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苑之战：北京抗战历史上的悲壮一幕
2020-12-03 10:15:30  来源：中国政府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华北局势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侵占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占领热河。同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退守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线以西、以南地区，该地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划定为非武装区，日军陈兵长城各口，华北几乎已无险可守。此后，日军步步紧逼，1935年5月，华北再次危机爆发，日中签署《何梅协定》，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3团被迫撤出河北，北平、天津直接暴露于日军枪口之下，彻底沦为危城。

　　《何梅协定》签署之后，日本对华政策日益明朗。1935年8月，多田骏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与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参谋副长的板垣征四郎在对华政策上态度渐趋一致，即通过在华北地区培植亲日力量，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管制。1936年2月，日本国内少壮军人制造“二二六事件”，主张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强硬派军方上台主政，日本对华军事战略愈发激进。此后，日本不断向华北增兵，“华北驻屯军”的兵力扩充到一个旅团，总兵力超过5000人，驻防地从天津、廊坊向北平南郊的丰台附近一线延伸。同时，关东军向察哈尔多伦、热河围场等地屯兵，大量整编的伪蒙军驻扎在张家口以北地区，长城沿线也聚集着成批的日军、伪军，北平到山海关铁路已被日军控制，至此，北平的东西北三面已被合围，只有西南的卢沟桥及宛平城，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

　　卢沟桥是北京西南的交通咽喉，卢沟桥以北数百米处还架有一座铁路桥，连接平汉铁路，而卢沟桥附近的丰台也是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的交汇枢纽。对日军而言，控制卢沟桥与宛平城就完成了包围北平的最后一个环节，据此可以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北平之得失，华北平原之存亡系之;而西北、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胁也”。因此，中日双方对此都非常重视。1936年以来，日方在卢沟桥附近频繁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其规模以及炮火猛烈程度已经接近实战，演习部队的坦克甚至开进了北京城内。在卢沟桥畔，中日两军近在咫尺，事端频发，小摩擦不断，双方不断增兵。1936年6月，日本“华北驻屯军”调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驻防丰台，而中方也在卢沟桥调兵遣将。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调37师(师长冯治安)110旅(旅长何基沣)219团(团长吉星文)第3营(营长金振中)到此换防。这是一个加强营，官兵总数超过1400名。该营官兵进驻后，立即修筑防御工事，加强战备。

　　1937年6月中旬，近卫文麿组阁，此时日军迫切希望一举以武力征服中国，全面侵华战争一触即发。如果注意到近卫组阁这一时间节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历史必然性。

　　中日双方边打边谈

　　1937年7月7日夜10时，日军驻丰台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卢沟桥附近龙王庙举行实弹演习。11时许，日方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当地守军第 219 团拒绝，双方爆发冲突，吉星文团长率部抵抗。翌晨2时许，日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获悉失踪日兵已经归队，但仍要求入城查明失踪情形，宛平驻军同意，双方派代表连夜赶赴宛平城谈判。3时半，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步兵四五百人及机枪队，携山炮4门，由丰台向卢沟桥方向增援，与第8中队汇合，占领宛平城外的沙岗。5时30分，在交涉过程中，日军牟田口联队再次炮击宛平城发动炮击，中国守军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还击。7月8日下午，日军驻天津军队1000人分四批增兵丰台。9日凌晨，第29军重新收复龙王庙与铁路桥，基本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双方争夺的焦点在卢沟石桥、铁路前以及宛平城等地，虽已交火，互有伤亡，但投入兵力有限，战事规模总体可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彼此试探。从日本方面讲，国内的政府与军部之间并未在解决方案上迅速达成一致意见，更重要的是，日军在北平周边兵力部署不足，此时开战没有绝对把握。而在中国方面，当时驻守北平的是国民革命军第29军，此部并非蒋介石嫡系，而是由冯玉祥西北军蜕变而来，军长宋哲元原是西北军的五虎上将之一。1933年春，该军曾奉命参加长城抗战，以大刀队夜袭喜峰口日军炮兵阵地，震动一时。自1935年《何梅协定》签署之后，国民政府中央部队已全部撤出，华北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半独立王国。宋哲元周旋于南京政府与日本驻华北方面军之间，态度游移。一方面不受南京中央政府直接掌控，另一方面也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亲日姿态。宋本人关注的焦点是通过大力招兵买马，扩充自身实力，从而保住在华北的地盘，对于蒋介石及日本方面，都不愿得罪。至1937年初，29军已经发展为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卫队旅，兵力总数近十万人。

　　7月7日当晚，宋哲元尚在山东乐陵老家修养，在蒋介石几次电报催促之下，才从山东返回至天津停留。宋最初对形势估计比较乐观，将其定位于一场普通的地方冲突，希望采取一贯的做法，大事化小，通过适当让步，“和平”解决问题。因此，双方展开谈判，9日初步达成了停止射击、互相撤退的协议。

　　7月11日，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4天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日本决定撤换原属“稳健派”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代之以香月清司，这是一个重要而危险的信号。香月拥有丰富的个人资历和特长，年轻时参加过日俄战争，欧战后曾留学法国五年，是当时步兵战术的权威者。更重要的是，他很了解华北局势，系主张对华强硬的中坚分子。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香月清司对于卢沟桥事变的走向以及全面侵华战争的最终爆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香月上任之后，一方面在短时间内通过日本军部将平津地区的总兵力增至近10万人，并通过周密的布置编织了一张合围北平的巨网;另一方面，行缓兵之计，与中方继续谈判，以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达。而宋则希望保住29军在华北的地盘，对停战心存幻想。7月18日，宋哲元与香月会面，此时，他仍未识破香月的真实意图。当时29军4个师也有10万兵力，但分别驻防在冀察各地，宋并未提前做好充分的军事部署。同时，为向日方表现诚意，宋下令拆除北平城内各要口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沙包等，并打开已经关闭数日的城门，又令平汉路试行通车。这些都是造成后来北平迅速沦陷的重要原因。

　　其实，早在7月15日,日陆军部内部就已经达成了出兵华北的决议。7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任务，再次明确表明武力解决平津问题。自7月22日起，日军机械化部队及大量重汽车秘密向华北输送，至7月25日驻屯军完成了部队集结，形成了对平津地区第29军完全包围态势。当日夜，日军突袭廊坊，并出动飞机狂炸中国军民，次日拂晓，日军攻占廊坊。张自忠第38师一部被迫撤退。廊坊是连接平津的战略支撑点，此地告破，平津联系已被切断。7月26日下午3时，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核心内容是要求29军守军撤出北平。在宋哲元尚未答复前，日军发起数次战斗。当夜22时20分，香月清司向所属各部日军下达了总攻北平、天津的命令。局势发展到这种局面，可以说和谈的大门彻底关闭，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大战即将爆发。

　　南苑失守 北平沦陷

　　27日中午，宋哲元正式拒绝香月清司的最后通牒，他分别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拍发了两封函电：“日人欺我太甚，不可再忍。”表达了誓与北平共存亡的决心，同时迅速完成对北平的军事部署。7月28日零时，香月清司发表所谓重大声明，宣称 “除采膺惩手段外，别无他策”。大战一触即发。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中日争夺的焦点在卢沟桥及宛平城。而在双方投入大规模兵力正式宣战之际，两军的焦点则转移到了南苑。在日军发动的进攻平津的战役中，规模最大、争夺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南苑位于天安门正南，是北京的南大门，也是第29军军部所在地。摊开当时的北平防务图，如果作一个比喻的话，宛平城可以说是北平南方大门的一把锁，卢沟桥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而南苑正是那扇大门的门枢。对于29军而言，即使丢掉宛平，只要南苑没有失守，就相当于门枢还在，北平仍然安全。抗战爆发之前，第29军将兵力重点部署在宛平、长辛店和南苑这一三角地带，多次组织军事演习。而对日军而言，由于已经在东、西、北三面包围北平，一旦占领南苑，就能将各个方向的部队连成一片，北平也将彻底成为一座“死城”。因此，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军就开始不断向南苑增兵。

　　早在香月清司于7月15日拟制进攻平津的作战方案中，已经将重点作战目标从卢沟桥转移至南苑地区，主要针对的就是南苑第38师及第29军军部。在日方看来，南苑是置第29军于死地的最适宜的目标，进攻南苑具有极强的震慑作用。香月计划将整整一个主力第20师团加一个步兵联队，全部用来攻打南苑。他甚至通过“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处长潘毓桂向宋哲元提前透露了日军将进攻南苑的消息。香月判断，日军已切断了平津的交通，将南苑军营团团包围，中国军队在兵力、装备、火力等方面占据绝对劣势，如果抵抗可能全军覆没。根据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方守军甚至有可能不战而退。

　　不过，香月的设想落空了。宋哲元下定抵抗决心之后，立即对北平防务进行部署。令原驻防南苑的第38师董升堂的114旅移驻北平城内，以缩短战线;另调派驻河北省中部大名、河间的第132师赵登禹部，迅速北上，协同原驻南苑的29军军部各机关人员、军官教育团、卫队旅孙玉田部的两个团、骑9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以及军事训练团的学兵，共同镇守南苑军营，总兵力约7000人，赵登禹被任命为南苑临时总指挥，郑大章为副总指挥官。29军副军长佟麟阁也留守南苑。不过，此时驻守南苑的兵力总数虽然不少，但番号混乱，相互之间缺乏有效协调与接应，且非作战人员较多，战斗力有限。

　　早在7月27日晨，日军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谷寿夫第6师团、矶谷廉介第10师团等部队就已攻占团河、黄村等地，进而向南苑方向集结。至当天晚间，已逼进南苑。此时南苑的防御非常薄弱。29军属仓促应战，赵登禹也是在这一日晚间才刚刚到达南苑，由于时间紧迫，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团，另两个团刚到团河，所部主力尚在涿县途中，而37师原驻防南苑的主力兵员已经离去。此时，南苑防御部署未及调整，亦未构筑防御工事，情况危急。日军迅速开始攻击，团河132师增援过来的两个团被日军包围，激战之后全部被歼。

　　28日凌晨6时，日军开始对南苑发起总攻。先行从天津机场起飞40余架战机进行轰炸，随后出动3000人的地面部队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与支援下，从东南、西南以及西北方向向南苑核心区域突进。由于缺乏高射武器，29军防空能力几乎为零，南苑阵地也在日军的轰炸中变成一片火海。与此同时，日军调动驻扎通县的预备队华北驻屯军萱岛联队从东方南下夹击，对南苑守军形成合围之势。

　　南苑是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军营，无险可守，虽构筑了防御工事，但迅速被夷为平地。日军在炮、空火力和坦克车掩护之下，从拂晓到午后，连续向南苑阵地冲锋，29军的形势非常危急，各部通讯中断，阵地被切割成数段，支离破碎，无法形成有效支援。不过，虽伤亡惨重，但中国守军坚守阵地，没有退却，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后来在1939年日本陆军报道部出版的《大陆战史》中，从敌方的视角记录了当时战斗的惨烈程度：“我军在空军的掩护下，进攻南苑和西苑。南苑是敌军的重要据点，在北平的南方约8公里，是旧城的外缘，现在是中国军队的兵营和飞行场，在这里守卫的是支那名将赵登禹……战斗是在雷雨之中爆发的，尽管我军进攻猛烈，但是敌将赵登禹的防守非常坚固，几经阻战无法容易地将它拿下。我军的编队轰炸和炮击不断地进攻，但是敌军仍以必死之决心，以猛烈的火力朝我军射击，火力始终没有减低……此战惨烈之极，白刃战到处发生，我方死伤数量不断增加，地面上到处都是战死的尸体，这就是一场白日下的噩梦。”

　　临近中午时分，南苑守军接到了29军军部的命令，迅速以郑大章所部骑兵开路向北平城内突围。但是，他们在撤退过程中遭遇到了更加凶险的伏击。原定从通县赶来意欲东面夹击的萱岛连队接到情报，临时改变作战路线，在南苑至北平永定门之间的必经之路大红门天罗庄一带设下埋伏，在两边的麦田中架起了机枪。午后12时40分左右，撤退军队进入日军伏击圈，由于没有掩护，没有接应，已经精疲力竭的中国军人成了毫无遮挡的射击靶。与其说是战斗，更不如说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日军的轻、重机枪与迫击炮等各种武器猛烈扫射，中国士兵尸体横陈。赵登禹所乘坐的黑色轿车由于目标过于明显，首先遭到日军火力的集中扫射。据日方记录，赵登禹身亡时端坐在后座，前额和胸部均有弹孔，死状极惨。他们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找到了赵的名片，并在身边的皮包中发现了赵写给宋哲元的信件等，受伤的司机也证实了死者的身份。而关于29军副军长佟麟阁的阵亡过程，则说法不一。有说佟麟阁从车中逃出后到漕沟侧隐蔽，头部被弹片击中身亡，还有说佟骑马指挥撤退军队，因腿部中弹跌落后又遭枪击而血洒疆场。无论何种说法为准，两位将军以身殉国的行为都堪称壮烈。据日方记录，在大红门遭遇伏击身亡的中国士兵超过1000人。

　　经过一天激战，南苑防御工事几近全毁，南苑兵营被占。同日，日军占领宛平、沙河、清河等地。当晚，宋哲元命令29军向保定方向撤退，北平陷落。

　　南苑之战中，尤其令人痛惜的是，几百名充满热血的南苑军训团的学生兵死于此役，他们之前大都是北平各大学、中学的学生，受“一二·九运动”激发投笔从戎，入伍仅有半年时间。在宋哲元的计划中，建立军训团的主要目的是为29军培养干部。但当日军进攻南苑，驻守在此地的学生兵也走上了战场。在此之前，学生兵们一直没有配备武器。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他们才真正被武装起来，配发枪支与大刀。考虑到学兵团战斗力较弱，出于保护的目的，在布防时他们被安排在南苑南面阵地，这也是日军攻击可能性较小的方向。但由于情报泄露，南面阵地受到日军的炮火集中猛攻。学兵团虽然先前未有实战经历，但此战表现得异常英勇，当凶残的日军突破防线之后，学兵团没有退却，而是以年轻的血肉之躯与日军展开近身肉搏，伤亡10倍于日军。军训团的学生兵1500多人中，活着回到北平的只有600多人。

　　南苑之战是卢沟桥事变期间中日两军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南苑守军7000人中，伤亡超过5000人。

　　1937年7月29日，国民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秘书欧阳夫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率警卫兵10余人驱车赶赴大红门，寻回佟麟阁遗骸，在附近村民的帮助下，运到将军在北平城里东四十条的住宅，雍和宫附近柏林寺的僧人将其灵柩埋入寺中，化名王思源。赵登禹的部下将其遗体掩埋在青纱帐中。当天夜里，陶然亭西龙泉寺的方丈带领4名僧人把赵登禹遗体装殓入棺，隐藏至抗战胜利。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追授佟麟阁和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其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以彰忠烈。褒奖令曰：“此次在平应战，咸以捍卫国家保守疆土为职志，迭次冲锋，奋勇无前。论其忠勇，洵足发扬士气，表率戎行。不幸身陷重围，殁于战阵。追怀壮烈，痛悼良深!”

　　8月8日，日军在正阳门举行入城式，从此开始了对北平长达八年的殖民统治，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北平抗战胜利。1946年6月，佟麟阁与赵登禹的老上级、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提议在北平市选择三条道路或者三个城门，以英烈命名，纪念两位将军以及后来在湖北枣宜会战中英勇殉国的张自忠。7月，北平市临时参议院提案函请市政府实施命名方案。11月25日，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原南河沿改称“佟麟阁路”，北河沿改称“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改称“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沿用至今。

　　1946年7月28日，冯玉祥发动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佟麟阁仪式。次日，赵登禹灵柩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西道口铁路桥侧的山坡上安葬。佟麟阁灵柩从柏林寺起灵，被护送至其生前在香山狼涧沟故居侧畔的山坡上安葬。

　　佟麟阁、赵登禹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军队捐躯的两位重要将领。在当时北平已成危城的情况下，他们毅然担负起坚守北平的重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壮怀激烈，最终殉国，展示出中国军人血性、担当的一面。如今矗立在西城区的两块路牌还在默默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它们刻录着特定时代的印记，同时也在时刻提醒着后人，惨痛的历史应该被铭记，而对于今人而言，除了祭奠在战争中英勇战死的将士们，珍视和平的来之不易，更应强固自身，奋发有为。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责任编辑 崔晨)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12-03 1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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