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中的天津抗战故事 从一封“天津来电”说起
2020-12-08 15:41:12  来源：网信静海  点击：  复制链接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从1931年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天津人民历经14年英勇悲壮、不屈不挠的斗争，以独具特色的天津抗战模式，为沦陷区抗日斗争树立了典范，为全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日，由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委党校、市档案馆联合举办的“档案中的红色故事之天津抗战”网络展，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档案，揭开了尘封的天津抗战故事。

　　一封“天津来电”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十分关注天津地区的抗日斗争，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城市斗争中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由于交通站和秘密电台的建立，党中央和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经常以“天津来电”为代号，将河北省委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转发聂荣臻等，并作出相应指示。

　　毛泽东针对1938年7月2日河北省委致中央请示电作出的关于冀东敌情及几点要求的指示(誊抄本)，毛泽东称此类请示、指示的电文为“天津来电”。

　　1938年7月6日，河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八路军邓华、宋时轮第四纵队的配合下，领导发动了十余万人参加的冀东抗日暴动。当时，蓟县(现蓟州区，下同)处于暴动的中心地带，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敌我争夺的焦点。为此，日伪军拟调集重兵于蓟县地区，企图采取张网捕鱼的方式，消灭八路军主力等抗日暴动武装。此时，毛泽东敏锐察觉到了日军动向，鉴于情况危急，1938年7月8日，中央领导同志对7月2日河北省委致中央请示电中关于冀东敌情及几点要求的报告，指示聂荣臻和彭真，特别提醒他们注意这份“天津来电”。

　　从1937年底至1938年11月，党中央和北方局给河北省委的指示电达七十余份之多，并以“鸣之兄”为代号向省委书记马辉之发出指示。这些电文直接领导了冀东抗日暴动，天津也成为党指挥冀东暴动的中心。

　　毛泽东关于冀东敌情及几点要求的指示，对指导冀东抗日暴动具有重要意义，下达后经晋察冀军区逐层传达，后被誊抄并妥善保存。档案现保存于蓟州区档案馆，收入革命历史档案全宗。“天津来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冀东暴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党中央直接领导河北省委开展抗日斗争的历史见证。

　　抗战歌谣

　　1940年秋，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在盘山正式成立，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兼任团长，下辖三个营，总兵力1000余人。这支由包森亲手创建的部队，能征善战，特别能打硬仗、恶仗，逐步发展成为冀东八路军的主力。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第十三团与地方武装作战百余次，毙俘日伪军500余人，攻克日伪据点10余处，有力地反击了日伪军对根据地的进攻，发展壮大了抗日力量。

　　1942年2月，包森在遵化县野瓠山对敌战斗中遭敌人伏击，壮烈牺牲，时年31岁。蓟县人民在他曾战斗过的盘山脚下，立起了包森烈士墓碑，以志永久的纪念。

　　“八月十五秋风凉，家家户户都打场，消灭日寇老山口，汉奸李午阶叫亲娘……”这首歌谣讲的就是包森所率的十三团在蓟县丈烟台村设伏，全歼日军驻东陵警备队30余人，击毙日酋山口正雄的故事。

　　1937年天津沦陷后，天津城市抗日斗争转入地下，盘山的抗日武装斗争兴起。这些抗战歌谣反映了盘山军民以各种形式开展对敌斗争的情况，朗朗上口，生动形象，表达了盘山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爱国情怀，是记录这一段历史的生动史料。

　　天津解放后，这些歌谣收藏于天津市盘山烈士陵园。2005年，盘山革命纪念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抗战歌谣”作为展件陈列于纪念馆内，后在蓟州区档案馆面向全区征集抗战史料的活动中征集进馆，现保存于天津市蓟州区档案馆。

　　《环球视察记》

　　《环球视察记》以日记的形式真实记述了爱国将领吉鸿昌出国考察期间沿途所见所感，体现了吉鸿昌坚定的抗日救国思想和炽热的爱国热忱。

　　1931年9月，因吉鸿昌反对国民党进攻中国工农红军被蒋介石撤销军职，为笼络人心，蒋介石同意吉鸿昌出国考察。目睹连年内战、民生凋敝的吉鸿昌把此次出洋视为探索民族出路的良机：“多年的夙愿，以及积久横梗在胸中的烦闷与矛盾，均行解决。单就我个人，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了。”

　　当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吉鸿昌未经蒋介石的许可，立即启程回国。归国后，吉鸿昌起兵抗日的决心愈加坚定，不久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933年5月，吉鸿昌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抗击日本侵略军，一举收复塞外要地多伦。

(图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重新出版的《环球视察记》)

　　1932年5月，由吉鸿昌和孟宪章编著的《环球视察记》一书由北平东方学社出版。出版后，因书中内容针砭时弊，以真实见闻宣传了爱国抗日的理念，唤起了人们奋起救国的热忱，故不久即被抢购一空，不少进步青年读者在吉鸿昌爱国之情的感召下，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

　　1944年，汪伪政府颁布“睦邻”令，《环球视察记》被列为禁书，惨遭销毁。1985年，为纪念吉鸿昌烈士英勇就义50周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环球视察记》。2009年，《环球视察记》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再行出版。

　　《东北地理教本》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随着日本加快侵华步伐，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校长张伯苓的亲自筹划下，满蒙研究会(后更名为“东北研究会”)在南开中学礼堂成立。

　　为进一步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东北研究会在不断实地考察、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组织专人从事专题研究，并将各类调查成果发表于《南开双周》“东北研究”专栏上。研究会还及时出版了“日本问题专号”，刊登《东北金融之现在及其将来》、《日本对中国之侵略政策》等有关东北问题的文章，以上调研成果后来构成了《东北地理教本》的基本内容。《东北地理教本》印行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与九一八事变几乎同时。教材重点揭露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振聋发聩，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佐证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东北地理教本》分十五章，系统地介绍了东北地区的自然、人文地理和各种经济资源，为当时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的必修教材。教本夹叙夹议，既介绍情况，也抒发警世之言，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思想和忧患意识的警世之作，充满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责任感。

　　1933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收藏了《东北地理教本》上下册。1937年平津战事爆发前夕，它与其他珍贵书籍一起，先是被转移到法租界，然后转运越南，最后在昆明西南联大收藏。1945年南开大学复校后，辗转运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路战火纷飞，一些书籍不幸遗失，但这部教材却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2015年7月，南开大学图书馆在搬迁新校区时发现了这本珍贵的原版教材，校方当即决定重印此书。2015年8月，《东北地理教本》重印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耀华年刊》

　　《耀华年刊》记录了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1938年创办耀华“特班”，招收抗战初期失学学生，坚持爱国抗日立场，抵制日伪政府推行奴化教育的史实，是其爱国抗日，矢志办学的直接见证。

　　七七事变后，在日军的轮番轰炸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学校损失惨重，多数师生南迁，不便南下的师生面临失业失学困境。为安置失学的学生和失业的教师，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克服重重阻力，于1937年9月在耀华学校中学部开设特班，招收失学学生。

　　1938年《耀华年刊》序言中，校长赵天麟写下这样一段话：“去秋以救济失学学子，附读者又千数百人，艰巨尤倍囊昔。今届第三次毕业期，如坐嘉荫之林，而数成材之木，其蔚然在望，糜不手泽如新也。”在他的庇佑下，众多青年得以在心中种下爱国报国的种子。赵天麟的一系列爱国举动，使其成为日伪特务组织的暗杀对象。1938年6月，他在步行去学校途中被两名特务枪杀，时年52岁。赵天麟是天津抗日的一面旗帜，在他轰然倒地之后，更多的人却因此站了起来。

　　《耀华年刊》每年一刊，后由耀华学校随学校档案交归国民政府天津市教育局收存保管。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国民政府天津市教育局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耀华年刊》随之移交新生人民政权。该档案现保存于天津市档案馆。

　　档案，有着存凭留史、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这些从历史中走来的文字、图片、书籍徐徐展开，诉说着一段段故事久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