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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抗战这八年之:“那年月,真是提着脑袋干革命”
2016-05-20 15:13:37  来源:城市快报 2004年09月15日 记者 沈沂  点击:  复制链接

  他们本该是站在阳光下,却不得不隐身于黑暗中;他们本应高擎正义之剑,却只能敛去锋芒。斗争的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但在日寇横行的日子里,他们选择了最艰难的一种。

  82岁的赵琪老人和85岁的王文源老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没有人知道这黑暗的日子会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信念还能支持多久,但那个时代的人民始终同仇敌忾。”因为总有人相信,正义虽然总是迟到,但迟早会到。

  “这些特务够笨的”

  天津沦陷了,日本侵略者渗透到天津各个领域,工厂里实行军管,学校里也出现了日本教官。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一中学(现天津三中)每周多了4个学时的日语课,学生见了日本教师都必须行90度的鞠躬礼。

  伴随“明枪”而来的,还有“暗箭”,几乎每个班都安插了一个特务。按照日本人的计划,这些特务以学生之名进入课堂,必然能和学生打成一片,任何风吹草动都能知道。然而,侵略者显然高估了特务们的能力。

  “在班里,大家都知道谁是特务。一眼就能看出来。”王文源老人的笑容里带了些轻蔑,“他们可以说是有点笨。”所谓“相由心生”,这些日特通常都是贼眉鼠眼的,尤其是这种没有修炼到家的特务。他们通常从外地“空降”来天津,因为在天津本地几乎没有学生肯为日本人效劳。转来的学生本来就容易引人注目,何况有些人一看就和正常学生有“代沟”。

  “他们中有人是和我们差不多岁数,但有的明显比我们大很多。而且,他们基本上属于上课睡觉、下课无所事事、连作业也不写的人。”毕竟特务们是有“正当”职业的人,所以上不上课,无所谓。全校老师们看在眼里,自然都小心谨慎,于是对他们也就听之任之。

  “有一次,我们班上罢课,只罢一门———日本教师的课。全班都消失了,就剩下那个特务乖乖地留在教室里。这还不明显吗?”这位特务的确是够笨的,好歹也要装装样子,敷衍一下嘛。这样不被人看出来才怪呢。

  神秘的买卖人

  既然黑暗笼罩大地,那么在曙光来临之前,地下党们只能隐身于他们的另一个面目之后,他们向工作单位隐瞒、向青梅竹马隐瞒甚至向自己的家人隐瞒。

  1944年的春天,赵琪老人担任政治交通员的任务,往返于解放区和天津沦陷区之间,家里通常是几个月都见不到他的人影。赵琪向家人解释,自己在外面跑买卖,只是,这个跑买卖的人,从来没有给家里赚回来一分钱。

  “那时候从家里出去都是偷偷摸摸的。”王文源老人补充说。地下党有一条铁的纪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儿女。王文源一旦要到解放区学习或是执行任务,就得把离家搞得神神秘秘。换洗的衣物是偷出来的,“要是大张旗鼓地收拾衣服,家里肯定会问,没准不说清楚原因还就不让出门了呢。”几件衣服被塞在小包袱里藏在床下或是保存在同学家,几天后,该走了,空身出门,留张纸条在桌子上,简单地写着“我走了,过些日子回来”,倒是比离家出走稍微让人放心些。

  “有时候,他不留纸条,写信让我们给他家送去。”赵琪就扮演过“邮递员”的角色。这封信不能乱投,估摸着时间够长了,王文源差不多已经离开天津了,家里人想追也追不回来了再去送。到了王文源家门口,左看看右瞄瞄,没人,把信扔过院门,跑!

  “不能告诉家里人呀,家里人多嘴杂,一旦风声泄漏,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孤家寡人地干,也心安呀!”就为了这句孤家寡人,赵琪和王文源都是解放后才结婚,因为他们也不想给另一半带来危险。

  “那时,枪就在我的眼前晃动”

  往返于解放区和天津沦陷区,必然要经过日军所设的重重关卡和岗楼。环境的残酷让交通员的工作既艰苦又危险,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敌掌。从根据地回天津所带的文件不能过多,重要指示还不能记录,只能默记于心,然后再传达。

  每年赵琪都要回天津3次,也就是说要6次穿越封锁线。穿越封锁线的地下党的掩护身份通常是商人,借口是招工、催债、订货等等。有时,他们会跟着大队老百姓混过去,有时也要单独面对盘查。

  “有一次,我从解放区回天津,经过梁各庄的关卡。”那一日的赵琪穿着半新的棉袍,头戴一顶皮帽,手里是一个女同志给他编织的白线网兜,里面只是一点零星用品和山区的大红枣,一如既往的平常,不会引起敌人注意。但是,那一天,公路上的行人却少得可怜,走到日军关卡的时候,只有赵琪一个人。

  既然只有一个人通过,闲来无事的日军自然要仔细查一查。“他对我连喊带比画,还时不时拿枪威胁我。”枪,就在赵琪的眼前晃动,仿佛随时能崩出子弹。镇定、镇定,赵琪提醒自己,这时候只要稍显慌张,就会……“我大大方方地跟他打招呼,把我日商裕大纱厂的职员证件给他看。”赵琪用中国话向日军解释着,自己是替工厂招工的;而日本兵却用日语询问着,赵琪假装不懂日语,一味给他看证件,讲汉语。这样混乱了一阵后,日军看看赵琪没带违禁物品,便将他放行了。

  “实际上,在我的棉袍贴边里藏着4枚金戒指,那是带给天津地下党做活动经费用的。如果日军搜身,麻烦肯定不小。”

  “他送走的‘发小’是个共产党”

  “还有一次过封锁线有点危险。就是日军刚刚投降的时候,我带着二十几个同志从解放区进天津,守封锁线的人换成了伪军。”由于国民党当局严令禁止日军向共产党投降,于是在“国军”尚未抵达之前,社会治安交由天津的伪军负责,地下党们依旧不能公开露面。

  这一天,二十几个年轻人三三两两地走过封锁线,女同志和男同志假装成小夫妻,赵琪和另一位女同志殿后。人们陆续通过,伪军有点纳闷,怎么今天都是一对对的青年夫妇?不对劲儿!“把他们带走。”伪军长官一声令下,赵琪和女同志被押到了西营门伪警大队部,此时的赵琪反而不紧张,因为由他带领的同志全都通过了封锁线。

  伪警长官斜睨着赵琪,“进城干吗呀?”“我们两口子就是咱天津人,刚探亲回来。”赵琪谦卑地说。“到哪儿探亲呀?”“易县,易县。”这样的对话不知持续了多久,哪个庄哪个村哪户人家哪个人,伪警差点要连这个村子里刚出生的小孩儿生辰八字都给问出来。好说歹说,这位长官终于同意让女同志进天津找个证明人来,赵琪依然被扣留。时间慢慢流逝,赵琪等待着,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答着。

  门开了,一名伪警进屋给长官添水,扭头看见赵琪,愣愣地盯了半天,突然大叫:“兄弟,是你呀!”一下子峰回路转。“他是我的发小,我俩从小玩到大,后来他做了伪警,也是好几年没见了。”

  这位伪警不遗余力地向长官证明赵琪的“清白”,“我们俩打小就在一块儿,我这兄弟绝对没的说,长官……”不一会儿,伪警就极为热情地把赵琪送出了门,还并不知道他这位“没的说”的兄弟,是蒋介石欲除之而后快的共产党。

  赵琪,1993年从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任上离休;王文源,1983年从天津市科委副主任任上离休。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5-20 15: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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