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南洋”到“工农义务总队”
2017-08-10 10:36:42  来源：史说哈尔滨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事变之后，由于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落入敌军之手。消息传到我的家乡宁安县农村，我极为气愤。凭着不甘当亡国奴的民族意识，我联合几位同我一块扛活的好友，准备拉队伍抗日。

　　要抗日就得有武器。我们想出个好办法：向大粮户借枪。事先，我悄悄做了一支水制匣枪，在上面涂上锅底灰，再包上一块红布插在腰间。一天夜里，我们闯进大粮户家缴枪，我告诉他们：我们借枪是为了打鬼子，等到抗战胜利再把枪还回来!接着，我们又出其不意缴了伪宁安县知事派来保护大粮户的保卫队一个班的枪，先后获大小枪支和许多子弹。这样，我们有了枪，便举起了抗日旗帜，组成了二十多人的队伍。

　　当时，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迅速兴起，在吉东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主要是王德林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我们拉队伍在宁安县活动一阵子之后，便加入救国军，被编为骑兵团一个连，我任连长。随后开进镜泊湖松乙沟。一九三三年初，敌人以二个师团的兵力向松花江下游地区进攻，义勇军李杜、邢占清等部相继溃退。日军为肃清吉东一带王德林的救国军，分别从延吉、汪清、牡丹江、哈尔滨几个方向出兵向东宁救国军指挥部一带进攻，救国军上层人物抗日态度不够坚定，战斗力不强，一退再退。我这才感到，跟着他们退到那里是个头呢?于是我在班、排长会议上宣布，我连不能继续东撤，而应留在宁安继续抗日。大家一致赞同我的主张。

　　在连内有个叫于洪仁的士兵。他不仅赞成队伍停止东撤，而且对下一步的行动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按他的建议先缴了我连所在的救国军营部的枪，然后由于洪仁起草了宣言，申明脱离救国军，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宣言发表后，附近小股武装队伍慕名来投，队伍逐渐扩大。

　　不久，伪宁安地方保安队来追剿我们。我不听邪，想和敌人干一场。于洪仁对我说："连长，现在不能打。我们这支农民队伍刚拉起来，第一仗一定要打好，现在打没有把握。我们先和他藏猫猫，找准机会再打。"我按他的主意办了。就这样，敌人在后面不停地追，我们就不停地走。这一天，我们路过一个村庄，于洪仁认为，当晚便是消灭敌人的好时机。经研究，由我率队到村庄附近山上隐蔽起来，由于洪仁率六个人，携短枪化装成农民在村内干活，负责侦察敌人动静，做内应。天黑时，敌人果然进了村，我率队迅速将村子包围起来，对敌军发起攻击。同时于洪仁等在村内向敌军开火，内外夹击，把敌人打得蒙头转向，大部被缴械投降。打了这次胜仗，部队精神大振，都说于先生有办法。从这个时候，于洪仁愈加引起我的注意，我从心里喜欢他、佩服他。于是，我把他调到我身边当贴写，遇事同他商量。当时我并不知道，于洪仁是名共产党员，是中共宁安县委派到我队上来做工作的。

　　我从小给地主扛活，没读过书，虽有勇气，有抗日热血，但要建设成个什么样的队伍，感到没有办法。但是，队伍既然已经拉起来了，就应有个名称。想来想去，就叫"平南洋"吧。打日本帝国主义本应叫"平东洋"才对，但按当时"一生、二死.三逃、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的迷信说法，"东"字属八划，为"降"，这不吉利。于是我便把"东"字改成"南"字。从地图上看，日本大约是在宁安县的南方，所以用南字也说得过去。就这样，我们将队号称为"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并设计了队旗，召开了誓师成立大会，由我任总队长，于洪仁副总队长。大会长，鲜艳的队往昔徐徐升起，迎风招展，我领着大家在队旗下宣誓，表示坚持抗日到底。

　　"平南洋"的旗号打出后，由于有洪仁出谋划策，队伍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特别是在队伍打了宁安县城，把一部分缴获的物资分给群众之后，我们的影响更大了。当时吉东地区义勇军队伍已经溃散，不少零散的队伍和人员，其中包括一些土匪、地痞投入到队伍中来。队伍扩大了，但成份复杂了。有些当过土匪的人恶习难改，经常绑票，有的打进城就乱抢东西。队内还存有剥削制度，有的把缴获或抢来的东西分给官长，马匹和枪支归个人所有。日伪借此散布说"平南洋"是宁安最大的土匪头子，"平南洋"队伍在群众中的声望受到影响。队内存在这么多问题，我心里来气，非常急躁，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以至枪毙，但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好。有一回，总队调来许多联合部队共同攻打宁安县城，打击日伪军，扩大总队的影响，没收敌伪商店，解决部队服装给养问题。进攻前，我和于洪仁共同给各部队订了"约法三章"：一、各部必须服从统一指挥。二、有组织有计划的没收敌伪财产。三、严禁没收中国人的商店和市民财物，违者以纪律论处。可是，"约法"根本管不住他们。有些队伍攻进城后就放火烧房子、抢市民和商店的东西，然后就各奔东西，走了。真使我大伤脑袋，这哪像个抗日部队的样子!于洪仁见我闷闷不乐，就常和我在一块唠嗑。我说："你看，日寇入侵，东北军几十万军队不战入关，义勇军也大多失败了，南京政府何时出兵抗日呢?"于洪仁说："这件大事不能指望南京国民党政府了。要抗日，必须靠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接着，于洪仁向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讲了南方建立的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情况。这样，我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心里象点亮了一盏明灯，时间长了，我就明白了同我朝夕相处的青年于洪仁就是中共党员了。一天，于洪仁对我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受党的派遣到队上来做抗日工作。"这以后，我有了入党要求，多次提出入党申请。经过慎审考虑，于洪仁认为可以接受我的入党申请。他对我说："入党有三个条件：一要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二要坚决抗日到底;三要把部队交给党，实行官兵平等。"他进一步解释说："把部队交给党，不是叫你脱离部队，而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在队内实行民主制度。"我表示完全接受。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经中共吉东特委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队同建立了党支部，于洪仁任书记，我为委员。此后，党组织又陆续派党员干部王光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到队内工作。

　　党支部成立之后，于洪仁建议改换队号。我完全同意他的建议并主张将队伍改称："工家反日义务队"。于洪仁惊喜地说："你是怎么想到了'工农'二字?"我说："你不是常讲，我们的队伍是为工农群众打日本、求解放，是靠工家养活我们的吗?"他又说："那么，这'义务'二字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我们成立这支队伍，由谁给我们发饷呢?没有，--这不是尽义务吗?"于洪仁高兴极了。我们就是这样统一了认识，把"平南洋反日总队"改称"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简称工农义务队。从此，义务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榆树林子、卧龙镇等地多次打了胜仗，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日本侵略军对抗日队伍实行秋冬季"大讨伐"，党支部决定避开敌人"讨伐"，利用冬季进入密营整顿队伍。我们将队伍开进天桥岭，在一个朝阳的山坡上，用树木干草筑起了营房，大家就把这个山坡叫"平南洋"。此处地形险要，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坡里，无人知晓。我们在这里修了仓库、被服厂和小兵工厂。部队开进去后，自制一些木盒、木碗、木槽使用。

　　早在进山之前，为整顿军心，团结抗日，党支部曾以总队名义在宁安一带召集救国军余部和反日山林队首领会议，反对投降倾向。会议开得很成功，并且订立了共同抗日公约，通过了不投降决议。同时还讨论了建立后方根据地问题。这次会议使我开了眼界，感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站得高，看得远，思想上提高很大。但当时队内许多陈规陋习尚未根除，如何完成抗日大业?

　　记得有一次，我下令将两个违犯群众纪律的士兵推出枪毙。于洪仁闻讯，立即赶到加以制止。他先了解具体情况，并对那两个士兵进行了教育，然后对我说，士兵破坏纪律是不对的，这是思想觉悟问题，咱们做领导的也有责任。起初，我对他的话不大理解。于洪仁说，关键是我们应该经常教育士兵懂得为什么要遵守群众纪律的道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就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类事件的发生。可不能象旧军队中的官长那样，动不动就惩治甚至枪毙士兵!我终于被他说服了，也明白了许多道理。最后，两个犯了错误的士兵向我诚恳地认识了错误，痛心疾首，表示决不再犯。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使我认识到，这支部队确实大有整顿的必要，而我又是整顿的主要对象。所以，在部队进入平日坡不久，便开始整顿思想的发动工作。我当众表示，这次整顿将由我做起。

　　在整军中，我积极协助于洪仁做整军的各项工作。所有的党员、骨干分子都发动起来了。上级党组织还派来一些学生入队进行抗日救国的政治宣传教育，建立下层党团组织，宣传整军的意义和内容。同时，党支部对大队长、中队长进行了个别的说服教育工作。这次整军先后进行了两个月光景。一九三四年一月，整顿工作圆满结束时，我在全体官兵大会上宣布，部队今后废除私有制，枪、马财产归公，官兵平等，废除打骂和肉刑。这一措施，得到大多数士兵、班、排长和队长的热烈支持。 只有几个顽固头头不甘放弃他们的土匪习惯，极力反对。但遭全体官兵的强烈反驳。

　　当晚，我们接到紧急报告，队内有几个家伙正在密谋叛变。党支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除恶办法。大家迅速行动起来，将准备叛变投敌的两个主要分子逮捕处决，随从经教育后发放路费劝其回家。随后清除了队内的烟痞流氓，吸收了不少农民入队，队伍又有发展。为了巩固这次整军成果，在于洪仁主持下，队内建立了正常的政治教育制度。他经常给部队上政治课，加强了思想工作。并经常协助我组织练兵活动，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提高了，官兵不平等的旧习也为之一扫。

　　一九三四年二月，周保中同志率领边区军一、三连到平日坡与工农义务队会合。三月一日，由周保中发起，以两支部队为基础，吸收其他抗日队伍参加，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同盟军办事处，周保中任同盟军军长兼办事处主任。同时建立了同盟军党委和军委会，于洪仁同志被选为党委委员和军委委员。

　　一九三四年，敌人在加强向抗日游击队实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在政治上实行诱降瓦解，不断往抗日队伍内派遣奸细，培植内奸。但是，敌人的这一招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致使队内奸细得以逃出，并迅速带日伪军攻陷了平日坡密营。平日坡失守，队伍遂去苇河接收伪军起义。由于于洪仁先行同党接上关系，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任务完成后，我们又一同率队回到宁安大唐沟解决部队经费问题。不料队内出了叛徒。八月二十一日，我们正在吃中午饭，几个叛徒忽然闯进门来把枪对准我们，就势将我按住。于洪仁坐在坑里窗台上，他见此情景迅速伸手摸枪，但尚未出手，叛徒们抢先开了火，于洪仁同志不幸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多少年来，我为失去这位领路人和亲密战友而感到万分痛心!

　　当时，叛徒把我反绑着准备杀害，但出于队内党团员积极活动暗中保护，我才免遭不幸，迅速脱离了险境。我带着十几个人正要下山收殓于洪仁遗体，叛徒们忽然追杀上来。我们立即分开活动，规定预定地点集合，再次安然脱险!回到部队。周保中同志听完汇报后，沉重地说"让我们记住这次教训吧，我们会胜利的!"事后，党对我们这支队伍非常关心，又帮助我们重新组织起宁安工农义务队，我任队长，同时派一名共产党员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初，东北反日联军第五军成立。工农义务队、宁安游击队等合编为一个师，我任师长。这年五月，我奉命率队东征，历经大小战斗多次，克敌制胜，纪律严明，表现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崭新面貌，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日伪当局千方百计对我劝降，甚至把我的父亲、母亲和爱人、孩子都抓起来，以迫我投降。敌人的算盘打错了，我把前来劝降的家伙推出去枪毙，并发表声明，散发传单数万份，揭露侵略者的本质，表明抗日决心。在此之后，不论遇到任何困难的情况，我都没有动摇过。于洪仁同志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他的革命精神，时刻激励着我永远跟党走，坚决抗日到底。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08-10 10: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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