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战士情深似海
2018-04-20 09:55:20  来源：人民网-黑龙江频道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点击：  复制链接

　　那场残酷的战争，把抗联的官兵和战友之间的情谊磨砺得更加深厚，那些流传在部队中的动人心弦的故事举不胜举，今天读来仍感人至深。

　　不能扔下李排长

　　在抗联队伍中，伤病、饥饿经常使许多战士很难同部队一起行动，如果掉了队，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是怎么办的呢?李敏回忆了不能扔下李排长的故事。

　　她说：

　　1939年冬天，部队离开燕窝岛，向集贤到宝清的公路出发。三江平原的冬夜，冷得格外煞实，北风卷着“烟炮”，无情地、恣意地撕扯着、咬噬着衣衫单薄、腹中无食的抗日将士们。

　　队伍在挣扎着前进，我们要赶在天亮前走完百里的荒原，经集宝公路，进入宝清境内的锅盔山，不然，在这一眼望不到边儿的平原地区，一旦被敌人发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同志们互相体贴相互搀扶着。为了抵挡寒冷，有人把缴获敌人的一件皮袄扯成几块，分给大家用。

　　在出发前的晚上，战士们只喝了两碗马蹄汤，此时早已是腹内空空，饥饿难忍。但他们竭力支撑着，轮换架着负伤的李排长，一步一步地在那像镜面一样光滑的冰地上艰难地走着。

　　李排长已经参军5年了，“上队”以来，每次战斗他都是勇敢坚强的战士。在雁南岛战役中，他被敌人把右胸打伤，因为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治疗，伤势逐渐恶化。再加上部队长途行军，忍饥挨饿，身体一天天被拖垮了。这些天，李排长抱着顽强的活下来的信念，想跟上队伍，伤愈后好去打敌人。他用最大的毅力坚持着，从没叫过苦，同志们无不佩服。今天，李排长像全身的气力几乎耗尽，再也不能支撑了，他停下脚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小李子，不要扶我了，你们自己走吧。”

　　我更紧地握住李排长的一只胳膊，坚决地说：“不，咱们一起走。”

　　又往前走了几百米，李排长实在走不动了，在接连摔倒两次后，他连爬起来的劲儿都没有了，他坐在冰雪地上用尽气力地说：“别再管我，你们走吧。”

　　自从李排长负伤后，这位老战士顽强的意志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在立志向他学习的同时，也决心要照顾好他。今天，为了避免遭到敌人的阻截，部队在急行军，尽管形势紧张，也不能丢下同志不管哪。我和另外几个同志拼命地把李排长扶起来：“不，咱们一定要一起向前走。”

　　李排长叹了口气，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是走不动了。”焦急中的我，几乎是没加考虑的立即蹲下身子：“排长，我背你走!”

　　虽然我很要强，但毕竟还没到成年，个子又小，再加上饿了几天了，我把背包、枪都给了小刘。我在前面背着李排长，小刘在后面托着，就这样只走出不远，我就感到浑身发虚，腿发颤，脚下像踩着个棉花团，走着走着，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

　　这时，马上有几个战士跑过来，一位年轻的战士，又接着把李排长背着朝前走，可是他走了没有多久也因没有力气而摔倒了。

　　这当儿，老黄同志跑过来，他组织大家从林子边砍了几根小杆，用同志们献出的绑腿，很快就绑成了一副担架。然而，在这如镜面一样光滑的冰雪道上，抬着担架行走，几乎是不可能的。

　　前面快要穿过集宝公路了，必须在天亮前通过这条横道进山，才能避免和敌人遭遇。可是，抬担架的人远远地落在队伍的后边，大家十分焦急。

　　这时候，呼吸急促的李排长声音颤抖而微弱地说：“我不行了……把我扔下……别影响队伍前进……”

　　我们谁也不忍心把战友扔下，商量着办法，很快想出了好主意，把担架放在冰道上，一头挂上绑腿，像拉爬犁那样拉着担架走，既省力又加快了速度。就这样，同志们在漫天的雪雾里，拉着一个生命垂危的战友，在风雪中前进。

　　总算走出了冰地，脚下又是坑洼不平的荒原。大家轮流抬着担架往前走，这时，人们有个共同的信念，只要李排长有口气，就一定要把他抬出荒原。

　　此刻，我手扶担架，对李排长说：“排长，天亮前咱们就一块进山了，到了那儿就好了，我们可以在山上升起火来取暖。”

　　在坑洼不平的荒原上，4个人抬着担架，一会儿这个人绊倒了，一会儿那个人跌倒了，走起来速度很慢。躺在担架上的李排长半天没吱声，我在给他遮盖衣服时，发现他的头僵硬地歪倒在一边，摸了摸手腕，脉已经没有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顿时一串热泪滚了下来。

　　刚才，大家拉着担架还走得满有劲儿，可是，在知道李排长已经牺牲时，身上的劲儿忽然没有了，一步也走不动了。

　　眼看着离前边的队伍越来越远，为了赶上去，迎接新的战斗，同志们不得不怀着悲痛的心情放下这位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付出生命的抗日联军的排长。

　　我和战士们从路旁抱来一些羊草，掩埋好战友的遗体，擦擦眼泪，顶着荒原的狂风又继续前进着。

　　抢背伤员

　　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负伤挂彩是经常出现的，在战事最紧张、处境最危险的情况下，谁来背伤员?抗联老战士、当时任富锦县委书记兼联军联络处主任的刘忠林讲述了一段抢背伤员的故事。

　　他说：

　　纷扬的大雪下了一夜。清晨，部队在笔架山东侧的一个小屯准备出发时，侦察员飞马来报，约有五六百鬼子“讨伐”队摸上来了。

　　一场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为了不使屯里老乡遭受战火的伤害，李兆麟当即指示，迅速抢占屯西北的高地。

　　我军刚刚布置就序，大批日寇就在迫击炮火的掩护下蜂拥而上，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突然，有四五十敌人向兆麟的指挥处扑来，而他身旁只有十几个通讯班的小战士。战士们急了，要求兆麟马上到后面去，兆麟严肃地说：“在后面怎么指挥!我们准备战斗!”说话间，他把自己的手枪递给通讯员小赵，随手拿来他的三八式马枪，伏在阵地上向鬼子瞄准，战士们只得跟了上去。当敌人冲到近处时，兆麟同志的枪响了，小战士们接上去一阵猛打，有十七八个鬼子被撂倒，剩下的敌人赶紧掉头逃窜。

　　整个战斗进行得很顺利，敌人的猖狂进攻被压了回去。为了摆脱几倍于我的日军，兆麟同志命令部队撤离阵地。

　　敌人发现我军的动向后，又开始炮击。没走多远，一颗炮弹在兆麟身旁爆炸了，兆麟同志骑的马被炸伤，小赵也被从马上掀了下来。兆麟同志疾步过去抱起小赵，只见他流血不止，急忙喊来卫生员，给身负重伤的小赵包扎了伤口。在大家争着背小赵撤退时，兆麟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什么时候还争!我体力比你们强。”说着背起小赵向前走去。

　　部队行走了四五里地，甩掉了敌人。这时，小赵的呼吸也越来越微弱了。兆麟停住脚步，放下小赵，让他的头枕在自己的臂上，轻轻地呼唤着他的名字，可是小赵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兆麟悲痛地把小赵放在地上，然后打开自己的军毯覆盖在他的身上。

　　真挚而深厚的战友情

　　在抗联队伍中，干部关心战士是一个常规，同时战士对干部的关心照顾也是无微不至、感人至深。李荆璞讲述了他在危难关头和病重期间，战士们舍生忘死保护和关心照料他的那段真挚而深厚的战友情。

　　李荆璞，浑名平南洋。1908年出生在原吉林省宁安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本县组织农民武装起义，组成“反日自卫队”，任队长。1932年10月该队改编为“平南洋游击总队”，任队长。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该队改编为绥宁反日同盟军，任一师师长，兼军党委委员。1935年该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任第一师师长，兼军党委委员、第一师党委书记。1937年去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9年回国，6月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到敌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任八路军骑兵支队团政治处主任，兼支队党委委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东北，任牡丹江省军区司令员，兼临时省委书记、牡丹江市市长。1946年9月牡丹江省与合江省合并为合江省，任合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兼佳木斯市卫戍司令员、合江省委委员、军区党委委员等职。1950年任热河省军事部长，兼省委委员、部党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荆璞说：

　　1936年，我们在穆棱站住脚以后，为汇报部队过道北以来的活动情况，及时得到军部的指示，我带着6个人穿过老爷岭原始森林，返回了宁安。

　　可是，到了宁安以后，我们在宁安县城以南、东京城附近寻找多日，也没有找到军部。

　　这时，我们已经传达了“六·三”指示信并根据“六·三”指示信的精神，确定部队的行动方针为：保存实力，运用“五打五不打”的战术原则，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发展。我想，我现在势单力薄，不宜在宁安久留，先按照这个行动方针活动一段再说吧。于是，我们便开始往回返。

　　然而，我们的行踪已被敌人发觉，他们一早在道北布下了天罗地网。因此，我们7个人一越过铁路，就钻进了敌人的口袋阵。

　　这时的情况非常危急，子弹嗖嗖地从我们的头顶、身旁掠过，敌人的狂叫声连成一片：

　　“抓活的!”

　　“平南洋!快投降吧!这回你可跑不了啦!”

　　“你们被包围啦!要是不投降，就别想活着出去!”

　　在这种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我们只有拼命往外冲!但是，我带的6个人很快就牺牲了4个，照这样下去，我们真的不能活着回去了。我正在着急，猛然发现铁路下面有一个涵洞。我立即带领剩下的两名战士凭借路旁小树林和茂密茅草的掩护，钻进了涵洞。

　　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道南的敌人将口袋阵的“口袋嘴儿”扎住，也过到道北。四面的敌人一会合，不见我们的人影，马上又撒开人马搜，可怎么也没搜着，只好悻悻地撤走了。

　　第一个险情过去了。但是，敌人并没有放松对我们的封锁和追击，不久，我们又陷重围。在突围中，一个战士不幸饮弹牺牲。这时，我身边只剩下一个战士了。这个战士看看我，又瞅瞅敌人，果断地对我说：“师长，我去把敌人引走，你赶快突围吧!”

　　我急忙拦住他：“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师长，部队需要你。如果不把敌人引走，咱俩谁也回不去!”

　　说完，这个战士挣脱我的拦阻，边朝敌群射击，边喊：“同志们，从这儿突围!”

　　敌人忽然一下跟过去了，我只好赶快向相反方向跑去。不大一会儿，远方传来一声闷响，我马上意识到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泪水顿时模糊了双眼……

　　山野又恢复了往日的沉寂，我擦干眼泪向山下走去。

　　突然，敌人又追了上来，我见山坡上有两个老太太正在挖菜，便向她们借了篮子和草帽，然后戴上草帽，挎上篮子继续朝山下走。

　　由于我长得比较高大，敌人可能从身材上对我产生了怀疑，所以他们只在山上观望了几分钟，即急速追下山来。

　　我边打边退。这时，道旁出现一个破房框子，我马上跳了进去，以已经塌了一半的破墙垛子为掩体，与敌人展开激战。

　　敌人向破房框子冲了几次都没冲过来。我决心在这里坚持到天黑再冲出去。

　　忽然，山坡上冲下来一支队伍。只听他们高喊：“我们是平南洋，缴枪不杀!”

　　敌人腹背受敌，死的死，逃的逃，很快被打散了。

　　我这才看清，前来营救我的是孙玉凤和她所率领的一团部分队伍。我离开穆棱时，曾部署一团在这一带山边子活动，准备随时接应我返回部队。他们听见山这边有枪声，猜想是我回来了，因此，立即赶来解围。

　　我率领一团在大、小石河子、柳树河子、白石砬子、百草沟、黑瞎子沟一带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又来到穆棱东部的太平岭山边子，与那里的二团会合了。

　　这时，敌人已经得到我们转移到穆棱县的情报，立刻对我们进行大规模“讨伐”。在艰苦的反“讨伐”斗争中，由于我日夜操劳，不得休息，刚刚恢复的身体，又垮了下来。我染上了伤寒病，不仅指挥部队有困难，就是跟随部队活动也难以支持了。

　　为不影响部队行动，我决定留下来养病，让部队迅速北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于是，我强支撑着病体，在太平岭的秋皮沟里召开了干部会议。会上，我首先向同志们讲明了当时的紧张局势：“目前，敌人集中兵力极力与我军决战。为保存实力，我们必须避开正面作战，向林口、鸡西、鸡东以北运动。我们的行动方针仍然是，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灵活地掌握和运用‘五打五不打’的战术原则。”我停下来喘了几口粗气，又接着说：“看样子，这次我不能随部队一起行动了，我得留下来养养身体。这样就需要成立一个北进指挥部，由政治部主任关书范担任指挥，二团团长王毓峰担任副指挥。整个北进队伍一律听从他俩的统一指挥。”

　　大家一听我要留下养病，马上议论开了：“咱们不能扔下师长走哇!”

　　“师长走不了，我们可以抬着他走。”

　　“师长病得不轻，是应该好好养一养，但是我们必须给师长留下一支精干的队伍保护他才行。”

　　听到同志们的议论，我很感动，遂提高嗓音向大家说：“我非常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关心。部队主力北进主要目的是保存实力，同时也可以转移敌人的视线，使我这里养病更安全些。我可以留下一支部队，就留下一个连吧。”

　　在我的再三坚持下，大家同意了我的请求。经商量，决定由孙玉凤带一连留下来照顾我、保护我。

　　关书范和王毓峰带着大部队出发了。一连的同志也搀扶着我向秋皮沟沟里走去，一直走到罕无人迹的原始森林深处。他们把我安顿好以后，一连的张连长就带一个排下山搞给养去了。由于敌人对山边封锁很严，这个排下山后一直杳无音信。为了解决给养问题，一连的赵指导员只好给我留下一个警卫班，带着另一个排也下山了。

　　张连长和赵指导员带着一连的两个排下山后，我的病越发沉重起来，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为了调养我的病体，我们应该住在沟底有水的地方。可为了躲避搜山的敌人，我们必须离开沟底，爬上高山。因为一是沟底经常有敌人，二是如在山上与敌遭遇，可借助下坡的惯力迅速转移。于是，岳德胜、陈富海和王喜山等人，每天早晨轮换着把我背上山，晚上再把我背下来。为了我，他们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岳德胜的弟弟岳向新年龄小，背不动我，就天天背着小马枪在我周围警戒。我的生活主要由孙玉凤和她的两个警卫照料，她们日夜守候在我的身旁。当时，我什么也吃不下，她们便一勺一勺地给我喂盐水。在那些日子里，我就是靠这点盐水维持着生命。

　　在大家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情稍稍有了一些好转,孙玉凤又用仅有的一点小米给我煮粥喝。但是，小米很快就没有了，盐也不多了，张连长和赵指导员又一直没消息。没办法，孙玉凤不得不再派几个人下山去搞给养。孙玉凤再三叮嘱他们：“下山后，无论能不能搞到给养，都要赶快回来!”这时，我的身边只剩下7个人了。

　　这天一早，岳德胜他们把我背上山安排好以后，便分别到四处警戒去了。不一会儿，岳德胜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背起我就往山下跑，一边跑一边告诉我：“敌人来了!”

　　这时，我们身后传来了敌人狼嚎般的叫嚷声：“平南洋，你跑不了啦!”

　　“平南洋，你都快入土了，赶快投降，留下囫囵个儿尸首吧!”

　　敌人的喊声很快就被我们激烈的枪声淹没了。

　　我被同志们安全地转移到几公里以外，脱离了险境。可是，在掩护我转移的战斗中，孙玉凤的两个警卫员和警卫班战士陈富海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听到这个噩耗，我落泪了。由于敌人“篦梳”山林，来回搜索，我们曾多次遇到险情，但无论敌情多么险恶，大家都是与我同生死，共患难，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我的安全。这种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我们共产党人、革命战士所特有的，是敌人永远也不能理解的。

　　几天后，警卫班下山搞给养的几个战士得知山里发生了战斗，没等搞到给养就匆匆赶了回来。孙玉凤看到这种情况，便亲自下山了。她装扮成农村妇女，混到穆棱县城，买了一些药品及饼干、罐头等食品，又绕了很远的路回到山里。警卫班战士王喜山受到孙玉凤的启发，不久，也去县城购买一次食品。

　　这时，我的神志已经完全清醒，我见他们给我吃这么好的东西，奇怪地问：“这些东西是从哪弄来的?”

　　王喜山笑嘻嘻地说：“是我们截敌人汽车缴获的。”

　　“是不是大伙都吃这个?”

　　“我们都吃这个。”

　　我见王喜山说得很认真，便相信了。

　　可是，一连几天，我发现他们吃饭总是背着我，感到事情有些蹊跷。当时，我已经能够慢慢地走动了，便悄悄地走过去，一看，他们喝的是一个米粒儿都没有的野菜汤，再一尝，一点咸味儿也没有。原来，他们自上山以来就没吃过一粒盐，把盐全留给了我。这次搞来的食品，他们也没动一点儿。我被同志们这种真挚的阶级友情深深地感动了，如果没有他们，我是不会活下来的。于是，我强迫他们吃了剩下的罐头和饼干。

　　大约过了两个月，我的病渐渐地好起来，敌人的“讨伐”也缓和多了，可是，一连的两个排仍然没有消息。我想，我们几经转移，已经离开了秋皮沟，他们会不会还在原来那个地方找我们呢?我马上派几个人回到秋皮沟。不久，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他们。

　　这时，老百姓家里也没有粮食了，但地里还有一些青苞米，除了老百姓给我们送一些煮熟的青苞米外，我们只能靠在山边子采些野生植物充饥了。到了秋天，我的病完全好了，我决定找部队去。由于我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走路也比较吃力，当地老百姓便用毛驴送我，走一个屯子换一头毛驴，一直送到很远。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4-20 09: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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