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
2018-10-08 11:14:54  来源：北京电视台  点击：  复制链接

     
杨靖宇将军像

      这是一场波澜壮阔、刻骨铭心的人民战争，历史让我们记住这样几个瞬间：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入侵东北三省，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大旗;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团结四万万中国同胞，唤起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用血火淬炼的抗战精神，在历史的星空定格成永恒。国难当头，方显中流砥柱。六十九年前，由中国人民赢得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战争史上一幅悲壮的画卷，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忧患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今天，我们沿着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的足迹，将这些无数闪光的历史瞬间，一一呈现给您。

　　历史，我们不会忘却，英雄，我们不能忘却。这里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东北烈士纪念馆。作为日本侵华的见证，这里曾是日伪军镇压和残害中国抗日志士的罪恶之地，抗战胜利以后，作为最早的革命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承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军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历程。今天，我们在这里回望那场伟大的人民战争，踏寻着英雄的足迹，再次穿越时空，去触摸那段遥远而真实的历史。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城北，日本关东军诬称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悍然攻击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蓄谋发动了武装侵华的 “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军司令部坚持执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命令，导致日军长驱直入。9月19日凌晨，沈阳沦陷，同一天，安东、本溪、营口、抚顺、铁岭、四平等18座城镇先后陷落。9月20日，长春陷落，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次年l月3日，锦州陷落，2月5日，哈尔滨陷落。至此，日军在日军在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东北主要城镇，为其后向关内扩大侵略战争取得了前进基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做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群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1931年，沈阳市的福安巷里，有间不起眼的青砖瓦房，这里，是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这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名叫罗登贤。这年春天，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罗登贤被从上海派到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一份重要的宣言，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份，这是在9月18日那天晚上的枪炮声中连夜起草的，它的全名是《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份宣言一针见血指出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的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会议结束之前，罗登贤站起来激动地说：国民党不抵抗，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 共生死。他的声音甚至激动而有些颤抖，罗登贤说：“我要庄严地申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共产党党员!现场所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谁也不离开!

　　12月，26岁的罗登贤临危受命，出任新一届满洲省委书记，并将省委迁往日军当时还没有占领的哈尔滨。在这里，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违背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已经打响了江桥抗战，这是东北军爱国官兵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江桥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此后，未撤走的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及东北爱国民众纷纷揭竿而起，自发组成反日义勇军、工农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委派共产党员进入到各义勇军队伍，协助和领导义勇军作战。到1932年，义勇军人数已达30万人之多。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壮大，是日本侵略者一开始并不曾料想的，“九一八”之后，一触即溃的东北军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给日本裕仁天皇的奏折中嚣张地说：“我敢拍着胸脯保证，对中国的领土，可在3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可他哪里想得到，光是东北这块土地，很快就让他吃不消了。

　　侵华日军占领东北后，继而侵略全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1932年3月1日，日本假借“满洲国”政府名义,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很快同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伪满州国成为日本的傀儡政权。然而，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时刻打击着侵华日军的统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抗日义勇军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达四十多座。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七百二十六名，出现一千五百余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本庄繁上奏的伤亡数字，当然仅仅是日军官兵，并不包括在他们看来生命不值一提的伪军，但这个数字足以让他们开始感到有些怕了。

　　1932年9月15日，辽宁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抚顺市市郊平顶山等地，使日伪军损伤惨重。义勇军撤出后，日军不敢出城追击，竟把兽性发作在百姓身上，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平顶山惨案。1932年9月16日上午，日本宪兵抚顺分遣队包围了平顶山镇，以照相为名，用刺刀将所有镇民逼赶到平顶山南面的洼地里。日本宪兵用6挺机关枪疯狂地朝人群扫射，人群里顿时血肉横飞，惨叫声，呼喊声连成一片。大屠杀历经3个小时，3000余名无辜百姓惨遭杀戮，300多户人家几乎被杀绝，800多间民房被烧毁，整个平顶山只有不到30人死里逃生。继平顶山惨案之后，日军分别在土龙山、老黑沟等地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可以说，凡是东北义勇军活动比较集中、激烈的地区，几乎都有日伪军留下的“万人坑”。

　　1932年冬天，日本发动20余万军警，对各地义勇军开始了“大讨伐”。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义勇军队伍又没有领导核心，大多各自为战，义勇军遭到了严重挫折。辽宁省义勇军大部分被打散，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义勇军相继率部退入苏联境内，至此，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渐渐归于沉寂。中共党组织认识到，要想取得抗战斗争的胜利，必须有统一的领导，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从此，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1932年1月15日，在松花江中一个无人的沙洲上，刚刚迁到哈尔滨的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罗登贤要求共产党员到到农村去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决议上报中央之后，正在江西中央苏区进行反国民党“围剿”斗争的周恩来，依据罗登贤的请求，向东北陆续派出了一批重要的军事骨干。而在这之前，一批被关押在奉天监狱的共产党员被组织营救了出来，他们留在了东北。此时，日伪军警在东北总共有20多万人，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团员加起来只有2000多人，可正是这2000多人，在东北的漫漫黑夜中，就如同扑不灭的火种，燃起了东北14年熊熊的抗日烈火。我们来看看罗登贤是如何排兵布阵的。除了已经在吉林地区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之外，以沈阳为划分点，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被派到东满建立游击队;满洲省委驻下江代表冯仲云被派到北满工作，整顿重建汤原游击队。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委派的共产党员李兆麟，魏拯民、曹国安、宋铁岩，还有后来大家非常熟知的赵一曼也陆续到达东北。至此，北满、东满、吉东等大部分地区的党员干部基本敲定。

　　看到这里，您可能会问，还有南满呢?南满不用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吗?当然要，只不过南满的抗日形势更为复杂，到底派谁去呢?罗登贤想来想去，目光落在了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身上。这个年轻人叫张贯一，27岁，人生的是人高马大，罗登贤的心思他非常清楚，于是就主动跟他说：“在你身边我就是一个参谋，你如果把我派到南满去，我一定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打出一块苏区来!就这样，张贯一肩负使命，奔赴南满，在这之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令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杨靖宇。

　　其实，杨靖宇本也不姓张，而姓马，原名马尚德，18岁在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上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杨靖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家乡河南省确山领导农民运动。2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饱受酷刑，却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据抗联战士后来回忆，杨靖宇到南满后之所以改名，有两个原因：其一，南满游击队原来的政委名叫杨奠坤，杨奠坤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负伤，回哈尔滨治疗了。由于杨奠坤在队伍中威信很高，杨靖宇担心他一来可能会影响到部队的士气，所以改姓杨，而“靖宇”在朝鲜语中有“驱逐外敌”的意思，于是他化名杨靖宇。那个时候杨靖宇也许并没有想到，“杨靖宇”将是他使用的最后一个化名，他更没有想到，这个名字日后将被历史和每一个中国人所铭记。杨靖宇来到南满之前，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已经成立了一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这支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他们在与日伪军战斗的同时，还要和一些山林队伍打仗。杨靖宇找到这支队伍时，正是游击队处境最为艰难，队里思想最为混乱的时候，杨靖宇先做党员的工作，然后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鼓舞士气。

　　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桌上的油灯对大伙儿说，“你们看，这灯要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可是光有碗没有油这灯也点不着。你们都是在这儿土生土长，人熟地熟，可要没有了根据地那就等于是没有了家。现在县委活动困难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还是咱们的靠山、主心骨、灯芯，能给咱们照亮呀!”杨靖宇的这番话，获得了所有人的赞同，于是，杨靖宇开始着手重建游击队。他取消了那些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绿林番号，公开向所有不打日寇，专与游击队作对的地主武装和山林队发出严重警告，枪毙了独霸磐石的恶霸。杨靖宇的这些举动对于居心叵测的少部分人产生了了震慑作用，游击队重新又在磐石站稳了脚跟

　　通过整改，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并在1933年初以崭新的阵容在磐石玻璃河套一带建立起了根据地。南满游击队自此进入了一个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的时期。这时，杨靖宇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军政部的绝密文件中。南满游击队的不断发展，令日军十分恐慌，为了消灭这支杨靖宇领导的新生抗日武装，1933年1月至4月间，日军调集守备队和伪军千余人对游击队和玻璃河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4次“讨伐”。杨靖宇带领战士主动出击，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粉碎了日军的4次讨伐。不到5个月的时间，南满游击队作战60余次，部队由建队时的不足百人，扩大到250余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不仅打开了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而且通过战斗实践为党领导下的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说到南满的杨靖宇，我们就不得不话分两头，提到北满一个能与杨靖宇相提并论的人物，先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地区领导的巴彦游击队打下巴彦县城后，主要成员的一张合影。在这十几个人当中，明显有一张娃娃脸，他手持马鞭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为了能让您看得更清楚，我们现在把照片放大一倍。看起来，这个模样像少年一般的年轻人，个头要比其他人小很多。实际上，照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已经24岁了，这个人就是日后声名远扬，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这是他现存于世的唯一一张真实照片。

　　1932年1月，正是这个刚刚从奉天监狱被组织 营救出狱的小个子，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注意。赵尚志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在罗登贤看来，赵尚志虽然个头是小了点，只有1米6出头，但他目光坚定，浑身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将来必有建树。于是，罗登贤委派他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在北满打开抗日局面。赵尚志刚到巴彦游击队的时候，队员们没把他当成领导看待，都叫他“小李先生”，而赵尚志呢，也没有架子，喜欢跟他们打成一片。为了了解每一个战士的情况，他平时喜欢跟队员们聊天：“家在哪啊，爹妈身板硬实吗，娶媳妇了吗，为什么要上队呀，对队伍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没有啊?”没人想得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李先生”，很快就会叱咤风云，威震北满。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1932年9月初，赵尚志带领游击队对巴彦县城发起了攻击，缴获县城日伪军全部武装，游击队声威大震，很多老百姓纷纷投靠游击队，队伍一度发展到700多人。1932年1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这年冬天，为了筹集游击队越冬物资，赵尚志决定攻打东兴县城，返回途中，遭到数量几倍于己的日伪军反攻，赵尚志在战斗中左眼被弹片击中，从此失明。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之后的一次作战中，游击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一次包围合击，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后来通称的《一.二六指示信》。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我们找到了这封信。这封信由于页数众多，我们无法为大家一一展示，但我们对于指示信里的主要内容做了概括。其实，这封指示信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首次明确提出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及对策;三是强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四是强调群众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在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中，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一?二六指示信》的到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各抗日游击队，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此后 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地义勇军，在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成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之一。1933年，在磐石北部山林深处，杨靖宇召集了10多个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首领，表明只要是抗日的都是兄弟，南满游击队要与东北一切抗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生死与共，肝胆相照。这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与此同时，在东满地区，中共东满特委以东满4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10月，赵尚志来到了哈尔滨东部的珠河县，在中共珠河县委领导下，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赵尚志重组的这支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虽然只有13个人，十来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的有板有眼。在大会上，赵尚志带领全队官兵鸣枪宣誓：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必武装东北3000万同胞，驱逐日寇滚出神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誓言响彻山谷，这后来，就有了著名的哈东支队，直至成为北满最具战斗力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

　　在赵尚志领导的这支部队，有一位三十岁的四川女子，战士们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战场上，女性总是引人注目的，哈尔滨的伪满报纸刊登关于她的报道，说她是“红枪白马”，这个人就是赵一曼。

　　1935年冬天，赵尚志率主力军远征，赵一曼留在珠河，被日伪军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大腿被子弹击中受伤，昏倒在雪地里被日伪军抓捕。受伤被俘的赵一曼被押到哈尔滨伪警察厅，审问她的日本军官大野泰治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供称：“为了证实赵一曼的共产党员身份，特务用尽了各种酷刑，把竹签钉进她的指甲缝，用鞭子狠戳她的伤口，把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但是没有得到关于共产党和游击队的任何信息。”后来，赵一曼因疼痛导致昏迷，敌人担心她死亡会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

　　这里，请让我们记住这样两个名字，董宪勋、韩勇义，他们分别是在医院负责看守赵一曼的伪满警察和医院的见习护士。很遗憾，董宪勋没有留下任何历史影像，我们只是找到了韩勇义的照片，为什么要提到他们呢?在哈尔滨第一医院治疗期间，赵一曼并没有停止抗日宣传工作，只要有机会，赵一曼就和董先勋、韩勇义主动聊天，给他们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游击队的战斗故事。通过和赵一曼的交流，两个人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意识被唤醒了，他们对赵一曼的同情逐渐转变为由衷地钦佩。于是，两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一起参加抗日游击队!

　　1936年6月28日，一个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的夜晚，被关押了8个多月后的赵一曼在董宪勋和韩勇义的帮助下，从医院逃走。29日凌晨，敌人发现赵一曼等3人失踪，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封锁交通要道。清晨5点，日伪警察追到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董宪勋、韩勇义，三人同时被捕。赵一曼、董宪勋、韩勇义被带回哈尔滨后，分别被关进了哈尔滨市伪警察厅地下一层的拘留室里。如今的东北烈士纪念馆，便是当年哈尔滨市伪警察厅的所在地。为了能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日伪军的罪恶史，纪念馆今天仍然保留着当时关押赵一曼的牢房，就是在这间暗无天日的地牢里面，日伪警察对赵一曼再次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摧残。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东北烈士纪念馆1:1还原的刑讯室的场景。悬吊的铁链、冒着火光的炭火盆、还有烧红的烙铁，各种刑具杂乱地摆放着，墙上、地上血迹斑斑，屋里面还弥漫着一种焦糊的味道，这不是电影，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酷刑过后，身体上的疼痛让赵一曼昏死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阴冷的地面还有铁窗外面吹进来的凉风让赵一曼渐渐的苏醒过来，但是她没有办法翻身动弹，只能是静静地躺在地上。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和革命战士，同时也作为一名妻子、女儿、母亲，这一天她的心没有一刻是安静的。她把所有能想到的都想了一遍。赵一曼知道，自己恐怕是没有办法活着走出这里，即便是能够出去，也是在通往刑场的路上，赵一曼并不是生无可恋，这个时候，她最放不下的只有一个人。此时此刻，赵一曼想到了她已经7岁的儿子，7年前，因为从事革命工作，赵一曼忍痛将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送到汉口亲戚家抚养，这竟成了她们母子间的永别。从被捕到走上刑场这9个月的时间，赵一曼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在最后一刻，她身上白骨外露，身体因遭受电刑多处炭化，但始终没有吐露任何信息。日本人对她绝望了，他们决定处死赵一曼。

　　1936年8月1日，日军把赵一曼押回珠河。敌人要用她的鲜血，恐吓游击区的人民。在火车上，赵一曼向敌人要来了纸和笔，给七岁的儿子写下了这封遗书，在遗书当中她是这么写的：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这封让人不忍心去读的遗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从日伪档案中发现的。这封遗书总共162个字，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不舍，但面对牺牲，又是如此的毅然和决绝。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赵一曼。

　　赵一曼就义后，帮助赵一曼逃跑的警察董宪勋因受刑过重在狱中逝世。护士韩勇义同样遭受了各种酷刑的折磨，日伪警察在一份报告材料中写道：“韩勇义仅是在很短的时间受了赵一曼的宣传，已具有根深蒂固的抗日思想”。报告中还引用了韩勇义的一段话：“在自己的五体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族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争，日本侵略者似乎一开始就低估了中国人。他们没有想到，残酷的暴行不仅没有吓倒抗日的民众，反而唤起了更多中国人的民族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开始加入和支援抗日游击队伍，东北反日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局面。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要求和中国国内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于8月1日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 各军队 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

　　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王德泰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从宣言发表的1936年2月到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相继成立，军力最高达到了3万余人，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击战争，打击着日本侵略者。

　　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的确使日本关东军越来越惶恐。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也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他很清楚，伪满洲的抗日力量，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加强，并且产生了质的变化。于是，一项更为的残暴的计划渐渐被酝酿成型了。佐佐木到一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策划，制定了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妄图在三年内达到“彻底肃清在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部队”的目的。1936年10月，日军首先对东边道北部9县发动了满军“独立大讨伐”，在通化成立了讨伐指导部，由佐佐木到一为指导部长，伪满军政部大臣于芷山亲自任司令官，调集兵力1.6万人，对抗联第1、2军及其它抗日军进行残酷的分区讨伐。

　　其实，对于东北抗联接下来面临的抗战局势，杨靖宇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深深的担忧，几年来自己率领部队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面对日伪军一次比一次庞大的“讨伐”，抗联第1军的战略回旋余地已经非常小了，这些我们通过地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西面和南面是日伪军严密控制的奉天和辽东半岛，背面是伪满洲国的心脏长春，东面是朝鲜，虽有长白山之险，但日军重兵的保卫和东北的恶劣气候使这仅有的优势大打折扣。处在如此的包围之中，唯一的办法是去寻找战略上的支持。

　　早在1935年10月，杨靖宇就得知了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第二年早春的一天，杨靖宇又从日伪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为了实现直接对日作战，扩充红军开始东征，杨靖宇非常地兴奋，一个战略构想慢慢地在他的脑海中慢慢形成了。如果红军东征能到达热河作战，他的部队就可以从西南至东北两个方向，对承德、锦州、奉天之敌形成互为犄角之势，那样不但能够获得急需的战略支援，而且整个伪满洲国南部，甚至整个东北战场的局面都会改变。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发起东征，渡过黄河挺进山西，东征部队不得不撤回陕北。在得知这个消息后，1936年6月和11月，杨靖宇连续两次组织抗联第一路军西征热河，一度进展至沈阳、抚顺一带，并在摩天岭战斗中歼灭日军今田大尉以下140余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和天气原因，两次西征均未达到目的，而且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尽管如此，西征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同中央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意义重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早已关注着东北抗日斗争的毛泽东，更加注意着这片热土，注意着在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的中国抗日同胞。

　　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协议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协定使日本和德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了公开的军事联盟，以实现其平分世界的野心，同时，也加速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向北平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上积极配合着关内的抗战。“七七事变”之后，有人可能会觉得，日军的兵力集中到关内去了，顾不上东北这边了。可事实上，日军在大举进攻关内的同时，为了安定东北后方基地，加紧了对东北抗日游击区的进攻。日军除了集重兵于东北各战略要地外，还派出大批精锐部队严密封锁抗日游击区，其手段也更毒辣了。所以，可以这么说，东北抗联在1937年11月之后，也迈入了最寒冷的严冬。

　　1937年冬天，日军将攻击重点转向南满的抗联一路军，同时准备开始“三江大讨伐”。日伪军对这次“讨伐”所下的决心之大、动用的兵力之多、计划之周密、措施之恶毒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以摧毁抗联后方根据地，“剿灭”地方党组织，“聚歼”抗联于三江地区为主要目的。1938年春，在汤原根据地万余名日伪军用枪杀、火烧、填井等手段成百上千地屠杀居民，制造大恐怖。23天时间就基本摧毁了北满抗联部队赖以立足的汤原后方根据地，完成了建设“集团部落”和“无人区”的计划。

　　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集团部落”，当地农民称之为“归大屯”，它是日军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彻底断绝东北抗联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和粮食物资的供应而实施的暴行政策。早在1942年，日伪当局就在东满地区推行了“集团部落”。具体做法是，日伪军强迫农民烧掉自家的房屋，离开故土，迁到被指定的区域，对其进行严密的封锁，禁止粮食、食盐、被服等物资从“集团部落”外流，而选建的地点，一般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频繁，日军易于警戒的地方，部落的周围就成了被隔绝的“无人区”。由于“集团部落”生存条件级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当时整个东北受此迫害的人口达500万以上。面对日伪统治区的残暴政策，有一首民谣十分形象地道出了当时老百姓的处境：“鬼子要归屯，百姓日夜愁。愁得坐不稳，愁得站不安。只盼抗联快点来，打跑鬼子保家园。”处于困境中的老百姓盼抗联，可是抗联此时正是鱼儿离开了水，处境比他们更为艰难。

　　1938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缺衣少粮，斗争更加残酷。在失掉了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以后，抗联各军不得不由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入到人口稀少的深山区，在长白上和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之中，建立秘密营地，并且以此为依托，继续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采访录音：“有一次，在行军的时候有一个炊事班的班长，他就是部队休息的时候，靠在一个大松树的边上坐下。刚坐下他想抽烟，他就把烟袋拿出来了，拿出来烟袋，烟袋拿出来了刚想往烟锅里塞烟叶，这么一下子，这人就不能动弹了。脸色不变，脸的颜色一点儿没变，一看，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冻死了。”

　　为了冲破1938年日伪军在伪三江省的“大讨伐”，跳出日伪军包围圈并拓展新的抗日游击区，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路军部分指战员由濛江向中朝边境、临江、长白县区域等地区进军。冬季衣着单薄的战士，冒着零下三四十度严寒的侵袭，踏着山间没膝的大雪，进行了连续的艰苦行军。北满抗联部队第3、6、9、11军主力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10月上旬，第五军一部在突围过程中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与日军遭遇。冷云等8名抗联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被敌人包围，她们奋死抵抗，在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后毁掉枪支，手挽手跳进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壮烈殉国。她们中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只有13岁。

　　在远征路上，每到宿营地，战士们便围在一起，轻轻吟唱着这首《露营之歌》。杨靖宇的部队在濛江游击区没有固定的营房，甚至连帐篷也很少，所以通常只能露宿在原始森林里。为了避免暴露自己，有时还不能烧火取暖，只能依树休憩。每能次睡眠也不能超过30分钟，不然就有被冻死的可能。在这样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行军打仗其艰苦程度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东北抗联的游击战争有着这样的评价：“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938年11月5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全体同胞致敬电!”电文称：“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电文中说，“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继续抗战”。然而，此时的东北抗联因为在偏僻山林中与日军周旋，已经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坚持抗战，为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1940年，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最困难的一年。东北抗联各军在反“讨伐”斗争中损失惨重，原有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大部分被破坏了，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3万余人锐减到不足2000人。此后，抗联第一路军、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大部，相继越界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在东北战场上，只剩下少数小股抗联部队在长白山区、松花江下游和黒嫩平原坚持着抗日游击战争。

　　1940年12月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组成南、北两个野营。1942年5月以后又统一编为1个教导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一面整训，一面不断派小分队进入东北开展游击战，直至1945年8月，积极配合苏联红军远东战役的作战行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坚持原地战斗的抗联部队，其处境艰苦的程度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唯有从以下这份并不完整的东北抗联牺牲将领名单中回望它的惨烈：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与敌战斗中，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殉国。敌人在解剖他的遗体时发现，胃中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5月21日，第二路军一支队支队长王汝起率部队在大饶河县大岱河伏击伪军的战斗中牺牲。7月20日第三路军三支队政委赵敬夫在德都县朝阳山抗敌战斗中牺牲。12月8日，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在南湖头小弯沟遭到数十倍敌军的包围，壮烈殉国。1941年2月第二路军第10军军长汪雅臣负伤被俘牺牲。1941年3月8日，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在与敌人的战斗中病逝，在最后的日子里，魏拯民还在不间断地写信，希望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日。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率小部队在袭击鹤岗县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遭特务枪击，受伤被俘8小时后牺牲。如今，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们用特殊的方式纪念这些为东北这块土地献出生命的英雄，而这，只是极少数我们能够记住的名字。在长达14年的东北抗战中，数以万计的抗联战士没有来得及留下名字，就已经为国捐躯，他们的故事埋葬在这片白山黑水间，无处追溯，无迹可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一支军队，这样的一种精神，将永远不会被后人遗忘。

　　世界上很少有哪支军队，会像东北抗日联军这样，其主要的创建者和指挥者有大半都战死沙场;也很少有哪支军队，无论是他的司令官还是普通战士，在14年漫长的岁月中时刻面临着冻死、饿死和战死的威胁。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中国人，正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孤悬于敌后与日伪军进行了多达6万多次的大小战斗，歼灭了18万日伪军。如今，当我们再次推开历史的大门，仰望烈士的英灵，我们不禁心怀感恩，因为，自东北抗战开始，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敌后根据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焕然一新，而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场人民战争，也成就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10-08 11: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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