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的军事合作
2018-04-19 09:20:38  来源：论文网　作者：张泓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坚持东北抗日战争中，曾经同苏联远东军建立了地区性的合作关系。这种军事合作关系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全东北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但是，东北抗联同远东军合作是在不断的与他们的某些错误做法抗争，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39年以前抗联同远东军的关系

　　1932年以前，中共中央对满洲省委的领导是在上海实施的。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后，满洲省委同上海中央局保持着联系。1934年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东北党的工作便由中共中央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负责领导。由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共满洲省委不大信任，陆续把省委的领导同志调到莫斯科进行审查。到1935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实际上只有一人在留守，代表团的文件由吉东特委转发，吉东特委离中共代表团设在远东海参崴的办事处比较近。但这种情况珠河县委并不知晓。1935年6月30日，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发出《给吉东负责同志的密信》(简称六三指示信或王康指示信)又由吉东特委转发到中共珠河县委。接着中共代表团又分别以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的名义，发出了《给珠河县党团组织和三军负责同志的信》，以及《中央新政策路线》的补充文件，要求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并批评了过去工作中“左”的错误。由于北满党组织和三军军长赵尚志对指示信和补充信的某些观点和批示持有不同意见，便对中央代表团的来信的真实性、正确性产生怀疑。北满党组织及赵尚志不断派人从远东进入苏境设法找到中央代表团弄清情况，申明意见。从这时起，东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联便同苏联远东军发生了联系。

　　1937年11月，赵尚志给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哈尔元帅致信，请他带给中共中央一封信，布于1938年初捎口信要赵尚志来苏联联系。赵尚志过境时，正值肃反扩大化时期，布被逮捕，赵尚志因此受到牵连。赵尚志率领的抗联三军近千人队伍全部被解除武装，人员大部遣散新疆，赵尚志本人被扣押了一年多才释放。

　　同北满的抗日部队不同，在吉东地区的第二路军抗联部队同远东军的关系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在赵尚志率队进入远东地区之前，吉东饶河地区的抗联七军已同远东军建立了联系，而且可以从远东军那里得到少量的物资补充，伤病员也可送到远东调治。1938年1月，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周保中通过七军的关系，过境到达吉兴(即俄罗斯比金镇)，设法寻找中共中央代表团设在这里的联络站，由于联络站已撤销，他又通过中共中央联络站在当地的嘱托人石达干诺夫，同一位叫“大山”的苏联军官进行接触，双方曾初步达成协议，由周保中领导的抗联第二路军向远东军提供日军情报，远东军则向抗联提供一些武器弹药。这年4月，大山还派出一位无线电机师孙绍棠跟随周保中，以便向远东军发送情报。由于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以及省委机关、临时后方根据地多次被日军破坏，不但牺牲了许多干部，7年来东北游击运动抗日救国的图籍文书稿件也完全丧夫。一些准备发给远东军大山处“搜集到有关日本军的有价值的地图、图案、文件”也“遭受同一损”。5月间，周保中派交通员张锡昌到远东与大山联系，但大山此时不幸死于车祸，抗联同远东军的联系随即中断。

　　赵尚志和周保中几乎同一时期接触远东军，而远东军对他们的态度却完全不同。这是远东军在不同地区所面对不同情况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自1937年后，苏、日军队在中苏边境一线冲突，并有越演越烈之势。到1938年7月，苏军开始在张鼓峰一带构筑阵地，日军调与该地较近的朝鲜军与之对峙，双方箭拔弓张。这一时期，日军发动进攻，夺取了张鼓峰，苏军随即开始反攻，夺回了张鼓峰，这就是历史上的“张鼓峰事件”。苏联远东军对日军进攻张鼓峰是有准备的，因此，他们需要利用抗联侦察到张鼓峰正面中国境内日军的情报。这便是远东军对待所在不同地对抗联采取不同态度的真正原因。

　　1940年抗联与远东军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关系

　　1939年冬，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形势急转直下，抗联部队“常常陷于弹尽粮绝、饥疲困乏、断指肤裂的境地”，部队大量减员而得不到补充，“问题到了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程度。在困境中的抗联各部领导人不能不考虑如何保存实力，制定新的游击活动计划问题。

　　1939年夏，远东军对抗联的态度由较为冷淡转而变得热情起来，并希望联合。其原因是，德国法西斯于这年夏开始进攻波兰，苏军西线吃紧。为避免东、西两面作战，需要同战斗在中国抗日前线的东北抗联协同合作，以稳定东方战线。当诺门坎事件正在激烈进行期间，远东军把已关押一年多的赵尚志、戴洪斌等抗联领导人释放并派回东北，希望他们在东北加强抗日游击活动，以牵制日军。中共北满省委和抗联其他领导人周保中等对远东军派遣赵尚志回东北执行任务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是远东军干预东北游击运动。赵尚志以“抗联总司令”的名义向各部队下达指令的行为是非组织行为。

　　这年秋，北满省委特派冯仲云请求远东军帮助他们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时探听赵尚志下落到达伯力。12月，受远东军派遣回东北的赵尚志因在汤原一带战斗失利再次退入苏境也来到伯力，要求远东军方面帮助解决他已被北满省委开除的党籍问题。远东军向冯仲云提出了这个问题，冯认为解决赵尚志党籍问题，应该请周保中来伯力，以便同时商讨有关吉东、北满两省委的关系问题以及同远东军的合作问题，在远东军支持下，先后三次派交通员请周保中到达伯力。12月初，北满、吉东两省委的抗联领导人在远东军代表参加下，顺利地通过《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和《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新提纲草案》。随即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具体讨论抗联同远东军的关系问题。

　　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远东军区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区内务部部长王新林最初提出一个力图取消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抗日游击队与中共分开的提案，遭到周保中等人的坚决反对，表示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整个性”。为此，双方商定，建立苏联边疆党，远东军对抗联的工作实施指导与援助，指定王新林作为联共边疆委员会和远东军的代表，直接同东北党组织与抗联保持联系。伯力驻军代表还表示愿意帮助抗联及东北党组织同国内延安、重庆、昆明联系，尽快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诺言没有兑现)。会后，与会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迅速返回东北，传达贯彻伯力会议精神。

　　1940年抗联各部的困难局面仍在继续恶化，周保中领导的第二路军一面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一面履行对远东军的承诺。他们把获得的日军情报向远东军发送。仅第二路军从4月1日至这年10月7日，共向远东军发回敌情情报66件。抗联各部也通过地下交通向远东军伯力方面频繁地报告情况。

　　同抗联的热情相比，远东军显得极为冷静，他们对抗联的需要一直是无动于衷。困境中的抗联迫切需要远东军支援粮食、食盐、冬装等等。远东军对抗联的支援只限于为提供情报所需的电话、电池和少量伪币。抗联最需要的粮食、食盐等远东军一直置之不理。对于周保中抗联负责人的数十次电报催请，远东军根本没有回音。

　　抗联滞留远东后与远东军的抗争

　　当抗联各路军领导人在伯力集合时，与他们同时过境的部队在远东军的安排下，在远东分别设立了两个临时野营驻地，即北和南野营。抗联领导人在得知中央代表到达伯力是远东军方面故意制造的一个骗局后，遂召开了吉东、北满、南满各省委负责人会议，通过认真讨论，形成了《政治问题讨论案》等各项议案。批评了远东军方面支持的由“王新林同志来公开的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直接指挥抗日游击运动”的主张，进一步确认了抗联接受远东军临时的必要的工作关系。但由于后来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会议所提出的各项议案并未得到切实实行。

　　会后，抗联各部领导干部及其率领下的越境部队做好了返回东北的各项准备工作，但远东军却下达了“停上派遣”的指令，他们被远东军阻留在远东，不准返回。停止派遣的命令，在抗联指战员中引起极大波动和不满。吉东、北满党组织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由于停止派遣所带来的一切问题。会议认为，停止派遣影响了抗联的工作部署，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和远东军发生了工作关系的缘故。

　　远东军方面后来向抗联领导作过许多解释和说明，他们说，停止派遣的原因是“恐怕招致日本强盗帝国主义法西斯的挑拨”，即所谓“环境不许可”，“什么时候环境许可，什么时候就把游击队派回满洲去”。抗联领导批评远东军过分地想到自己，没有兼顾抗联和中国东北游击斗争的实际需要。他们指出，停派就意味着“许多重要干部和中心部队长期留在苏联境内”，就等于取消抗联斗争，正在东北各地活动的游击队就会丧失领导和相互配合，从而导致脱离群众而陷于孤立，“这样发展下去，东北游击运动不是被日本强盗最后消灭，而是被中国东北共产党自己取消”。由于抗联领导人的坚持，1941年5月，远东军不得不同意他们从北野营派遣小队返回东北，一边开展游击活动，一边寻找一路军的残余部队。

　　建立野营之后，远东军安排抗联主要领导人及野营部队分驻两地，周保中、李兆麟等常驻伯力，和部队处于隔离状态。负责野营的干部与主要领导会见很困难。周保中从4月27日要求去野营，直到9月也未被批准。

　　抗联配合远东军反攻东北

　　远东军帮助抗联成立教导旅，并将其编入苏军序列，是联共党和远东军国际无产阶级相互支援的具体体现。抗联教导成立后，远东军进一步加强了它的现代化军事训练。1945年3月，周保中开始制定配合远东军对日作战的军事计划。6月初，抗联根据远东军对日作战的设想，开始进入反攻东北对日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苏联对日宣战之前，抗联教导旅同远东军一样也处于战斗状态。远东军从教导旅内抽调走战斗员数十名，组成苏军进攻作战的先遣小分队，伞降到远东军作战区域参加作战。这时，抗联教导旅已接到命令，教导旅以旅的建制参加远东军第二方面军作战，出击方向是佳木斯战区。苏联对日开战后，抗联教导旅受命组织几个梯队待命。

　　8月11日3时，按王新林指示，第一梯队各队停止行动，解散回营，准备全旅一起行动。下午18时，抗联教导旅受命移驻江边(即乌苏里江)，准备江运过境。8月12日，又接王新林来信，停止行动。同日，王新林指令教导旅“重组第一梯队，准备出发”。直到23日11时，王新林才告知大本营尚在去电第二方面军总司令询问具体意见。抗联则继续待命。

　　8月26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下达了抗联教导旅行动命令。由于战局急转直下，远东军将抗联反攻作战的任务转变为抢占东北，即抗联随远东军分赴东北各要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抗联的任务由反攻作战转变为接收东北。

　　在长春担任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的周保中，在完成他的副司令职责的同时，指示各地的抗联人员注意发展武装力量，建立革命武装队伍。建立武装队伍的武器，主要靠在各地的抗联人员积极主动地争取和强有力地工作而取得。当时远东军虽然缴获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武器弹药，但他们的意图是在战争中获得的武器和战利品绝不交与国、共任何一方，远东军将他们在各地缴获的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但抗联仍然利用一切可能从远东军手中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

　　抗联随远东军返回东北的同时，关内冀、热、辽的李运昌、曾克林等部已进入沈阳，控制辽宁。此刻，对于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多年的东北党和抗联的领导人周保中，最大的心愿是立即与中央取得联系，向中央报告东北的情况，得到中央的指示。他亲自面见华西列夫斯基请求他派飞机送他和进入沈阳的八路军指挥员飞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华西列夫斯基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要求，立即派飞机去延安，但他以斗争需要为由不同意周保中去延安。周保中便请在沈阳的冯仲云代他去延安。冯仲云身为沈阳苏军卫戍区副司令，苏军也不同意他去。冯只好写一封汇报信给中央，由曾克林同志代为转交。中央领导同志在听了曾克林的汇报和收到冯仲云的信后，进行了认真讨论，立即做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立即派出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同志乘来延安的这架飞机，飞赴东北。随后，中国共产党胜利地开始了领导东北人民进行伟大的解放斗争。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4-19 09: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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