道河子的深山里修建起了密营，做为他们自己的大本营。　

　　李华堂率部与第3军分开后，于1936年初返回松花江南岸。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李华堂再一次表现出了他在打仗方面的才能，扫平了三道河子木营里的伪森林警察，偷袭了依兰县城西南的南大营，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8月下旬，李带队去苏，年末回国。　

　　1936年夏天，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接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6年3月12日发出的指示信。信中要求中共珠河党团县委和第3军要想办法把谢文东的部队扩编为抗联第8军，并提出“关于李华堂部队之实力并须予以实际之援助，他亦有相当基础，编为抗联第9军”。接到这封指示信后，第3军和第4军、第6军联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经过研究决定派具有丰富统战经验，而且曾经与谢文东搞过一次谈判的第4军军长李延禄为代表，去与谢文东就改编其部队的问题进行谈判。　

　　李延禄与谢文东的上一次谈判是在1935年9月份，谈判的目的是想将谢的部队改编为第6军。但是谢文东当时很不情愿。他对李说，抗日的部队一不抢、二不夺，可我手下的弟兄们如果不能按时发饷，是很难维持的。　

　　李说：军饷问题在改编之后可以逐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你的部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配战利品。只要你和我们一起抗日，在敌占区开展斗争，军饷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谢说：我不能和你们一样。第一我这个人吃不了苦；第二是你们目标太大，大就招风。我手里又没有你们那么多机枪，日本人一打还不把我给打散了呀，还是让我打着民众救国军的旗号吧！　

　　于是，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李与谢的这第二次谈判还是在谢的大本营——五道河子密营里举行的。谈判开始后，李延禄先向谢文东讲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及抗联方面有关改编他的部队的意图，然后对他说：如果你愿要抗联第8军的名义的话，部队还需要扩充，从目前来看就要再建立两个补充团；连队以上都需要按我们所采取的统一编制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团有团政委，连有指导员。　

　　谢说：“部队要扩大，我还能不乐意吗？可是没可靠的人，我的保卫连队可不能交出去。”　

　　李延禄早就想到了谢会在谈判中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在来到五道河子后便仔细了解了谢的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部里的人员情况。他发现，在这个总司令部里，既有管谢叫“姑父”的副官，也有管谢叫老叔的“参谋”，好多人都是谢的亲戚。掌握了这一点，李延禄便了解了谢文东的用人之道。所以，在谢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便对他说：团长还是你自己的人，我们不动。

　　谢说：“我哪里有这样的人呀！”　

　　李说：“包副官不行吗？”　

　　李延禄说的这个包副官其实就是谢的外甥，当时正在谢的总司令部里当副官。谢一听李说包副官可以当团长，心里很是高兴。于是便顺水推舟地说：“你说行就行！”　

　　李接着说：“我看还有一个人可以当团长。”　

　　谢说：“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　

　　李说：“就是你的妹夫李初坚呀！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进行扩编。”　

　　谢说：“这我当然愿意。但是哪来那么多枪呀？”　

　　李说：“枪的问题，我们来帮你想办法吧。”　

　　李、谢谈判之后，改编民众救国军的准备工作就全面展开了。不久，抗联第5军第2师开赴依兰、勃利一带活动。这样，帮助谢文东改编的工作就由他们来接手进行了。在第5军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第5军2师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的具体指导下，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终于在1936年9月18日那一天正式宣布成立了。谢文东、滕松柏分别就任第8军正、副军长，共产党员刘曙华任军政治部主任，于沧世任参谋长。　

　　9月20日，抗联第8军发表成立宣言。宣言指出：　

　　“中国正处在千钧一发之际，中华民族正处在悬崖之危，每个有热血有祖国观念的人们都知道，现在忍耐不足以自存，苟且而不得偷安，当此亡国灭种之秋，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中华男儿之天职……只有起来救国自救，学土龙山之起义，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本军在军事上、政治上，在民众救国运动的紧急关系上，完全接受东北反日总会之领导，……为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而斗争！”　

　　1937年1月，李华堂支队正式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李华堂，参谋长李向阳，副官长于真。　

　　四十三、双龙担纲　

　　抗联第10军军长的名字，在各种有关抗联的历史书上都不一样，有写成汪雅臣的，有写成汪亚臣的，还有写成王亚臣的，其实这都是一个人。如果再查一下资料，还可以查出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王景龙。在这里，笔者按照目前最权威的史书记载将其写为汪雅臣。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09 15: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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