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16)
2016-09-11 15:29:58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0-01-26 作者：全勇  点击：  复制链接

　　第十六章

　　五十二、伯力缩编　

　　进入1940年以后，日本人继续推行其“治安肃正”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他们在以专用部队的讨伐做为‘经’，以警防队、行政警察、森林警察队、协和会归顺工作队及其他有关机关的各项要务做为‘纬’……，一并进行强力治安工作和彻底治本工作。除了这种大张旗鼓的“讨伐”行动外，日本人还搞了不少名堂——“彻底断绝粮道”以把抗联部队赶进“饥饿圈”，对稍有可疑的人进行“盘问”以“追究其同类者和背后的关系”；“大检查”——对居民按户口、居民证、指纹逐一加以对照，发现有不符者，即当做“不良分子”予以逮捕……　

　　抗联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们没有屈服，但却不得不改变斗争策略。　

　　东北严峻的形势要求抗联必须改变游击运动的布局和活动方式。　

　　抗联的领导们感到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统一党在东北的领导，而要实现这种统一，首先必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只有党中央才能使东北的党组织实现统一领导。　

　　可是，如何恢复与失去联系多年的党中央的联系呢？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苏联。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主要负责人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先后过界赴苏，寻找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站，也请求苏联方面转递给中共中央的信，但这些行动却都没有令他们满意的结果。　

　　早在1939年9月，冯仲云来到了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中国人称其为伯力城)，他对苏联人说：请你们协助我们“召集北满、吉东的扩大会议，以便决定吉、北党的统一合并，二路军的合并和统一”问题好吗？　

　　此时，日军在中苏边境的军事活动一天比一天多，苏联人正需要抗联为其提供日军的有关情报，所以对冯仲云特别热情，他们说：“哈拉稍”(好)！我们会派专人负责此事的。　

　　由于有苏方的大力支持，所以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很快便在伯力会面了。1940年1月24日，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在伯力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　

　　“第一次伯力会议”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月24日到2月5日，开了13天会，参加者都是抗联的领导人——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也主要是抗联内部的一些问题。在这个阶段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文件：一个是《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另一个是《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前者主要是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建议首先实现吉东、北满党组织领导统一，以达到全东北的党领导的统一”。后者则在分析了东北游击运动发生发展和挫折的过程和原因的基础上，指出了最后胜利的前途。同时对于抗联斗争的策略、党的组织、军队改编、反奸细斗争等问题都做了规定。其中在斗争策略上，决定要继续坚持执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在军事上确定了“保存实力、逐渐收缩”的方针，决定对抗联部队实行整编，建立“路军——支队——大队——中队——小队”的新体制。确定了抗联部队改编的原则和番号——第1路军各部改编为第1、第4、第7支队；第2路军各部改编为第2、第5、第8支队；第3路军改编为第3、第6、第9支队。　

　　今天，我们很难知道当时开会的一些具体细节，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似乎这次会议在有关赵尚志的工作安排问题上花了不少时间。权威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对此只是简单地提了一句：“2月5日以后休会。会后，经协商决定赵尚志调到抗联第2路军任副总指挥”。　

　　3月19日下午6点，第一次伯力会议在休了40多天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次与会的人员不但有周、赵、冯等抗联领导人，而且还有苏方的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和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等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位王新林。据彭施鲁回忆说，王新林“是由苏联方面派出的负责人与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联络的主要负责人……，可能最初的苏方代表叫瓦希里，为了便于中国人称呼，就用了王新林这个谐音，又利于保密。以后苏方代表曾更换过，但王新林这个名字没更换”。　

　　第二阶段会议重点讨论的是抗联与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确定了临时接受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工作指导关系的新关系，进一步加强了双方互相支援与合作。会议一开始，苏方代表便提出了基本精神与前面提到的《新提纲草案》基本一致的《对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赵尚志和第3路军总指挥张寿篯、北满党省委代表冯仲云的指示提纲》。会议期间，中苏双方达成协议：今后抗联各部如在战斗中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境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方便。　

　　在这次会议上，周保中还曾经提出要求苏方帮助抗联建立起与关内重庆、延安、昆明等地的无线电联系，苏方代表说没问题，但日后这事却不了了之。　

　　第一次伯力会议结束后，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人分别回到东北，传达落实会议决议。而在此之前，周保中和冯仲云代表吉东、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为了使国内各界群众了解东北抗日战争形势，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馆主笔，并请其转全国各报刊登的公开信。信中说：　

　　“东北抗日联军，日寇视为肘腋与心腹之患。战局愈紧迫，则愈加对我军以压迫。民国27年秋冬，颇有相当损折，南北交通联络一时断绝，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响应。自去年春夏以来，北满方面，力图整理巩固，基础已更渐坚实，抗日游击斗争，又有新的开展。惟敌寇每每利用冰天雪地，陷我于弹尽粮绝之苦境。加以人民受穷桎凶恶之刑限制，使军民抗日之步调时受其妨碍。惟无论处境如何困难，可以具实告慰于我中央暨全国内地同胞者，我东北人民皆有誓死不甘做亡国奴之心……。所以一再恳求于我中央暨内地人民同胞者，应将我东北抗日联军命令编列全国统一系统军制范围，而加以人力物力之资助。”

　　很明显，周保中他们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中央”指的是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但是，遗憾的是在整个14年抗战中，他们从关内得到的全部资助仅有区区5000元！这便是国民党对在东北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的支持。　

　　五十三、白山不老　

　　1939年秋，在对松花江下游在抗日游击区进行了严重破坏之后，日本人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东南满地区的抗联第1路军。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长期的策划制定了“东边道肃正计划”，成立了以关东军第669部队长野副昌德少将为首的“联合讨伐”司令部，集中了日，伪军及警察、宪兵、特务共7500多人对伪间岛省、通化省全部，伪吉林省的舒兰、蛟河、敦化、桦甸、磐石和伪牡丹江省的宁安地区进行“日满军警合为一体”的大规模进攻。　

　　针对此次敌人大“讨伐”的严重形势，杨靖宇、魏拯民等第1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在10月1日至5日于桦甸县头道溜河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第1路军领导人会议。此次会议决定：在当前的形势下，为了保存我军实力，避免遭到歼灭性打击，第1路军各部应化整为零，编成多股小部队，进行分散活动。会后，第1路军各部便按照这一决定分散进行了长白山区的蒙江、抚松、金川、辉南、桦甸、敦化、和龙、临江、辑安等地与敌进行周旋转战。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记载：仅在1939年的下半年，抗联第1路军与敌人战斗共276次，其中有167次是他们主动袭击敌人。在这276次交战中，属于总司令部的有49次，属于第1方面军的有23次，属于2方面军的有41次，属于第3方面军的有55次。　

　　第1路军分散开了，敌人怎么办？曾经以我们中国人为师的日本人深谙中国古代兵法中那条“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因此，他们在这次来势汹汹的“大讨伐”中的一个重点目标就是捕杀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杨靖宇将军。　

　　今天，当我们翻开当年伪通化省的1940年治安整肃计划时，就可以发现，他们成立了4支“专对杨靖宇的部队”：　

　　“甲、富森工作队。富森工作队是专门从事捕杀杨靖宇匪首的，富森警备科长以全面的指挥，督励统辖程、唐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　

　　“乙、程斌挺进队。程斌工作队全面地继承富森工作队各种工作，并更为加强与扩大实施该特别工作，且与唐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经常地保持密切不离的关系，和他们呼应合作，以实施特别工作。　

　　“丙、唐(振东)挺进队。唐挺进队与程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经常保持不离的关系，和他们呼应合作，实施特别工作。　

　　“丁、地方工作班。地方工作班经常地和两挺进队进行呼应合作从事归顺工作，破坏工作及其他等。”　

　　除了上述“工作班”、“挺进队”外，还有一个“崔胃峰挺进队”也是专门用来对付杨靖宇的。　

　　为了抓住杨靖宇，这些“工作班”和“挺进队”个个都使出了自己看家的本事。他们先是按区域在飞机的配合下，采取“陆空呼应”、“踩踏战法”进行联合“围剿”，继而则是破区域界限，只要一发现杨靖宇的部队，便穷追不舍，以所谓“狗蝇子战术”将死死叮住，越区追赶。与此同时，他们还一改过去那种对我被俘人员一律处死的作法，而是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宣抚”，招降纳叛，以图动摇瓦解抗联队伍。　

　　敌人的这些损招不久就变成了杨靖宇他们的困境。日后，幸存下来的抗联老战士们每当讲起这段生活都有说不完的话：　

　　“1939年冬天，我们的队伍陷入了敌人的重围，我们决定分三路突围。正在这时，朴成哲(时任第1路军总司令部机枪连指导员，后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同志的爱人正要临产。她拚着最后一点力气，跑到树林里把孩子生了下来。她脱下自己的棉衣，把孩子包好，放到一棵大树底下，马上离开了。可是凶残的日寇追上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新生儿，用刺刀把孩子挑死了。朴成哲的爱人转到山下一个村子里，被群众藏到谷草垛里。敌人进村后没有找到她，到处搜查。当敌人用刺刀捅谷草垛时，把她的腹部刺伤了，但她咬紧牙关，不吭一声，最后野蛮的敌人把谷草垛点着，她抱着被烧死的决心，就是不出来。当敌人走后，群众把她救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困境中，杨靖宇的伟大人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王伟圣(当年杨靖宇的警卫员、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市木材公司副经理)回忆说：　

　　“杨靖宇率抗联战士在蒙江一带牵制日军一两万人，当时每天都有敌人飞机擦着树梢侦察轰炸，撒传单诱降。几乎天天和敌人打仗。这时抗联的生活极其艰苦，一次我去找徐哲(时任第1路军总部军医处长，后为朝鲜人民军大将)同志建议说，目前敌人这么多，围剿又这么紧，是否叫大队长(杨担任过游击队大队长，在当时同志们都这么叫他)抽出二十几个同志暂时离开这里，隐蔽起来。徐哲把我的话转给杨司令后，结果叫杨司令把王好一顿批评。他说：叫我离开这里，这是动摇；在这个时候这里我走能行吗？离开这里就是逃跑。　

　　我们要战斗在一起。”　

　　黄生发(杨靖宇的警卫员，解放后曾任吉林省二轻局副局长)回忆说：　

　　“杨靖宇将军在生活上从来不搞特殊化，和战士们一样过着清苦的生活。当时，由于敌人追踪很紧，封锁很严，杨靖宇同志经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没有粮食吃，他和战士一样吃树皮、草根。有一天杨靖宇同志对周围的几个战士说：今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你们去牵几匹马来，要注意，牵马屁股上有烙字的，这是敌人的马，千万不要牵老百姓的马。战士们当天夜里就牵了几匹带字的马，杀了吃马肉。由于长时间吃马肉，不少战士拉肚子。杨靖宇同志也发高烧。事务长老龚同志，打扫一下面袋子，烙了两张小饼，让我送去。杨靖宇同志便问：这是哪里来的？我见瞒不过去，就如实说了。杨靖宇又问：战士们都有吗？我说：“就剩下这么点面了，照顾一下你的身体。”杨靖宇同志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同志，在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想着大家，好好照顾同志们，他们行军打仗，流血负伤，太辛苦了。我不能和他们吃两样饭。说完就让我把饼送给伤员，伤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吃。最后，杨靖宇同志用小刀把饼切成条，放到锅里煮上，让同志们都能吃上一点”。

　　1940年初，杨靖宇率部回到了蒙江县。为了筹集给养，袭击了敌人的重要据点——龙泉镇。这次袭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亲自坐镇蒙江，调集日军大原、有马、渡边、小滨、有政等部队，伪军步兵第3团与9个伪警察大队、一个森林警察大队，在蒙江境内到处张罗布网，决心一举消灭杨靖宇。　

　　虽然敌人把越来越多的兵调到了蒙江，但由于杨靖宇的部队已经改变集中兵力夺取衣食的计划，部队划整为零，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迷惑敌人的措施，所以他们一开始并不能确定出杨靖宇的准确去向。但就在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1月21日，在蒙江县马家东南方密林地区与敌“讨伐队”作战时，警卫旅第1团参谋丁守龙负伤被俘后叛变了！　

　　丁守龙是警卫旅中掌握杨靖宇行踪的人物，他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叛变，无疑是把杨靖宇这位“伟大的英雄”推向了“悲壮的死路”。下面是丁守龙当年口供的原文：　

　　“一、丁守龙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警卫旅第一团参谋，当年33岁。　

　　二、杨靖宇匪团最近行动　

　　11月末由通、吉省境地区开始南下部队集结及分散情况：　

　　在蒙江壅圈之李参谋与在金川县回头沟之曹亚范及临江西南岔之林参谋合流；12月24日于1162高地交战后，在蒙江县头道老爷岭南方，李参谋与曹亚范分离，在头道花园与林参谋离别。在蒙江县双山子附近与韩仁和合流；1月11日与韩仁和、黄海峰匪团分离。　

　　三、杨匪南下之主因　

　　为集合11月23日在蒙江县下小西头与满军交战后分散各地之部下；与分散之部下联络及侦察各部队匪之粮秣收集情况。计划一举夺其渡冬衣帽袜食粮；目标在林子头、白水泉子、八道江铁道工程现场。　

　　四、青江岗北之杨匪行动　

　　1月6日暗夜，侵入青岗北方西岗地区，受日军小滨队及通化省警察队程崔大队击破，参谋韩仁和及政委黄海峰等60名争离北上，自己巧隐足变迹潜行于西岗阵地，杨靖宇拟长期隐于此，似有事必须与第1路军军需处长全光匪相会，未得相会，虽知于小地域内，长期潜伏，易受危险，却大胆冒之。　

　　五、匪团行动推测　

　　(一)令韩仁和一队北上，掩护杨匪主力北上；使讨伐部队集中全力于韩匪，乘此与全光相会。　

　　(二)令韩仁和北上，误认为杨匪主力，于讨伐部队北上途中或粮秣输送途中邀击之。　

　　(三)令韩仁和在北方蒙江准备粮秣，同时寻找全光。　

　　六、与杨匪主力行动之干部　

　　除徐哲(医官)外，无高级干部；仅有如下之中级干部，其幕僚阵容诚为贫弱，此特须注意者。徐中队长、张指导员、朴指导员、机枪连长。

　　七、杨匪今后盘踞或逃避地点如下：　

　　(一)抚松蒙江县境干饭盒(此次须与全光安联络之地点)　

　　(二)蒙江县那尔轰东方江岸　

　　(三)蒙辉桦三县境草帽顶子　

　　(四)磐石桦甸县境石板河子　

　　八、东北抗日联军　

　　第一路军编成表(略)”　

　　敌人按照丁守龙提供的情报，一次又一次地把搜捕的大网准确地撒到杨靖宇所在的小部队的头上。杨靖宇带着一支小部队左突右冲，就是冲不出敌人的包围圈。据森崎实著《东边道》一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这样急追中的杨司令，至今年1月止，仍拥有200名左右的直系匪。讨伐队急追，飞机讨伐，毫不间断，因此粮食补充渐趋困难，严寒袭人，其匪数在2月上旬，在杨周围的人，仅仅分散为16名，中旬只有8名，他虽然如此，并未放弃再建的希望，继续着策划。　

　　“使他这样脆弱下去的，是2月1日蒙江西部高地的追击遭遇战，杨匪因此受到彻底的打击。担任其警卫队机关枪队长的张秀凤，该日竟至携现金9960元、手枪4支及机密文件多件投降了讨伐队。张自15岁起为杨抚育成人，是一个得力的部下，集杨之信任于一身。”　

　　关于张秀凤的叛变，杨靖宇的一个警卫员后来回忆说：“司令原带着15个战士，张秀凤叛变带走7个，只剩下7个，一个脚肿，一个有病，司令劝他们留下，他们不乐意，哭喊要跟着，司令把他们强留在树林里了，只剩了5个，又派了两个去村中买粮，一个被射死，一个跑丢了，只剩下3个，一块叫敌人发现，打死在树林里。”　

　　《东边道》一书这样讲述了这时的情形：　

　　“杨在这次追击中虽然又拾了一条命。同月16日午前3时半顷，在蒙江县大北山部落东方3公里的地点，被穷追急索，幸而逃走；但纵然他在这一交战中能够逃脱，却显然要穷于粮食，不定何时定要出现村庄。因此讨伐队是在拱手待机杨的出现。于是得到这样一个情报：18日在蒙江县东方6公里的大东沟部落附近，出现了两个汉子，向部落民强行购入食粮便衣。两个流子立即被分驻所员及特搜班给包围射杀。经检查尸体结果，持有杨靖宇的印签和手枪3支、表、口琴等。顿时探求起杨的所在，继续了严重的搜索。　

　　“杨的居处并未找到，粮道被断绝自不消说，交通被禁止，又令带着干粮的特务装成打柴人派入山中，究查奸细，以便诱他出来，但他究竟潜伏在何处，却一无所知。　

　　“23日午后3时顷，在蒙江县第一保安区村，4名装做到山中打柴的人，在村西南方6华里左右的地方正打柴时，有一个身长5尺半，长脸大眼、光头、军服、穿着朝鲜草鞋的汉子，强向他们买两袋白面和棉鞋。　

　　“‘我饿的慌，钱给你多少都行，拿来一些吃的东西给我，还要衣服。现在跟你们穿的衣服换也未尝不可，不过那样一来，你就要被讨伐队抓去，我不愿意这样做。给我拿去吧，我在这里等着。’　

　　“这几个打柴人遇上的这个汉子正是杨靖宇，他们也判断出来了。于是，讨伐队很快便扑过来了。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11 15: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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