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密林中的抗日铁骑：东北抗联的14年浴血奋战
2016-12-09 09:22:27  来源：辽宁双拥优抚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1945年8月9日凌晨，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苏军第88旅，是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抗日武装，为何越界过江？在境外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东北抗联是如何坚持自己的政治本色，最终为解放东北、消灭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日前，笔者在东北抗联故地，走访了曾亲历过这段史事的抗联老战士……

　　生死博弈

　　1939年深秋的一天下午，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关东军情报本部里，正在召集一个绝密会议。情报总长伊藤中将反复强调：“这次讨伐，对反满抗日分子要铁壁合围，斩尽杀绝！”因为最初，他忽视了东北抗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铁蹄肆虐白山黑水。东三省各地的军人、商贾、学生和市民自发组成了旗号各异、人数不等的抗日武装组织。伊藤根据情报，认为这些抗日组织的“起事”动机各不相同：热血青年是书生意气；商贾豪绅是为了保护一己之利；东北军余部是残兵败将……他没太在意。

　　但是，中国共产党把这些武装组织团结到共同抗日的旗帜下，组成了声势浩大的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一度发展到11个军，各军的主要指挥员均为中共党员。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本关东军浴血奋战。周保中是党派往东北领导抗日斗争的军事干部，他走遍了白山黑水，被推任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

　　伊藤制定《保甲连坐法》，历年来组织封山、大搜捕达1300余次，并屯1600多个，杀害无辜群众3000多人，基本上切断了抗联交通线和后勤通道。

　　冬季，是抗联部队最艰难、敌人最疯狂的时节。1938年11月，周保中率警卫营120多人突围转战到黑龙江宝清一带，部队已断粮七八天了，战士们们将皮鞋、皮带煮“熟”吃光后，只好用剌刀挖雪地里的草根充饥。副官陶雨峰奉周保中派遣，带两名战士下山找吃的，周边村庄早已成为一片焦土，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两个小战士已经饿得直不起腰来了。陶副官流着泪说：“把枪留下，你们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小战士说：“我们不会去投降的。以后我们还要回来找周司令。”小战士一步一回头地走远了。

　　陶副官回到营地后，周保中把大家召集起来说：“草根没有了，棉衣也没有了，我们很可能会饿死、冻死在这深山老林之中。请大家选择，想走的把枪留下，自己下山去找条活路，剩下我周保中一个人，也要抗日到底！”话音刚落，100多人齐刷刷地站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无论生死，我们都要和周司令在一起！”

　　战士们抗日救国斗志不减，周保中甚感欣慰，但是，形势仍在恶化，坏消息纷至沓来，这给周保中的心头压上了千斤巨石。

　　抗联1军3师政委周建华牺牲在寒风大雪的西征途中；抗联4军2师师长王毓峰、9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相继牺牲在遭遇战中；抗联4军副军长王光宇战死五常、3军1师师长常有君被日特叛徒杀害在通北密林中；4军军长李延平被叛徒杀害于一面坡；6军1师政治部主任兼富锦县委书记徐光海在遭遇战中为国捐躯。更为惨烈的是，以5军1师妇女团指导员冷云为首的8名女战士在日军围追堵截下，为掩护部队转移，在牡丹江畔演绎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八女投江”的悲壮一幕。

　　日军多年来的大“讨伐”，使抗联由初期的10余万人锐减到2000余人，伊藤向关东军总司令汇报时曾说：“反满抗日武装业已溃散。”

　　作为抗联总指挥的周保中，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自然要考虑抗日联军的命运：为了保存发展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必须制定新的斗争策略。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论述，使周保中找到了出路。

　　越界过江

　　就在狂涛恶浪滚滚而来的时候，关乎抗联命运的一个重要会议，在我地下党开办的牡丹江虹云商行秘密召开了。会议是以商行老板刘长军祝贺父亲70大寿为掩护而召集的。

　　1939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周保中首先赶到虹云商行。陆续到会的有抗联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第6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中共南满省委委员、抗联第3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北满省委执委委员、第3军军长许亨植。这几位将领代表硕果仅存的2000多位抗联壮士，就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方向进行紧急磋商。

　　寿宴方散，周保中、李兆麟等人在商行后院小仓库悄然聚首。会上，周保中剖析了抗联面临的严酷形势，强调“必须以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指导东北抗联的行动”。他结束了中心发言后，等待与会同志对“保存力量，越界过江，到苏联远东地区野营整训”的重大行动发表意见。

　　几乎没有展开争论，大家便统一了思想认识。但是，周保中仍然心情沉重。因为战乱中的辗转周折，抗联党组织已经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他语重心长地说：“尽管暂时还不能与党中央接上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信仰和奋斗目标，主宰着我们的灵魂！既然对于越界过江，统一了思想，我们就立即行动。”

　　1940年3月，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白雪皑皑。这是在中国三江口（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合处对面的苏联城市，是阿穆尔州首府。19日上午，苏军远东边防军司令部迎来了3位表情严峻的中国客人--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他们将与远东边疆区党委和远东军讨论越界过江野营整训问题。

　　周保中以沉稳的语调向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通报了抗日联军面临的实际困难。要求苏方从国际主义原则立场出发，考虑东北抗联转移到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建立野营、进行阶段性休整的要求。

　　年近六旬、肥硕而略显驼背的伊万诺夫，是位政治经验丰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叼着烟斗静静地倾听周保中的述说，他明白这个问题的分量，内心反复斟酌……

　　自1936年秋季起侵华日军便不断向苏联挑衅，并连续举行对苏军事演习，苏联远东军区几年来急切地想了解日军在中国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情报。这项重大任务，仅靠派遣的苏联谍报人员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相貌、语言与亚洲人迥然不同，这更妨碍着他们独立开展工作。为准确掌握日军动向，只能借助战斗在反法西斯第一线上的东北抗联的帮助，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苏双方有着共同利益。

　　会谈非常顺利，苏方原则同意东北抗联转移到苏联一侧进行休整。

　　周保中重申了在尊重中共抗联党委对部队实行独立领导的组织原则基础上，可以交流抗日联军所获得的日军在东北的军事情报。会上，伊万诺夫特意把远东军内务部部长瓦西里介绍给周保中等几位抗联将领，并指定瓦西里作为苏联远东军的代表，直接同东北抗联进行工作联系。伯力会议随即画上句号。

　　3月27日，在夜色掩护下，周保中等人率10余名警卫员踏上归途，从冰封的江面向乌苏里江南岸进发，拂晓时分，周保中返回虎林。抗联第2路军总参谋长崔庸健和第7军政治部主任王效明早已赶来接应。

　　1940年早春，按照抗联党委统一部署，战略转移开始了。在牡丹江地区活动的第1路军从吉林珲春的防川（中朝俄3国交界处）越界，那里没有界河，抗联战士们避开日军的哨所，顺利进入苏联；在佳木斯地区活动的第2路军第2支队从饶河越过了乌苏里江；第3路军的战士们从逊克、孙吴越过黑龙江。过江越界过程中，抗联战士忍饥受冷，昼夜兼程。李兆麟将军的警卫员李桂林在到达黑龙江边时，脚和鞋冻在一起成了大冰坨子，过境后才用雪水缓开，拔出已失去知觉的双脚，险些成为残废。

　　距哈巴罗夫斯克75公里位于黑龙江边的费士克，森林茂密，因“黑龙江”一词的俄文字头为“A”，所以，这里被简称“A”营。先期过境的第2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第3路军3支队的300余人驻扎于此。

　　在海参崴和沃罗斯诺夫之间一个小火车站附近，有处被称为“蛤蟆塘”的地方，苏军小部队曾在此驻扎过。这里被选定为北野营地，取俄文字头称为“B”营。抗联第1路军警卫营和2、3方面军的500余名指战员驻“B”营。

　　南北两个营地只有几栋“木克楞”（俄式木制房屋）。因为人员增多，战士们搭建了很多临时帐篷，解决了营房不足的问题。 

　　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军负责。军装多用苏军替换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和毡靴、棉皮鞋等旧衣物作为补充。伙食供应较好。每个战士每天1公斤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按说，这些食品对一个成年人来讲应该是够吃的，但是对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的抗联战士，开始阶段这些食品仍显不足。苏军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对此十分不解，他纳闷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后来他了解到中国战士在抗日斗争中，常年啃树皮、吃草根，甚至把皮带都煮了吃掉的情况后，深为震撼。

　　军事训练按照苏军的条令进行。冬季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训练中，抗联战士没有叫苦怕冷的。苏军教官安德列少校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连称：“玛拉介茨！”（俄语：好样的）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周保中考虑到：日本有可能配合德国从远东入侵苏联，使苏联腹背受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抗联就返回东北，配合苏军狠狠打击共同的敌人。

　　为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军训内容又特别增加了爆破技术、跳伞训练，抗联战士每人都能从2000多米的高空跳伞10多次，苏军教官非常满意。抗联整体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坚持自主

　　抗联部队从国内转移到境外，队伍怎样带？抗联党委的原则是在“A”、“B”两个野营地健全部队的党组织，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和领导。

　　周保中通过各种关系，辗转弄到两本毛主席《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油印小册子。他如获至宝，派人把书中毛主席像临摹放大，印成大幅画像，发到“A”、“B”两营区的每个连队，把《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列为政治学习的必修教材。

　　随着抗联小分队的频繁回国活动，苏军情报部门的军官经常从野营驻地领走个别抗联战士，把他们派回东北，独立执行侦察任务。有时，苏联军官半夜到营房直接将战士领走，用车送到哈巴罗夫斯克，而且事先不与连长指导员通气打招呼。

　　抗联党委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和苏方交涉，并郑重申明：苏军需要抗联人员协助开展情报工作，应当先与抗联党委商定，由抗联党委正式通知被抽调人员的连队领导。不履行这个手续，苏军不能擅自到野营领人。

　　苏方同意了抗联党委的这一正当要求。因为此前发生过的一次严肃交锋，着实让苏联人领略了中国抗联将领的党性原则和民族气节。

　　那是在一年之前。苏军全权代表瓦西里大校在多次收到周保中要求“协助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信件后，紧皱眉头，沉默不语。因为，瓦西里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他复信周保中，称近期“将召集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将有中共代表参加，在12月份之前各级军事领导者、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要到达伯力”。

　　1940年12月1日，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11位抗联将领到达伯力城郊白桦别墅，但不见中共中央代表到会。周保中询问苏方：“中共代表何时到会？”苏方不置可否。拖至16日，瓦西里通知周保中：中共中央代表不能前来参加会议。这一反常情况，引起了抗联将领们的深思和不安，他们继续交涉。12月20日，周保中写信向苏方声明：“原来会议通知中共中央代表将参加会议，东北游击运动与苏联远东军的工作联系应由中共中央代表来规定新的方针。现在既已经没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今后，游击运动的一切必须由东北党组织决定。因为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必须由中共党组织领导游击运动。”

　　在无法按原计划召开联席会议的情况下，抗联将领们在伯力深入讨论了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加强党组织建设问题，选举周保中、魏拯民、金策为东北抗联党代表，临时机关设在伯力。

　　会议后期的一天，瓦西里露面了。这位灰发浓密、眼神总是虎视眈眈的苏军大校环顾着与会的抗联将领们，慢条斯理地阐述着自己的建议：“我认为可以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到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去统一指挥，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周保中当即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严重违反共产国际规定的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不仅会给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更不利于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瓦西里同志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伊万诺夫一时语塞，他明白这句话的内在力度。想要辩解的远东军代理司令官那尔马西瞠目结舌，尴尬无言的苏联官员们僵硬地深陷在沙发里，寂静的会场使瓦西里显得非常狼狈。半晌，伊万诺夫回过神来，打着圆场说：“我们还是把中国同志和苏军代表的意见汇报给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吧。”

　　周保中紧接着补充道：“我们认为现在瓦西里同志已不适宜作为联络代表。这个要求也请苏联同志考虑！”说完，起身告别退出会场。

　　一个月之后，周保中收到伊万诺夫的请柬，称：将在伯力举办工作午餐。

　　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在伯力军区招待所宴会厅上，伊万诺夫宣布苏方赞同东北抗联党委坚持对野营部队行使领导指挥权的立场和意见，并委派新的联络员接替瓦西里的职务和工作。新任的少将级联络员在祝酒词中向中国东北抗联将士“表示钦佩和慰问，并愿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中国同志并肩作战，夺取胜利”。在欢快的《卡秋莎》乐曲中，周保中、李兆麟等真诚地和伊万诺夫一口干下了杯中斟满的红葡萄酒。

　　整编改制　　

　　为了进一步适应抗日斗争形势，抗联党委酝酿对部队建制进行调整。打算组建一支从指挥体系到兵员配置更加合理、更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的部队。周保中就此与苏联远东边疆区党委交换了意见。

　　伊万诺夫听了中国同志的想法后，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问题，要积极地加以考虑。会马上将抗联的意见，汇报苏联最高统帅部”。伊万诺夫没有食言，苏联高层很快对此作了答复。

　　1942年5月的一天，伊万诺夫约见抗联党委全体领导。伊万诺夫说：“为了加强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苏联赞同中国同志关于抗联部队整编的意见。我们的建议是：把抗联部队列入苏军序列，这样就有了合理、可靠的后勤供应渠道；不公开使用东北抗联的名称，而授予苏军番号，作为苏军在费克士的驻军。这就有了合法依据，日本政府抓不到口实；我们派军官到部队担任各级副职，负责军事训练、翻译联络和后勤供应，部队领导权由抗联党委独立行使。”

　　而对于抗联党委准备把编制改成教导团的想法，苏方的意见是：“要改编成教导旅。”伊万诺夫的解释是：一个团的供应标准低了些，抗联部队可以把远东地区的华侨青壮年动员进来，苏军可以把边区那奈丝族（赫哲族）应征士兵补充到抗联中来。这样就壮大充实了抗联队伍。

　　由于苏方的意见尊重了中共抗联党委坚持的领导指挥权，体现了联合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共同利益，抗联党委同意了伊万诺夫的建议。

　　7月16日下午，周保中同苏联远东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扩充为步兵特别旅。全旅编为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营，1个迫击炮连，1个教导大队。每营两个连，每连3个排。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装备轻机枪9挺，每排装备冲锋枪15支。旅长为中校；副旅长、参谋长、旅司令部各部部长为少校；营长、副营长为大尉；连长、指导员为上尉；排长为中尉、少尉。战士一律授予士兵军衔。

　　8月1日，在苏联远东苍松蔽日的费士克营地，东北抗日联军700多名指战员身着苏联军装，佩戴苏军军衔，整编成为苏联远东军区第88独立步兵旅。

　　上午，3辆吉普组成的车队开进了费士克营地，苏联远东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来到“A”营，检阅了部队。他庄重宣布：“授予抗联教导旅以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苏军番号。”另外一名苏联军官宣布了军官任职命令：周保中为中校旅长，李兆麟为教导旅少校政治委员；王效明、柴世荣、金日成、许亨植为大尉营长；安吉、金策、季青和姜信泰为大尉营政委；担任上尉连长和连指导员的是崔贤、彭施鲁、王明贵、金光侠、陶雨峰、崔勇进、金京石、张广迪等。排级干部正副职，由抗联党委自己选任。

　　为加强部队党的建设，88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88旅委员会，成员共11人，其中在苏的7人，在东北打游击的4人。特别支部又分为松花江、佳木斯、延边、吉林、沈阳等地区委员会。　　

　　胜利前夜　　

　　1943年底，留在东北坚持抗战的抗联小分队人员全部奉命过江，投入野营训练。经过了一年多的军事训练，88旅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养有了更为显著的提高，完全适应正规战的和游击战的需要。进入1945年后，德军节节败退，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战场上也倍受打击，已呈败势。

　　在那些日子里，抗联战士们一有空儿就跑到黑龙江边向对岸暸望，触景生情，有人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时间，亡国恨、思乡愁涌上战士们的心头。大家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东北，杀尽日寇，为家乡父老报仇雪恨。

　　1945年初，苏联最高统帅部任命在卫国战争中屡建奇功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对日作战的远东军总司令，统帅远东3个方面军，向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抗联战士们发现：远东地区的苏军突然增多，运载着坦克、火炮的的军车日夜不停，江边的舰艇频繁往来，就连88旅的伙食供应也突然提高到第二线参战部队的标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苏日战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到处都弥漫着神秘的气息，战士们尽情展开联想和猜测。有人说“日寇已经集结黑龙江边，要和苏联决一死战”；还有人说“日寇已经派人过江向远东军区求和来了”。战士们的心愿是：希望能和苏军打过江去，攻克大城市，或者单独拿下一些小城镇，也不白白当一名抗日战士。

　　有个叫刘忠的小战士全家都被日寇杀害了，他想报仇雪恨的心情格外强烈。因为担心失去杀敌报国的机会，一天下午，他偷偷写下血书，掖到被子底下，就带了400发子弹扛着枪跑到江边去，搭上苏联沿江运送后勤物质的船，在江面最窄的地段下船后，想泅渡过江去杀日寇，结果被边防军扣留送回A营。有人提出要处分他。周保中说：“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我们越界过江野营整训，不就是盼望有这么一个解放东北、洗血国耻的日子吗？对这样的战士，我们要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

　　决战前的费克士密林，笼罩在神秘的寂静之中。周保中等抗联将领正在紧张地制定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一是立即组成了一支空降部队，携带电台，伞降东北各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按照双方确定的名额，将翻译和向导配齐，提前去苏军指挥机关报到，待苏军进攻时随同苏军执行任务；三是抗联部队24小时戒备，随时准备与苏军一道解放东北，消灭日寇。

　　行动计划敲定后，抗联侦察分队的28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秘密伞降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里应外合，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3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由交通人员星夜传递越界过江，送到费士克营地的情报中心。

　　决战在即，风云际会。在88旅的密切配合下，苏联远东军做好了进军东北的闪击准备，东方法西斯的灭亡进入了倒计时。　　

　　打回祖国　　

　　1945年的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零点，88旅派遣的200多名随军翻译、向导、侦察人员和先期潜伏东北境内的地下抗联小分队战士们，从黑龙江流域到大小兴安岭，或在边界引领地面部队，或与苏联空军进行地空导航电讯联络。苏军的数千架飞机在我抗联侦察员电讯信号引导下，以猛烈的地毯式轰炸，准确摧垮了日本关东军所有的军事目标，日军经营了数十年的东北防线倾刻瓦解。88旅和苏军一起长驱直入，相继攻克了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

　　在夕阳残照中，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站在新京（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阳台上，透过泪眼，朝着日本列岛举目暸望：1904年，日本与沙俄在中国辽东兵戎相见，日俄战争以日方大获全胜。其后，日军高举“武运长久”的太阳旗，立足东北40年，关东军扩展到百万兵员。但是，山田乙三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自己领军多年的这支日本精锐部队不到10天就一败涂地，真是兵败如山倒，大限已到。

　　山田乙三大将转回身，勉强支撑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用颤抖的手提笔签署了他军人生涯中的最后一份命令：日本关东军向苏军投降。

　　8月19日，苏军派出军使团在歼击机群护航下，飞抵长春机场与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谈判。山田乙三交出指挥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完成了他40余年军旅生涯的最后谢幕。

　　8月20日深夜，进驻原伪满洲国行宫的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办公室里，灯光通明。他深知：在消灭东方法西斯的决战中，第88旅功勋卓著：是中国东北抗联10多年来的浴血奋战，有效地牵制了日本侵略者，减缓了苏德战争中苏军的压力，支援了苏联卫国战争；是88旅在野营期间，频繁派遣小分队数百次深入敌后，侦察敌情，帮助苏军准确掌握日寇动向，为解放东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保证；是88旅在苏军大举出兵东北时，派遣200多名随军向导、翻译，如同苏军的耳朵、眼睛和双脚一样，在他们的引领、接应下，苏军炮火准确无误地击溃日军数百个军事营垒和战略要塞；这使得解放东北之战，速战速决，极大地减少了苏军的伤亡。关东军近9万人被击毙，近60万人投降。而苏军牺牲却不到两万人。

　　此刻，大战业已告捷，硝烟行将散去，华西列夫斯基获悉：第88旅战前派遣的上百位侦察英雄，为获取情报，深入虎穴，不幸暴露身份，绝大多数光荣牺牲。

　　“第88国际旅的英雄们功不可没！”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激动不已，他按响桌铃，对应声而入的副官一字一句地口授电文：“英雄的88旅中国战士们，感谢你们以生命和鲜血换取的军事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的要塞、筑垒地区和军事重地，你们所进行的潜伏、渗透、侦察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优秀品格和顽强战斗的牺牲精神。令人敬佩的中国英雄们，我代表苏联人民表示感谢并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和苏军一起解放东北的88旅指战员，绝大多数担任了苏军驻东北各城市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员职务。解放东北后，立即投入到打击敌特、建立民主政权的斗争中去，准备迎接八路军进军东北。

　　9月8日，周保中率88旅指挥部到达长春，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东北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提出要求，希望他提供飞机，东北抗联要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华西列夫斯基当即表示赞同。9月10日，进驻沈阳的冯仲云电告周保中：冀热辽军区的曾克林部已进驻沈阳。周保中听到这个喜讯，激动得夜不能寐，为了能让广大抗联指战员和各地民众知道这件消息，他立即命令电台向东北人民广播八路军出关到达沈阳的喜讯。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代表维斯别夫等飞赴延安，带上了周保中给中央的信，信中汇报了东北抗联的情况，说“抗联已回到东北，希望中央派人来，越快越好”。中央认为：“东北抗联在抗日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9月18日，彭真、林彪、陈云、张闻天、李富春、林枫、王稼祥、黄克诚等20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共率领两万名干部和10万大军进入东北。　　

　　1945年10月20日，是88旅指战员实现夙愿的日子。中共中央代表、东北局书记彭真在沈阳接见了东北抗联党委领导成员。随后，周保中等人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等10余位领导作了详尽的工作汇报。

　　周保中的汇报，全景式展现了一幅东北抗联与日寇浴血抗争14年的历史画卷；袒露了抗联战士身在远东、心系延安的赤子情怀；彰显了88旅密切配合苏军解放东北、建政扩军、保卫胜利成果的赤胆忠心。汇报结束时，周保中把抗联党委会的组织关系及党员档案、党费正式移交东北局。

　　彭真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3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3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14年苦斗。”

　　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周保中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副司令员。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解放全中国开始了新的战斗。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09 09: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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