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伪天津市公署举办铜资材收回运动,号召市民自愿向“友军”(日军)交纳铜铁等金属,我们家的铁门和铁栅栏就在那时被强行卸走的。”提起这事,88岁的张澜生老人气愤不已地说,“简直和强盗一样,而且还是明目张胆地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逐渐拉长的战线使武器供应严重不足。为了生产武器弹药,日军只好在占领区疯狂搜刮金属物,以供本国生产武器之用,从1942年初开始,驻扎天津的日军一面开展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一面开展“献金献铜”的掠夺。“1942年1月,日军通过伪市政府,先是强迫公务人员献纳月工资(50元以上)的三成,支援‘圣战’;紧接着,在2月份又要求‘捐献’自行车,普通中国人的自行车,都被日军强征为军用品,许百姓有苦难言。”
1942年的2月,征集铜铁等金属物品的命令开始执行,到7月底,为期一周的“收回铜资材运动”更是将全市折腾得乌烟瘴气。张澜生记得非常清楚:“为了强迫人们‘捐献’铜、铁器,由伪警察和汉奸、保甲长组成的收集小队,每天在各自的管片内活动,看到谁家有铁门,上去就拆卸下来拉走,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我家那一片的大门几乎都被拆了一个干净。虽然伪政府表面说‘放置无用或不必要之铜资材物品,如铜币、玩具、各种容器、烟管、门、窗、装饰及佩戴物品等非日常所需之铜制品,自动献纳,以协力大东亚圣战’,但如果到谁家收不到铜铁器,这些人肯定在老百姓家捣乱,闹不好还要扣上一个‘抗日分子’的帽子。所以,老百姓为了避免麻烦,多少也要给他们一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明是日军制造武器弹药的资材奇缺,强迫老百姓‘献’出自家好好的铜器铁器,伪政府还要替日军粉饰一番:“铜资材之用途极广,因而发动此次收回铜资材运动,借废品更生之有效用途,以表现我后方民众支援圣战之热诚,绝非友邦铜资材有所不足,此为吾人所应确切认识清楚者。”
日军到处“捡破烂”
烟卷锡纸不放过
在日军大肆搜刮老百姓家中铜铁物品的同时,天津的街头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各机关、团体、企业、饭馆、浴馆、影院、戏园、旅店及其他公共场所门口,全都摆放着一个废木匣(有的是纸匣),上书“锡纸收集箱”,人们将空烟卷盒随手扔进里面。每到一定时间,有人把这些空烟卷盒送到警察局。
“这是日军通过伪政府在天津开展的一项名为‘锡纸回收运动’,就是把烟卷盒中的锡纸回收,供日军制造武器弹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日军当时的武器原料供应相当匮乏。”81岁的许杏林老人这样告诉记者。
然而,一张烟卷盒中的锡纸能有什么用途呢?记者拿着一张锡纸左右看了半天,还是不明白为了这样一张纸,日军像“捡破烂”似的各处收集的意义。“过去的烟卷锡纸与现在的不太一样。当时的锡纸确实是‘锡’纸,是由一张普通的纸与锡箔粘贴在一起所制成,如果用火烧一下,还能够化成锡呢。锡是当时的稀缺金属,来源紧张,所以日军只好连烟卷盒中的锡纸也不放过,更不用说当时的一些锡器。”
从当时的档案记载中可以看出,负责征集这些金属“废品”的废品委员会还制定了收集考核目标,收集目标总数为:铜33236.66斤,铁50117.4斤,锡纸15782张。但从7月到12月底,锡纸仅收集了4235张,天津市民为了抗日,连烟都被“禁抽”了!
可恨发霉混合面
吃坏肚子胀坏胃
日军侵华期间,天津市民生活每况愈下,别的不说,就连吃饭都成了难题。“到1942年后,粮食的价格一涨再涨,而且大米白面在粮店逐步消失了。除了供应紧张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日军把粮食作为军用品管理,只有日军与伪政府任职的人可以吃大米白面,普通老百姓不能食用或者私藏,否则就是死罪。当年,因为偷偷购买贩卖大米白面,被日军用刺刀挑死的人不在少数。”张澜生告诉记者。
普通老百姓不让吃大米白面,那让他们吃什么呢?
“吃混合面,难以下咽的混合面。”许杏林老人愤慨异常,“最可恨的是,混合面如果只是粗粮,也还能吃饱。但日伪政府卖给老百姓的混合面,全是发霉的粗粮和一些喂牲口的粮食混合而成,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里面掺,根本不管人们吃了消化不消化。人们吃了不是拉肚子就是解不出大便,胀得肚子难受。即使这样,混合面还不能保证供应,每天早上,粮店的门前都排了很长的队伍,去晚了就卖没了。”
“当时如果想吃大米白面,只能通过关系从黑市购买,有钱人可以出高价,敌伪与日军可以‘理所当然’地食用,可怜的老百姓只有忍饥挨饿。1943年,我和几个老师同学跑出敌占区后,才吃上一顿饱饭。”
面粉袋成牙粉袋
李长发,79岁的退休老工人,1942年时,正在海河码头做装卸工。“我在码头做装卸工时只有16岁,但也要和其他大人一样,扛同样重的货物。要说干活我也不怕,就是日本人没头没脑的打骂让人顺不过这口气来。但即使这样,每天挣的那点钱还填不饱肚子。”
1940年以后的天津,日本各大洋行到处收买物资,操纵居奇。生活必需品一日几易其价,布店买不到布、油盐店买不到油的现象已经让市民见怪不怪。令天津人记忆犹新的就是小蘑菇(常宝堃)那段著名的相声“牙粉袋”:“甲说‘听说面粉最近落钱了’。乙说‘好事啊’。甲又说‘就是袋小点’。乙问‘什么袋’?甲说‘牙粉袋’。(牙膏袋)”小蘑菇说出了老百姓想说的心里话,但也招来牢狱之灾,被抓进了宪兵队。如果不是同行们托人求情,恐怕就会死在里面了。
李长发告诉记者:“那段相声成了我们这些穷苦人的精神寄托,有时看着一天工钱赚来的那点口粮,我们就用‘牙粉袋’来宽心,总说‘比牙粉袋多多了’。”
一条命不值廿斤面
最让李长发老人不能忘怀的,并不是当年吃了多少苦,而是那时日本兵的残暴。
“那时我们给船上卸货,最怕有人掉进河里。如果人和货物掉进水里,日军捞货不捞人,不会水就只能被淹死。一次,我和同院姓赵的装卸工在码头上等活,一艘装载日军的轮船要离港前往军粮城,船长招呼正从岸边经过的我俩给解缆绳。我本想假装没听见离开,但姓赵的装卸工胆小,自己跑过去给解缆绳。谁知缆绳还没有完全松开,轮船就发动了,一下把他‘带’到了河里。我赶忙喊:‘有人落水了,救人啊。’但船上的日本兵用枪一指船长,不让他停船救人,径直向下游驶去。就这样,我的同伴被淹死了。后来我向警察报了案,经过他们的审讯,只让那艘船的船主赔了十几斤混合面了事。”
“勤劳奉仕” 逼我两次转学
1941年12月8日,继发动侵华战争后,日本又掀起太平洋战争,对英美宣战。这一来,日军占领下的天津英法租界也被“收回”,实际上被日军接管。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原先凭借英法租界躲避日军迫害的仅有“保护”也荡然无存了。
首次转学到“汇文”
“在此之前(1941年以前),日军在天津各中学实行所谓的‘勤劳奉仕’,中学生(包括中学和初中)每周要抽出一天上课的时间,为日军做义务劳动,不是给他们搬东西,就是打扫卫生。我的初中是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度过的,学校的日本监督每周都逼着我们参加这个‘勤劳奉仕’劳动,根本不顾及我们吃不吃得消。为了躲避这个‘勤劳奉仕’,我只好转学到当时的汇文中学。汇文中学由于是美国教会所办,在日本对英美宣战之前,日本人对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完全统治,除了学习日语外,其他还都是由学校做主,也不用参加‘勤劳奉仕’。”许杏林老人回忆说。
学生被迫扛船货
然而,当年的“好日子”没过多久,英法租界即被收回,原先的一点“特权”当然也就不复存在。
“这些教会学校被日本人接管后,受到的严格管理比以前的市立师范学校有过之无不及,‘勤劳奉仕’劳动立即又被恢复。我们被逼参加的‘勤劳奉仕’有几次是到码头上当装卸工,那里是一片仓库区。由于天津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重要‘兵站基地’,他们从海路运出运进物资,都要经过塘沽港和天津市。较小些的海轮能够进内河的,都要到大连码头装卸,我们的活相当繁重。从轮船往岸上卸货物,要走大跳板,架在船舷和岸边的跳板没有扶手,中学生扛着沉重的木箱子在上面走,一步一颤,令人胆战心惊。”
几块饼干一顿打
“大家当时被迫‘勤劳奉仕’,心中实不情愿,普遍怀着仇日心理,所以在装卸时故意摔碰。一次搬木箱时,有同学故意使劲摔在地上,里边流出了无色透明的液体,用手指蘸一点,用舌尖一尝,才知木箱里的玻璃瓶子内盛的是输液用的葡萄糖或生理盐水。于是同学们趁监工的日本兵不在身旁,就故意地使劲往地上摔木箱。里边的玻璃瓶子一破,药液就流了一地,但从木箱外边还无法看出是哪个箱子里的瓶子漏了,气得日军跺脚大骂,却查不出是谁干的。还有一次,大家搬的木箱虽大,但分量较轻,闹不清里边的东西,故意用劲把它摔散,结果里边的饼干露了出来。”
在日军侵占天津的那几年,普通老百姓连基本的口粮都得不到保证,见到有饼干,大伙都很高兴,纷纷拾起来往嘴里塞。这一天,虽然只摔散了几只箱子,但已够吃。谁知在散工时,日本军官把学生集合起来搜身,他们从几个小同学身上搜出几块饼干来,就狠狠地打了这几个同学一顿。到了下一次的“勤劳奉仕”内容就变了,虽然仍是在码头上搞卸船,但木箱子很小,但重量却不轻。大家一看箱子不大,都很高兴,及至往肩膀上一扛,就都咧了嘴,原来里边装的是马蹄铁。这一来,把大家的肩膀压得红肿疼痛,皮肤几乎被磨破。散工时虽不再搜身,但每个人都累得半死。
二次转学去后方
尽管同学们想着法磨洋工、搞破坏,但“勤劳奉仕”还是让不少学生吃尽了苦头,如果表现不好,被监工的日本兵踹上几脚在所难免。“‘亡国奴’的滋味让我们这些学生产生了出走的想法。1943年,我和其他几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通过各种渠道从天津辗转到大后方,在洛阳和甘肃渡过了抗战的后两年,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天津。”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5-20 14: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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