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女兵的英雄故事
2018-11-22 11:47:43  来源：党建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张宗兰

　　李秋岳

　　陈玉华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东北，英勇的东北人民奋起反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涌现出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和英雄人物，其中不仅有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热血男儿，还有赵一曼、冷云、陈玉华、张宗兰等巾帼豪杰。这些英勇的抗联女兵巾帼不让须眉，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为了祖国而牺牲，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活着看到新中国的曙光。抗联女战士的后代、鹤岗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员刘颖，不忘先辈的嘱托，历时5年，足迹遍布全国，完成了《东北抗联女兵》一书，记录了124名抗联女兵的事迹。今日，本报节选书中描写的张宗兰、李秋岳、陈玉华和宁死不降的六位女兵的故事，她们的资料和照片少之又少，但她们的精神永存。

张宗兰热血青春定格在二十岁

　　1918年，张宗兰出生于黑龙江省双城的一户农家，她八岁开始在家乡读书，直到1934年，十六岁的张宗兰离开家乡前往佳木斯投奔其兄嫂。

　　张宗兰的二哥张耕野，毕业于吉林省立师范，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中共佳木斯市委组织部长，1937年参加东北抗联第六军，1938年3月后到抗联第三军第四师工作。

　　张宗兰的二嫂金凤英，1922年春，在吉林省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时，邂逅了思想进步并具有忧患意识的张耕野，两人冲破门第观念，真诚相爱，并于1928年1月结为伉俪。在桦川中学里，张耕野巧遇了也在这里教书的省立第一师范同学唐瑶圃(姚新一)。唐瑶圃于1929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唐瑶圃的引导下，张耕野逐渐改变了教育救国的思想，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而紧随其后，在党旗下举手宣誓的是他的妻子金凤英。1929年金凤英辞掉了双城中学教师的工作，随丈夫张耕野来到佳木斯桦川中学任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耕野夫妻积极地投入到抗战之中。桦川中学当时为中共地下党工作活动中心，张耕野为党支部书记，进步学生冷云、陈芳钧、马克正等都是这一时期在桦川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张宗兰来到桦川后，在兄嫂的安排下，入桦川县立中学预备班。翌年，跳级升入桦川中学第六班。受党组织和其兄嫂影响，张宗兰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在同学中秘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抗日救国的理念，在同学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1935年冬，十七岁的张宗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佳木斯市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1936年冬，当选为中共佳木斯市市委领导成员，负责妇女工作。在此期间，张宗兰领导着佳木斯地区的广大妇女积极支持抗战，同时还协助其兄张耕野处理党的临时性工作，参与为抗联部队购买、运送防寒用品、印刷器材及药品等工作。

　　同年末，张宗兰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利用中学毕业后找工作的机会，打入伪桦川县公署担任文书。上级领导要求她要不断搜集敌伪政治、军事等情报，并及时提供给市委或抗日联军，保护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安全。

　　1938年3月15日，日伪集中大量兵力，对松花江下游一带抗日武装进行“围剿”，这是一次蓄谋已久、部署严密的行动，史称“三一五”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共逮捕三百二十八人。此次大逮捕使松花江下游地区各市县区委破坏殆尽。

　　此时的佳木斯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地下党组织中已有人被捕叛变。危急关头，张宗兰按照市委负责人的要求，一面迅速将有关消息通知市内所有共产党员，一面亲自安排上级来的一名干部紧急转移。

　　3月2日晚，张宗兰姑嫂按佳木斯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董仙桥的指示，把中共下江特委联络员刘志敏接到自己家。

　　3月14日清晨，二人又将刘志敏安全转移到李淑昌家。她们将红萝卜掏空，把重要的文件塞到萝卜里，交给乔装成乞丐的地下党员李淑云(董仙桥的夫人)，然后，张宗兰配合将这些重要的文件转移出城。回来后，又秘密销毁和设法转移了党的其他重要文件。

　　就在这个时段里，日本宪兵、伪警察和便衣特务倾巢出动，东北抗联基地被毁。宪兵、伪警察依据特务和叛徒提供的名单，开始拉网式的大搜捕，张家的茅草房也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中。嫂子金凤英冷静地分析形势后，认为走是上策，决定暂回老家双城躲避。

　　3月19日，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万灵和万荣，宗兰、凤英姑嫂一行六人坐上了佳木斯通往牡丹江的火车，打算取道哈尔滨，再转车回双城。在火车上，她们发现四个穿便衣的特务一直在跟踪，看来这回家的路是走不通了。

　　3月20日，饥渴劳顿、筋疲力尽的一家人住进哈尔滨道外天泰客栈二十号房间，一路上跟随她们的四个特务住进了二十一号客房。

　　凤英对小妹张宗兰说：“我们不能回双城了，回去家人会受到牵连。”不用嫂子说，宗兰心里也明白，她已经决定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了。这时候，楼下响起了汽车马达声，预感到是敌人前来抓捕，姑嫂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脚步声近了，金凤英迅速地从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毒药，分一块给宗兰，就着一杯冷茶，姑嫂俩毅然决然地喝了下去，面对生死，她们选择了有尊严地离开。

　　客房的门被踢开了，二人勇敢地和伪警察搏斗着，搏斗声中，三岁的小万荣醒了，她大声地哭了起来，随后就被特务们连摔带踩，当即死去。张家最小的弟弟张宗民在灾难发生时，拉着小侄儿万灵跑到走廊的角落里，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惨状。随后，特务们将张宗兰送到医院进行急救，但她抱定必死的决心拒不服药。在拼死的挣扎中，停止了呼吸。

　　嫂子金凤英牺牲时，刚刚三十七岁，而张宗兰牺牲时只有二十岁。

　　3月24日，敌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在当时的《滨江日报》上发了一条新闻，诬陷金凤英和张宗兰二人是由于家庭不睦，吞咽毒药自杀的。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姑嫂俩的英雄事迹早已载入史册。如今，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人们在她们的照片前驻足缅怀。

李秋岳足智多谋斗敌寇

　　李秋岳原名金锦珠，曾化名张一志。七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幸病故了，只留下了寡母弱女，苦度光阴。

　　1925年2月，李秋岳参加了广东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在宣传队工作。后参加了平定滇、桂军杨希闵和刘震寰叛乱的斗争。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李秋岳已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李秋岳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女生队名单上记有她的名字。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党中央为了保护李秋岳和她丈夫杨林，派他们去苏联学习。1930年返回中国，到北满地委机关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东北，李秋岳夫妇被组织派往东满特委工作。他们二人广泛发动延吉等地群众，积极组织农民武装抗日。同年冬，杨林调到满洲省委任省委军委书记，李秋岳在省委妇委工作。1932年，杨林奉调中央苏区任红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而李秋岳则被调至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工作。

　　李秋岳被派到珠河后，把出生不久的儿子委托一个农户照料，她自己则活动在河东、侯林乡、黑龙宫、乌吉密、石头河子及三股流等地。她先后任县委委员、妇女部部长、铁北区委书记等职。在珠河游击区，李秋岳率铁北的群众支援哈东支队，在她的领导组织下，百姓们为支队送子弹、送鞋、送粮、做衣服，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在这时，她年幼的孩子因疏于照料不幸夭折了，丈夫又不在身边，劳累和伤悲令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即便如此，这位坚强的女性仍旧坚持在对敌斗争的前沿。1935年春，当游击区遭到敌人破坏时，李秋岳按珠河中心县委的指示，来到延寿、方正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担任中共延方特支书记。她到任后，便着手成立“反日会”组织，发展党员，积极为部队传递情报、筹措弹药、枪支和给养。

　　1936年2月，珠河中心县委决定把延方特支书记李秋岳调往通河，由刘士武接替李秋岳的职务。在延寿夹信子欢送她的秘密会议上，大家提出如何把特支为抗日军买的薄皮靰鞡转移出去的问题，李秋岳想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办法。第二天早晨，灰蒙蒙的天空下，夹信街大门口打着哈欠的日本鬼子哨兵和几个东张西望的伪军哨兵懒洋洋地搜查着过往行人。

　　突然，一个披头散发疯疯癫癫的女人抱着一床破棉絮，没命地向城门跑来，后面，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壮汉挥舞着木棒紧紧追赶着。女人跑到大门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求伪军哨兵：“大哥行行好，我男人要打死我。”女人说完，也不等哨兵发话，就一溜烟逃出城门。壮汉紧跟其后，来到城门口，这时几个“看热闹”的紧紧拉住他，七嘴八舌地劝着。不一会儿，又来了一大群人趁着吵吵嚷嚷的时机一窝蜂地跑出城门。

　　这是李秋岳精心设计的出城妙计，前面跑的女人就是足智多谋的李秋岳，后面假扮她男人的是特支宣传部长刘士武，看热闹和混出城的众人也是特支工作人员和爱国群众。

　　李秋岳到通河后，化名张一志，重建了中共通河特别支部，任书记期间，仅六个多月的时间，就在通河西北河南屯、北六方、漂河西南屯、二道河子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及反日会组织，其中的西北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对东北抗联赵尚志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李秋岳深入各村搞抗日宣传，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在西北河的南屯、北屯等九处地方成立了反日区委。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反日会的会员发展到三百七十多名。

　　1936年8月，日伪当局重金悬赏搜捕李秋岳。8月27日，李秋岳在祥顺南之北六方屯正在为部队赶制军鞋之时，不幸被伪祥顺警察署署长孙凤周率部捕获。被捕后，敌人伎俩使尽，均未能奏效。在通河监狱中，敌人只知道她是张一志，是“反日会”的负责人。面对严刑拷打，她咬紧钢牙，严守党的机密，敌人始终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

　　1936年9月3日，一无所获的日伪军将李秋岳枪杀，那一年她三十五岁。牺牲后，她的头颅被敌人残忍地割下，悬挂在通河县城头，用以震慑抗日的民众。李秋岳是在东北抗日斗争中死后被敌寇枭首的第一位女性。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政府将其遗骸安葬于黑龙江省通河县烈士陵园。

　陈玉华永不消逝的电波

　　陈玉华，原名徐桂芝，1916年生于宁安县东京城附近的温春屯。在她十三岁那年，父母先后病故，母亲临终前，把她交给了近亲王家做了童养媳。

　　1932年初，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宁安大地的宁静。敌人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宁安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目睹了日寇的凶残，年近十八岁的陈玉华于1934年秘密地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她逐步懂得了什么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等。从此，她组织妇女救国会，发展会员，召开会议，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号召妇女们支援抗日部队。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6年2月下旬，在周保中的领导下，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为了配合抗日队伍的对敌斗争，陈玉华积极采购军需物品、搜集敌情并担任重要的交通联络工作。5月，侵华日寇加紧了对抗联部队的春季“大讨伐”，并以抓共产党和“反满抗日分子”为名大肆捕人，敌人的行动不仅给抗联部队的活动造成困难，也增加了地下工作的难度。尽管陈玉华办事谨慎，能随机应变，但时间长了，她组织抗日救国会的活动，还是被日本特务探知，并对她进行了监视和跟踪。与此同时，她的公婆和丈夫也发觉了她参加抗日救国会的情况，并对她采取了严格限制和百般阻挠。

　　为了抗击日寇，陈玉华决意离开家乡到部队去工作。她向地方抗日救国会领导提出到抗联第五军去工作的要求，救国会的领导看她意志坚决，考虑到她的处境十分危险，遂于1936年秋，将她送到抗联第五军妇女团。陈玉华上队后，正值军部和妇女团向中东铁路道北转移，经过在穆棱、勃利、方正等几个月的活动之后，在牡丹江沿刁翎和依东地区建立了后方根据地，她被派到北满依兰县山沟里的密营被服厂工作。

　　1937年初，陈玉华被调到第五军妇女团任班长。那一年，妇女团同军部教导团一起转战于牡丹江、宝清、富锦、饶河一带，战斗十分频繁。经受了紧张的战斗生活和艰苦的工作环境考验后陈玉华进步越来越快，于当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誉为“青年妇女之优秀党员”。1937年冬，陈玉华与徐云卿、王玉环三个女兵被分配到了骑兵师。为了尽快练好骑术，陈玉华主动接近战马并培养感情，紧接着她就没黑没白地苦练起来，到骑兵师开始远征时，她已经能抓住奔跑着的马鬃一跃而上。

　　1938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年份，这年的深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为了培养技术人才，决定选派陈玉华和王一知等人去苏联学习军事、政治和无线电通信技术。经过半年勤奋学习，陈玉华熟练掌握了电台的技能和修理技术。

　　回国后，1939年夏，陈玉华被派到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做无线电通讯工作。不论在行军作战中，还是在宿营地，她都把电台视为自己的生命，时时刻刻注意保护好电台，始终保持着与上级电台的畅通。1940年夏，陈玉华被调到北安东面诺敏河沟里第三路军密营任电台台长并兼任后方医院的工作。这时，局势更加恶化，日寇的“讨伐”和特务、汉奸的四处活动，使东北抗联队伍陷于困境。

　　艰难的时刻，陈玉华和战友小孟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一天晚上，当两名叛徒企图胁迫她和小孟带着电台投敌时，陈玉华不惧危险，机智、敏捷地与叛徒周旋、搏斗。邪不敌正，两个叛徒逃走后，她又及时通知上级领导，安全地转移了战友和伤员。

　　1940年9月，陈玉华被调到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二教导队工作。冬天，为了配合抗日战争反攻阶段的到来，抗联主力部队进入苏境整训，建立了南北两个野营，这支部队统称为东北抗联教导旅。1941年2月，陈玉华作为分遣小队成员被派回饶河，沿乌苏里江一带活动。这一去，陈玉华再也没有回来。

　　关于她的牺牲，在时间上有两个说法，一说法是1941年7月10日，另一说法是在冬季。本篇文章参照周保中将军的回忆文章，现摘录如下：

　　1941年夏末，德法西斯希特勒背信侵犯苏联，远东日寇实其帮凶，此影响于我东北甚大。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中国民族革命战争之最后胜利，与保护世界劳动祖国紧张环境下，积极奋起。陈同志亦于此时被派遣随淞江右部队进行工作活动。七月十日，于饶河北方行军途中遭遇日寇大队之突然袭击，寡不敌众，陈同志于战斗中竟捐躯殒命。

　　将军的记述虽言辞简练，但还是记录了当时的大环境。让我们再根据战友们的片段回忆，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夏末的暑热还未退去，准备去侦察敌人据点的分遣小队刚出林区，在西通附近的山坡上就与五十多名日寇遭遇，敌众我寡，想避开转移已来不及了。分遣队长命令队员散开，选好地形，设法突围。分遣队居高临下，以大树做掩护，打死了几个鬼子。战斗中分遣队长和指导员先后牺牲，副队长在指挥突围时负了重伤。这时陈玉华挺身而出，勇敢地担负起指挥战斗的重任，带领剩下的几个人且战且退。她背着电台，利用大树做掩护，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指挥战士突围。日寇的火力网越来越密集，为了缩小目标，她跪在地上阻击敌人，最终被子弹打中胸部。

　　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陈玉华坚持着从怀里掏出无线电密码吞了下去，并尽她最后的力量砸毁了电台，向远处抛去。陈玉华倒下了，但她的忠诚和着鲜血永远留在了东北的黑土地。

宁死不降的六位女兵

　　“八女投江”的故事已经传遍大江南北，在东北抗联第五军的妇女团，还有六位女英雄同样在抗日战争中殉难。她们中间，只有四位女兵留下了姓名，而另外两位女兵的姓名一直没有留下，成为无名英雄。

　　1940年1月10日，第五军第三师张镇华师长率队在宝清县兰棒山区与日伪军进行了两次战斗，部队人员伤亡过半。指战员们在饥寒交迫中被日伪军日夜不停地包围和追击。

　　2月7日，是农历的除夕。张镇华在这一天率领二十多人的小分队在雪海中艰难地跋涉着，他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一粒米面进肚了，全靠剥下来的树皮充饥。此时他们正忍饥挨饿地向部队贮粮的炭窝棚走去。可就在他们刚要走到窝棚时，突然间枪声四起，这支小部队遭到日伪军的伏击。惨烈的战斗还未结束，兵力就只剩下了张镇华和六名女兵，弹尽援绝且身负重伤的指战员们不幸落入敌手，被关进宝清县监狱。

　　说起这场战斗，说起张镇华师长和六名女兵的被俘，皆源于一个叫作温淑清的女兵叛变。温淑清在中学读书时被一个伪军拉到野外欲施强暴之时，遇到了抗联战士，杀了那个伪军。这个姑娘怕日后日本人找她进行报复，就到了抗联部队。温淑清是被一个叫作崔扒皮的伪满汉奸给捉住的。据说她开始时什么都不说，但后来挺刑不过，说出了自己是抗联第五军的，他们领头的是张镇华，是第三师师长……由于温淑清的叛变，敌人在炭窝棚附近设下了埋伏，最终导致张镇华和六名女兵的被捕。被捕后的张镇华明白眼前的形势，他跟大家说：“除非当叛徒，背叛党，否则，活着出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经受过战争的考验了，这回我们将要经受比战场上还要严峻的考验，我们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张镇华师长还给女兵们背诵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

　　斗争开始后，敌人最先派出了温淑清。失去灵魂的女人，已经没有了羞耻心，温淑清穿上漂亮的衣服，拿着皮鞋去劝降张镇华，张镇华尽管身负重伤，还是咬牙忍痛地站起来，将温淑清一脚踢到了门外。磕掉了两个门牙的温淑清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敌人又让温淑清去引诱六名女兵。可当她看到六名女兵攥着拳头，站成一排，正用眼睛盯着她时，她顿时脸色煞白，逃出了牢房。

　　敌人的诱降失败了，等待女兵的将是严酷的刑讯。朱新玉是女兵队伍里的大队长，她四方脸庞，有着高大的身材，是誉冠全军的女机枪手。审讯室中，朱新玉和她的战友们手脚都带着刑具。皮鞭子像一条条黑色的毒蛇抽向了女兵们，朱新玉迎着皮鞭坚如磐石，她用自己高大的身躯掩护着战友们。

　　“凶手!野兽!你们必定失败!……你们不用疯狂，你们快要完蛋了!我们一定要讨还血债!”这是朱新玉凛然的话语。女兵们不畏强暴的气概令敌人震惊，他们看出来了，朱新玉是这几个女兵的主心骨，就把朱新玉从女兵群里拉出来，准备用已经烧红的烙铁烙她。可还没等敌人动手，几位女战士推开锋利的刺刀和枪支冲了上去，扑到朱新玉的跟前，她们每一个人都要替队长去挨那通红的烙铁。在冲过去的同时，身受重伤的女兵们忘记了伤痛，一下子夺过了敌人手中的烙铁向日寇军官打去，女兵们的气势吓跑了这个军官，顿时，审讯室乱成了一团，毒蛇一样的皮鞭又飞舞了起来，可女兵们死都不怕，皮鞭子又算什么。

　　最后，敌人只好无可奈何地把几名女兵又押回了牢房。当天下午，敌人一看集体审讯不成，开始变化招数，进行单个审讯。这一次县公署的日伪头头都参加了进来。伪县长姓郭，他认为给女兵们一点甜头，或给她们一点厉害，她们就会妥协。然而这个伪县长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女兵们早已抱定了必死的信念，为了理想绝不背叛。

　　一个漆黑的深夜，寒风凛冽，大雪苍茫。日本兵和汉奸们偷偷地把朱新玉、刘英、崔顺善、郭英顺等六位女战士拉出县城。在空旷的雪野里，枪声响起，那首革命者临刑时必唱的《红旗歌》回荡在天地之间……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9-02-23 14: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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