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军史】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和东北抗日联军
2017-08-09 11:13:02  来源：史说哈尔滨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领导抗日救国的责任便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民主政府连续发表宣言、声明，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在全国和东北人民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抗日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东北各地迅速兴起，掀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浪潮，沉重地打击了日寇侵略势力，阻碍了日寇侵略计划的迅速扩张。它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事业的酝酿，给有志救国者以巨大鼓舞，给畏敌如虎、悲观失望者以当头棒喝。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自发抗日运动与党领导的游击队初创时期。第二时期，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游击战争发展的高潮时期。第三时期，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游击战争遭受严重困难挫折时期。第四时期，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积蓄力量，取得最后胜利时期。在分述这四个时期之后，再谈谈游击战争中的群众组织与政权问题，以及抗联建制与军事问题。

　　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初创

　　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开始阶段，主要特点是自发性抗日，缺乏组织性和坚强领导。因此，迅速兴起的抗日义勇军队伍，在日伪军的疯狂打击下瓦解失败。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取得经验教训，终于创建了党所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黑龙江省东北军马占山所部，在群众抗日情绪激励之下，起而抗战，坚守嫩江桥，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接着，吉林的东北军李杜、丁超、邢占清、张治帮、冯占海、王德林所部先后组成抗日义勇军，响应抗日。在辽宁旧东边道及以南数十县由东北军唐聚五举义，辽东三角地带则有邓铁梅之义勇军，耿继周、郑桂林等义勇军驰骋辽西，十分活跃。广大农民组织"大刀会"、"红枪会"等罢休出现于各地抗日，为数甚众。原来许多绿林队伍，也调转枪口，开始抗日。据一九三二年四月中共满洲省委的统计，当时东北各地抗日武装队伍总人数达三十万之众。规模极为浩大。

　　在这一时期，中共满洲省委为适应群众反日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积极开展工作，一方面加强和发展地方的群众反日会组织，另一方面派出大批干部和动员工农、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及"反日山林队"等义勇军队伍中去，加入上层与打入下层齐头并进。例如：王德林所部在延边地区起义组织救国军时，中共东满特委事先曾派党员胡泽民、王生柏等十数同志参加鼓动与计划起义，事先派李光同志组织以党员、团员、革命农民为基干的救国军别动队。该队打击日寇最多，声望最广。延吉、和龙地方也组织游击队，协助救国军作战。杨靖宇、北杨(北杨即金柏阳。)同志曾直接由省委派往南满吉奉铁路沿线 指导游击运动及组织南满游击队，并动员群众帮助该方面的民众自卫军和义勇军各部。张寿篯同志电曾被派往辽宁义勇军耿继周部活动。周保中、张建东、刘铁刚等同志派往吉林东部对李杜的自卫军和王德林的救国军做争取工作。冯仲云等同志去松花江下游组织汤原游击队。对于黑龙江省抗日军的援助和参加则由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与此同时，省委还动员青年干部、工人和学生打入伪满警备军各旅进行秘密工作，瓦解走狗军，促进其起义，转向抗日，携带武器参加红色游击队，以壮大革命力量。

　　中共满洲省委在用很大力量去进行上述各方面工作的同时，并未忽略从工农群众中创造革命的武装力量。一九三一年末至一九三二年初，在李红光、杨佐青，后又在杨靖宇等同志领导下，在南满磐石县创建了近二百人左右的磐石抗日游击队(南满磐石游击队是由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同志创建的，详见组织系列表)。游击队创建初期，它既要不断向日军进攻，又要防御为反动派和国民党分子所领导的军队的进攻，一度遭受挫折，后来又迅速恢复起来，与海龙游击队汇合，扩大了游击活动范围。游击队在东丰、西丰、海龙、辉南等地不断出击，打击日伪军，队伍发展，遂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字。

　　"九一八"前夜，在东满地区，延吉北部，汪清西部，和龙南部若干山林农村曾建立过工农民主政权和红色游击队，后被中国反动地主和军阀勾结日本领事而镇压下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延吉、汪清、和龙各县委都建立了游击队，并积极开展活动，李光同志率领的游击队则参加救国军。一九三三年初，珲春县也建立了游击队。这年底，在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同志领导下，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该师于1934年3月正式成立)，师长朱镇，政治委员王德泰。

　　一九三二年初，在牡丹江地区，宁安中心县委组织了绥宁游击队。事变前夜，该地区组织的红色游击队失败后，曾将武器埋在穆棱地区。绥宁游击队把这些枪支起出来，组织了近百人的队伍，后来在战斗中扩充到二百多人。但游击队在日伪军的进攻中遭受损失，剩下半数人转移东满，同东满游击队合并。同年，中共宁安县委派共产党员于洪仁等同志掌握了宁安最大的反日队伍--平南洋队(李荆璞部)，并将其改编为工农抗日义务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同年冬，周保中得到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的同意，退出了救国军的领导，建立了抗日同盟军，包括柴世荣、刘汉兴、史忠恒、于学堂、王汝起、傅显明等进步的救国军各部及工农义务队。

　　一九三三年初，救国军、自卫军大部瓦解之后，散在吉林东部和辽青边区的残部不下五万人。党在这时掌握了救国军的领导，以周保中、胡泽民、王毓峰组成党委，重整残部，分编六路，每路三、四千人。有基层党组织与群众基础者，为柴世荣，刘汉兴同志的第四路。另以经过党苦心改造的史忠恒、王毓峰等同志的救国军约千余人精悍队伍编为游击军(全称"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由李延禄同志任该军司令，张建东同志为参谋长，孟泾清同志为党委书记。该军形成绥宁地区抗日诸军之主力。后来该军离开牡丹江地区向密山转移，途中不断为日寇截击，损失过半。同年秋，该部到达密山后，得到中共密山县委创建的由周子岐同志领导的密山游击队的支持，开始在密山、勃利、宝清，林日一带展开游击战争。

　　一九三三年春，赵尚志以同乡关系投到哈(尔滨)东地区的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并做了该部的参谋长，做上层工作。同年六月，中共珠河县委派李启东等也到该部做下层工作。同年冬(此处记忆有误，应为1933年9月)，孙朝阳受日寇奸细政策诱骗，在该部的秘密党组负责同志李启东主张之下，与老朴、李根植、赵尚志等七人，携带轻机枪一、步 枪七，脱离孙部。球河县委以该批人员武装和珠河地方秘密的自卫队武装为基础，建立了珠河游击队。省委县委曾用很大的力量来扶持这支游击队。该部积极打击日伪军，很快在哈东地区"异军突起"形成了松花江下游强大的抗日支柱。

　　一九三二年巴彦游击队失败后，中共满洲省委依然不断地注意发展松花江左岸巴(彦)、木(兰)、通(河)、汤(原)的抗日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和创建游击队。汤原中心县委曾以张文藻、王永江、高庆云、王亚棠等同志组织了汤原游击队，因屡受敌人疯狂进攻先后两次遭到挫折。最后在夏云杰同志领导之下巩固了汤原游击队，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即以崔石泉、朴振宇、李学福、金天民、朴元彬、李斗文、张文偕等同志为领导骨干组织了饶河反日游击队。游击队既独立活动，也同高玉山、陈东山的救国军部队协同作战。一九三三年初，高、陈所部被日寇击溃后，饶河游击队便成为乌苏里江左岸各县抗日游击战争的核心力量。

　　一九三二年夏，中共满洲省委在编成巴彦游击队的同时，曾试图在海伦地方党的工作基础上建立江省平原游击基点，成立海伦游击队，但开始便遭到日本奸细的破坏而失败了。在东北人民自发抗日运动时期，党经过艰苦工作与党团员的牺牲所创建起来的南满、东满、绥宁、密山、饶河、珠河、汤原等反日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不好，物质条件困难，但组织严格，成份好(以党、团员做骨干加入优秀的工农青年和学生)，自觉程度高，作战英勇，行动积极。他们在地方党所领导的反日会和各种革命团体支援与配合下，用灵活的游击战术，积极主动地不断打击日寇，开辟游击区，并且同时进行着具体的广泛宣传，放手组织以农民为基础的抗日救国会，促进党组织的发展。

　　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和活跃

　　一九三三年，自卫军、救国军及其抗日义勇军队伍溃败，造成抗日潮流的急剧低落。但是，在之一时期，由于党的影响扩大和组织力量的加强，由于满洲省委和各下级党委执行了党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指示信"，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线政策和策略的指示，由于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各地顽强地对抗日寇的进攻不断取得胜利，成为一九三四年抗日斗争重新抬头并飞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辽东和沿吉奉线与通化地区的救国军、自卫军残部二万人，以及在吉林和江省不下五万人，都受到党的吸引，坚持抗日斗争。例如邓铁梅、王凤阁、殿臣、王德林、双胜(齐永全)及朝鲜革命军等，完全依靠南满人民革命军进行活动;吉林的张禹亭、祁司令。于学堂、三侠、李洪滨等则以绥宁游击队和东满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为主导;在哈东的考凤林、汪雅臣，松花江沿岸的谢文东、李华堂，于九江、北来等都围绕在珠河游击队，即后来成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周围。

　　一九三四年四月，日寇发动的春季"讨伐"破产后，抗日军有了很大发展。它们频频袭击吉敦、中东吉海各铁路颠覆列车，攻击敌伪军守备的城镇。同年十月，日寇以通化地区、哈东地区、东满的延边和绥宁地区为重点，以六个师团日军及伪靖安军三万余人，实行四个多月残酷的"大扫荡"，结果甚微。只有那些领导动摇和组织散漫的反日武装，如殿臣、德林及孔宪荣、李三侠、金三侠、牡丹江八大队遭受损失，殿臣、德林投降，孔宪荣只身逃往关内。而党所领导的各地游击队反而在艰苦战斗中普遍发展壮大起来。从一九三三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二月，在各地建立的反日游击队的基础上，东北人民革命军一至六军相继建立，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

　　一九三五年，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在反秋季大"扫荡"中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一起到了很大的号召作用，反映了当时党内思想行动趋向一致，对革命群众颇有教育意义。吉东、东满、南满各地党组织依据中央代表团六月三日的指示信精神，在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基础上，坚持游击战争。并在积蓄力量的方针下,改造和吸收非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扩大抗日联军，加强巩固内部工作，特别注意肃清内奸，克服统战部队内的动摇叛变倾向。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军相继改编。具体是：在南满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同志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东满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二军，分编为二个师，王德泰同志任军长，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同志兼任政治委员。哈东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三军，初编一师，后编三师，赵尚志同志任军长，冯仲云同志为政治部主任。由游击军和密山游击队合编为抗日联军第四军，初编一个师，李延禄同志任军长，金策同志为政委(未到职)，黄玉清同志为政治部主任。绥宁游击队及同盟军各部统编为抗日联军第五军，分编二个师，一个教导大队，周保中同志任军长，柴世荣同志任副军长，刘汉兴同志任参谋长，宋一夫(后叛变)任政治部主任。汤原反日游击队编为抗日联军第六军，夏云杰同志任军长，张寿篯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饶河游击队编为抗日联军第七军，编为二个师，陈荣久任军长，郑鲁岩(后叛变)任政治部主任。

　　由于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各军组织好，战斗力强，队伍在反日伪的疯狂的"讨伐"中日益壮大。各军均有很大发展。一九三六年冬，谢文东所部编为抗日联军第八军，初编为二个师，谢任军长，党派刘曙华同志任该军政治部主任。李华堂所部编为抗日联军第九军，李任军长，李熙山(许亨植)同志任该军政治部主任(后由王克仁同志接任)。汪雅臣所部编为第十军，汪任军长。祁致中同志的明山队，一九三六年编为独立师，次年编为抗日联 军第十一军，分编二个师，祁任军长，金正国任军政治部主任。

　　为了适应东北游击运动发展的新形势，东北抗日联军将各部先后组成三个路军。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一、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后编成三个方面军，杨靖宇同志任总司令，魏拯民同志任政治委员(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一路军以京图路(长春到图门)南，南满路以东为游击区。一九三七年十月，第四、五、七、八、十军编为第二路军，王荫武的救世军、姚振山J的游击军均归其指挥，周保中任总指挥。二路军以京图路(长春至图门)以北，松花江南岸，乌苏里江西岸为游击区。至一九三九年五月，第三、六、九、十一军编为第三路军，由李兆麟同志任总指挥。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是东北游击战争发展到高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首先，非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日形缩减和消失，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发展壮大起来。藤井和李寿山的靖安军全部，先在南满遭到惨重打击，后在吉东连吃败仗。在松花江下游富锦一带的兴安军亦受打击，党领导的"十大联军"的威望提高了，游击区域扩大了，在几乎半个以上满洲的地方，除城市和交通要点以外，广大农村都为抗联所控制。其次，在城市的党和群众抗日救国的工作日趋困难和急剧缩小，但满洲广大农村领域掀起了游击运动浪潮，广大农民拥护党的政策和主张，以人力物力积极赞助和参加救国游击斗争。第三，伪满机构中的一部分军政人员、知识分子、青年对抗日联军同情感增大，伪满军整团整营的起义，投奔抗联来。甚至日军士兵也因受打击和政治宣传的影响而动摇，如日军士兵福间投降南满抗日联军。又如宁安日"讨伐"队数次发生叛逃及遗弃大批弹药等例。在这一时期，我党中央"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红军北上抗日长征的成功，给了党内和党周围的革命群众思想上政治上一大鼓舞。继绥远抗日战争及双十二事变之后的全国抗日浪潮，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是有巨大影响的。

　　不断壮大的东北抗日联军，给日伪军以沉重地打击。如京图铁路、图佳铁路、林虎铁路、绥佳铁道修筑计划的数次拖延;吉海、中东各铁路屡遭破坏袭击，以及农村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对日寇实施侵略政策形成一大威胁。因此。日军自一九三五年始，逐年增调军队，充实关东军的"讨伐"实力。一九三六年初，日军在东北增至十二个师团、四个混成旅和专驻延边之"朝鲜派遣军"一个师团，此外铁道守备队尚不计算在内。一九三七年日寇继续增兵。同时逐段逐区加紧从一九三三年就实行的保甲制连坐法，严刑恐怖，广布奸细、警察、特务，到处烧杀掠抢，实行经济封锁。修警备道，建碉堡，归屯并户，坚壁清野。同时，日军使用飞机、快速部队及毒气对东北抗日联军实行大"扫荡"。其重点进攻是南满、东满和吉东地区，日军三毛中将任南满"剿匪"总司令;畑中将、岩越中将继任吉东和东满"剿匪"总司令。一九三六年夏，我延边游击区的第二军，在日寇军事进攻下不得不脱离延边。第五军主力则向北转移。第一军向辽西发展的计划屡受阻碍，东南满经营游击根据地的计划无法实现。沿长白山脉东西老爷岭、老松岭一带山区农村变为无人区，抗日联军与农村广大群众隔离，物资来源遂告断绝，抗日斗争更加尖锐化。在牡丹江下游和松花江两岸伪三江省的抗日斗争，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全国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了，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掀起了新的浪潮。游击区的群众，不顾日寇的烧、杀与死的威胁，坚决拥护我党十项抗战纲领，积极以人力、物力支持抗日联军，勇敢地参加游击战争的各项工作。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扩大了，好子弟、好女儿携好枪、好马动员到抗日联军来参加战斗。非游击区的群众兴奋起来了，伪满职员及军官中的爱国者也动荡起来了，伪军士兵成营成团的胁迫长官实行举义，投向抗日联军，抗日救国。

　　游击战争遭受挫折抗联进入艰苦斗争时期

　　"七七"事变前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浪潮更加高涨。但是，日寇为实现其顺利侵略我内地，必然要为巩固后方基地而加紧向抗日联军进攻。因此，摆在东北游击战争面前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会议分别做出决定，第三路军越兴安岭依据山区，开辟黑嫩平原游击区;第二路军主力向哈东旧区活动，以粉碎日寇当时在伪三江省对抗联部队聚而歼之的计划。东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军部决定围绕长白山西南和西北地区活动，以一部试探伸入辽西。

　　一九三八年夏，第一、二路军按预定方针开始行动，日寇也加紧行动，首先打击了一路军向辽西突入的部队，同时也打击了向哈东和小兴安岭西伸张的各部，加紧对东满老游击区发动"篦梳"进攻，抗日联军普遍遭受打击并且日渐严重。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日寇用四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对活动在三江省的抗联部从在军事上实行大"扫荡"，政治上(招降)、经济(断绝粮食服装来源)上封锁，同时对抗联发动猛烈进攻。例如：吉东省委及第二路军总部所在地之依兰、刁翎区江西就有日军九千人，"围剿"六个月。日寇于一九三八年夏开始的大"扫荡"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才暂告停止，接着由伪满军继续"搜剿"。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东满、南满、北满地区的我抗联部队，在反抗日伪三江省大"扫荡"的战斗中，普遍遭受严重损失，部队减员过半。二军军长王德泰、三军师长常有钧、关化新、张连科、郝贵林、王德富、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吴景才、周庶范，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师长王毓峰、张相武，五军三师副师长张成弟、蒋德，六军师长马德山，副师长张传福，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吴玉光，七军师长王汝起(记忆有误，王汝起牺牲于1940年)，八军 政治部主任刘曙华，九军政治部主任王克仁、魏长魁、十一军政治部主任金正国(仅就记忆所及者)等重要干部及其他无数的团、营、连级干部、战士英勇牺牲。也有一些人如谢文东、李华堂、王荫武、程斌、关文吉等，先后率其残部投降。但同盟部队如姚振山、闵宪山、孔夫人等率领的残部近百人，于一九三九年夏初在穆棱九站南沟的最后一次战斗中，英勇抵抗，完全战死。曾拥有数千之众的著名反日山林队头领老双胜(齐永全)亦战斗到最后一人，死于威虎岭上。

　　在日伪军发动的大"扫荡"中，东北党和革命群众经受住了考验。例如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连跃李海峰等同志所率领的部队，七军师长隋长青同志所率领的一个团在宝清，二军师长侯国忠同志所率的一个团在宁安，都遭到强敌打击。敌人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劝其投降。但这些坚定的共产党员宁死不屈，他们除隋长青同志及其他余部冲出重围外，均英勇牺牲了。道南特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张中华重伤被俘，死不投降。象这样的例子各军都很多。此外，党的基本群众，紧紧围绕着共产党的领导，更提高了民族气节、革命的警惕性与组织性。

　　一九三八年底，东北党接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六次扩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论持久战》的报告，它成为东北党和抗日联军了解抗战形势、政策和战略战术问题的指路明灯，增强了大家坚持斗争的信心。

　　一九四○年，东北党在反"围剿"斗争中，收集力量，重新整编了部队，把第一路军缩编为三个支队，二路军缩编为三个支队、三路军缩编为四个支队(由于情况严重，第一路军没有改编为支队。二路军只有七军改编为二支队。第三路军改编为三、六、九、十二支队)，克服了党内思想涣散和群众的动摇情绪，巩固了党和抗联队伍。党员、游击队员人数锐减，但思想愈坚定，组织纪律愈严格。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周保中、崔石泉、柴世荣、季青、王效明诸同志在图佳铁路以东、松花江左岸，指挥各部利用夏秋季节继续反击日寇薄弱据点，攻击破坏日寇屯垦军。张寿篯、冯仲云，金策、李熙山、冯志刚、于天放、王明贵、王钧、高禹民、郭铁坚、朴吉松、张光迪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底率领三、六、九、十一各军坚决向嫩江小兴安岭西挺进。在那里以朝阳山和绥化北、东部山区为依托，展开了黑龙江、嫩江平原的游击战争，屡获胜利，曾攻克讷河、北兴镇、克山县城及其他城镇，并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组织抗日救国会。王明贵，王钧，高禹民同志所率领的三支队，深入西兴安岭，游击于嫩江、布西、甘南、齐齐哈尔各县。郭铁坚、张光迪、朴吉松等同志所率之六、九两支队，活动于青冈、明水、绥化、北安、东兴，铁骊、庆城一带，而许享植、韩玉书、张瑞麟等率领的十二支队则纵横于哈尔滨西北的三肇(肇州、肇源、肇东)地区，攻克了肇源县城。在滨绥铁路以南，二、五军混合各支队，在陈翰章、陈明亚(陶净非)等同志率领下，曾在舒兰、五常地区开展活动。一九三九年在吉敦铁路的哈尔巴岭，曾先后歼灭日寇四百余名，破坏镜泊湖水电站的设施，拆断了牡丹江与敦化公路交通。

　　但是，抗联终难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牺牲和损失。一路军的周树东、曹亚范，二路军的李文彬、王汝起，三路军的冯志刚、高禹民、张兰生、赵敬夫等领导干部相继战死。至一九四一年初，部队人数减至两千五百人。同年三月，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在大病之后，兼以冻饿，遂死于牡丹岭，遗体被日寇搜获，悬首于敦化。吉东道南五军部队领导者陶净非同志亦战死，所部悉被消灭。同年冬，黑龙江省的游击运动局面亦急剧恶化。

　　苏德战争前夜，在伪满的日军已不下七十万。这些日军轮番交替、持续不断地打击抗日联军。从一九四一年冬至一九四二年底，日军在江省北安地区、嫩江上游、绥佳铁路沿线，对第三路军各支队;在抚松、长白、安图、敦化，对第一路军余部;在牡丹江地区与完达山脉地区对第二路军各支队。实行大规模的"搜剿"。千百里的深山大林，往复拉网，摧毁一切密营和地下粮食埋藏以及地上的种植物，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黑龙江、伪三江省谴续实行大检举。有抗日联军活动的县份，成千的农民被逮捕、拷打、杀害。同时组织大批武装特务深入山林，纵火燎原，施放毒物，用卑鄙手段，在树上大最张贴淫秽的画片和妇女的装束，还留酒食和"亲恳书"。然而，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党的事业，宁断指裂肤，铺冰盖雪，吃树皮草根代替粮食，用山水草药来裹治战斗伤痕，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

　　但是，我军袭击敌人，一般只能在夏秋两季，而且每次袭击之后，须奔走几百里，以摆脱追敌。当敌人"梳篦"森林、追寻踪迹时，我军还要设法消踪灭迹。这样艰苦的行动，在一九三七年东满、南满的抗联队伍即已开始。接着，活动在松花江两岸和黑龙江沿岸一带的抗联队伍陷入更甚苦境。一九四二年，在黑龙江省坚持斗争的李熙山、徐泽民、郭铁坚、于天放、朴吉松、张光迪等同志领导的部队;松花江南岸和饶河地区的王效明、姜信泰、刘雁来等同志领导的部队;延青敦化地区与牡丹江地区的部队，以及柴世荣、季青领导的部队，行动更加困难。李熙山、郭铁坚、朴吉松及其他部队的领导干部先后战死，队伍继续减员。在最有利的时机，只能集中百人左右作短促的阻击行动，然后立即分散，化成小队，以防敌人围歼，处境异常艰难。抗联队伍总计已不足千人。

　　一九四二年秋，东北党组织代表会议，估计到日寇会加重对东北人民殖民地化的残酷压迫，会继续加紧对抗日联军的"搜剿"。抗日联军人员已减少到最少程度，若不改变斗争方针，抗联则将有被完全歼灭之虞。因此，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决定实行保存力量、培养干部的方针，抗日联军将基干人员转移到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去，成立A野营，另一部则在沃罗什诺夫城郊成立B野营(抗联成立A、B两野营，是在1941年春。周保中同志在这里所说的时间是指野营编为国际教导旅的时间)， 并在苏联同志帮助下，开始进行完全严格的训练，准备应付东北未来发展的形势。另外，东北抗日联军指定了一定的人数，分编十多支小部队，每小队十人至十五人，分遣北满地区者三，吉东及延敦地区者八，桦甸、蛟河地区者二。北安于天放同志率领的部队，桦甸郭池山同志率领的部队、敦化曲玉山同志率领的部队，均留原地活动。这些小部队的基本任务是：1.侦察敌伪统治状况(以军事设施为主，特别是邻近苏联边境的要塞工事地带);2.经营在必要时期游击部队临时依据的场所;3.秘密联系群众，进行口头的、文字的抗日救国的各种宣传。各小队以曾担任过连长、营长的最坚定者为队长，每队内有党小组，小组长负责政治领导。各小队独立行动，避免相互联系。各小队由周保中、张寿篯等直接领导。小部队活动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夜，其中如于天放、郭池山、曲玉山同志所率各队，曾遭受打击和损失。曲玉山同志在敦化战斗中牺牲。尽管如此，各小队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抗日联军的再起--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

　　AB两野营组建后，东北党委会集中精力领导抗日联军基干部队人员进行整顿学习，努力提高干部的党性观念和政治军事素质，以求适应可能到来的新形势。

　　在军事上，野营进行了以现代化为主的学习书训练，大部人员还学习了航空陆战队的技术，一部分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和医疗卫生知识。一部分高级干部学习了毛泽东同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同时根据所得到的《新华日报》上刊载的整党文件，进行过初步的整风学习。

　　一九四五年五月，苏军攻占柏林之后，周保中在苏军远东战线总司令普尔卡也夫同志积极帮助之下，以抗日联军现有干部为领导骨干，计划建立六万至十万人的军队，以便参加大规模对日作战和展开敌后活动。当时还加强了东北各小部队的侦察活动和筹备降落敌后游击部队的准备工作。

　　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先由野营分遣十数小队降落敌后开始行动，主力部队则准备向佳木斯作战地区转移。由于日寇在英勇的苏军猛烈打击下迅速投降，东北党委员会不能不重新确定自己的斗争方针。这个方针是：争取与组织广大群众，重建东北各地党组织，建立人民武装，迎接八路军和党中央所派遣的干部，准备发动新的游击战争，对抗国民党在东北建立反动统治。为了执行党的这一指导方针，抗联干部三百三十人，于九月初分配到东满、南满、北满五十余县积极开展活动。

　　当苏军攻入东北边境时，抗日联军在延边的分遣小队号召动员群众，组织了武装部队开始向日寇补给线出击，并收缴溃散日寇武装。最显著的是王浩忱(王亚东)同志所组织的小队在群众积极参加之下，在穆棱泉眼河消灭日军一支队伍，夺取了全部武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小队亦迅速的发展并参加了饶河、宝清、同江、富锦与汤原地区的作战，领导北满小部队的于天放同志，被日寇判处死刑之前夜越狱逃出，不久他组织北安一带的人民自卫队，打击日寇，并与王明贵、张瑞麟、陈雷、王钧等之分遣队会合。

　　自九月初，迄十月二十日前，抗日联军配合党中央派来的干部，在各地积极协助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和反动武装，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基础，如长春市委，吉林市委，延边党委和牡丹江市委，宁安、穆棱、林口各地方党组织。哈尔滨及黑嫩地区，也已着手建立地方党组织。

　　日本投降后，那些汉奸、走狗、伪警察、特务和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在各地大肆活动：组织"解放同盟"、"解放会"和"敌产清理委员会"等，掌握印刷和出版机关，千方百计地组建武装部队，例如长春中国警备军、公安大队等。并暗中积极开展反共反苏的宣传、挑拨破坏活动。在以长春为中心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指导的各地抗联干部，发动和组织群众，解散反动警备队等，逮捕充当"地下军"的特务，并很快将各地公安队控制起来，或重新组建。长春、沈阳、吉林、延边、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及其他各地的反动报纸被查封了，所谓"解放同盟"等组织被解散，而被党所领导的"民主大同盟"和其他革命组织所代替。

　　关于建军工作，在十月二十日东北党委员会完全移交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前，在吉林、长春地区建立了五个步兵团，二个骑兵连。吉林市约一个团，蛟河一个团，延边警备军四个团，敦化地区一个大队。这些武装力量与国民党土匪、"先遣军"、"挺进军"等展开了针锋相对地斗争。延边地区的武装力量曾击溃了盘踞在汪清北部万余匪军。在北满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北安、海伦、绥化等地区，都建立了或多或少的部队，统计编队的人数已达四万人以上。截止十月十五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约计：步枪近六万支轻机枪二千余挺，重机枪八百余挺，掷弹筒五百余个，追击炮二十余门，山炮野炮共五门，弹药一千二百余万发。

　　由于党在东北人民中有长期斗争的历史影响，"八一五"后抗日联军指战员与广大人民重新见面，受到拥护。在配合苏军作战，协助搜剿日伪残余，维持东北解放后的社会秩序方面，抗日联军占着有利地位，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有许多同志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忠贞不拔，始终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的崇高品质。

　　必须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在配合苏军解放东北的短促时间里，以自己薄弱力量，在极复杂困难的环境下，开辟了工作，初步奠定了立脚的根基，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八路军进入东北准备了条件，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游击战争中的群众组织与政权问题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在原有反帝大同盟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反日救国的各阶层加入"反日会"。反日会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由地方党组织直接领导。在日寇占领地，采取秘密的组织方式。在自卫军救国军活动地区，则争取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反日会用集会、口头、文字和印刷刊物进行宣传。主要的口号是："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东北人民自动武装抗日"等。在城市及工业区加入反日会者多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工人。在农村，反日会的活动范围较大，加入者较多。那时的反日会或反日救国会多由地方的工会、农会、学生青年反日同盟等联合组成。反日会的具体任务是：动员号召群众以人力物力和通报敌情等支援红色游击队及一切抗日军;就地秘密组织青年义勇军进行徒手训练;动员优秀的反日会员到自卫军、救国军、反日山林队中参加作战，做上下层工作，起积极抗日作用;并动员到伪军中去，争取它们哗变，带枪投入游击队;组织革命的互济、营救;组织敌占区的怠工、罢工(初期有过)，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随着抗日游击运动的再度发展，各地党组织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扩大在群众中的活动范围，各地的反日会或反日救国会统一改称"抗日救国会"，并制定了纲领。农民群众踊跃参加，会员数目剧增，因此影响了地主富农亦多积极参加。每县建立抗日救国会总会，区设分会。在救国会之下分组青年、妇女、儿童以及自卫队等部门。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是南满、东满、吉东、哈东抗日救国会普遍发展的时期。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是松花江下游抗日救国会普遍发展的时期。在东满和吉东、哈东一些地方的妇女、儿童团，参加放哨站岗，自卫队积极参加作战。救国会在农村起着筹粮筹款的组织作用。抗联数万人的作战费用。粮食供给和军服，主要是从农村中按地亩分担，经救国会筹集，直接交抗日联军。在敌人势力大的地方，抗日救国会员取得甲长牌长的地位，以便利工作的进行。救国会还逮捕和惩治走狗汉奸。一九三六年，依中央指示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为抗日救国青年团，并成为抗日救国会的组成部分，增强了抗日救国会的活动积极性。救国会组织最发展时期在宁安一县就有三万以上的会员。该县三区(东京城区)几乎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加入了抗日救国会。汤原、依兰、桦川、富锦等县亦各拥有三万五千以上的会员。汤原的"窪"区等几个区，全部在抗日联军掌握之下。东满延边抗日救国会的组织与斗争更为踊跃与积极。

　　在工矿区和季候工人(林业、沙金、工棚、煤作)以及猎户中，则组织单独的抗日救国会。铁路工人的抗日救国会亦单独组织，在中东路曾有发展。工人参加抗日救国工作者异常积极，但其活动范围不大。

　　抗日救国会不仅是抗日联军的"作战后方"(粮食衣服经费筹集、兵员补充、伤病员的收容)，而且是作战补助"机器"(侦察、通信、联络等)。同时它又是对抗联部队进行宣传活动，在精神上、物质上进行慰劳的组织。总之，抗日救国会是带有行政职能的组织。一九三四年，东北党依照中央指示方针，筹备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组织东北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当时认为，抗日救国会便是人民政府的下层基础与雏形。为此，曾拟制了人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制定了红地、上绣地球五星的旗帜为人民政府的旗帜，在游击区群众中，在统一战线的部队中，公开号召，在敌占区进行秘密宣传。"八一宣言"公布以后，党停止了组织人民政府的宣传，一九三六年又取消了人民政府的口号而代以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宣传。一九三七年。东北党和抗日联军发表了取消章制，拥护国共合作抗战的宣言。

　　东北抗日救国会是在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涨的条件下迅速发展 起来的群众组织。而抗日救国会的发展，又促进了抗日联军游击战争的发展，这证明在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的相互结合的不可分离性。

　　东北抗日联军的建制和军事问题

　　"九一八"事变之前，在吉林东部的宁安、穆棱及延边就组织了红色游击队。其领导干部有参加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有自关内革命根据地派来的，有自莫斯科学习归来的，有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这些同志依据苏联和中国工农红军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的军队建制和措施而进行军队建设。在游击队里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保证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上下一致。注意思想教育，提倡阶级友爱，忠实勇敢，自我牺牲，使武力与群众相结合。抗日联军游击战争创始时期的各地红色反日游击队的建军思想，即由此而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中国工农红军的壮大，对东北游击战争和建军有很大影响。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逐渐壮大的条件之一，乃是由于坚持红色游击队的建军思想和接受中国工农红军的经验。

　　一九三六年统一了抗日联军建制，以后的军队建制大体情形略举数例如下:

　　军队编制：三三制，军为最高单位，下属三个师，一个直属教导大队(或少年营)、一个警卫营。师下属三个团，一个警卫连，一个教导连(或少年连)。团下属六个连，团内无营的编制。连分三个排，每排三班，每班十二人，根据需要编制也适当伸缩。

　　军政治委员代表党。有些军、师没有政治委员，则军事指挥与政治部主任采取平行制，而以党委为领导中心，党委会的决议是最后决定。游击部队党组，受当地同级或上级地方党的领导。

　　连队设党支部。支部以下为小组，团为总支部。军师有党委会，有政治委员的部队用民主选举产生党委书记，或由上级党指定。小组长，支部和总支部书记，通常由选举产生。

　　连内有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士兵发扬民主、参加军队行政管理、向上级建议及提出批评的群众组织。士兵大会或士兵代表会议的召集，看具体问题而定。连内设有俱乐部(以前为列宁室)、文化组(识字班)、宣传小组(由战斗员组成，专任民间宣传)等组织。连内政治文化教育、群众工作等的领导，以连指导员为中心。

　　兵员成份：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百分之七十左右为农民(其中百分之五左右为富农)，百分之二十左右为工人，余为学生(小学及中学生)。

　　兵员补充的方法：通常采精兵主义，主要由地方党、农协、抗日救国会动员参加，以及由部队在游击活动中直接号召动员。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抗日联军扩大发展，部队的成份稍有改变，即地主、富农(特别是富农)知识分子数量相当增加，但百分之七十左右仍为工农分子。

　　党员和团员成份：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为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则降低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武器弹药来源：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主要是从敌人手中夺取和收缴非抗日部队武器及在农村中动员起来的(地主富农的为数不多)。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由苏联远东军方面获得 少量的武器弹药的帮助。

　　抗日联军很注意教育和训练干部。就在那样不固定的游击区和不间断地战斗环境中，还曾在北满汤旺河、伊春河深山里建立军事政治学校。又如五军很早就建立了教导队、教导团和研究班。一、二军在东南满设随营学校，并在密营型设立了军队和地方合组的军政学校 战士的政治教育以阶级思想为基础，启发仇视民族敌人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为内容。新战士入伍，主要先进行政治教育，用示范和诱导的方法，促进其自觉自动。对于干部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理论的教育。

　　军事教育，注意学习游击战术与一般的军事战术，如射击、投弹、刺杀、伪装、排除障碍、骑术、滑雪(下江部队)等。

　　教育参考资料，是利用日报(《救国时报》)及自国外获得的原著加以翻印、编纂，以及收集敌方军事参考材料而加以研究选择。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不断得到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成为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基本参考材料。

　　军队内的民主。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扬党内民主和群众的民主。军队内的生活管理、教育经费的开支情形等，上级均须向下级定期报告和按时报告，经过群众讨论提出意见，甚至人员调动、武器分配、奖惩以至军事计划，都要经过讨论。

　　抗日联军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主要是依靠教育和启发群众自觉遵守，反对打骂和侮辱;依靠党团员作模范，上级做下级的模范;依靠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九三三年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为抗日联军所奉行。在抗日联军的部队里造成了一种遵守作战、学习和工作规则、互相帮助的良好风尚。

　　抗日联军的生活状况，亦因游击战争环境不同而有程度上的差别。斗争虽艰苦，生活并不单调，精神是愉快的。连队有娱乐会、晚会、唱歌、跳舞(二军特别好)及其他娱乐。还有阅书报出墙报等活动。游击活动所到的地方，在环境许可时，就组织军民联欢会。

　　抗日联军内饮食衣服，上下一律，实行经济公开。三、四、五、六各军在条件最好的时候，每人每月发零用费一至二元，军队服装，除北满少数部队外，一律穿着整齐的保护色的军服(困难时期用树皮草根自已染制)。一年二套衣服，有时还有一套衬衣。关于伙食，一般低于农民。注意整齐清洁，讲求卫生(二、五军最好)。在部队内有不少的妇女参加战斗和做各种辅助工作。

　　一九三六年在东南满和吉东，一九三八年在北满和下江，开始了最艰苦的生活，常常吃草根树皮，粮食大半是要用战斗鲜血去换取。每个战士，包括领导者和妇女，除武器外，背囊负重二、三十公斤。帐幕、小火炉、小锅、碗、筷、锹、镐、斧、锯、针、线、药品什么都得携带。越是雪季，日寇越猖獗，部队生活越艰苦。因冻、饿、病、战、伤而牺牲是很多的。

　　关于抗日联军战略战术问题：一般的是避强攻弱，乘隙伺虚，以求打击敌人，发展自己，或让避强敌，保存自己，战略性质基本上是防御的。迨至分散之敌疲惫之后，便迅速集中力量予以打击，然后再迅速分散。这是抗联战略问题的一般指导思想。

　　抗日联军游击战术行动有几个普遍原则：埋伏、夜袭、阻击、急袭，避免与强敌接触。另有所谓四快：快集中、快分散、快打、快走。四不打：情况不明不打，准备不好不打，没有获胜把握不打，硬仗不打。

　　以上回忆的只是抗日联军历史的片断，全面史实及经验教训，有待予未来的广泛搜集研究和总结。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08-09 11: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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