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东北抗日联军研究综述
2018-04-19 14:31:06  来源：论文网　作者：张晓刚 邹圣婴 翁盛强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发展、军事行动及影响等问题长期以来是中国学界开展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同时，这一课题也是日本学术界关注的研究对象，相关成果亦较为丰富。日本学界对于东北抗联研究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东北抗联的组成建制及活动的研究，二是东北抗联的活动对殖民当局政策影响的研究，三是“马贼”及“大陆浪人”等武装力量与东北抗联关系的研究。虽然日本学者在史料获取途径与研究思路等方面都与国内学者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某些观点与结论也值得商榷，但是日本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国内的东北抗联研究无异于他山之石，在批判的基础上亦有诸多可以借鉴之处。

　　关键词：东北抗联;日本学界;学术动态;研究综述

　　引 言

　　从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之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赢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东北抗联的活动，使得日本侵略者一直无法在东北占领区进行稳定有效的统治，而其军事行动及政治宣传的影响则更是贯穿于伪满洲国统治的整个时期。这也使得东北抗联研究在抗日战争研究及伪满洲国研究等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期，由于受到原始材料相对较少以及对外学术交流开展不充分等因素的限制，中国关于东北抗联问题的研究主要处于基础积累阶段，研究视野较为狭窄，有重要影响的成果也不多见。相对而言，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的研究开始的时间较早，且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所有的社会领域。一方面，这主要得益于日本所藏的大量伪满洲国以及关东军的官方资料在战后的解密与公开;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的扶植，日本经济开始走向复苏。经济压力的缓解，使得一些中日战争期间曾经进入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如开拓团成员、公司职员、军人和殖民当局官员们有精力和条件整理、编写并出版在华时期的日记、回忆录。他们的日记、证词等也为日本学者研究东北抗联问题提供了诸多参考。客观而言，虽然日本学者在史料获取途径与研究思路等方面都与国内学者存在着不少差异，其观点与结论也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是日本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国内的东北抗联研究无异于他山之石，有诸多可以借鉴之处。值得一提的是，文中列举的日本学术界的抗联研究也包含了部分旅日华人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文章拟在批判和分析的基础上对日本学术界有关抗联研究做一综合论述，以期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一点研究线索。

　　一、对东北抗联组织领导及代表人物的研究

　　日本学术界对于东北抗联的直接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从东北抗联中的朝鲜人部队的研究视角分析整个东北抗联组织的结构、活动与变化;另一个主要的研究视角，则关注了伪满洲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组织宣传与战略思想等问题。

　　“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清政府的战败签约，日本得以控制朝鲜半岛，并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1910年，日本宣布日韩合邦，由此吞并朝鲜，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朝鲜人民对于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进行了不屈的抵抗，而中国东北地区则成为朝鲜人民开展抗日活动的大后方。朝鲜境内的反日武装势力在受到镇压后往往会选择退入中国东北，与中国的抗日军民联合在一起，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东北内地以及中朝交界地区从事抗日活动的朝鲜人军事武装曾经在金日成的领导下取得过例如“普天堡战役”这样的胜利。但在遭到伪满洲国当局和日本关东军的打击后，不得不选择撤退至苏联境内。由于朝鲜部队在中国东北活动时，曾与中国的抗联组织有过直接联系，所以日本学界对于金日成在中国东北活动情况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东北抗联组织的发展过程。林择三的著作论述了金日成抗日思想的形成、东北抗日联军的体制结构、东北抗联与日本关东军及“满洲国”军的战斗、移师苏联以及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过程等问题[1]。 和田春树则在其著书中介绍了金日成在中国东北时期的整个抗日斗争历史过程[2]。 此外，有的研究考察了整个朝鲜独立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以及朝鲜人在东北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例如，金賛汀通过分析和使用相关的史料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介绍[3]。

　　对于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研究无疑也是日本学界关注点之一，研究领域涉及到了抗联的组织体制、宣传工作、战略思想等各个方面。例如，岩崎富久男专门对1931年到1938年之间各地的抗日队伍陆续蜂起直到被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的过程进行了考察研究。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对抗日武装的支援，是其研究的主要着眼点之一[4]。金哲的研究详细地论述了“东满洲”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思想斗争，以及组织改革所带来的影响[5]。另外，日本学界有观点认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雏形是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对日斗争中形成的。上田仲雄在文章中指出自1931年以来，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形成了统一的东北抗联组织，而且这种抵抗日本侵略而形成的“联合”，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扩散到了全中国，最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6]。 客观而言，这种看法颇具创新性。 另外，寺广映雄对于朝鲜人武装力量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朝鲜人民进行的抗击侵略和复国的双重斗争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7]。显示了作者独到的见解。鐸木昌之则直接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活动为中心，系统论述了东北各抗日势力的发展历程[8]。东北抗联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但是其游击战法与关内的游击战有很大不同，且其根据地也是以不同于关内地区的“密营”形式来运作的。东北抗联的主导战略思想则是集中力量进攻敌方据点，避免与其主力进行正面对抗，但该战略思想也曾出现过变动。丸山钢二对这一变动即把“游击战术”方针改为“进攻夺取城市”的战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东北抗联战略变化的过程及其原因[9]。

　　关于东北抗联领导人及其他爱国人士的研究，日本学者也有相当程度的涉及，主要集中在杨靖宇、周保中、马占山日本有的学者把马占山视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人之一，也有的学者认为马占山是国民政府的军官而不是抗联将领。等人身上。对于杨靖宇的英勇战死，当时的日伪当局虽然大肆宣传自己的“赫赫战功”，但同时也从传统武士道精神的角度对杨靖宇的壮烈牺牲给予了高度评价。神户辉夫结合伪满洲国及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资料介绍了杨靖宇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司令员的抗日斗争生涯[10]。在东北抗战期间，策反伪满洲国军队向东北抗联投诚的地下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周保中和赵尚志等抗联领导人一直在策划实施这方面的工作。田中隆一在其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对伪满洲国军队进行的策反、渗透等工作作了论述，考察了周保中等人如何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和修改策反计划的细节[11]。

　　马占山这个名字在日本学界及民间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由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在日本往往被认为是“中日战争”的开端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投降，其间经历了15个年头，鉴于此，日本学界亦将中日战争称为“15年战争”。国内学界目前普遍接受14年抗战说，1931年是为局部抗战之始，1937年则为全国抗战之发端。原本身为“马贼”的马占山一生中先后参与了“九一八事变”“建国会议”、东北抗日以及国共内战的经历，极富传奇性，对日本学者而言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马占山参加东北抗联抵抗日本侵略时通过巧妙的游击战术，在敌后神出鬼没地打击侵略者，以至于后来日军将马占山比喻为 “东洋的拿破仑”[12]。另外，由于其标志性的相貌特征，马占山不仅在中国东北地区，甚至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日本国内也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当时日本孩子进行的捉迷藏游戏中也流行着所谓的“马占山游戏”。日本国内历史教学活动中对于马占山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定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川崎敏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3]。

　　除了上述著名的历史人物以外，也有关于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牺牲的烈士的整体性论述文章。岩崎富久男在论文中介绍了位于东北的抗日烈士纪念馆以及《东北抗日烈士传》[14]。除了关注身处抗日战争第一线的抗联武装之外，日本学界也有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到其他的抗日战线，特别是文艺战线上。平石淑子从文学史的角度介绍了女作家白朗(本名刘东兰)在东北地区同罗峰、金剑啸以及萧红等爱国知识分子一同从事抗日文艺活动的经历。在哈尔滨居住期间，白朗也曾与杨靖宇有过接触。其作品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在抗联战士中也拥有大量读者[15]。西村成雄则从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东北地区政治地位的正统性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在东北抗战期间，东北抗联的兴起、发展以及演变的过程[16]。

　　上述日本学界的研究对国内学界的研究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客观而言，日本学界很少直面抗战时期的日本人如何看待包括抗联在内的东北地区一系列的反日斗争活动，大多是通过分析当时统治当局制定、颁布的诸多政策从侧面来论述这一尖锐问题的;当然，其中对统治当局的政策以及对策的批判也并不鲜见。然而，这些批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检讨日伪当局统治政策的利益得失出发的，即这些“不当”的政策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有效运作和侵略战争的顺利进行造成了阻碍，而不是基于对日本实行殖民侵略行为的批判、反省以及对被殖民者所做反抗的理解和同情。这一点恰恰是值得注意的。

　　二、对日伪当局实施的“治安战”等统治政策的研究

　　关于日伪统治当局为了应对包括东北抗联在内的一系列抵抗运动所采取的镇压行动，日本学界沿用了当时的词语，称其为“治安战”“治安战”一词原本是指日本国内为树立以天皇为最高元首的政治制度于1928年颁布《治安维持法》之后针对一切反对或质疑天皇权威的言论进行的镇压活动。而在中国领土上实行的“治安战”，实际上是日本殖民当局为维护统治而对一切抵抗势力进行残酷镇压的一种手段。实际上，日本殖民当局通过“治安”一词模糊了维持秩序与实行恐怖统治的界限。在有关“治安战”的相关政策中，既有直接针对武装抵抗力量的讨伐性政策，也有针对开拓民和从朝鲜迁入民众的统制政策，还有对于殖民地原住居民的宣传政策。关于“直接性”的讨伐政策的研究，斋藤达志分析了日伪政府针对讨伐“共产匪”，尤其是对于杨靖宇指挥的抗联第一路军部队所实施的诸多政策，包括封锁交通要道、强制迁徙当地居民、隔绝他们同其他抗日联军部队之间的联系等手段[17]。

　　笠原十九司则对日本在殖民时期各个殖民地进行的治安战政策进行了对比，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实行的治安战政策同在琉球、中国台湾以及朝鲜半岛实行的政策有很大不同。后者主要由日本关东军和日本宪兵直接负责，但是在东北地区的“治安战”从一开始的由日军单独进行转变为日军与伪军此处的伪军指“满洲国军”，是伪满洲国的武装力量，成立于1932年，1945年解散。成立之初将“维持国内治安”“国境周边与河川警备”设为主要任务，主要是日本关东军的后方支援部队。以下同。共同进行;而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兵力不足等原因则几乎完全依赖于伪军以及征召朝鲜人组成的部队来维持东北占领地区的治安统治。这一变化与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的发展，民族独立运动的激化以及日本对于中国的殖民政策从直接的统治变为扶植代理人进行间接统治等一系列内外因素息息相关[18]。除此之外，对东北抗联日军活动区域实行的“三光政策”所带来的影响，笠原也进行了论述，并且通过引用证词和资料的方法，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地区犯下的残酷的战争罪行[19]。作为一名日本学者，能客观论述和批判日本殖民侵略政策，这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上述直接针对东北抗联等反日力量的镇压政策以外，日伪统治当局还颁布了大量面向普通民众的法令，以限制普通爱国民众与抗联游击队的接触和联络。包括《集家政策》《总动员政策》和《征兵政策》在内的民间军事化管理政策被统称为《国家兵营化政策》。由于中国东北地区邻接朝鲜半岛，自日本吞并朝鲜以来，大量不甘忍受日本压迫的朝鲜人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身份的特殊，使得这部分朝鲜人与东北地区的中国人之间出现了某些矛盾与摩擦。此外，由于战争导致军力不足，日本也有计划地从朝鲜向中国境内派遣了大批亲日朝鲜人军队，协同关东军一道镇压一切反日斗争势力。这种做法不仅使东北抗联等反日武装组织所处的环境趋向恶化，实际上也挑拨了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伊藤一彦分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实行的朝鲜人政策的变迁，并将其变化过程以伪满洲国的建立为界线分成了两个阶段[20]。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有计划地迁入和管辖居住于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将他们编制为所谓“集落”形式的集团单位进行管理，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强制“集落”周边的中国居民移居到“集落”当中。日本殖民当局是为了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一者是为了控制和训练、武装当地居民使其为日本提供兵员上的补充，二者是为了切断当地居民与东北抗联之间的一切联系，防备他们给抗联官兵提供物资帮助。尹虎以日本在图们地区实行的“集落”制度为对象分析了“集落化”带来的问题，指出对普通民众进行军事化训练和管理，非但未能强化日伪当局的统治，反倒增加了民众的反抗情绪。消极怠工、逃亡或者武装抵抗时有发生[21]。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由于日军兵员逐渐枯竭，围剿东北抗联的任务需要伪军部队的协同，有时甚至直接交由伪军负责。为了弥补兵员和有效控制东北地区，日本一方面对中国居民实行“保甲制度”管理居民户籍，另一方面又推行“民族协和”企图以奴化教育、皇国教育削弱民间的反日情绪。针对保甲制度理念的形成以及实际推行的情况，远藤正敬分析了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日伪当局通过所谓“法制”手段控制和管理“满洲国境内”中朝居民的过程[22]。

　　日本殖民当局在中国东北实行的统治政策中也包括针对本国人即“开拓团”的相关政策。由于经济大萧条在日本引起了被称为“昭和恐慌”的经济不景气现象，其表现之一就是农村经济的凋敝。为了消化剩余的农村人口，日本政府组建了开拓团，将大量日本破产农民迁移到中国东北。但是由于极度严格的管理和军方征召兵员的需求，开拓团进入中国后并没有真正缓解日本的经济压力，反而加剧了日本移民同殖民地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小山良昌论述了出身山口县的开拓团成员在中国东北的生活状况，特别是开拓团成员被当局强制征兵的过程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23]。除了在中国东北地区实行的开拓团政策以外，日本在国内也组织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并将其送入中国东北。白取道博在文章中指出，虽然与来自贫苦农民阶层的普通开拓团成员不同，青少年义勇军的成员多为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学生组成，但由于该组织成员均为青年学生，因此在管理运营上存在诸多问题，最终导致该组织没能有效地完成开拓工作，反而由于内部矛盾造成同当地中国居民发生摩擦，进而加剧了中国东北地区民间的反日情绪[24]。另外，岸川满从自己作为当时日本军人家属的角度记录了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见闻，这些见闻也从侧面描述了自伪满洲国成立到灭亡为止中国东北地区反抗日本统治势力的活动[25]。而平野健一郎则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活动，认为日本人的渗透和殖民是构成伪满洲国亲日和反日情况并存的“特殊国家状态”的原因之一[26]。

　　同样是从宏观角度的研究，小池圣一分析了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关于治外法权以及维持治安问题同国民党政府进行的交涉。由于考虑到中国东北地区反日活动的激化和伪满洲国的存在，修改和废除治外法权有利于缓解日军镇压东北抗联的压力，也可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的存在[27]。为了安抚和控制中国东北地区的人民，日本建立了“满洲国协和会”来推行奴化政策。关于该政策的研究，平野健一郎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指出缓解民族矛盾对于削弱反日情绪的重要性[28]。清水亮太郎则从安抚宣传的角度入手，认为统治当局在高压政策下必然推动民众走向反日抗日;而在日本大肆进行经济掠夺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宣传手段实行安抚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中国东北地区的反日情绪[29]。

　　关于日伪统治当局对抗联进行镇压的问题，日本学界主要通过伪满洲国时期遗留的“官方”资料，对日本关东军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朝鲜总督府采取的镇压政策作了考察研究。客观上，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前身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艰苦条件下长期坚持抗日，给日本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但是终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遭受极大削弱。从整体上看，日本当局通过一系列的高压政策和军事手段虽然一段时期内镇压了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大规模的反抗，但小规模的斗争从未停息;同时，对抗联等反抗武装的镇压也加剧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反日情绪，甚至从日本迁入的满蒙开拓团中的日本人也受到这一系列政策的消极影响，产生不满情绪。应该看到，一些日本学者能够客观理性地如实反映东北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和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统治。当然也有某些学者的研究立场有所偏颇，值得商榷。

　　三、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马贼”及 “大陆浪人”的研究

　　“马贼”“马贼”在汉语中有两层含义，一指偷马贼，二指骑马抢劫的盗匪。本文专指中国东北地区的民间武装。由于张作霖、张景惠、马占山等在中国东北地区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均是马贼出身，因此，在日本学术界对于马贼的认识并不局限于“匪徒”或是民间武装的角色，而是将马贼的出现作为中国东北近现代史中的独特现象进行研究的。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武装力量，长期活跃于中国东北地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的侵略，马贼势力也开始从单纯的武装集团逐步向具有明确的反侵略意识的抵抗组织方向发展。在与中国东北地区其他阶层爱国人士的广泛联合下，最终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另外，在东北历史上马贼的身份也是多重复合的，他们既是强盗集团，又是间谍密探，同时还是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有关马贼的研究中，渡边龙策的著述颇具代表性。他以马贼的活动作为中国贯穿东北抗战历史的一个主要线索，分析了马贼势力在东北抗战中发挥的特殊作用[30]。另外渡边还从马贼的特殊社会地位出发，研究了马贼势力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国际局势所产生的影响。渡边认为，由于马贼活动范围广泛，且熟知当地的地理、气候和人事关系等信息，因此马贼往往成为了各派力量向中国东北地区渗透时首要争取的力量。自清末以来，马贼就活跃在沙俄、日本、以及后来的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武装力量当中[31]。不仅是从政治角度，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在缺乏法治管理的社会背景之下，在民族和信仰交织的中国东北地区，马贼的存在也反映了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天生所具备的反抗统治的社会特点[32]。而对于马贼在日本人印象中的变迁问题，田中正弘分析了自清末以来在日本形成的对于马贼的认识以及日本人“马贼观”的形成与变化[33]。

　　日本自德川幕末开始，很多下层武士受到西方思想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开始走出国门游历东亚大陆，他们被称为“大陆浪人”“大陆浪人”最初是由主张“征韩论”的不得志的武士所组成的，但是随着日本“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渐趋形成，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其中大部分人虽然表面上声称没有为政府服务，然而实际上则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情报的密探。其中也有居住在中国十余年以上的熟知中国文化的“中国通”。由于表面上没有同日本政府进行直接的联系，大陆浪人在中国大陆长期活动并没有受到过多限制，其活动范围北至西伯利亚南达东南亚群岛。民国时期大陆浪人同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着密切的来往，其交往对象包括国民政府要人、学术界人士，同时也不乏地方军阀、马贼以及抗日武装。

　　但是同直接隶属于政府的间谍不同，大陆浪人基本上保有较为独立的思想意识，其活动也受到更多自我意识的影响。对于“九一八事变”，大陆浪人群体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露骨侵略政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特别是面对中国东北地区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一部分大陆浪人试图通过采取不同于日伪政府的方法来缓解中日民族之间的矛盾。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身为大陆浪人后来却转变为马贼的小日向白朗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战争的末永节等人。但从整体上看，大陆浪人在中国大陆的主流思想依然是支持侵华战争的。中国学者王希亮曾在日本发表了关于大陆浪人和东北抗联关系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大陆浪人在“九一八事变”以及伪满洲国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34]。此外，旅日华人学者姜克实的文章分析了日本人对于“满洲”这片土地所抱有的特殊感情及其对大陆浪人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影响[35]。

　　从对“马贼”和“大陆浪人”的研究可以看出，日本学界对于东北抗联问题的考察不仅仅针对东北抗联活动本身，而是涵盖同一时期诸多相关领域。出于对“满洲”问题的特殊关注，日本学界往往把东北抗联研究作为满洲研究的一个方面，或者从“满洲”的其他社会状态着手，研究抗联存在的土壤及其发展、变化过程。质言之，日本学界的东北抗联研究是从多个角度进行的，其侧重点也各有不同。但是通过分析其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尽管日本学界的研究资料较为详实，但仍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很多学者的研究逻辑前后矛盾，显然是在有意识地回避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却是东北抗联这一极具典型特征的抗日武装存在、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此外，日本学界对于东北抗联的研究方法也存在着某些先天的缺陷。日本学者对于抗联组织的了解，大多来自于伪满政府的官方资料，而对更为重要的亲历者口述，民间记录等史料掌握并不充分。这使得部分日本学者的研究不可避免的存在偏颇之处，不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东北抗联武装抵抗日伪统治的正义性。另外，从研究成果上看，近年来日本的东北抗联研究似乎陷入“思维定式”，甚少突破已有的研究框架，将研究向更深层和更广域推进的趋势似有停滞。

　　结 语

　　2016年是“九一八事件”爆发85周年，正是日本关东军通过策划这起阴谋事件并全面占领东北导致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以抗联为代表的中国东北地区爱国军民的反日斗争进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分析日本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审视同一个历史问题的不同侧面，可以令历史事件呈现出更为立体、生动、清晰的景象。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界对于东北抗联的研究既有对东北抗联活动本身的分析解读，同时也关注东北抗联与其他团体和势力的联系、互动及影响，研究视野较为独特，涉及面亦较广，这也是值得国内学者借鉴的地方。通过对国内外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进一步加深了对东北抗联历史地位的理解：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组织策划，宣传动员到武装斗争等方面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的有力注脚;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及广大爱国民众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形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雏形。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4-19 14: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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