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天津码头的谍战风云
2017-10-10 15:09:58  来源：南方周末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抗日战争中，天津是中国几大情报中心，其战略地位仅次于上海，和香港同等重要，”从1990年代研究中共情报工作历史的郝在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天津有租界，而且连接华北和东北。”身居晋察冀乡下的许建国，手里握着两条王牌情报线，一是身在南京的李时雨，一是伪满洲国70名“官二代”、“富二代”组成的情报网。

　　在四家卫视播出的谍战剧《借枪》系根据作家龙一的同名小说改编。这是龙一小说的第二部电视版。此前的谍战片和谍战小说，上海和上海的租界都是毫无争议的核心案发区。龙一作品将天津纳入新视野。龙一提出了一个观点：天津是一战之后的远东谍报中心。真实情况是否的确如此?南方周末记者翻检史料，力图勾勒一战到二战间天津码头的谍战风云。

　　“以前有一句话是‘借小说反党’，我是借小说宣传天津。”天津作家龙一说。多年朴素暗淡，近年与“国际化大都市”有越来越雷同面孔的天津，在龙一笔下重新变成波诡云谲的码头“远东谍报中心”。“一战之后，日本崛起，北边又冒出一个苏联。”龙一认为，地缘政治的变化是谍报市场发育的催化剂，而在催化剂投入天津大试管之前，发生化学反应的条件已然具备。

　　七道捐牌和天津青帮

　　美、德、奥租界虽已撤销，英、法、日、俄、意、比六国租界还扼守着南运河和白河的入海口。一个人力车夫如果想跑遍天津，他的三轮车必须上七道捐牌(六国租界和华界各一道)，六国势力范围之间空隙往往成为鱼龙混杂的官方权力飞地，比如著名的南市“三不管”。20世纪初，日本人在天津开设第一家电台“昌义”电台，1927年，北洋政府办的天津无线广播电台开播。1942年商业电台在天津兴起，鼎盛时期跟上海有一拼，当时人形容上海电台“如过江之鲫;似雨后春笋;像虹口的东洋女子;更像马路上的吉普英雄”。刘宝全的《大西厢》、白玉霜的《花为媒》、侯宝林的相声……皮货、地毯的买卖信息与各方各派政治力量的密语交织在一起。

　　国际邮轮每三五天有一班抵天津新港。电报照相技术的发明不仅使美国《时代》周刊能及时传回对吴佩孚、阎锡山、张作霖、冯玉祥、溥仪们图文并茂的报道，也使各国间谍能便捷地把他们搜罗到的各类地图、照片传回母国。电波无法传递的信息则由信使们传递，他们夹杂在远东铁路-满铁-北宁铁路、津浦铁路、京汉路上南来北往的人群中间。

　　自满清倒台，“北平是前台，天津是后台”便一直是平津政治生态的写照，大批不甘寂寞的下台政客蛰伏天津。北洋政府5任总统32届内阁里，有3位总统、12位总理下台后在天津养老。到了1920年代，北洋大佬对天津工业投资额已经超过4600万，占当时天津民族资本10万元以上大厂资本总额的58%;著名的“北四行”里有盐业、金城、大陆三家银行是北洋资本开办的，其他大银行也有北洋大佬的大宗股份。

　　1917年之后，逃亡到天津的白俄数以万计。鼎盛时期，有3500名犹太人在天津经营地毯、皮货、西药、珠宝、房地产……德国租界虽在一战之后撤销，德国人却仍然眷恋天津，因为那里有最好的德语学校，有正宗的德语社区。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是贫苦孤儿，在加利福尼亚当矿工，每天工作10小时，却只能赚2美元，1899年来到天津，趁着义和团的战乱，从直隶热河矿务督办张冀手里，骗占开平煤矿，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发财的美国百万富翁。“外国人都知道在远东发财容易，就像1980年代的外商大量涌入一样。”龙一说。而这些在天津做“远东淘金梦”的外国人跳入的是怎样一只大染缸?

　　土产的黑社会“天津混混”在20世纪初遭袁世凯重创，大大收敛。1926年，奉系军阀褚玉璞的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到天津“跑海(开辟地盘)”，青帮成为津门一霸。厉大森在警察系统发展大批徒子徒孙，最底层的喽罗就是原先的天津混混。

　　天津青帮花开两枝，一枝是警察，在华界活动;一枝是知识分子，在租界活动。知识分子青帮多为编辑、记者、教师、医生，“这些人对社会很重要，又比较容易受伤害，加入青帮，老板不敢随意解雇你。你被主编解雇了，跟‘老头子’告状，‘老头子’说：你回家歇两天。结果第二天全天津的报纸都没人卖了，一个报贩也不来。”龙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会众的身份鱼龙混杂，天津青帮下可入地、上可通天。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张逊之、北洋财政总长张英华……都是青帮老大。

　　1920年代的天津，宛如一大片斑驳的树林，什么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保护色。龙一相信，其中一定活跃着大批职业间谍，这些间谍甚至有一个专门的情报交易市场。

　　龙一遍翻史料，发现伦敦道尽头有一幢三层洋楼，一楼是咖啡馆，二楼三楼是饭店和旅馆。“英法租界像样的饭店不超过十家，别的饭店都有文献提过，谁和谁约在哪家饭店见面，唯独伦敦道头上这家，从来没人提过。”龙一据此推断，这家解放之后被迅速推倒改建成天津人民体育馆的咖啡馆，应该就是各国谍报人员交易的场所，龙一给它取了一个名字“马林斯基咖啡馆”。在他的想象中，间谍们在“马林斯基咖啡馆”交易就像房虫换房一样。

　　日本间谍和进村抓鸡

　　“在天津的各国间谍里，日本人是最不遗余力的。”龙一认为：日本为侵华准备了一百年。

　　“当时日本政府规定每个从中国归国的学者、记者、僧侣、医生、商人，回国之后都写一份详尽的报告。不识字的可以说，有人做笔录。”龙一写小说常用的一本工具书《20世纪天津概况》，这本书原名《天津志》，1909年出版，是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派到中国的第一批间谍的作品。

　　《天津志》20万字，水文地理、地方人物无所不包，一本《天津志》在手，对照地图，日本间谍可以在他们从未到过的天津畅行无阻。

　　庚子国变之后，到中国的“业余作家”越来越多，回日本之后，这些人发表在报纸上的中国行记常有两个苦力在街边分吃一只烧鸡之类的见闻。193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贫困，此类随笔便在报纸上绝迹了。

　　“为什么电影里日本人一进村子就抓鸡?因为日本兵都是农村兵，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吃过鸡肉，吃过鸡蛋的都少———鸡要吃粮食，日本的粮食不够吃。”写小说之前长期研究“社会生活史”的龙一认为，仅“吃”一端便可窥测日本民族性，日租界的管理机构“日侨居留民团”规定侨民不得购买中国食物，“不能把钱花在中国，要想尽办法在中国挣钱，挣到钱置换成资源，运回日本”。

　　1931年由土肥原贤二任机关长的特务机关在天津正式挂牌前，以“公馆”为名目的特务机构遍布日租界。这些公馆的主人像八爪鱼一样把他们的触须伸向天津的寓公、青帮和僧侣。

　　1931年11月8日傍晚，海光寺日本兵营的警钟响过，两千佩枪便衣从海光寺冲出，戴白色臂章的是朝鲜人，黑色臂章的是日本人，戴红黄蓝臂章的是日本人用每天4毛的价格雇来的天津青皮混混———其中不少是青帮头目袁文会的徒子徒孙。这些乌合之众，一边打枪，一边在东马路、南马路、南市、北马路一带抢劫。

　　东马路大铺户云集，鞋帽店有凤祥、同升和、内联升……绸缎店有九纶、惠康、正昌……药店有乐仁堂、大仁堂、中央、长春堂……吃食有四远香的糕点、恩发德的羊肉包、中立园的锅贴……南马路两边都是五金行;北马路两厢是皮草行、绸缎庄，由北马路过金钢桥便是河北省政府和警察署。“便衣队”在天津顶富庶的街道上抢劫三天，等于是砸烂天津最热闹的水陆道场，吸引了警署的全部精力。

　　抢劫进行到第三天，溥仪偷偷走出静园寓所的房门，被司机藏到莲花跑车的后备箱里。以前溥仪出行走公寓前门，1931年11月10日这天要走车库门，而车库久不使用，小广告把门糊死了，要想出门得先撕小广告。终于打开车库门，司机又没有驾驶簇新莲花跑车的经验，出门就撞上了电线杆，溥仪的后脑勺当即淌血。

　　“我们把历史事件想得太严肃了，实际上历史花样百出，经常犯低级错误，而且越是大事越可笑。”龙一说。

　　狼狈不堪出静园大门，莲花跑车奔向日租界一家料理店。溥仪在料理店换上日本军服，之后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从日租界进英租界，登上日商轮船“淡路丸”号出天津港。

　　这便是天津历史上有名的“便衣队”事件，是日本间谍在天津干的最大一票。

　　“便衣队事件”的幕后主使是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熟读《三国演义》、熟谙帮派在中国社会中作用的土肥原，早在1921年就向青帮头子魏大可递小帖，加入青帮。靠青帮的“自家兄弟”，土肥原不仅把溥仪偷运到满洲，还搞定了日本“驻屯军水陆警备部队”和“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久久无法控制的华北水陆交通。

　　官二代、富二代和抗日杀奸团

　　卢沟桥的炮火响过，正在庐山陪侍蒋介石的戴笠接连给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北平站长王天木、保定站站长宗周发急电：“此间认日方无和平解决之诚意，自应与之抗战……弟意应组织便衣队，到处扰乱，借以发挥特工之威力……大战即将开始之时，此刻最要者，是扰乱敌方之工作，如敌兵车之袭击，运兵铁道之破坏，敌兵步哨之袭击，敌军弹药粮秣之烧毁，汉奸之制裁……”“在1941年之前，天津每天都有抗日行动，汉奸死的事常有。一个小汉奸出门走在大街上，几个天津娃娃一人拿一块砖头就能把他拍死。”龙一说，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这些报复行动是谁主使的。后来，随着史料的发现，才知道中共领导的“抗日防火团”、苏联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支持的“大连谋略纵火团”都在天津办过让日本人气急败坏的“大案”。电影《色，戒》上演之后，被历史遗忘多年的“抗日锄奸团”也渐渐浮上水面。

　　文史爱好者、作家萨苏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解密中国抗战》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记述抗日杀奸团中的书生枪手冯运修。

　　1937年，天津中日中学16岁的学生冯运修加入“抗日杀奸团”。“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多为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一类天津著名中学的高中生。

　　这些花季的学生杀手几乎个个有显赫的身世：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他们使用的暗杀武器通常也是“掌心雷”一类当时世界上最轻便、最精良的武器，甚至在枪柄上镶嵌珠宝。冯运修是其中一员。因为舅父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冯运修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并以学枪打猎为名，练成神枪手。

　　戴笠很快看中这支“少爷羔子”组成的暗杀团，先令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跟“抗日杀奸团”的成员结成拜把兄弟，又令天津站书记曾澈潜入南开，成为“抗团”的一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马振犊在《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中记述：后来升任军统天津站站长的曾澈把“抗团”看成军统的外围组织，但“抗团”的成员并不知情。

　　1939年，冯运修升入辅仁大学，因为此前一年的天津大水，“抗团”的行动重点已经从天津转到北平。1940年7月7日，北平的日伪组织计划在中山公园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军统布置“抗团”借此机会锄奸，首选目标是《新民报》总编辑、号称“京城第一支笔”的吴菊痴。冯运修被选为一号枪手。

　　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戒备森严，冯运修无法下手，一路尾随吴菊痴的黄包车，趁着一户人家送葬的队伍吸引了吴的注意力，冯远修冲到他身旁，对其头部连开两枪，吴菊痴当即毙命。

　　就在“抗团”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几票的时候，已调至军统上海站的“拜把大哥”王天木投靠了汪伪。

　　1939年9月27日，军统天津站站长曾澈在天津大经路被捕，如果不是电视剧《潜伏》让“军统天津站”成为剧透们热搜的关键词，生年27岁的曾澈差不多被人彻底遗忘了。马振犊在《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中寥寥数笔，勾勒出这位热血青年的最后时日：被捕后，曾澈绝食求死，日本人强行给他注射补针，从天津押解到北平宪兵队感化院，威逼利诱一年无果，将其在北平枪杀。

　　曾澈牺牲后，“八月大搜捕”在平津两地张开大网。日本人封锁消息，弃平津两地警力不用，调动伪满军警入关，“抗团”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强大的情报系统完全失灵。

　　1940年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西四北四条的冯宅。冯运修很早察觉，但他负责保管的“抗团”的文件，如果落入日军之手，会给他所在的组织带来灭顶之灾。冯运修放弃逃生，退到厨房，焚烧文件。

　　日军已经破门而入，抓住冯运修的父亲和弟弟，并且发现了冯运修的藏身地点。日本特务喊话，叫冯投降，冯不答，继续烧文件。日本人闻到烧纸的味道，冲向厨房，冯运修枪法精准、弹药充足，始终把日本人压在火力线之外。汉奸把冯父当作活盾牌，挡在前面，一步一步逼近冯远修藏身的厨房。19岁的冯远修毫不犹豫地举起手枪，子弹擦过父亲的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汉奸的脸。

　　日本宪兵本来想抓活的，僵持良久难以得手，只得架起机枪向冯家厨房扫射，冯远修的枪声渐渐停止，日本特务冲进厨房，发现他已身中数弹而亡，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

　　经历“八月大搜捕”的血雨腥风，“抗团”余部转战上海，《国民党特务活动史》记载：军统上海站对他们除每月法币370元，没有其他支持。1946年，“抗团”解散，少数人加入军统，多数团员拒绝军统许诺的军衔，各自浪迹天涯。

　　中共特工和汪伪先进

　　“军统爱刺杀，共产党理论上不主张搞这种行动，共产国际规定了这个原则：共产党搞的是革命，是群众运动，除掉个别反动分子解决不了阶级命运。”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中国秘密战》的作者郝在今说。

　　延安“七里铺训练班”和同时期的“三十里铺训练班”号称中共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正像黄埔军校跟苏联有紧密关系，中共情报系统在创建初期也有格伯乌的影子。

　　1920年代，顾顺章、陈赓、陆留被派到苏联学习特工理论，为创建中共情报系统做准备。1930年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局成员连证章都照搬苏联，银质胸标上烫着格伯乌的缩写。

　　“早期的格伯乌是有政治伦理的。不搞暗杀、不搞美女、不搞金钱诱惑。”郝在今认为，抗战期间，共产党特工和国民党特工最大的不同是一个重情报，一个重行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3天，中共地下党员李时雨出任天津高等法院书记长。

　　“现在所有的电视剧经常有一个基本的误会，认为凡是城市地下党都是隐蔽战线的，其实是两码事。隐蔽战线属于党的情报保卫系统，一般不与地方党发生横向关系。”郝在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36年，刘少奇从延安潜回天津重建北方局，北方局只剩下不到20个党员，但当时中共在北方的情报组织“华北联络局”局长王世英的手下还有500名精兵强将。李时雨便是其中一员。

　　在成为安静的法官前，李时雨曾是东北“大学生义勇军”的副总指挥。“大学生义勇军”被日军破坏，李时雨回到关内，继续他在北平法政大学的学业，其间曾装扮成家属护送李大钊的灵柩入葬万国公墓。大学毕业后，李时雨潜入东北军，成为西安“剿总”第四处的中尉办事员———卢沟桥事变之前，除了对付宿敌中统、军统，中共情报工作的战略重点是在西北军中做抗日宣传，跟两军高层建立关系。一批中共情报大佬都曾担此重任，李时雨是其中一员。

　　成为法院书记长之后，在军中摸爬滚打多年的李时雨像余则成一样谨小慎微，八面玲珑。

　　1939年，李时雨受命营救羁押在天津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冯骥。他趁办案书记员外出，把冯案的卷宗偷出、烧掉。书记员发现卷宗失踪，向作为书记长的他汇报时，李时雨先是严厉责备，之后又以袒护部下的姿态，告诉书记员：可以说自己从来没见过冯案卷宗，只在登记簿上看过案由，卷宗可能是法院被炸时毁掉了———日军攻占天津时，确曾炸过法院。

　　接着，李时雨借视察监所的名义，暗中向冯骥传话：法院已没有你的案卷，只在登记簿上写着“共党嫌疑”的案由。你在审讯时翻案，就说是与人打架，被仇人诬陷入狱的，根本不是什么共党。

　　做足铺垫之后，李时雨跟冯案的陪审推事、自己在法政大学的同学打招呼：冯骥是我朋友的亲戚，被冤枉入狱，你们催一下……之后，李时雨请冯案的全体经办者在天津的名馆子“登瀛楼”大餐，在杯筹交错、你兄我弟中把事情搞定。

　　冯骥出狱后不久，一个“造访”汪伪特务机关“极斯菲尔路76号”的机会掉到李时雨头上。

　　汪精卫要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需从全国搜罗会议代表。被派到天津“拉夫”的朱晶华跟李时雨是东北老乡，两人很投机，朱晶华告诉李时雨，他其实是重庆国防部派到“汪伪”的卧底。朱晶华拉李时雨跟他一起干，这是获取汪伪情报的绝佳机会，李时雨顺势应允。

　　从南京“极斯菲尔路76号”开会回来，李时雨被任命为天津市伪党部执委会委员，几个月后又作为积极分子，向汪精卫汇报在华北开展“和平运动”的困惑和心得。

　　李时雨向汪精卫抛出大量简短精准的问题：“我们搞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承不承认满洲国”、“日本人利用我们，将来我们能否像溥仪那样成为傀儡”、“现在日本军方对我们不支持，我们在华北搞和平运动，可能性如何”、“我们过去参加过抗日运动，日本对我们是否算账”、“日本在中国扩张会不会引起英美干涉”……并从这些问题的答案中提取出宝贵的战略情报。汪精卫也对这个头脑清楚的年轻人留下极佳印象。

　　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汪精卫下令，把李时雨从天津抽调到南京，担任“立法委员”。不到三个月，李时雨就以能力强、勤勉踏实、任劳任怨、忠厚可靠、懂得眉眼高低、知好歹、知进退博得上上下下的信赖，成为汪伪内部屡受褒奖的“先进人物”，当时上海的电影公司甚至以他为原型拍了一部电影。

　　从1941年开始，李时雨连连升迁，由立委兼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军法处”处长、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四处处长、执法队队长……官越做越多，越做越大，李时雨派妻子孙静云回北方局请示，还能不能在汪伪继续升官。

　　1942年的一天，孙静云从南京到天津，从天津到保定，从保定到满城县，从满城到平山县蛟潭庄，过三四道封锁线，骑七天毛驴，见到了一直电报联系、从未谋面的上级领导许建国。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3岁当矿工，在安源煤矿大罢工的烽火中入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地地道道的“土八路”。

　　1939年早春，刚刚上任半年的“中央保卫部部长”许建国带领13人潜入晋察冀根据地，他的使命是调查晋察冀的“反托”积案。在延安经历过反托血雨腥风的许建国很快理清了其中的头绪，却被晋察冀司令聂荣臻“扣住”任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

　　据许建国夫人、社会部秘书方林回忆，许建国主持工作之后，向平津等重点战略城市派遣了数百名情报人员，而这些情报人员在进步青年、爱国人士、伪军警宪特机关发展的线人数以千计。

　　梦之队和东北无秘密

　　“在抗日战争中，天津是中国几大情报中心，其战略地位仅次于上海，和香港同等重要，”从1990年代研究中共情报工作历史的郝在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天津有租界，而且连接华北和东北。”身居晋察冀乡下的许建国，手里握着两条王牌情报线，一是身在南京的李时雨，一是伪满洲国70名“官二代”、“富二代”组成的情报网。

　　仅看名单，就知道这张东北情报网堪称“梦之队”：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小儿子张梦实、侄子丁非;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之子于静纯;溥仪侍卫少将处长之子仵志彬;伪高射炮兵中校团长、川岛芳子胞弟宪东;伪满军法处处长之子王诚……这些伪满高干子弟跟中共晋察冀分局建立联系的曲折过程，可以写一本书，拍一部电视剧。

　　1934年，何松亭和张为先从中苏边境潜入东北，两个东北人的回乡之路几乎绕了地球大半圈。何松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牛津勤工俭学，东北实业家张惠霖四儿子张为先在伦敦上学的时候加入英国共产党，1934年春天，两人被共产国际选中到莫斯科参加“五一节观礼”。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两人回东北，跟当地的中共组织建立联系。

　　此时的东北已是伪满洲国的天下，中共组织被破坏殆尽。没有办法，何松亭回华北“找党”，张为先东渡日本———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鼓励伪满洲国的“官二代”、“富二代”到日本留学，以培养亲日实力。

　　回华北“找党”的何松亭和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局长南汉宸(1895年生人，从倒清、倒阎、倒北洋政府一路革命下来，后任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建立起联系。

　　在东京的张为先则在进步留学生中组织起“旅日华侨反帝大同盟”。

　　1937年春天，何松亭派妻子回奉天，了解东北的情况，偶遇到奉天“找党”的张为先。经何松亭介绍，张为先在北平见到南汉宸。南汉宸命张为先回东北继续潜伏，由何松亭单线领导，两人的日常联系方式是：张为先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何松亭见报后去找张，遇有紧要情报，何妻作信使。

　　1938年，“旅日华侨反帝大同盟”和其他爱国组织合并成“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1939年之后，“救亡会”的六十余名成员相继回国，“救亡会”以沈阳、哈尔滨、长春为中心，分支机构和会员散落牡丹江、吉林、四平街、扶余、郭尔罗斯前旗、图们、密叮、锦州以及山海关等地。

　　张为先转告“救亡会”骨干成员，他已经和中共建立联系，接受了中共的情报任务，骨干会员一致同意。与此同时，因为北方局的人事变动，张为先的上级从南汉宸变为晋察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

　　当时，晋察冀及胶东地区的中共组织已向东北派出多名情报人员。许建国给张为先的指示是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不许和地方党的任何组织发生任何横向联系。

　　因为严格遵守保密原则，“救亡会”在东北的情报网一直保存到解放前夕。“1940年以后，张为先他们那个情报网基本可以做到东北无秘密。”郝在今说。

　　抗战后期，天津在谍报战场的战略地位渐渐降低，因为中日双方的角逐已经深入到中国腹地，天津也许是大历史事件的起点和中途停靠点，却不再是华彩上演的地方。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石岩 原题为《天津卫谍战拼图》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0 15: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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