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江抗战中的义勇军老五团
2019-06-24 08:58:13  来源：炎黄春秋  点击：  复制链接

　　导语：作为东北义勇军中的一支重要代表，老五团官兵以“天良救国，誓死杀敌”为口号，抗击日寇，占据兴山煤矿和汤原、绥滨、萝北三座县城及重要集镇，组建第五路救国军，旗下部队一度发展到万余人，与当时同处下江的李杜的吉林自卫军、丁超的中东路护路军齐名，开辟了下江抗战的新天地，鼓舞了下江人民抗日信心，为之后我党领导的下江抗日斗争打下一定的基础。

　　老五团是马占山嫡系部队黑龙江边防第三旅第五团的俗称，1931年3月1日在汤原编成，驻防汤原街、鹤立街、南柈厂子[1]等地。团长李青山与马占山是把兄弟。九一八事变后，老五团奉命开赴齐齐哈尔，作为第二道防线主力参加了江桥抗战。1932年元旦前后，驻防克音河，李青山退伍，三旅派吴凌汉任团长，临时改番号为第二支队。哈尔滨保卫战后恢复番号，进驻省城，成为马占山的警卫团。1932年4月9日，马占山再举抗日旗帜，老五团奉命驻防通河。5月2日，退出通河进入下江地区。此后，老五团与吉林自卫军、中东路护路军一同开辟了下江抗战的新天地。

　　老五团声威大振

　　下江指松花江下游地区，包括左岸黑龙江省的通河、汤原、绥滨、萝北四县和右岸吉林省的方正、依兰、桦川(含佳木斯)、富锦(含集贤)、同江五县。1932年4月末，日军为了消灭下江反日武装，配合十四师团合围马占山部，将第十师团重新组建，由第八旅团长村井清规少将村井支队任队长，并配以满洲国江防舰队，从哈尔滨出发，沿松花江顺流而下，进攻下江。

　　5月1日，配属村井支队的第十联队第一大队进入通河县城[2]，包围老五团团部，将俘虏及留守的8人全部抛江。而前一日及时撤出的老五团决定联合吉林部队从东、北、西三个城门发起攻击，夺回县城。副团长张兴华自告奋勇，只身一人着便衣进城侦察，被日寇卡哨发现。情急之下，他仍奋力搏斗，在击倒两名日寇士兵后，壮烈牺牲。2日夜，老五团经过激战攻克北门进到正街，遭到日寇猛烈阻击。凌晨，吴凌汉被击中牺牲。老五团撤出县城。此战老五团伤亡官兵百余名，“毙敌少佐1员，大尉4员，中尉2员，士兵约70余人”[3]。

　　退出通河后，老五团进入汤原西北沟(汤原镇北靠山村)，黑龙江骑兵旅二团团长刘斌从黑河前来接任团长，任命郝子受、陶春吉、崔荣焕担任一、二、三营营长，全团约有七、八百人。在太平川休整后，向萝北进发。途中留二营驻防鹤立，一营驻防兴山煤矿。机枪连、炮连，三营十连、十二连驻防萝北肇兴。团部及三营十一连驻防萝北县城兴东。全体官兵佩带红袖标，上书“天良救国，誓死杀敌”[4]。

　　“天良救国”这一口号源自马占山，是对马占山抗日思想的高度概括。马占山曾说：“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凡我文武官吏，既受国家设官分治之重托，爱国热心，定不后人，总希望在可能范围内，无论对于财政军务，积极消极，本诸天理良心，竭力赞助。”[5]在国难当头时，爱国始终是凝聚人心、聚集力量的旗帜。对于群体来说，爱国就是天理;对于个体来说，爱国就是良心。以爱国这一道德准则作为根本出发点，于军人而言，进而形成向心力，英勇作战。老五团的抗日口号完全秉承了马占山的抗日思想。

　　当时老五团是下江黑龙江辖区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抗日武装。全团“有士兵一千多人，有轻机关枪二十多架，轻迫击炮八门，重迫击炮一门，野战炮二门，枪一律是三八式的步枪。士兵的服装都非常整齐，子弹也非常充足。”[6]战斗力强过伪满军，也不怯于与日寇正面对战。当老五团竖起爱国旗帜，抗日安民时，立即得到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如绥东商会送皮靰鞡、毡袜、白面等，汤原粮户送粮食。老五团还处决了抗日信心不坚决的萝北县长、商会会长。在这种情况下，各路绺子、红枪会也不得不高举反日旗帜，投到老五团的门下。

　　在老五团驻扎汤萝绥三县时，关东军第十师团第六十三联队队附小滨氏善中佐组成守备队，驻防富锦。6月初，在江防舰队配合下，小滨进攻肇兴。三营奋起抵抗，将敌击退。这是下江抗日武装对日寇的首次胜利，在下江民众面前用事实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刘斌借此良机将团部移驻肇兴，将战斗中因畏敌放弃指挥的三营营长崔荣焕免职，由英勇指挥战斗的十连连长王梦久接任。刘斌自称第五路救国军总司令，并以肇兴为中心大量收编山林队、绺子、红枪会等群众武装，一时间老五团声威大震。

　　8月，黑龙江省政府决定将老五团、步兵第七团(团长徐勋)编为第五旅，刘斌任少将旅长兼黑龙江省陆军左翼指挥部总指挥，仍兼任五团团长。此时，汤原、鹤岗、萝北、桦川等地的红枪会及各路绺子均聚集于刘斌旗下，人马上万。肇兴成为松花江北岸广大地区抗日力量的指挥中心。之后陆续发动了松花江江防战斗，毙伤日伪军30余名。联合张锡侯部，红枪会围攻了富锦、佳木斯。10月，徐勋率领七团300余人和红枪会100余人攻克绥滨县城，俘虏了伪军营长，收缴了军警全部武器，处决了5名伪官吏。第五路救国军总司令部掌握了黑龙江省下江三县政权。11月，日军富锦守备队300余人再次入侵萝北，被老五团击退。

　　老五团爱护老百姓也是有口皆碑。官兵在下江期间没发过军饷，吃的是苞米碴子、窝瓜，缺盐、缺衣服，但坚决不侵害老百姓。一名士兵撕下老百姓破皮袄上的一块皮子包脚，被他的排长打了好几个耳光;冬夏换季，官兵没有单衣，脱不下棉衣，他们找到老百姓不是抢，而是求老百姓把棉花掏出去，改成夹衣穿。

　　老五团分崩离析

　　然而，马占山“天良救国”的思想存在巨大缺陷。他把抗日主体定位为负有“分治之重托”的文武官吏，忽视了民众这一根本力量;把“赞助”内容限定在“财政军务”，放弃其他抗日策略。这种缺陷在东北各路义勇军中普遍存在，老五团也不例外。

　　老五团抗日策略极其片面。首先，不统一建制，无法实现各抗日武装融为一体，生成强大的战斗力。这种以各武装头目为纽带维系的联合十分松散、脆弱。内部基本各自为政，当头目之间反目，或者对手下队伍失去控制，外部联合就立即崩溃。虽有万人，却难形成合力。其次，放弃政权建设，无法凝聚民众的力量，以建成巩固的根据地。表面上汤、萝、绥三县政权均受老五团节制，但是行政能力弱，官员各怀心事，有时还破坏军民团结，根本无法运用政治经济文化手段凝聚民心，下江人民仍是一盘散沙。第三，单纯强调军事抗日，给日伪留下离间各方力量的机会。为了解决军需困难而发放军票，强迫地方官员吃大户等不可持续的手段，造成各支武装之间及与官员、大户的矛盾不可化解，出现大量哗变、投降和对抗现象。

　　1933年1月初，刘斌的上级—原黑龙江省步兵第三旅旅长徐景德任伪黑河沿边警备司令，要求老五团到黑河接受改编。刘斌觉得失去了依托，又不想投降，于是拟将部队转移苏境，待机再战。但苏军要求入境必须缴械。对此，五团三营同意，一营不同意，二营发生分裂。五连连长王秉全奉命带队到了肇兴。营长陶春吉投降，仍留在鹤立的六连被原地改编为伪九团三营，连长张景义任营长。而七团坚决反对。15日，刘斌准备率部过江时，被徐勋强行阻拦。30日，小滨要求刘斌带老五团到富锦接受改编。此时，王梦久出任五团团长。五团官兵认为到黑河、到富锦两条路都是投降，遂决定联合七团攻打富锦、绥滨。2月2日，汤原红枪会司令宋竹梅到佳木斯日军警备队投降。老五团外围部队迅速瓦解。17日，刘斌趁主力部队出征之机，带家属和亲随入苏。于是，五、七团召开军官会议，推举徐勋为旅长。

　　3月，五团王梦久部与主张坚守肇兴的七团分手，王梦久带领二、三营500余人返回汤原活动，士兵不断减员。6月，为了解决给养，王梦久同意改编。7月25日[7]，驻莲江口的第十四师团第五十联队队附长尾重信中佐带队缴械老五团残部。在鹤立火车站，张景义率官兵奋起反抗缴械[8]，毙伤石井勇之助以下日军10余人，之后部队被打散。驻兴山的一营在营长张德春带队下缴枪投降后，被移送到汤原，改编为伪警察大队。8月初，王梦久部被移送到兴山，16日，被改编为兴山矿井队。至此，老五团不复存在。

　　老五团错过的历史机遇

　　老五团在下江存续期间，也是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成长时期。二者的活动范围重合，但没有实质接触。除了汤原中心县委自身问题之外，还有如汤原党组织绝大多数是朝鲜人，很难在汉族军民中开展工作;党领导的游击队人数少、武器差，力量十分弱小等问题。但主要原因是老五团的存亡与党的统战政策前后变化存在时间错位。

　　1932年5月，满洲省委派常委金伯阳到汤原检查工作。金伯阳对汤原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撤销李春满的书记职务，新选裴治云为书记。6月24日，中共中央“北方会议”，无视东北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就“满洲特殊论”对满洲省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切实际地要求东北党组织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坚持开展土地革命。9月12日，满洲省委公开批评汤原县委：“公开的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他们不只是未能在群众面前提出打倒国民党这一中心的口号，而且无耻的高喊着拥护马占山将军。”[9]

　　10月中旬，满洲省委派秘书处处长冯仲云到下江巡视工作，指导汤原中心县委落实北方会议精神。冯仲云到达汤原后，开展了中央允许的士兵工作，还具体组织老五团士兵一起哗变，但未成功。期间，刘斌的幕僚阳武给了汤原县委一封信，约县委负责人与刘斌一谈。冯仲云派人前去谈话，判断认为阳武与刘斌欲合谋，而当时党中央“反对军官路线，反对上层联络”，就断绝了联系。

　　1933年5月，冯仲云返回哈尔滨后，恰逢满洲省委接到中代团《一·二六指示信》。指示信提出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要求满洲党组织“执行党在群众反帝斗争中必须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以便夺取和巩固党在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和各种群众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党在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时，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倾向”[10]。5月15日，满洲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决议，不仅批判了北方会议精神，还突破了指示信“下层”统一战线的限制，提出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相结合，非我党武装只要坚决反日，不侵犯劳苦群众的利益，不反对共产党，我党就与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冯仲云要求再次到汤原工作，未被批准。接着汤原游击队被隐藏在内部的土匪破坏，省委着手整顿汤原县委，决议却在汤原无人执行。

　　8月1日，省委解散了原汤原县委，派满总负责人王雅堂担任汤原县委书记，重新组建新县委。县委按照省委决议，放弃王明路线，展开以抗日武装领导为主的上层统战，组建东北民众反日义勇军。但此时老五团已经被打散，错过了最佳统战时机。

　　不过，部分老五团的官兵在之后的抗日斗争中仍旧发挥了作用。如汤原游击队收编了部分老五团残部，成为东北抗联六军的基本力量。随王梦久被日伪收编的三营十连三排长施庆久被我党发展成内应，在1936年5月25日，六军攻克兴山煤矿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三营十连三排上等兵机枪手刘振声率领部分战士以绥滨蒲鸭河为据点，起名“中侠”，坚持抗日，于1937年加入东北抗联，发展成为六军五师。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6-24 09: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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