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纪实（一）
2017-09-17 08:38:14  来源：碣石钓叟  点击：  复制链接

　　一、综述

　　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是中国人民反日军队的组成部分，是一支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军队。它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奋起自卫，在长达14年之久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的高潮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余部、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基础上产生和建立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共产党在东北没有武装力量。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之前，东北地区甚至没有统一的党组织。“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派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陈为人到东北筹建东北地区党的统一组织——中共满洲省委。1927年10月24日，在哈尔滨道里中国十三道街48号，由陈为人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哈尔滨、大连、长春、沈阳等地共40名党员代表参加的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和满洲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两个《决议案》，宣布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选举陈为人为临时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决定“临委机关”设在奉天(今沈阳)，同时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了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领导奉、吉、黑三省党委。这次会议，标志着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会议并没有决定建立革命武装。

　　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从此，东北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三省各地党组织工作的开展。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北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运、军运的斗争，日益高涨，中共满洲省委成为东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进行革命斗争的。

　　为了加强领导，1929年初，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赴满洲，任满洲省委书记，全权负责满洲暴动工作。杨靖宇也是那个时候随刘少奇来满洲，从事兵运等工作。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参加过确山暴动，有从事武装斗争的经验。但是刘少奇到东北不久就被捕，正是因为有这段被捕的经历，所以后来文化大革命时刘少奇被打成了叛徒。杨靖宇在大连搞工运时被人出卖，也被捕入狱。当时东北的统治者张学良，从各种渠道知道中共有在满洲暴动的计划，为了防止满洲也出现南方那样的混乱局面，东北地方政府对共党防范较严，在各地都设有防共处，专门对付共产党，而且张学良对东北的统治还较稳固，所以中共在满洲暴动的计划一直没有实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斥责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抵抗的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籍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发出党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号召;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同月，《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了周恩来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指出，现在组织“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即，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在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虽然张学良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东北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东北军的一些爱国将领不顾张学良的命令，对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如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唐聚武将军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还有李杜将军领导的“吉林自卫军”，冯占海领导的“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领导的“中国国民救国军”，苏炳文领导的“黑龙江自卫军”，还有“护路军”等部队，都曾坚决的抵抗了日军，给予日军很大打击。虽然这些部队因为和日军相比实力相差悬殊而最终失利，但他们并没有屈服，也没有投降，而是化整为零，转入乡村，继续抗日。除了这几支规模较大的部队外，东北民众还组织了许多抗日小股义军，不断骚扰日寇，也给了日军一定的打击。各路义军总人数全盛时大约有二十万人，如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自卫军”都曾达到好几万的规模，而且训练和装备也较好，都是由爱国军人组成，抗日很坚决，深受人民拥护，这些部队一直是满洲抗日的主力。

　　中共满洲省委在协助义勇军斗争的同时，也很注重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等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先后建立起巴彦、磐石、海龙、延吉、珲春、汪清、安图、和龙、珠河、密山、宁河、汤原、饶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救国游击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等，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争取伪军哗变，收编义勇军残余部队和其他一些如“山林队”、“红枪会”等反日武装。各地反日游击队在同日伪军的浴血奋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满洲省委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从秘密状态转入了公开活动，很快就拉起了几支小队伍，如磐石游击队、汤原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巴彦游击队，还有饶河游击队等等，大约有十余支队伍，每支队伍都不大，大的有三四十人，小的只有十几条人枪。但这些队伍 打着抗日的旗号， 热衷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根据地。东北人民对这些队伍 称他们是“俄国胡子”、“高丽胡子”， 队伍没有发展壮大，根据地也没有建立起来。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9月，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抗日的战场上，它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密切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英勇顽强、勇于献身，使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从抗日游击队的斗争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之所在。但是，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推行王明“左”倾政策的影响，在1932年6月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工作会议，也称满洲工作会议，专门研究满洲问题，并作出了重要决议。会议认为，满洲打不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满洲省委的指导思想右倾、落后，而不是在于敌人的强大。“满洲特殊论”、“满洲落后论”都是借口，而不是理由。中共中央指责满洲省委无能，说东北军的旧军官都可以拉起来几万人的武装，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把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它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斥之为“机会主义”，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东北工作的实际。要求满洲省委学习南方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大刀阔斧、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革命，迅速建立苏维埃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会议还明确指出，要把满洲红军发展成一个方面军，成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之后的又一主力红军，还颁发了部队番号。因为前三个方面军已经有 31 个军，所以东北红军的番号是从红 32 军开头，中央军委给予了五个军的番号，但这些部队人数太少，实在无法成军，所以暂时只能称：中国工农红军某某军独立师，中国工农红军某某军抗日游击队等等。会议还撤销了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职务，改派华岗任满洲省委书记。但华岗在途中就被捕，于是中共中央又派李实代理满洲省委书记，落实中央决议。

　　北方会议的精神很快就得到落实。中共领导的各游击区都开始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创立苏维埃，拉壮丁扩红。抗日游击队也被改编成了红军，大一些的队伍成为红军独立师，有的只有几十人的队伍实在无法成军，只好仍称游击队，不过不叫抗日游击队，而是叫做工农红军游击队。据磐石中心县委给满洲省委报告：“(磐石游击队)领导了磐东、磐北的分粮斗争，枪毙了两个大劣绅;在伊东枪毙了三个豪绅地主，打消了三个百家长领导的会兵，缴获了大批的钢枪钢炮”。“在七、八两月间分粮 16 次”，其他游击区也是如此。

　　东北人民已成亡国奴的情况下，他们还在高喊“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些打着抗日旗帜的队伍，去袭击地方乡绅和小股义军，收缴他们的武器，视为发展根据地、争夺民众和建立红色政权的障碍，因此要给予铲除。各地都组织民军自卫，打击红军游击队。这使共产党武装十分孤立，处境艰难，无法立足，军心涣散，减员严重，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差点被消灭。

　　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磐石游击队)总队长孟杰民、政委初向臣、继任总队长王兆兰先后都被地方武装打死，残部只剩下了十几条枪;珠河游击队也减员严重，只剩下了三四十人，而且被迫解散。特别是巴彦游击队，这是中共领导的一支最大的队伍，有六七百人枪，被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也是因为打土豪杀劣绅，被当地的民军联合起来打败，在民军的不断袭击下，这支部队彻底崩溃而不复存在。当时满洲省委把这支部队的失败归咎于赵尚志，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开除了党籍。这个命运多舛的传奇人物后来担任抗联第三军军长，一度离开部队去苏联求援，结果被当成逃兵关押了一年半，后又被共产国际任命为抗联总司令带领一百多人的小部队返回东北，后又多次越境赴苏。 1942 年回国执行任务时被特务打伤被俘，被日军杀害。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略者侵占山海关，向华北扩大侵略战争。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郑重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力和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抗日。1月26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进一步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切合东北实际情况，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策略方针，停止了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游击队，改变为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这一决定，意味着东北的反日游击队组织将向反日武装统一战线方向发展，标志着抗日武装的统一化、正规化、序列化的开始和游击战争的新开端。

　　从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反日游击队相继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共6个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各军在组建过程中和组建之后，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并团结了各种抗日武装队伍共同抗日。人民革命军的英勇善战和对抗日救国事业的忠诚，感召了各种抗日队伍纷纷向人民革命军靠拢。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和第2军在成立军部之前，各自先以军的番号成立军下属的独立师。第1军独立师于1933年9月18日成立，从1934年1月开始，独立师便联合几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共同作战。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召集了17支抗日义勇军队伍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联合军宣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以第1军独立师为中心，领导对日作战，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部队达5000余人;第2军第1独立师于1934年3月成立。1934年7月，独立师一部联合十余支义勇军、山林队共同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推选王德泰为指挥，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山林队共1000余人;第3军在成立之前，于1934年3月，由珠河游击队发起，召集了以“爱民”、“北来”、“好友”、“七省”为名的义勇军、山林队首脑会议，依照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三项条件(不投降、不卖国、收复失地，抗日到底;拥护民众利益;允许民众武装抗日)，决定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第4军、第5军都是以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为骨干，联合救国军余部和其他抗日武装队伍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各地联合军指挥部、总司令部和同盟军的建立，标志着以人民革命军为中心的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反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成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人民革命军各部由于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符合实际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讨伐”，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扩大了游击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局面。1935年5月以来，发生了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国“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身处抗日游击战争前线的东北人民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指战员更受到莫大鼓舞。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开始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将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一律抗日联军、抗日游击队。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 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完毕。这个时期是东北抗日部队第2次改、扩编时期，也是抗日部队进一步壮大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北抗日部队由过去的6个军扩编到11个军，并形成了东北抗日军队第一次统一的称谓——东北抗日联军，它标志着东北游击战争迎来了新的高潮期。

　　在这11个军中，除第7军是在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基础上改编成立的外，第8、9、10、11这4个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这十一个军，大一点的部队有二三千人，一般的千把人，小一点的部队只有五六百人，总计大约有一二万人，全盛时大约有三万人左右。 1938 年，共产国际指示把这十一个军分成了三路军，即抗联第一路军、抗联第二路军、抗联第三路军;并解散了满洲省委，组建了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分别领导抗联三路军。

　　东北抗联的十一个军，属于共产党武装的有四个军，即抗联第一军(军长杨靖宇)、抗联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抗联第三军(赵尚志)、抗联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其余各军都是属于联合抗日的友军。抗联第四军是属于王德林的救国军残部补充团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军长是李延禄;抗联第五军是由李杜的自卫军和王德林的救国军编成，军长周保中。周保中虽然担任该军军长，不过该军并没有共产党的基本部队，周保中被满洲省委派到该部搞统战，深受王德林的信任，后来王德林离开部队去苏联后，因为该部要和共产党武装联合抗日，因此周保中被推举为领导人。抗联第七军由东北抗日同盟军组成，军长陈荣久;抗联第八军是谢文东领导的土龙山民众救国军;抗联第九军是李杜将军的部下李华堂支队;第十军是汪亚臣领导的反日山林队;第十一军是祁宝堂领导的明山队。这十一个军散布在南满、东满、北满的广大区域，互相之间没有联系，也互不隶属，基本上是各自为战。

　　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几个军，也是收编了许多义军组成的。如杨靖宇的抗联第一军，是抗联主力，大约有三千人。它的基本部队是磐石游击队，人数不过几百人，其余部队都是由十几支山林队改编而成，如老长青部、青林部、四海山部、双胜部、金山好部、朱大善人部、赵参谋长部等等。抗联第二军也是如此，它的基本部队是东满游击队，又收编了救国军史忠恒旅、救国军吴义成部、孙团、李团、岳营长以及平日好、平日军、天良军等山林队组成。抗联第三军更是一个大杂烩，由珠河游击队和“爱民”、“北来”、“七省”、“友好”等二十几支山林队组成。抗联第六军成分没有那么复杂，主要由汤原游击队组成，但是人数很少，只有五六百人。总算起来，在抗联中属于共产党的部队不到三分之一。在抗联各军中，战力最强的是第一军、第二军、第八军，第一军三千人，第二军大约二千多人，第八军大约有三千余人;其次是第三军和第五军，人数大约有千把人;其余各部的战斗力都非常一般。

　　抗联这个旗号，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因为 1935 年 12 月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在满洲也打着统一战线的旗号，要求满洲省委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目的是告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在已经彻底沦陷的满洲还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坚持抗战，在白山黑水间还活跃着抗日的队伍，其他的抗日部队已经失败了，只有共产党还在抗日，共产党才是民族救亡的中间力量，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中共控制的左联等组织，在国统区歌颂抗联的英勇事迹，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抗联在关内名声大振，对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产生了很大作用。抗战期间大批爱国青年投奔延安，和关于抗联的宣传有很大关系。共产国际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壮大满洲的共产党部队，从而牵制日军，减轻日军对苏联的危险。

　　但是，共产国际的这个决定虽然扩大了抗联的影响，但是也彻底葬送了抗联。从抗联成立的那一天起，日本和伪满洲国就把抗联视为心头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日军以前对那些小股抗日武装并没有十分在意，认为它们构不成什么威胁，只要它们对日军没有大的骚扰，是允许它们在一定范围活动，很多时候是保持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而成立抗联就不同了，在日本人统治的满洲出现了这么一支有明确政治纲领的强大武装，而且直接听命于苏联，这对日本人的统治构成了直接的危险，因此日军和伪满洲国把抗联作为主要敌人，开始了围剿。特别是 1938 年的张古峰事件和 1939 年的诺门坎事件，日军和苏军发生了直接冲突，为了安顿后方，日军就更不允许抗联的存在，对抗联展开了疯狂的围剿，这是抗联失败的主要原因。

　　抗联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策，对于参加抗联的部队，共产党要取得完全的领导权。对于不是党的抗联武装，他们想把它改造成党的队伍，派出了政工干部，在部队里发展党员，成立党组织，千方百计吸收主要领导入党，在部队里形成了另一个权力中心，有时直接架空了部队的军事指挥员，这引起了那些抗联部队很大的不满。如刘曙光任抗联八军政治部主任，在部队里发展党组织，又在八军里建立共产党的部队，这引起了八军军长谢文东、副军长藤松柏很大的不满。藤松柏愤而想辞职。谢文东虽然被刘曙光拉进了共产党，但也只是权宜之计，并不甘心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部队交给共产党，也不甘心受制于人。后来刘曙光和谢文东等人发生了很大冲突，刘曙光组建的教导队被缴械，刘曙光也被八军战士杀害，这导致了八军的叛逃。

　　侯启刚任抗联十军政治部主任，在部队里搞阶级斗争，认为军官是剥削阶级，士兵是被剥削阶级，要求官兵绝对平等，等等。这引起了十军军官的强烈不满，最后侯启刚被赶出了十军。还有一些小股义军，关键时刻就叛逃，抗联内部部队和部队一直是有矛盾的。这些事件涣散了军心，大大减弱了抗联的战斗力。

　　日军对抗联的围剿是很疯狂的，手段也是很残酷的，军事打击、政治攻心、经济封锁三管齐下。对于抗联活动的区域，日伪满军把居民集中起来建大屯并武装把守，严格封锁物质，断绝抗联部队与外界的联系，抗联游击区几乎成了无人区，部队得不到结养，处境艰难。日伪军还散发传单，张贴布告，说只要放下武器就宽大优待，保证生命财产安全;日伪军还高额悬赏，只要提供抗联情报就给予重奖。日伪军用优势兵力进攻抗联部队，反复扫荡，只要一发现抗联部队的行踪就穷追不舍，大有不给予消灭就不罢休之势。抗联将士无法活动，只能藏身在深山密林中，得不到补给，特别是在冬天，天寒地冻、饥寒交迫，许多抗联战士冻饿而死。即使在深山里也不安全，在大冬天日伪军扫荡队也照样进山扫荡，发现抗联战士留在雪地里的脚印或者是烟火他们就包围上来。特别是三八年张古峰事件后，日军把苏联看成主要的敌人，在满洲大量增兵，关东军从二十多万增加到四五十万人，后来又增加到七八十万人，虽然日军没有用这些主力军对付抗联，但他们组建了许多精锐的特种部队专门和抗联作战。而且满洲国的伪军也是装备精良，人数也有数十万人，配合日军围剿抗联部队，成为对付抗联的主力。

　　在日伪军的连续打击下，抗联的损失很大，士气低落。抗联部队本来就是比较松散的联军，形势好时还能够相安无事，形势危急时队伍就出现了分裂。部队开小差回家的很多，最严重的是许多人投敌。如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 38 年 7 月投敌，抗联第二军参谋长林水山 40 年初投敌，抗联一路军总务处长金光 40 年底投敌，抗联第三军七师师长于海云、四师师长陈云升、二师师长兰志渊先后投敌，抗联第四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罗英叛变，四军五团参谋长李鹏飞率部离开，四军四师师长刘振国率部离队，以及抗联八军军长谢文东，九军军长李华堂投敌……等等。这些人投敌后，有的人出卖抗联情报，有的还反过来打抗联部队。杨靖宇率领的一路军，在南满、东满被日军扫荡无法立足，被迫向北满转移，一千多人的部队，沿途战斗减员和开小差，到吉林濛江县时身边只有七个人了，杨靖宇就是被投敌的抗联战士用机枪打死的。到 1940 年底，抗联各军相继全灭。余部有四百余人，先后退入苏联，被苏军改编为苏联红军教导旅，由周保中任旅长，抗联基本上结束了历史使命。从1940 年后，满洲地区就完全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再也没有抵抗的力量了。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09-17 08: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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