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对日斗争活动是中国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坚定意志的体现。长期以来,对于东北抗联的研究是中国学界有关抗战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相关研究不断拓宽和深入,形成了多个研究较为集中的领域,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充分佐证了中国共产党从组织策划,宣传动员到武装斗争等方面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作了有力注脚;同时,东北抗联及广大爱国民众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雏形。
关键词:东北抗联; 抗日战争 ; 国内学界 ;研究动态
引 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是为抗日战争的开端①。翌年随着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建立,整个东北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长达十三年之久。但是东北地区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于日本人的野蛮侵略,由农民、警察、军人以及其他阶层的有识之士组成的抗日武装相继蜂起,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就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言,东北抗联的斗争是一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斗争,若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出发,东北抗联则无疑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那段历史,东北抗联波澜壮阔的斗争画卷下蕴藏的经验、教训和意义早已溢出历史的范畴,在政治、外交、经济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界对于东北抗联的研究方兴未艾。经过近50年不断研究积累,进入21世纪,国内的东北抗联研究主要向三个方面不断拓展。第一是对于东北抗联整体组织的研究;第二是研究东北抗联曾涉足的地域的研究;第三是对东北抗联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研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个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交叉,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视角都在相互影响和促进。拙文拟从上述三个方面对国内学界近二十年来在东北抗联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作一综合性分析和论述,以期为抗日战争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和参考。
一、以东北抗联整体组织为对象的研究
关于东北抗联组织结构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对于东北抗联的研究以各个部队整体组织结构、表现和作用为主。在充分归纳东北抗联整体结构的基础上着手细化对各组织内部构成的探索,对于东北抗联队伍中的少数民族和国际人士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此外,对于东北抗联后期有计划地进入苏联境内重新改组以及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抗联武器装备等物质基础的课题也有所涉及。对于东北抗联组织的研究,则主要考察了包括抗联组织的建立和编制、抗联组织的行动、抗联组织同其他国家、民族及组织的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内容。
近20年来,关于东北抗联组织体制的研究,学界依然沿袭了对于主要部队整体结构的研究和针对各部队内部构成的细化研究并重的传统。前者如王长海剖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游击战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作者在文中叙述了该部队从最初的反日游击队转变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最后改编为第一路军的演变经过,并通过分析长期在吉林省中部、东南部和辽宁省东部活动的背景,对如何建立以劣势装备与强敌作战,以少胜多机动灵活的山林游击战术进行了探讨和解答[1]。何立波则以移师苏联进行重整改编的东北抗联为考察对象,论述了1938年遭受严重损失的东北抗联武装在苏联进行修整,之后被并入苏联远东方面军并随着苏联对日宣战而回到中国的过程[2]。徐静和王芳则重点分析了在苏联时期组建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研究了这支部队如何接受了现代化战争训练以及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的四年间对国内抗战所起到的作用[3]。后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指从属于各部队中的小部队。例如,吕志贤、张太勤将注意力投向东北抗日联军于1940至1941年大部队转移到原苏联境内的“野营”进行修整训练时期向东北地区派遣的“小部队”上。该文介绍了部队的组成,一部分来自移师苏联的抗联部队,还有一部分属于当时没有撤离东北的抗联部队;他们虽然人数不多,活动的时间有长有短,也没有发动较大规模的战斗,但是它们在国内活动期间通过收集大量东北地区的情报,为后来苏联军队出兵进攻日军和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4]。
在东北抗联的对日斗争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八女投江”,牺牲的女战士来自第二和第五军的妇女团。针对抗战期间妇女团的表现和作用,高代红以东北抗联第五军为对象,研究了该部队中妇女团的抗日斗争事迹[5]。东北抗联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斗争中除了采用游击战术牵制日军以外,也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中既有各部队单独的作战行动,也有各部队间相互配合的战斗。有关单独行动的研究成果中,朱姝璇通过考察东北抗联第二路军西征的过程,探讨了此次军事行动失败的原因,同时也客观地分析了此次行动对东北抗战带来的影响[6]。娄晶和崔宏对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后期的抗日斗争状况进行了研究,文章叙述了1939年日伪政府通过制定《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来加强对第一路军的围剿,而第一路军克服了艰苦的自然条件在敌人的持续进攻下继续坚持抗战的经历[7]。关于各部队间相互配合行动的研究,李志军论述了东北抗联第三军、第四军在1935至1937年两年间合作开展游击斗争活动的特点[8]。
东北抗联面对强大的敌人和严酷的自然环境依然坚持卓有成效的斗争,与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其中苏联对于东北抗联的支持,特别是在1939年以后到抗战胜利这一时段内显得尤为突出;苏军不仅为遭受了严重损失的抗联部队提供了保护,还为抗联队伍的军事训练和重整军力提供了有力支援。李跃新、罗平汉探讨了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对中国共产党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历史影响,认为苏军进入东北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根据地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从而为抗战乃至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后方支援基础[9]。赵俊清在谈到东北亚反法西斯力量的历史意义时,也肯定了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之间的合作对于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巨大作用[10]。除了苏联以外,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之前日本吞并朝鲜半岛等因素,在东北抗联队伍中也有许多朝鲜族成员。他们加入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抗联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中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董丹在文章中介绍了那些活跃在东北抗联中朝鲜族人士以及朝鲜人部队的事迹[11]。东北抗联成员组成中除了汉族、朝鲜族外还包括了蒙古族和满族,其中甚至还有日本人参与,沈凤山和王建瑜在文章中介绍了日本人福间一夫参加东北抗联的事迹,论述其如何接触到东北抗联并毅然参加反抗日本侵略斗争的经过[12]。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为共同抗击法西斯的侵略走到了一起,用生命和热血书写了抗战的篇章。
总之,关于东北抗联的相关研究实际上从建国以来就在进行,但由于初期可参考资料相对不足,同时受到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等因素的限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随着改革开放,国内与国际学术界交流日益紧密,新的研究方法和大量资料被引进被发现,有关东北抗联的研究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对东北抗联组织结构的研究逐渐展开以及取得了大量宝贵的研究成果,从而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帮助。
二、对东北抗联有关活动区域的考察
东北抗联自成立以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有效地牵制了侵略者,其活动范围遍布整个中国东北地区,1941年之后由于战事恶化东北抗联转入苏联境内进行了休整改编。关于东北抗联活动区域的研究,主要包括根据地、主要战场以及移师苏联地区等三个部分。
自1931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地区爱国军民的抗日斗争就未曾终止过。在长达十四年的斗争中,为了能有效维持同侵略者的长期战斗,在敌方占领区如何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就成为持续斗争的关键因素。但是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关内地区建立的根据地不同,受到环境和敌人势力的影响,东北地区并没有有效运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来建立根据地,而是通过建立被称为“密营”所谓密营是指东北抗联进行游击战的重要物质依托,它既是抗联储备战略物资,从事后勤补给的兵站,同时也是抗联治疗伤病员、培训干部的基地。的根据地来支援和维持部队的战斗。对于东北抗联建立的特殊根据地,闫弘宇对密营进行了考察研究,作者将密营同八路军、新四军在关内建立的根据地进行比较,分析了二者的异同[13]。由于密营形式的根据地相对独立,外加敌人的封锁,因此东北抗联在战斗中很难得到民众的有效支持,这也是密营同关内根据地的主要差异之一。由于缺乏同农民的联系,东北抗联在敌人实行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很难得到外界的物资支援,到1938年以后,这些密营在日军的进攻下,相继遭到破坏,东北抗联的力量遭到了极大削弱。对于抗联根据地从建立到丧失,朱兴义和王婉玉分析了抗联根据地在建立后存在的缺陷以及当时造成根据地被破坏的其他因素。外因如日军采取了“三光政策”,加强了围剿,整体战力上敌我的力量过于悬殊等等,内因则包括东北抗联缺乏相应的斗争经验,而且在后期中央与东北长期失去联系,组织内部缺乏统一领导,各部队之间缺乏配合等,并阐述了根据地建设的历史和现实意义[14]。此外吕志贤研究了抗联西征部队和第三路军在后期的指挥中心,即位于今黑龙江省境内的在当时还是人迹罕至的八道林子以及南北河后方基地对抗联斗争提供重要支援的作用[15]。
东北抗联在长期的斗争中进行了多次战斗,其中知名的有江桥抗战、两海抗战和里岔沟突围战等,对于这些战场的研究也有丰富的成果。黑龙江省档案馆编研处根据汇集日伪政府时期的官方资料,介绍了东北抗联在黑龙江境内地区对日作战的历史[16]。从整个东北抗日斗争的角度来看,最先打响抗战枪声的战斗就是发生在齐齐哈尔的由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孙文政通过分析当时齐齐哈尔地区特殊的历史条件,主张江桥抗战是国共两党地下抗日人员同世界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相互配合,共同发动的、目的明确的抗日斗争[17]。对于江桥抗战的专门研究还有于2004年在齐齐哈尔举办的纪念江桥抗战研讨会,这次会议从不同角度更加系统地探究了江桥抗战的始末。其中李龙通过与当时战斗的目击者一同进行实地考察,走访了当年江桥抗战中战斗最激烈的三间房战场,写下了关于战场的调查报告[18]。另外,对江桥抗战的评价在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有关其在整个抗战中的历史地位问题,张淑贤、唐晓天从江桥抗战联系到张学良在此次战斗中发挥的作用以及马占山在战后举动的意图,力求对江桥抗战作出合理的历史定位[19]。
除了对抗联根据地和战场的相关研究外,还有对东北抗联势力所进入地区的研究。其中,1936年1月28日,在汤原县兴隆沟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以东北人民军为核心,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共同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反日联合军后来统一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在汤原召开的会议标志着东北抗日联军的诞生。于永奎以东北抗联诞生地汤原为对象进行了相关研究[20]。老岭山脉中心的辑安县地区,曾是杨靖宇指挥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进行长期抗战的地区。姜秀华、史伟和张蓓通过分析研究辑安地区的地理情况,介绍了抗日联军一路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进行斗争的经过[21]。马守芹论述了东北抗联在1936年改编之后进入呼伦贝尔抵抗日军侵略的情况[22]。到了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日军投入大量兵力开始围剿东北地区的抗联势力,东北抗联在遭受严重损失之后移师苏联境内,并在雅斯克进行修整训练。于佰春结合当时移师苏联的老兵的回忆以及相关历史资料,介绍了东北抗联移师苏联的整体过程[23]。另外,吕春通过考察当时移师的三名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在雅斯克的经历,从侧面介绍了东北抗联在苏联境内的休整过程[24]。李倩从沦陷时期日本在吉林建立“集团部落”为视角,对九一八事变之后日伪在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强制实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进行残酷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和严酷的经济封锁的问题做了考察,指出其作为“匪民分离”的反动决策之一,给吉林乃至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抗日武装斗争造成严重困难,使东北抗联丧失原有的斗争的基本条件,进入前所未有的艰苦斗争阶段[25]。上述关于东北抗联活动区域的研究对了解抗联在反日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和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针对东北抗联历史人物的相关研究
提到东北抗联的代表性人物,杨靖宇、马占山和周保中等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的抗战事迹激励了东北乃至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精神。除此之外,这些人物在整个东北抗联的抗战史中发挥的历史作用也非常值得探析和研究。
在众多东北抗联人物中,对杨靖宇的研究最为突出。有关这位抗日民族英雄的研究记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于连荣在文章中介绍了杨靖宇在哈尔滨时期的革命工作,与后来在战场上指挥作战的传统形象不同,文中主要介绍了作为地下党工作者身份的杨靖宇[26]。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曾在长白山地区建立过很多根据地,其中就包括了由杨靖宇领导建立的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南满根据地作为很成功的游击根据地有力地支持了东北抗联的军事斗争,抗日军民持续抗战达7年之久。围绕杨靖宇对南满根据地的建设,郭渊、王静进行了分析和论述[27]。除了南满根据地之外,杨靖宇主要活跃于长白山地区,直到阵亡为止他一直巧妙地通过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吴祖鲲、王航分析了杨靖宇在长白山地区的主要活动,并且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战略思想来论述他的游击战活动[28]。此外,尚金州从整个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过程角度出发,分析了自中共发表“一·二六” 指示后,杨靖宇在东北地区通过建立根据地,并以此开展游击战对于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构建产生的作用和影响[29]。
杨靖宇在东北抗日战争中通过开展武装斗争,消耗敌人战力从而有利地支援了全国抗战。以游击战术为主体的战略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鹏一通过研究杨靖宇早期游击战术思想的形成,阐述了游击战对于后来东北抗联持续抗战以及全国抗战的最终胜利所产生的影响[30]。杨靖宇领导抗联第一路军有效打击了敌人,但是到了1938年,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剿,致使抗联部队严重受挫。其中关于杨靖宇指挥的里岔沟突围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戴伟通过整合黑龙江档案馆的诸多历史资料,用大量史实数据再现了发生在1938年9月至10月期间的的反围剿战的经过[31]。里岔沟突围后杨靖宇只身一人仍继续战斗直至1940年牺牲。对这一时期杨靖宇的活动,也有相关研究。杨靖宇牺牲之后日伪政府曾召开过一次记者招待会,杨瑰珍通过搜集当时日伪政府官员诸如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通化省警务厅卫补益子理雄以及投敌出卖杨靖宇的程斌等人的言论记述,从敌方的视角考察了杨靖宇最后的战斗记录[32]。
韩博、王海毅还就杨靖宇在抗战爆发前因从事地下党工作先后两次被捕入狱进行了探究[33]。贾永洋和杨迎杰尝试通过分析史料解释困扰研究者的几个问题,即为什么杨靖宇在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后没有撤退到苏联重整势力?为什么抗联部队中出现了大量叛徒?[34]
在研究东北抗联人物时,马占山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人物。这是一位早年身为马贼马贼在汉语中有两层含义,一指偷马贼,二指骑马抢劫的盗匪。本文专指活跃在东北地区的民间武装。后来变为抗日将领的传奇人物,即使是在日本学界也有马占山进行抗日活动的相关研究。关于马占山领导的一系列战斗,王丽将最初的江桥抗战同其后来的“两海战役”即“海黑”之战和“海满”之战联系起来,论述了从东北抗战的第一次战斗开始以来马占山对日作战的发展历程[35]。马占山将军曾率领东北挺进军在府谷哈镇驻守以抵御日军的侵略,刘翠萍分析了马占山驻守府谷哈镇八年的战绩。八年间,在马占山的抵抗下日军无法稳固对该地区统治。马占山不仅有效地遏制了蒙古贵族投奔敌人的阴谋,保住了伊盟七旗,同时也收复了部分被占领土,从整体上保持了战局的稳定[36]。
马占山初期作为国民党将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举兵抵抗侵略。他身为国民党将领却又与中国共产党、日伪政府以及国联等团体有过直接接触。针对马占山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刘焕明将马占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论述。第一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江桥抗战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和马占山接触;第二阶段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占山受命开始组建“东北挺进军”,并同共产党的军队共同抗日;第三阶段是在抗战结束后为和平解放北平时期的接触[37]。值得一提的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马占山曾到访过延安。刘强敏分析了这个时期马占山在延安地区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交流对后来其抗战思想产生的影响[38]。
早在江桥抗战结束后不久,遭受损失的日军企图拉拢马占山加入日伪政府使其放弃抵抗。关于马占山同日本的接触与交涉问题,贾文华分析了从江桥抗战到四巨头建国会议之间马占山的心理活动轨迹[39]。高虹同样从心理活动的视角出发分析了马占山从江桥抗日、经历了降日以及最终走向彻底反日的变化过程[40]。于宁宁主要针对江桥抗战前后马占山就修缮江桥、和平接受政权、假降日本以及与日本展开交涉等问题作出了论述[41]。关于马占山同其他组织接触的相关研究,有王希亮的关于马占山同李顿调查团代表会晤的论述与研究[42]。当时被迫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籍爱国志士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以东北籍青年为主体,吸收各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组成的,具有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救亡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也曾与马占山有过接触和交流。关于这段记录,邵宇春结合史料进行了阐述,同时分析了两者的关系对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带来的影响[43]。
另外,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李兆麟、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抗联人物的研究也很关注,并有一些成果问世。当然,对抗联历史人物的现有研究尚远远不够,还需要在收集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而扎实的考察和研究。
结 语
纵观20余年来的东北抗联研究,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与发现,研究视角的不断拓宽与深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已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局部的抗日斗争,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弘大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具体而言,从学科角度看东北抗联问题所涉及领域并不局限于中日两国的国别史和专门史研究,鉴于东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看还应包括苏联、蒙古、朝鲜半岛地区和边疆问题;从民族研究的视角上看还涉及中国国内的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以及国外的日本人、朝鲜人、苏联人等问题;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来看还包括中共在东北的组织、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组织、日本殖民当局以及在其统治下的伪满洲国等问题。在军事方面,除了研究抗联的军事行动、主要战役以外,还包括抗联的装备及后勤补给等问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以东北抗联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坚持斗争的坚强意志和伟大决心。总之,通过对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加深了对东北抗联历史地位的理解: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组织策划,宣传动员到武装斗争等方面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的有力注脚;另一方面,在东北抗联及广大爱国民众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雏形[44]。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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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4-18 14: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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