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注重宣传教育
2018-04-20 09:29:25  来源：人民网-黑龙江频道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点击：  复制链接

　　团结改造义勇军

　　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抗联团结的主要对象，当时许多义勇军在党的全民抗战、共同对敌的旗帜下与抗联共同作战，后来许多义勇军参加了抗日联军。赵尚志是团结改造义勇军、进行共同抗日的倡导者和坚决执行者。抗联史专家赵俊清在他的《赵尚志传》一书中这样写到：

　　为了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赵尚志不仅要做团结义勇军进行联合反日的工作，而且还要做队内的思想工作。对于联合义勇军共同抗日，一些游击队员不理解。因为这些义勇军虽然有反日要求，但毕竟多是土匪根底，在游击区还不时抢夺，如“北来”、“振东”队就是如此。当反日游击队与“北来”队攻占黑龙宫后，“北来”则乘机在黑龙宫大抢大夺，“赶边猪”(即不分穷富，见一绑一，大群“绑票”)，使黑龙宫民众深受其害。游击队攻打北围后，“振东”队亦来趁火打劫，“绑票”50余人。这些情况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游击队的声誉。一些群众对游击队哭述：“你们是好的，你们是反日队伍，但你们是胡匪头子，你们后面领着许多义勇军胡抢乱夺。”甚至有的游击队员说：“反日军不绑票是假。他们为非作歹连累我们，影响游击队的名誉，不如我们自己单干。”

　　对此，赵尚志及由省委派来参加队内领导工作的省委巡视员张寿篯耐心做游击队队员思想工作。赵尚志以自己在对反日统一战线认识过程中的切身感受向游击队员讲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说明这些义勇军虽然有抢夺群众的劣迹，但与专门以残害乡民为活动目的，毫无反日性质的惯匪不同。这些义勇军下属有很多真正的工人、农民，他们有浓厚的反日情绪。要进行全民族反日战争，就应该在共同对日作战这一大前提下，团结他们、联合他们。他说：“我们要用游击队的模范行动影响义勇军，帮助他们不断克服旧习气，督促他们执行‘三项条件’，改善与群众的关系，使之成为受群众欢迎的抗日力量。”张寿篯也打着生动的比方说：“如有一家兄弟不和睦，整天吵架，突然恶狼入室该咋办?是应该继续打仗呢?还是应该共同对付恶狼呢!”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使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政策逐步深入人心。游击队队员明白了与义勇军联合起来的道理，增强了团结他们，与之一道共同抗御外侮的自觉性。

　　的确，在联合义勇军共同开展反日作战时，一些义勇军往往匪性不改，出于自身利益，置联合反日的“三项条件”于不顾，对群众乱抢乱夺。为了制止义勇军的这种行为，改造其扰害群众的匪性，使其成为真正的反日队伍，赵尚志一方面向义勇军进行保护群众的宣传，一方面决定对毫无反日诚意，为害严重的义勇军予以严厉惩处，杀一儆百。

　　在铁道北有一支报称“四海”的义勇军，是一支很坏的队伍。这支队伍处处与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为敌。不仅如此，且经常假冒反日游击队名义大肆“绑票”，而许多又是“花票”(即绑妇女)，严重地败坏了游击队和反日联合军的声誉。对此，赵尚志毫不犹豫地说：“反日者一律欢迎，不反日坑害百胜者天理人情难容，决不能姑息!”随即，便以联合军司令部名义将“四海”队缴械、解散。在各义勇军头领讨论和保求之下，“四海”未遭枪毙，罚打100军棍。其队内罪恶较大的一个帮凶被处死。从这以后，道北义勇军乱抢乱夺，大绑百姓之风有所收敛。

　　由于赵尚志率领游击队连续取得战斗胜利，加之游击队纪律严明，对损害群众利益的匪队毫不客气，赵尚志得到了更多民众和义勇军的敬仰。?

　　“善说六国”的朝鲜族姑娘

　　对绿林武装进行团结抗日宣传是东北抗联的重要任务之一，但使他们坚持抗日到底却并非易事。抗联第四军中有一位“善说六国”的朝鲜族姑娘，她劝说义勇军坚持抗日的故事十分令人佩服。原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在1963年《北方文学》上发表了《忆李槿淑同志》的文章，对她的事迹赞叹不已。

　　他在文章中说：

　　1934年初秋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军部开会，司令部的副官走进来，悄悄地告诉我：“军长，特委派来的同志们到了，都在司令部!”我压不住心头的喜悦，随着副官跨进了司令部。

　　“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四军全体同志向地方党对我们的支援表示感谢，并热烈欢迎同志们的到来。”我一一地握过同志们的手，以革命同志的情谊半开玩笑地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呀，从生活到工作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们就是不怕苦呀!”对方理解了我的意思，热情爽朗的笑声里带着坚定的回音。这就是李槿淑同志。她原来在密山县委宣传部工作，和她一起来的还有朴凤南、大老朴和小金同志。

　　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特委这样快就把人派来了，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这是四军改变行动方针后第一批由地方支援部队的干部。抗联四军为了及时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是兵马成家，干起来后一直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到处和敌人转圈子，打硬仗，从未来得及搞根据地工作。几年的战斗经验告诉我们，只是这样做已经不够了。因为打仗总得有个前方和后方。虽然东北的任何一块地方都是我们的家乡故土，但巩固的后方不单纯可以提供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人们坚定一致的思想。当我们觉察到这个问题之后，便决定一方面搞军事，这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也要加强发动群众巩固后方的工作。把军队变成既是培养军事干部的地方，也是训练群众政工干部的学校，使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军民一致进行抗日。为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加强四军的政治力量，当时由吉东特委书记吴平(杨松)同志决定，由地方抽调一批强有力的干部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并随同军队开辟群众工作。李槿淑和其他一些同志就是这样从地方调到军队的。

　　李槿淑同志到四军后，决定由她做军里的妇女主任兼宣传处长。从这以后，军队走到哪里也就有人做妇女工作了，宣传工作也加强了，群众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虽然那时李槿淑同志只不过20左右岁，但从她所做的每一项工作效果来看，已经超过她年龄的限度，看出来是一个有相当革命经历的人。

　　李槿淑同志，是个朝鲜族姑娘，中等身材，黑黑的大眼睛，略高的颧骨和丰健而微黄的脸膛相陪衬，具备着普通朝鲜族人的特点，但是满口流利的汉话和她平时喜欢穿着的汉族服装，乍一看，绝不会以为她是个朝鲜族的姑娘。平时工作中总是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不知道什么叫累。行军时和男同志一样爬山涉水，军队停下来她便笑着对女同志们说：“又到地方了。”话不用多说，谁都懂得她的意思。好像她们事先商量好了一样，先把自己的马拴好，有的人去担水，有的人去铡草，有人帮助男同志们集中马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马往往都是被她们抢走了。有时候男同志们硬要她们去休息，告诉她们把马交到队里统一管起来就行了。李槿淑便绷着脸说：“我们也不是闺中小姐，你们看不起女同志呀!”然后在一片笑声中，和男同志一起，安营扎寨，一片欢腾。

　　这些事情安顿下之后，她便去召开驻地的妇女会议，或者是把她领导下的女兵们组织起来分开小组，到老乡家里，找那些婶子大娘、姐姐妹妹们谈心去了。说起来也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爱听她讲话。也许开始时还不熟悉，但用不了几分钟，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股温暖的细流偷偷地流进人们的心底。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军队里很多人，好长时间都认为她是个“善说六国”的汉族姑娘。通过她工作的实践，证明了我们选择的这位年轻妇女主任和宣传处长，确实给四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教育群众的工作奠定了新的基础，并成为四军的得力干部和出色的宣传鼓动家。

　　我还记得，是在1935年11月左右，驻在勃利县青山里的一个小部队——由黄枪会员组织起来的救世军的一个营，以王应武营长为首，和几个法师，准备投降日寇。知道这个情报后，为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和我们一道抗日，或者至少不去投降敌人，军部党委准备派几个人去做王营长的工作。派谁去昵?自然又先想到李槿淑，但又觉得女同志去做这个工作有些不合适，因为那里的官兵都迷信神佛，谈话都禁止谈论女人。他们认为女人是不吉利的象征，派她去做这个工作可能收不到很好的效果。但事情急促，一时又难于从军部的男同志中找出比李槿淑更为合适的人。怎么办呢?军部的几个领导人商量好久，最后，还是决定派李槿淑同志带着几个人，以慰问队的名义去完成这一任务。临走之前，我把对王营长所了解的情况和我们对这次争取工作的前途，以及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向李槿淑同志作了介绍。她和往常接受任何任务时一样，充满着信心和喜悦地说：“一定完成任务，请军长放心!”她是那么自信、坚毅，对困难毫无惧色，这真使我深受感动。李槿淑这种遇事果敢沉着、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品质，是从她很小时候就培养起来的。

　　李槿淑的家和其他贫困的朝鲜族家庭一样，在军阀统治的年代里，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欺压。每年劳动的果实，除了交地租和苛税以外，剩下的还不够过朝不保夕的生活。因此，童年的李槿淑，在小小的心灵里就牢牢地打上了饥饿、痛苦和受欺压的烙印。后来，李槿淑进小学念书的时候，正是宁安县东京城一带的火曜党活动较活跃的时期(火曜党是当时朝鲜共产党的代名)。当时他们以东京城为中心，号召朝鲜民族起来革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同时也反对军阀、地主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少年的李槿淑在学校里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教育，并参加了秘密的共产主义少先队的组织。从此，她逐渐地知道了朝鲜民族被日本法西斯灭亡的耻辱和如何起来革命、争取民族解放的道理。母亲也常常偷偷地告诉她，还是在她没出世的时候，父亲和其他许多爱国者就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这种国恨家仇在李槿淑少年的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烈火，同时，也埋下了反抗、斗争的革命种子。这颗种子，在火曜党的阳光雨露的培育下，逐渐地发芽、茁壮、生枝、长叶。因此，她在小学的时候就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并且成为一个机智勇敢的红色战士。

　　有一次，李槿淑根据火曜党的指示，带着印好的传单准备去东京城散发，刚出家门，迎面来了几个警察，威风凛凛地向她走过来。其中的一个眼睛死死地盯着她，好像要从她身上寻找什么。溜走，已经来不及了;被抓住，全部秘密将要暴露。怎么办呢?事不宜迟，李槿淑沉着地迎上去。

　　“警官来了，你们找谁呀?”她打算先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把警察引向别处。警察顺口应诺着，没说什么，但神情严厉，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

　　“看报吗?”李槿淑又顺手拿过两张报纸递给警察，虽然手有些颤抖，但脸上却是沉着无事的样子。警察们谁也没吭声，继续向前走着，李槿淑的脚步感觉有些沉重。

　　“和我们一起走吧!”就是刚才眼睛盯着她的那个警察冷冷地对她说。

　　李槿淑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但又不能过于执拗，怕露了马脚，一切都完了。因此，她转过身来，跟着警察走过来。心绷得像要断的琴弦，但脸上却表现出坦然的神态，边走边自语着：“这还是前天的报纸呢……”她故意把声音放大以使警察听到。但同时她心里已做好准备，万一暴露身份，一个少先队员应当怎样在危险关头为革命牺牲，保存组织。

　　不料，在她和警察们走着的一段路程中，警察们并没有从她身上打什么主意，只是向她询问一些别的情况，李槿淑的心情也缓和下来，于是，她主动地告诉警察们，她可以帮助他们找到村长。但是她仍然没有忘记夹在她腋下的不同寻常的报纸，寻找着机会把它送出去。

　　“喂!金大来，你来一下!”正走着，她喊着路旁的一个男孩子，“你把报纸给学校送去，告诉韩老师村里来客人了，他们找村长，我带他们去一趟。”她把手中的报纸卷了一下，递给男孩子，把“客人”两字说得很重。男孩子领会了她的意思，接过报纸，不慌不忙地吹着口哨走开了。

　　李槿淑到四军以后告诉我们，那次遇到的，是几个第一次来这个村的警察，他们并不知道她是谁，那次来就是要搜查一下“红色分子”散发的传单。其实，那些传单就在送给那个男孩子的报纸中。除了送给警察的那两份以外，每份报纸里都夹着印好的传单。敌人万万没想到就是在他们来搜查的时候，并当着他们的面，这些传单已经安全地送走了。传单的印发人就是给他们带路的姑娘——李槿淑。

　　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今天，李槿淑对去王营长处这件事，也没有犹豫，毫无惧色。任务确定下来后，她又找个时间简单地训练一下“慰问队”，告诉和她一起去的同志们，去了以后怎样和王营长的士兵接近，注意些什么问题，应当怎样答话，怎样表明我们的态度。她像一位久经战斗的指挥员，在战斗前向士兵们作战斗部署一样，认真严肃，充满信心。

　　一切准备工作计划好了之后，一天上午，李槿淑领着由四军和地方抗日会几个老年人共同组成的“慰问队”，向青山里王营长驻地出发了。

　　李槿椒同志带着“慰问队”走到王营长驻地后，新的问题果然发生了。放哨的士兵看见有女人，按着他们的“戒规”，不准进驻营地。经过再三说明，岗哨同意把这件事报告给营部。营部的士兵知道这个消息后，虽然绝大部分人由于和抗日部队有过联系，欢迎“慰问队”来，但是谁也不敢张罗这个事。他们都记得法师们平时的“诲言”：“不准接近女人”。一少部分人根本不主张让“慰问队”进入驻地。正在进退维谷的时候，终于一个棒棒的小伙子兴冲冲地喊道：“让慰问队进来吧，出了事再说!”这是王营长手下的一个机枪手，他的声音像是一颗炸弹给堤坝炸开一个缺口一样，士兵们潮水般地涌出营房，向“慰问队”招手欢迎，谁都忘记了一分钟前那种忧虑和不安，以及这样行动的后果会不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他们一个个兴致勃勃，给“慰问队”找椅子，让地方，握手言欢，很快就把“慰问队”团团围住。只有几个中上层人物冷冷淡淡，不表示态度，但是在慰问队面前又不好阻拦，也只有随波逐流地用一种迟疑的神色，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李槿淑同志先向士兵们传达了四军领导和战士们向他们的问候和谢意，并代表四军把带去的慰问品每人发给一份。有人得到毛巾，有人得到手绢，有人得到筷子或香皂。每一种慰问品上都写着“抗日到底，最后胜利”、“打倒东洋鬼，爱国保家乡”等简短有力的宣传口号。士兵们拿着这些在当时情况下能够筹集到的慰问品，感到非常珍重和亲切。李槿淑看着这些神采奕奕的年轻士兵，像早就相识的朋友一样越唠越起劲。从他们配合四军共同作战，讲到四军战士如何英勇战斗。士兵们听得入迷，也忘记了他们是“老母”的“神兵”，不准和女人谈话的戒律了。

　　李槿淑从抗日战场又联系到个人的身世，向士兵们讲起抗日卫国的事情来：

　　“我是生在中国的朝鲜族人，因为朝鲜亡了国，祖父那一辈就被迫来到中国的东北求生。可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又从朝鲜赶到东北来，让中国人也当他们的奴隶……”士兵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她激愤地说下去：

　　“朋友们，我们都是有家有国的人，可是今天，我们又都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她流下了热泪，继续讲下去。

　　“我们朝鲜、中国，都是被侵略的民族，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屈膝求生，受帝国主义的欺凌污辱，结果是倾家丧国，民族灭亡。另一条是起来反抗侵略者，从我们的国土上把他们打出去。”随着她的声音，人群里有人低着头，默默不语，有人在哭泣。

　　李槿椒看看周围的士兵，从他们的表情上猜测出她的话已在士兵中产生了影响，她便急转直下，提出来在士兵头脑中动摇不定的想法：“我们处在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每一个有正义有民族气节的人应当怎么样呢?是像绵羊一样等着人家来杀死呢?是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还是起来反抗呢?”当她明确地指出，为了不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我们决不能投降，更不能屠杀自己的同胞的时候，士兵们嘁嘁喳喳地骚动起来。首先是黄枪会中上层分子在士兵中散布投降叛国的情绪：“别听她那一套，日本军开进来好几十万，抗日就没脑袋……”而阶级的仇恨、民族的自尊却开始和这群他乡异地的士兵们联系在一起，并感到李槿椒给他们指出了出路，便毅然地表示：“我们决不投降敌人，一定把日本鬼子打出去!‘

　　“我们是——天将神兵，不能——听信凡言，应当——听从天意，不然，老母——会惩罚我们……”救世军里的法师们拉着长腔在士兵中散布流毒。

　　“女人是最大的凶——魔，听她们的话一定要身——遭——毁——灭……”又是一阵阴森森的咒语。但士兵们已经听得发腻了的鬼话，这时候再也不起什么作用了。他们却从李槿淑的讲演中越发感到救世军里黑暗不平等，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的思想，因而士兵们很快地觉醒起来，抗日的热情也一触即发。在广大士兵的压力之下，王营长不得不放弃他投降的打算，允许士兵和四军联合一起进行抗日，他自己和坚决维护“神权”的法师们，留在勃利县青山里的深山老林里闲居起来了。

　　就这样，一部分要投降日寇的救世军，经过李槿椒同志的“慰问”，变成了抗日的部队，准备用于打击抗日部队的子弹，一颗颗地射进了鬼子的胸膛。

　　李槿淑同志在四军里，随时随地用她那清澈响亮的语言，唤醒着被压迫的人们。她走到哪里，哪里便响起她激动心弦的声音，哪里的士兵和人民群众，便志气轩昂，哪里的敌人便在爱国士兵和人民群众的猛击下，消声敛迹，以致最后灭亡。

　　后来，她出国学习回来以后，又被调回东京城附近的沙兰站做地方工作。一天下午，她在工作的岗位上被东京城警察局逮捕了，然后被押送到东京城日本宪兵队。经过几天数次的严刑拷打，李槿淑除了告诉敌人：“我是中国人!”以外，什么都没有说。以后李槿淑被折磨成残废，敌人暂时放她出监。这只不过是敌人为了更多地捕获像李槿淑一样的抗日战士而施展的阴谋。李槿淑回到母亲的身边，医治残废了的身体。但她仍然坚持着斗争，向周围的人们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告诉人们敌人早晚要灭亡，号召人们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她像一颗永远不灭的火种，照着无边的黑夜。

　　不久，宪兵队果然又将她逮捕审讯。这次与以前不同了，敌人对李槿淑用尽了一切怀柔手段。当他们每次遭到失败后，竟卑鄙无耻地以情欲引诱年轻的李槿淑同志：“只要你答应我们的要求，把地下党的组织名单告诉我们，你的一切都会有保证，生活会安静。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帮助你找个丈夫，青春的生活总是应当过得有意义些呀!何必去干那个丧命的工作呢?”

　　李槿椒愤怒的眼睛冒出仇恨的火焰，对这些无耻的禽兽说：“中国人早晚会砸碎你们这些认贼作父的狗头!”牢房里迸发出李槿淑同志最后的声音。

　　第二天深夜，在刽子手的枪声响过之后，人们用无言的愤怒和仇恨的眼泪，埋葬了这位年轻的英雄——共产党员李槿淑同志。

　　那是1941年的4月。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4-20 09: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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