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1938年后的艰难岁月
2017-12-28 09:03:01 来源：史义军 点击： 复制链接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战士们。王锦思提供照片)
饥饿
1938年以后对于东北抗日联军来说，那可真是困难到了极点。据统计，有些部队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无斤米粒粮。其处境之惨，生活之苦、战斗之残酷，很难用语言进行描述。
1938年8月25日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在鹤北林区小兴安岭山脉中的下江特委密营提笔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写了意见书，他在意见书中讲了面临的困难和部队克服困难自己动手种地的事情。他说：
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便是供给，最主要的是给养问题，并不是争取大小军事胜利问题。所以我们队伍自己要到山里找秘密地带，要尽可能的多种地(包米、窝瓜、萝卜、昔田谷、土豆)等等。昔田谷很密的种到地下，从小苗就能吃，长大时可以吃叶，秋天收获吃子;土豆容易保存，还不怕冻，冻时可以吃面子，能有很多吃法;萝卜也可以晒干子，冻了也能吃，窝瓜冻了也能吃;包米当然吃法很多，但包米种在山里较高地带，到秋有时不容易收获，种时必须找到洼下地带，可以设法尽可能捉鱼，夏季尽可能晒野菜或党参等等，都是候补给养。
到了冬季大雪封山，饥寒交迫比凶恶的敌人还要可怕。当然有了夏季储存要好得多。
(冬季的小兴安岭梧桐河谷地。史义军摄影)
饥饿和寒冷使部队官兵不得不越境进入苏联，有的动摇投降，部队大量减员，在这危急的关头，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不得不写信向北满临时省委说明留守部队的情况。但是北满临时省委又有什么办法呢?北满临时省委在 1939年1月21日写给高禹民的指示信中说：
远地送来亲爱的战友们的饥饿的呻吟，寒冻的颤声，热情在我们周身澎湃。同志们坚毅清癯的瘦影在我们脑海中闪动。我们是朝夕关怀着你们，翘望兴安峰峦，可见巍岭绝壁严肃的仪容!白雪与寒风争厉!这真是象征着伟大事业的时期，我们紧握着拳头，誓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与饥饿寒冻，去与万恶日寇拼杀!不达胜利誓不休!同志们，战斗起来吆!祖国和民族将展开绚烂的前途!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
在下江工作的北满省委代表冯仲云和战友们经常要和多于自己几倍、几十倍的强敌进行殊死搏斗，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和战士们一样穿着“开花”棉袄，脚穿露出脚趾的靰鞡鞋。冯仲云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兆麟写信说：“饥饿已经成为我们经常的事情，三天两天挨着饿，草根树皮都成了我们的粮食，多少抗联战士，默默地死在饥寒病困中，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人世间罕见的……。”
2012年笔者在汤原采访了东北抗联老战士潘兆会，他说：
那时，吃啥呀，夏天吃的是野菜，战马死了吃马肉，马肉吃完了，吃马皮，1938、1939年啊，太难了。冬天到了，太难熬了，想打猎，枪里却没有一粒子弹。
(东北抗联第六军战士潘兆会身上的伤痕。史义军摄影)
1939年6月，日伪军不断在富锦、宝清七星河左岸出扰，并厉行粮食封锁。由于敌情紧张，五军总部及警卫队无从征发粮食，购买亦不易，部队粮食不足成为最大的问题。因恐给养断绝，部队早晚均改为粥餐。“千死敢当，一饥难忍”。饥肠饿肚的滋味异常难受。给养缺乏，农民被日伪强迫归入大屯，受到敌人严重监视，农民有心支援抗联，也难以实现。为解决部队给养，抗联战士唯一办法只有袭击敌人据点及其监护下的交通、木业、“集团部落”、采金场，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此外，五军的官兵只能用松子、野果、树皮充饥如山韭菜、山菠菜、山芹菜、蕨菜、蘑菇、木耳等。
在小兴安岭和完达山林区野生山野菜资源雄厚，种类繁多，山坡、林间、沟塘、河边均有分布。
在春夏秋三季，抗联六军的女战士们一有空就到河边、山边春季采黄花，采来的黄花用水一烫拌上咸盐，就是最好吃的下饭菜。采花的女兵一边采花一边唱歌：
碧草萧萧，树叶青青，
满山野花颜色新，
清香扑鼻，鲜艳吐芬芳，
一阵清脆嘹亮的歌声，
山前唱山后应，
真是快乐的歌声，
月峰高，月峰美，
…………
山菜嫩，山菜香，
姑娘们笑声扬。
玉手采采，采呀采满筐，
日落西山头，采完快回营，
篝火晚餐忙。
由于常年吃山野菜，加之卫生条件不好，这些女战士都患了蛔虫病。
(重装的日伪讨伐队。王锦思提供照片)
1939年秋后，日本关东军制订了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成立了联合“讨伐”司令部，确定关东军第669部队野副昌德少将为司令官，并纠结日伪警特7.5万人，对东南满地区进行联合大“讨伐”。敌人采取“日伪军警合为一体”的办法，成立了“工作队”、“挺进队”、“工作班”、“宣抚班”，并实施归屯并户、坚壁清野等毒辣手段，对抗联加紧了严密的封锁围困，使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抗联部队完全失去了根据地，转移到深山密林之中，陷于异常困苦的境地。抗联部队好长时间没有弄到粮食和食盐了，许多同志都患了浮肿和夜盲症。一天，部队截获了一辆大车，战士们喜出望外，以为会有好多的粮食和食盐。没想到，车上装的全是酒，只有十几斤咸菜、几斤苹果和两盒罐头。战士们知道魏拯民身体不好，急忙把苹果和两盒罐头给他送来，魏拯民被战士们的友爱之情深深敢动。他抚摸着罐头、看看苹果，感到无比欣慰。他笑着说：“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能如此互相友爱团结，只有我们这支阶级弟兄的部队才能找到。”魏拯民向身边的同志们建议，把苹果带给在西部指挥作战的杨靖宇司令，把罐头分给两个伤病员。战士们七嘴八舌地抱怨魏拯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他却大声说：“今天，咱们改善生活，煮咸菜汤喝。”战士们都活跃起来。咸菜汤煮好后，拿盆的、端缸子的、站着的、蹲着的，战士们各自在品尝着咸菜汤的美味。由于咸菜少，水多，实际上和白水差不多。魏拯民喝了一口汤后笑着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年，天大旱，草枯地裂，许多穷苦百姓被饿死。有一天，一位老大爷在一个快要干枯的池塘附近捉到一只蛤蟆，他高兴地拿回家里，煮了一大锅汤。汤煮好了，全家人边喝边说汤味鲜美。可是，全家人喝完汤后，发现那只蛤蟆仍然鼓着眼睛蹲在锅台上。”战士们听得捧腹大笑。魏拯民在疾病和困苦面前的乐观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指战员。
而魏拯民在1941年阴历12月23日上午8时，在饥寒交迫中因病在桦甸密营中逝世。关于魏拯民牺牲的时间有两个说法，我倾向于因病逝世。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
寒冷
大自然有时比敌人的机枪大炮更可怕，但恰恰是因为敌人来了，才把本来生活在和平安详中的中国人逼入了山林沼泽。
抗联老战士单立志说：
1939年冬季，抗联经历的饥饿和寒冷的考验更为严峻。一连几个月也吃不到一粒粮食，全靠山菜、木耳、蘑菇、橡子等野生植物充饥。由于长期吃不上盐，全身浮肿，肿的的连眼皮都睁不开。衣服破烂到不能遮身，补上麻袋片，用椴树皮打麻鞋穿。怕冻掉耳朵，用破布条把长得很长的头发拢起来、把耳朵绑上。有多少个长夜，是在冰天雪地里围着篝火度过的。一冬来，饿死冻死的战士，远远超过在战斗中牺牲的数字。活下来的，很多人至今留有残疾。我现在还不敢轻易早脱掉棉鞋，几十年的冻伤给我留下了遗累啊!
1939年九·一八事变八周年之际，冯仲云作为北满省委代表越境到苏联寻找党中央，他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到：
“一九三八年来松江两岸之队伍大多被围深山密林，饥饿与寒冻，粮尽弹绝，整年树皮、青草、草根、松籽、马皮、石皮均为其难得而不能供给之食粮。在整个冬季零下四十度左右的刺骨严寒，没腰深雪中没有寒衣地露宿。伤亡与疾病困缠着他们。”
1939年年末，严冬早已降临，梧桐河流域的小兴安岭山区已是冰天雪地。赵尚志等司令部人员自6月份回国后因为种种原因一直也没有等来北满省委的领导来开会。尽管望眼欲穿，然而依然是音信皆无。此时，粮食、食盐均已吃光，战士们靠猎取狍子肉为食。战士衣着单薄，难以御寒。晚上睡觉时，大家只好把从西梧桐河日军测量队手中缴获的帐篷当被盖在身上。呼啸的北风阵阵袭来，严寒砭人肌骨，处境极为艰难。
1939年11月末，赵尚志带领几名战士离开西梧桐，往老白山找关系去了，陈雷等在原地驻守了几天，12月5日，他给赵尚志写了一封信，通过交通送给赵尚志，信中描述了他们在等待赵尚志归来的情况：
“司令同志：
自与你分手后，我们未能离开与你分手的地点，到今天已在这里过了五夜，都很平安。在这五六天中，我们多半是吃狍肉，因为这里狍子非常多，这也是我们未离开此地原因之一。”
(赵尚志将军)
由于条件的极端艰苦，1939年底赵尚志让于保合给前苏联方面拍发电报，说明处境困难情况。同时，苏方来电，说北满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冯仲云同志已到前苏联，准备在苏联伯力召开北满、吉东省委代表联席会议，请赵尚志到伯力与北满省委、吉东省委代表一起开会。于是，赵尚志到率领司令部十几名人员从西梧桐向东越过嘟噜河在萝北县太平沟南的兴东镇一个地方过江。
(笔者在鹤岗地区梧桐河畔的东北抗联密营留影。戴福军摄影)
1939年冬，七军把军部伤病员转移到十八垧地密营养伤，由军部警卫连连长吴应龙负责警卫和给养问题。吴应龙为了筹集粮食，带领崔珉哲、金光山等四人，到挠力河北200里地以外地方找交通员。他们穿山越岭在深山密林中行军，饿了，嚼几粒炒黄豆，渴了，抓几把雪团解渴。经过两天两夜，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到目的地以后，第三天才见到交通员，他们互相交换任务并决定3天以后仍在原地见面。3天后，交通员按时送来了白面、棉花、馒头和一瓶白酒。吴应龙和4名战士背起物资向回返。在路上，他们谁也没有吃一口馒头，喝一口酒，只有一个念头，快速回到密营让伤员能吃上一顿饱饭。当他们走出密林进入平原时，突然发现100多名日军包围上来。吴应龙指挥大家马上退回树林里。战斗中一位战士负了伤，吴应龙冲出去救援，当他背着战士往回跑时，他的腿部受了伤。吴应龙发出命令：“马上把粮食送出去，这里我掩护。”战士们说：“连长，要活一块撤，要死我们也不走。”吴应龙说：“不要管我，把粮食带回去，这是命令!”崔珉哲和另一个战士背起粮食，含着泪离开了阵地，绕道返回了十八晌地。在战斗中，他们打死日军3人，吴应龙和另1名战士牺牲了。
最难熬的是冬天，大雪纷飞，朔风凛冽，气温有时降到零下30到40度是经常的，寒冷的天气断指裂肤;行军在长白山、大小兴安岭的深山峡谷间，狂风怒吼，树木摇曳，白毛风夹着大烟泡刮得大树呜呜作响，有的树枝不堪狂风的肆虐咔吧咔吧断折倒地。战士们经常走在大雪齐腰的老林子中，有的扛不住冻饿倒在地下，几分钟后变为化石般的僵尸。有的战士临死前产生了幻觉，抱着枫桦，枫桦的皮是红颜色的，他以为那是一缕温暖的火，他脱掉了棉衣，光着上身，紧紧搂着枫桦，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死了。
自1938年开始，东北抗日联军三路军大部分部队一年四季都是在露天里宿营。天大房子地大炕，围着火堆把歌唱，这就是抗联战士乐观主义精神和不畏艰难的具体表现。篝火取暖和驱除蚊子小咬，已经成为抗联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了。火是抗联最亲密的朋友，一天也离不开它。火不但是解决了取暖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有了火，吃得虽少，不觉太饿，穿得单薄，不觉太冷。所以，在抗联著名的歌曲《露营之歌》中，春、夏、秋、冬四季的描述中，都着重提到了“火”。在春天，“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在夏天“烟火冲天起，蚊吮血透衫”;在秋天“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在冬天“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在最寒冷的季节，大小兴安岭的夜晚都是零下四五十度，白天尚可，太阳一落山，真是冷风刺骨，点篝火，火都不愿意燃烧，只是吱吱啦啦地响着，火焰其微，被凌冽的寒冷所征服了，虽有干柴，而无烈火，人面相觑，无能为力啊!
东北抗联老战士卢连峰说：
“在长征的路上最困难的是粮食和棉衣，脚穿的是靰鞡鞋裹得乌拉草，雪太大都到大腿根，靰鞡底一整就掉了，我记得有一个叫韩晨的警卫员，他的靰鞡底就掉了，用马皮裹着乌拉继续走。手和脸都冻黑了，冬天多冷?都露着肉啊，没办法!我才十六七岁在鹤岗弄得小孩棉袄，鞋也不跟脚，脚后根也冻坏了，隋团长提醒我：小卢好好地一定要坚持!
吃的是个大问题，我们吃过草籽冻野菜，还吃过松树皮，把老皮弄掉，把里边的皮放在水里泡，晾干后砸完磨成面，吃进去大便出不来，要抠才行。实在没有吃的就杀马，杀了马马鞍子还要背着，换着背，一天就走10多公里，2000里走了好几个月。
晚上拢火过夜，一堆火四个人，真的就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那时我们都有各种手工锯，在林子里专找“站干”烧，“爆马子”不行，点着火它梆梆的响，火星子乱飞，人睡着了一整棉衣就被烧着了。
在西征路上抗联饿死、冻死了很多人，人一死就像木头一样，一扒拉就倒啦。”
(2012年11月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采访卢连峰时，笔者帮助卢老整理勋章。赵亮摄影)
冬天，在林海雪原中与敌人作战，必须挑年轻力壮的队员做尖兵在前面开道，后面一个接一个踩着脚印走，最后一个人用树梢埋脚印。渴了吞雪团，饿了嚼柳树条子。除了要战胜严寒，还要战胜饥饿、疲乏、瞌睡的折磨。有的战士在行军的路上休息时，抱着枪背靠着树根长眠了。有的时候掉队的战士死了，尸体就被野兽吃了。那时，大、小兴安岭里狼多，狼群来了，可饥饿疲劳的战士连端枪的力气也没有了，等后续的战友过来时，就剩下了一付凌乱的骨头架子，没有肉的手还紧紧握着枪。
密营的丧失
密营在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日本关东军在围剿和讨伐中首先对准的目标就是抗联的密营，派由叛徒参加的讨伐队专门搜寻抗联设在密林深处的秘密营地，搜挖抗联部队储藏在密营中的粮仓，烧毁储藏的粮食。
(位于敦化寒葱岭的陈翰章密营地。史义军摄影)
1938年3月18日，伪兴安军、日军共计300余人向抗联第五军密营进攻，该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连16名战士担任阻击任务，在石灰窑南沟里头道卡子，连长李海峰以下12人壮烈牺牲。此役称小孤山激战。
老战士刘淑珍说：“冬天大雪封山以后，俺们从山里出来再往回走的时候，俺们不能让敌人看见脚印。我要说的这些招儿你们都没见过。山沟里有那小树稞子，俺们这一班有俩小伙子，给它砍了，砍了不是有树桠儿吗?齐刷刷的，我们就踩那树桠上，然后都打腿绑住，还得弄个大棍子，拄着走，踩高跷看过没?我们在雪地里就那样走，看多深的雪，深的就高点，树桠扎到雪地里很深，看起来就是一个窟窿，完全不像人的脚印，像狍子走的一样。都那么走，谁也看不出来那是脚，那是人走的，俺们冬天都有招。”
1938年11月，三军四师三十二团出了叛徒，领着敌人进山，把贮藏在密营里的粮食全部毁掉了，冬天过冬没有粮食，部队情绪动荡。团长李铭顺和政委于保合研究，针对当时没有给养，增加了冬天活动的困难，又有叛徒领着敌人跟踪(雪地留下的脚印很难去掉)，部队情绪不稳，很可能出现逃亡和叛变等严重问题，于是决定把队伍和家属全部带到前苏联去。
2012年春，李铭顺的爱人抗联老战士周淑玲回忆说：
“密营被破坏了，粮食都烧掉了，都没了。哪有粮食，在那个情况下，那么多人等着吃饭，到哪弄粮食去，从哪往上运，谁给你运，四外都是敌人，半截给你抓起来，日本子又烧又烤往死里整你，谁扛的了啊，没办法，日本多邪乎啊，是不是，有的插枪不干了，两口子写了一个条子一起溜了，老李要抓插枪的人，要枪毙人家，我说，铭顺啊，不能啊，人家不是还留条了吗?人家又不是投靠日本人去了!老头说太气人了，不坚强。我说你坚强，让别人还都坚强啊，不能这么干，这不好，你得让人走。老头子后来明白了，对，你说的对，你杀他又能怎么样，不是又多死一个同志吗。
那时候密营都破坏了，哪有什么大密营，在这住十几天，在那住十几天，没有什么正经的地方，有时就挖个洞，就在那洞子里，有的时候就在外边住，有时候行军一宿一宿的，在一个大树林里待着，哪有什么密营啊，没有，破坏了，晚上睡觉你靠我，我靠着你取暖，那时候男女真纯洁，拉屎撒尿，我挡着你就拉屎，撒尿，就那样，什么男女啊!没有分别。年代也不同，有啥办法啊，是吧。”
(东北抗联老战士周淑玲。史义军摄影)
1954年4月17日战犯李文龙、周大鲁在证明材料中说：
“由于集家并屯，把人民和抗日联军隔离了。因此，抗日联军由于吃穿不足，陷入极端困难的状态。北部邦雄顾问在此情况下，他利用了由山里归还的步兵二十九团(此团以前曾一度入山里和谢文东合伙)的人，到山里说降，因此谢文东、李华堂、王荫武等人先后投降了日寇。这些投降的人，又被利用，带领讨伐队到山里，把抗日联军的粮窖、缝纫工厂和根据地都给破坏了(参加破坏抗日联军根据地的部队仍为步兵第二十九团)。因此屠杀和瓦解了抗日联军。例如：
一九三七年冬或一九三八年春，正在积雪期间，基于宝清日军马场部队的计划，骑兵第三十九团在宝清的南部山地行动中，见有四个人向道路一侧跑去，骑兵三十九团的先头部队赶到，此四人中男的跳涧自杀，女的三人被俘。
一九三八年夏初，步兵第三十团在宝清的七星泡一带，与抗日联军部队三十余人遭遇。步兵三十团对此实行包围攻击，抗联部队无法突围脱逃，遂全部被俘。在团的日系军官合议下，得到柿村顾问的同意，枪杀了二十多人。
一九三九年夏天，抗日联军周保中指挥下的李师长以下二十余人，在宝清西南近山的部落吃饭，被宝清县警察侦知，在驻宝清日军同意下，县警察队崔大队长即时赶去，李师长以下战死了五六人。
一九三九年冬，抗联张师长等在宝清县西部炭窑窝堡为过旧历年，托烧炭的人进城购物，被警察探知，张师长以下全部牺牲。
以上仅是我们亲自知道的具体事件。总的说来，在三江地区的讨伐中，对抗日军民的损害之大，实难一一尽述。
由于战犯佐佐木到一对三江地区的讨伐计划，从一九三六年的秋天开始集中兵力，准备三江地区的讨伐。从一九三七年春天到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开始大规模集家并屯。由于集家并屯和劝降的阴谋政策，瓦解了抗日联军。同时，在集家并屯的实行和治安肃正的逮捕下，三江地区的抗日军民被屠杀了三千余人。我们亲眼看到的是饶河县的大、小别拉坑等七道沟的沟里，被划为无人区，二千多户的房子都被烧了。饶河县在没有实施集家并屯以前，为六千多户，实施以后，只剩下三千多户，依兰和勃利两县人口比饶河多得多，尤其这两县在牡丹江流域的户数也比饶河多，因是抗日联军的根据地，在建立集团部落的时候所受的损失，也一定比饶河大的多，最少限度也在两倍以上。全三江地区十四个县统计起来，农民损失财物的总计在万户以上，被屠杀的人也在二余人，再加上被杀害的抗日联军，人数达四万人。”
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少将统一指挥由日伪军警共同组成的野副讨伐队，在所谓东南部地区，即伪通化、吉林、间岛省境内，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一场大规模血腥围剿。这次镇压行动按其魁首一般称为“野副大讨伐”，同时也有“东南部治安肃正”和“三省联合大讨伐”之称。1940年2月，抗联领袖杨靖宇在敌人的讨伐中被杀害。从此，野副讨伐队转入对抗联魏拯民、陈翰章等部的围剿。日伪的这次行动，主要使抗联第一、二路军遭受很大损失。
(陈翰章将军)
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在日伪在讨伐行动中烧毁山地房屋、山寨(密营)的数字：
吉林敦化县：大蒲柴河讨伐队共出动讨伐25次，每次都将山林地带房屋烧毁，共烧掉32栋;吉森讨伐中队在出动讨伐大蒲柴河东南方二十公里之山地时，2次共烧掉8座;奉天讨伐队出动讨伐大蒲柴河山地时，3次烧毁10座。
吉林省桦甸县：红石砬子大队在13次讨伐行动中，烧掉山林地带房屋20栋;锦州大队在15次讨伐行动中，将省境附近山林地带的房屋共烧毁22栋;鸟畑队、吉森队在5次讨伐行动中，烧毁8栋。
吉林省蛟河县：石上队于1939年11、1940年3月先后5次在威虎岭的讨伐行动中，烧掉房屋12栋;下西中央警校在1939年11月、12月的讨伐行动中，3次共烧掉8栋。
间岛省安图县：明石大队在两江口、十骑街山地，前后24次，烧掉房屋45栋;在宁安县5次讨伐行动中，共烧毁10栋;滨江大队在安图县20次讨伐行动中，烧毁山地房屋25栋。
通化省濛江县：鸟畑队、吉森队1940年2月讨伐杨司令时，5次烧毁15栋;明石、奉天队1940年2月出动讨伐杨司令时，烧掉5栋;锦州队、红石砬子队4次烧毁10座。以上各队共烧毁房屋230栋。
1939年10月上旬至1940年3月下旬，日军在东边道缴获的抗联粮食物品：
粮食1228石，杂粮11766石，蔬菜15904斤，豆类709石，白面76袋，盐5.7石，白糖14斤，烟草418.5斤，油类17桶，鸦片1071两;缴获被服及其他：军服类1205件套，大衣59，帐篷54，水袜子(胶鞋)831等。
(日伪讨伐队摧毁敦化牛心顶子东北抗联密营后合影，图中人物均为日伪讨伐队成员。王锦思提供照片)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摧毁了抗联密营就等于摧毁了抗日联军的战斗力，在这段时间，日军先后摧毁了杨靖宇、魏拯民、陈翰章的密营，逼得抗联部队走出深山四处打给养，一旦目标出现，日军则采取狗蝇子战术，紧紧盯住不放，先后捕杀了一路军最高指挥官杨靖宇等多名重要干部，使一路军最早解体，损失巨大。
根据赵俊清《杨靖宇传》记载，1940年1月正是野副讨伐队利用狗蝇子战术拼命追赶杨靖宇的关键时刻，杨靖宇来到青江岗北方西岗地区，他要与第一路军军需处长全光相会，向他传达头道溜河口会议精神，研究解决部队粮食、棉衣供给问题。可一连二十来天过去了，全光却未前来与杨靖宇见面。由于杨靖宇滞留西岗地区时间过久，未能及早撤出这一狭小危险区域，结果杨靖宇及所率部队陷于敌人频频围攻的被动境地，并一直未能从这日愈艰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为了约会始终不肯露面的全光而长期滞留西岗地区，导致被敌人死死盯住，陷于“死地”而不得后生，这在军事行动安排上应当说是一个失误。
因失去密营，部队给养断绝，杨靖宇派小部队下山筹粮，不幸暴露足迹，被申麟书伪警察讨伐队和伪满军骑兵八团包围。此后，杨靖宇被原部下叛徒讨伐队队长程斌和伪警察大队长崔胄峰、唐振东以及野副讨伐队成员的追逐下，人员大量减员，到2月18日，杨靖宇孤身与敌周旋，2月23日壮烈牺牲。可以说是饥饿导致一路军丧失战斗力的，如果全光能按时与杨靖宇会面，能及时解决部队的给养和服装，也许历史就会改写。
伪满第八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1954年5月21日笔供说：
“我是应负致他(杨靖宇)于死的最大罪行的责任。因为我接受这个伪司令官职时，就是受命要与杨靖宇将军为敌的。我到任后的准备行动，也是面对着以杨靖宇将军为领导的抗日力量，就是没有野副昌德的指挥讨伐，也是要与杨靖宇将军以打击的。尤其是在八月开始后的行动上，首先就是采用了断绝食粮的毒辣手段。为断绝抗日军的食粮，就连老百姓的生活也不顾了。在第二期搜索无人居住地带的行动中，伪二旅的部队曾给予杨将军部下以损害，迫使杨将军向通化、吉林交界的山林中撤退。我又把伪一、二两旅兵力派到吉林地区，在一九四〇年一月某日于桦、濛交界地，给予杨将军以重大损害。以致杨将军不得已又化整为零，在饥寒交迫中不幸遇难。我虽未杀杨将军，杨将军实是由我而死。杨将军的流芳千古，就是我的一臭万年。我愿在人民面前俯首请罪。”
(杨靖宇将军)
1939年冬位于双鸭山的七星砬子密营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抗联十一军经济部主任崔振寰带领随军27名学员，被迫向松花江以北转移，去寻找从苏联回来的十一军军长祁致中，一天，他们来到了梧桐河上游关门嘴子。在这里遭到了驻佳木斯的日军300名骑兵的包围，经过一天的激战，除一人负伤被俘外，其余的同志全部遇难。
(冬季美丽的梧桐河。史义军摄影)
1940年7月19日，日伪军骑兵“讨伐队”袭击朝阳山密营，第三支队政委赵敬夫率领教导队奋勇抗击。在战斗中，赵敬夫和省委委员张兰生等壮烈牺牲，密营也被敌人破坏。
在北满有一些密营是极其秘密的，如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解体后，一些小股部队在密营附近靠种地为生，秘密隐居，誓死不投降，不下山。直到1945年8月光复后他们还在密林之中不出，上山采山的人看到了他们，跟这些抗联战士说，小日本子已经倒台子了，可他们不相信，后来这一消息传到了周保中那里，周保中命抗联女杰田仲樵上山把这只小部队接下了山。
1942年大部队都撤到前苏联去了，三路军在国内的小部队在于天放的带领下，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他们开垦荒地，在小兴安岭密林中开了5片地，作为粮菜生产基地。为了保守秘密，这5处垦荒点的游击队员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地点，只靠交通员传送信息和情报。在这5处垦荒点中，有一处失掉了联系，到了1945年12月，有3名战士从大山里走出来买咸盐，才知道鬼子投降了，祖国已经光复了。他们找到了于天放，见面时，悲喜交加，彼此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东北抗联密营。史义军摄于黑龙江省鹤岗市鹤北林区)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12-28 09: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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