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1915—2005),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著名新闻记者。1915年4月20日出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1920年定居天津,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2005年5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爱泼斯坦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见证中国》等许多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新闻报道和专著,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天津不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护送邓颖超(她于1937年5月间由陕北秘密来到北平西山疗养院治疗肺结核病,化名李知凡太太)、张晓梅(革命烈士张锡瑗的妹妹)和一位化名王世英的中年男士(地下工作者)来到天津。斯诺找到爱泼斯坦,请他帮助这三位中国革命者离开沦陷区。此前几天,爱泼斯坦就曾帮助30多位爱国学生逃出沦陷区奔赴南京、延安和抗日前线。爱泼斯坦慨然应允,但当时他并不知道邓颖超等人的真实身份。爱泼斯坦把邓颖超等三人分别安排到英租界区内的一家印度人开的旅馆和他的一位外出旅行的亲戚家里。之后,他通过英国太古洋行的关系,购买了6张驶往上海的外国客轮的船票。对外,爱泼斯坦把邓颖超等三位中国人说成是他和斯诺、贝特兰各自的随行工作人员,以掩人耳目。8月的一天早晨,他们一行6人登上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外国客轮。当时,海面不远处就有日本舰艇在游弋,但“珍珠港事件”前,日本人还不敢随意拦截西方国家的轮船。爱泼斯坦、斯诺和贝特兰护送邓颖超等三人到烟台下船,经潍县乘火车去西安。至此,邓颖超等三位同志安全离开了日本占领区。
包森
包森(1911—1942),又名赵宝森,陕西蒲城县人,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13团团长等职。他是盘山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一位威震敌胆的抗日名将。1942年2月17日,包森在河北省遵化县野虎山一带指挥部队与日伪军作战时胸部中弹,英勇牺牲。
1938年6月,包森奉命率领二支队(13团前身)在遵化、兴隆、迁安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由于指挥得当、战术灵活,二支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敌人视之为心腹大患,千方百计寻找包森和他所在部队的下落,企图一网打尽。1939年4月,骄狂不可一世的驻遵化日本宪兵队队长、日本天皇表弟赤本大佐,竟然异想天开地让大量日军尾随,自己和一名翻译化装成中国商人模样,大摇大摆地来到遵化东北的孟子院附近,试图引诱包森所部上钩,并活捉包森。但赤本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他不仅没有抓住包森,反而被包森所部的侦察员生擒活捉。活捉赤本的消息震惊了日本朝野,他们专门组织了“赤本营救委员会”,派出臭名昭著的女特务川岛芳子进行营救。见没有成功,日军又派人送信要求和包森谈判,愿以重金和武器装备赎回赤本,可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只有撤回全部驻华日军,不再侵犯中国国土,才能释放赤本。日本侵略者感到依靠谈判营救赤本无望,便恼羞成怒,调遣数千名日伪军对遵化、兴隆地区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报复性“扫荡”,但两地军民在包森的指挥下,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展开周旋,使敌人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这年秋天,包森被任命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
吉鸿昌
吉鸿昌(1895—1934),字世五,河南扶沟县人。1913年参军,曾任国民军冯玉祥部师长、军长等职务。1930年9月,吉鸿昌所部被南京国民政府改编后,任国民革命军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因对南京国民政府“围剿”红军态度消极,1931年8月被蒋介石解除兵权。1932年秋在北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察北重镇多伦等地。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担任大同盟主任委员。11月9日,吉鸿昌因在天津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不幸被捕并被押解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纲领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你们不可能从我这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11月24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秘密处决吉鸿昌。临刑前,吉鸿昌用枯枝做笔,大地为纸,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写毕,吉鸿昌对行刑的刽子手们大声说道:“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搬把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椅子搬来后,他淡定从容地坐在椅子上向着拿枪的敌人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们在我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颤抖地举起枪时,他举起双臂,大声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田野
田野(1915—1942),原名赵观民,河北保定人。学生时代,他就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受党组织派遣到天津,先后担任河北工学院党支部书记、天津工人救国会主任兼党团书记等职务,团结积聚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他到冀东西部工作,担任冀东西部地委书记兼蓟宝三联合县县长,参加了冀东抗日暴动的组织发动和盘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42年9月,他在河北省兴隆县砂峪沟村养病时,遇敌袭击壮烈牺牲。
在粉碎日伪军对盘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由于长期浴血奋战和过度疲劳,田野的痔疮病发作了,不能走路,于是他骑着毛驴坚持战斗。冀东区党委准备从所属部队抽调军医专门为他治病,并在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被他执意拒绝了。后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冀东区党委不得不专门作出决定,要求他进入相对安全的兴隆县砂峪沟村治疗休养。在兴隆养病期间,他仍然密切关注着抗日前线的情况。他一面坚持学习,一面不断给前线战友们写信宣传抗战形势,鼓舞同志们的抗战士气。他所写的一封封充满革命激情和无限关怀的信,极大地增强了前线同志们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
周文彬
周文彬(1908—1944),原名金成镐,朝鲜人,1908年9月23日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红南洞。1914年因受日本殖民统治者和朝鲜反动派迫害来到中国,定居在河北省通县复兴庄。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冀东东部地委书记兼丰滦迁联合县委书记,冀热边特委常委、组织部长等职务。1944年10月16日,周文彬在丰润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时,由于叛徒告密,会场被日伪军包围,在指挥突围作战中,周文彬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周文彬在注重开展军事游击斗争的同时,还充分表现出他关心群众,爱护干部,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崇高革命品格。由于当时冀东根据地仍属于游击区,斗争环境十分残酷,周文彬常牵着一匹枣红马带领身边同志到各地游击办公,被称作“马背上的政府”。他对这匹枣红马十分喜爱,精心喂养,但骑马的时候却很少。行军时,这匹马主要用于为女同志、小同志和体弱多病同志驮背包、米袋、行李等物品,成了“杂货驮子”。当时,根据地部队和干部的给养供应十分困难,周文彬就在生活上带头勤俭节约,经常把发给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自己则头戴一顶破旧的黑礼帽,身穿一套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脚穿一双补了又补的黑布圆口便鞋,看上去就像个“叫花子”。一次,他们住在一个老乡家。穿戴比较整齐的警卫员在打扫房间,他坐在院子里批阅文件。房东老大爷不认识周文彬,指着他跟一个邻居说:“你瞧!这个警卫员怎么这么邋遢!”恰好那个邻居认识周文彬,笑着说:“大哥你老眼睛不灵,正好看拧了,他才是大首长呢!”正是这种崇高的革命品格,使周文彬同冀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并成为冀东根据地军民无比敬重和信赖的领导人。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12-08 10: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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