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日本以天津为中心的侵华活动及党领导下的天津人民抗日斗争
2017-10-10 15:14:25  来源：天津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日本是东北亚的一个岛国，因为地瘠民贫，资源短缺，发展一直迟缓。由于历史的原因，自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封建式的军国主义道路，对周边国家虎视眈眈并不断向外扩张，依靠对外掠夺发展本国经济，便成为了日本的基本国策;而作为与日本一衣带水、地大物博的中国更成为了日本侵略政策最直接的受害者。

　　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和距北京最近的港口城市，自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依仗着战胜国的余威，于1896年派出特命全权公使与清政府的钦差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在北京签订了《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又称《通商公立文凭》或《公立文凭》)，其中第一款规定：在各个通商口岸，应“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第三款规定：中国政府允准，“一经日本政府咨请，即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设日本专管租界”。

　　《公立文凭》签订后，日本依据《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于1898年强迫中国签订了《天津日本租界条款》和《另立文凭》，前者规定了日租界的范围，后者规定了日本预备租界的范围。同年，天津《日本租界续立条款》和《续立文凭》签订，使日本成为唯一在中国设有租界的亚洲国家。另据“续立条款”最后一条，“现定租界内日本设立巡捕房，管理界内一切警察事宜”，从而使日本成为第一个在中国租界里取得“警察权”的国家，从此其他在中国设有租界的列强，纷纷依照“最惠国待遇”，也都取得了这一特权。日本所开的这个恶例，使中国主权再度受到严重损毁。

　　根据中日双方议定的条款，日租界西南的海光寺虽然在八国联军之役被日军占领，本不属日租界范围;只是因为在《辛丑条约》中日本取得了在华的驻军权，海光寺才成为日本驻屯军的司令部，但日本人却将海光寺视同日租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北地区大肆增兵，擅自越过墙子河，修建日本军官的宿舍。天津沦陷后，日本更是为所欲为，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竞在海光寺附近的墙于河以西修建起西浪速街(今四平道)、西宫岛街(今鞍山道)和西伏见街(今万全道)等三条街道，并划分为两个街区，设立了区事务所、共立医院、宫岛高等女校、淡路国民学校分校等，使这里也成为了日租界的一部分。

　　日本在中国的租界虽然开辟较迟，但取得了在中国13个通商口岸开辟租界的特权，数量之多超过了法国，仅次于英国，名列第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后，一批英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致使日租界在数量上超过英国，名列第一。

　　日本虽然取得了在中国众多通商口岸设立租界的权力，但限于本国的国力，真正开辟的只有天津、汉口、重庆、苏州、杭州五处，实际上除了天津，其他四处租界从未发展起来。由于天津地理位置优越，距日本海上距离最近，在日本蓄谋灭亡中国的阴谋中，天津成为最便捷的跳板和桥头堡，所以日本对天津日租界的经营不遗余力。

　　日本在天津的租界，犹如打入中国的一个毒楔，危害之大，罄竹难书，现仅就其荦荦之大者略述一二。

　　首先，从20世纪初开始日本对天津的驻屯军不断升格。义和团运动后，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借口“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帝国臣民”，在天津海光寺编成清国驻屯军，包括军司令部，守备队司令部，步兵大队(两个，一驻上海)，骑兵中队，野战炮兵大队，工兵队，第一、第二野战病院，兵器厂，宪兵队和军乐队。辛亥革命后改为支那驻屯军(后来也叫大津驻屯军)，此后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驻屯军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1924年时驻屯军为737人，到九一八事变后迅速攀升，七七事变前，竟达8000人以上。正是凭借这些兵力，在七七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占领了平津和华北地区。随经整编，开赴新的侵华战场。

　　其次是连续在天津制造暴乱。除驻军外，日本在天津还到处设特务机构，在租界里收买一批民族败类(最多时达二千余人)，身着便衣，暗藏武器，从1926年起，继而在1928年、1936年配合日本侵华，冲出租界，连续制造武装暴乱，攻占军政机关，劫掠市面，给天津造成极大混乱和破坏。

　　第三是利用天津日租界、挟持废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溥仪1925年被国民军驱逐出宫，在日本使馆的掩护下，逃到天津日租界藏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在东北建立以溥仪为傀儡的伪政权，并于1931年11月10日深夜，挟持溥仪乘小汽艇“比治山丸”闯出大沽口，登上了日本军方雇用的商船“淡路丸”，13日到达营口满铁码头。不久溥仪即到长春，做了日本卵翼下的伪满洲国“执政”。

　　第四是在天津港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天津日租界划定后，日本商人即在天津收购白银、铜元走私出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借《塘沽协定》的一些条款，胁迫驻防塘沽和北宁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撤离，专门从事走私的日本、朝鲜浪人和汉奸有恃无恐;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武装走私也日益猖撅，大量的日本走私品充斥天津市场，并通过天津走私到华北、西北和长江流域，低价倾销，使中国海关收入锐减，民族工业也受到严重损害，日本经济却因此大获其利。

　　第五是通过天津日租界策划“防共自治”伪政权。1935年日本压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不久，日本又迫使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特土肥原签订《秦土协定》，从此，冀、察两省主权的大部均为日本夺去。在此基础上，日本收买了汉奸殷汝耕，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而为日本侵占华北和平、津在政治上铺平了道路。

　　第六是在天津沦陷期间导演了一出“交还”租界的丑剧。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掩盖其侵华罪行，曾发表了一纸“声明”，表示要撤废在华的治外法权和交还租界。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与日本签订《中日基本条约》，虽然规定了“交还”日本在中国的租界，但同时又规定，中国“应开发全领域，使日本国臣民，得居住营业”，这无异于宣布，被日本占领的半个中国全都成了日本的“租界”。

　　二

　　从19世纪末开始，天津的日本租界、领事馆和驻屯军，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并从天津培植和输送出一批侵华骨干。这里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青木宣纯(1859-1924)，日本军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为第一军参谋。　　1897年任驻华使馆武官。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青木摇身一变，代表日本国充任都统衙门委员。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青木奉“满洲军司令部”之命，到北京专门搜集情报，同时利用袁世凯手下的北洋新军的情报系统，把搜集到的俄国情报转交给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再发回日本国内的参谋本部。青木为人善于巧言令色，后来竟成为袁世凯的人幕上宾和新军教官，在天津日租界建立“青木公馆”，专事搜集亲日军阀和汉奸的活动。

　　坂西利八郎(1870-1950)，汉名“班志超(远?)”，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青木宣纯的得意门生。日俄战争期间来华，在京津一带从事间谍活动。由于青木的荐举，板西利八郎先后充当了袁世凯小站练兵和北洋政府的军事顾问，是日本陆军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青木死后，坂西继续在天津日租界建立“板西公馆”，著名的日本特务头子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本庄繁均出身于坂西的门下。

　　坂垣征四郎(1885-1948)，先后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不久即来华任边防军参谋和各地的特务机关长，毕生从事对华侵略，足迹遍于中国。由“坂西公馆”回国后，立即成为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的成员，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并称为三大“中国通”，也是日本“大陆派”军官的首领。坂垣回到天津后，出任天津日本驻屯军步兵33旅团长，很快又升任关东军参谋长，土肥原任天津日本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本庄任关东军司令。他们与参谋本部一起，先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挟持溥仪出逃天津，建立伪满洲国等一系列罪恶阴谋，并由坂垣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后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不久坂垣又回到天津，在日租界建立“坂垣机关”，配合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策动“华北自治”，策划汪伪政权的出台。1939年升任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后任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战后坂垣被列为甲级战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梅津美治郎(1882-1949)，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历任驻外武官、陆军省总务部长等职。1934年被参谋本部派遣到天津，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上任不久，就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共同策划制造了亲日份子《国权报》社长胡恩溥与《振报》社长白逾垣被杀事件，然后以这两起事件为借口，炮制出一份“杜绝排日根源的对华要求方案”，逼迫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签字，这就是所谓的《何梅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国军队被迫撤出河北全省，一切抗日活动均遭取缔，从而为日本侵占华北打开了方便之门。后来梅津回国任陆军省次长，1939年再度来华，任关东军司令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及“关东局”长官，日本投降前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1945年8月15日天皇颁布《终战诏书》，9月2日陆军大臣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梅津代表大本营，到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降。梅津在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判无期徒刑，1949年因癌症死去。

　　多田骏(1882-1948)，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及陆军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首任最高顾问。1935年继梅津美治郎任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到任后即抛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为日本侵华出谋献策，这就是所谓的“多田声明”。多田回国后升任参谋本部次长兼陆军大学校长，不久又回到中国，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后晋升为“大将”。

　　酒井隆(?-1946)，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1933年调任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所谓《国权报》社长胡恩溥与《振报》社长白逾垣被杀事件，实系酒井隆任内一手炮制。七七事变后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负责对内蒙古地区的“谋略'工作。1941年出任日本第23军司令官，率部攻陷香港。日本投降前夕，在北平设立“久井机关”，专门从事搜集情报的工作。战后，被中国判为第一号战犯，在南京被处决。

　　日本国派驻天津的总领事，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侵华“文职预备队”。如二战后出任外相，积极支持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后又五次组阁、任首相的吉田茂(1878—1967)，1922年任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1925年任驻奉天总领事，1928年回国任外务省次官。吉田担任日本首相期间，积极推行反共反华政策，1952年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缔结了所谓的“和约”，宣称不与中国大陆进行政治、经济往来，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种种障碍。

　　川越茂(1881-1956)，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1912年来华，后担任驻天津总领事;伪满洲国成立，调任日本驻伪满“大使馆”首席参事官，1936年和1937年两度担任驻华大使，回国后任外务省顾问。

　　有田八郎(1884—1965)，东京帝国大学德文法科毕业，1923年来中国，1927年担任驻天津总领事，1936年任驻华大使，同年回国任广田内阁外务大臣，后连任第一次近卫内阁、平沼内阁、米内内阁外务大臣，1942年以“特派大使”身份访问汪伪政权，1943年被大战犯东条英机聘为外交顾问。

　　堀内干城(1889-1951)，原名龟太郎，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及日本京都大学政治科，1918年到香港，1929年到上海，1938年任驻天津总领事，翌年回国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1940年任日本驻汪伪政权的上海“总领事”，1942—1943年代理驻汪伪政权的“大使”。堀内是日本外务省中最通晓中国经济情况的人之一。

　　三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肩负起领导全民族进行抗争的重大使命。紧接着天津沦陷，天津人民的抗日斗争由中共北方局所属的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遵照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战略方针，党的地下组织积极设法建立各种秘密抗日据点，借以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根据地，打击日伪在天津的统治，同时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因此天津地下党领导的各种抗日组织既广泛又健全。

　　成立于1936年的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天津地方队部，在天津沦陷后经过重新组织，由南开大学秘密迁至英租界益世滨道(今柳州路)寿康里和达文波路(今建设路)达文里，同时出版了队刊《灯塔》;后来天津地方队部又迁到了狄更生道(今徐州道)忠厚北里，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编印的《时代》周刊也在这里秘密出版。

　　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前身是华北各界救国会，为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成员大都是平津地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文教界人士，活动地点多半在天津著名的大旅馆，如国民饭店、交通饭店、渤海大楼等等。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北段)的利亚书局，是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与天津地下党的联络地点，也是《时代》周刊的发售处。

　　天津沦陷后，《大公报》、《益世报》均被迫停刊。《大公报》采访部主任顾建平在法租界贝拉扣路(今哈尔滨道)天德里家中秘密编印了一份《高仲明纪事报》宣传抗日。为躲避敌人搜捕，先后两次转移出版地点，坚持出版了一年九个月。其实“高仲明”并无其人，只不过是制造假象，扰乱日本人的耳目而已。

　　1937年底，地下党领导的天津工人救国团和天津工人救国联合会相继成立，活动地点分别在英租界巴克斯道(今保定道)私立树人中学和利斯克目道(今山西路)松寿里，目的是统一领导天津工人的抗日斗争。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天津城委成立后，工作地点即设在英租界黄家花园福顺里。天津地下党的秘密电台最初设在英租界林莫克道(今沙市道)伊甸园，后来转移到奥克尼道福寿别墅，由市委书记姚克广(姚依林)负责。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拼命利用天津的工业生产能力，为其“长久武运”服务，天津地下党组织针对这种情况，在工人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以激发他们的民族义愤，同日本占领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公大七厂承担了为日军制造药布的任务，车间工人想方设法破坏设备，制造卡梭、断线等事故，药布根本织不出来。双喜纱厂有七百多台织布机，工人故意往皮带里放沙子，使机器光跑棉花而很少出纱，一天也织不出两百匹布。泰兴纱厂为日军织军毯，工人们联合起来拆掉抽水机的传送带，破坏总发动机，结果工厂经常因无水无电而被迫停产。昌和铁工厂被日本占领当局改产步枪和迫机炮，工人们故意制造废品，最后产品合格率还不到一半。生恒机器厂为日军步枪做撞针，工人们暗中改变淬火工艺，使撞针在检验时都合格，但是打不了几枪就报废。天津铁道工厂为日军修理装甲车，各车间工人联合开展“延误修车时间，降低修车质量”的斗争，装配时专门使用旧零件、坏油压机和报废油箱，结果出厂的装甲车用不了多久就得返修。

　　广大工人和群众还设法烧毁工厂和仓库。公大一厂屡屡发生火灾，后来日本人才知道，这是一个叫“二十六友”的工人组织策划进行的。公大六厂的一次大火使几千米的仓库和几千包原棉全部化为灰烬。1940年日本被服厂发生大火，1943年日本人开设的大华皮毛厂发生大火，有五个车间和机器设备被烧毁;后来，连往来运输军用物资的日本轮船也经常被烧。当时日租界边缘有一家田野洋行，明里是售卖日用百货，暗中却是日本特务的哨所。为了拔掉这颗“钉子”，公大六厂工人、蒙古族姑娘乌兰(章巍)和她的女友借进洋行买东西的机会偷偷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夜间炸弹爆炸，引起大火，把田野洋行全部烧毁。

　　当时在地下党领导下，天津还是支援周围抗日根据地的军需物资供应中心。如抗日游击队的粮食供应点设在英租界狄更生道的义聚合米庄，英租界茂盛道(今河北路)家乐里天利贸易行是抗日根据地派遣来津工作人员的秘密联络点，河北大胡同的义顺兴工厂负责供应根据地所需的文具、纸张、油墨和印刷工具，估衣街的中西大药房为根据地提供珍贵药品和医疗器械。

　　经过艰苦的八年全面抗战，到了1945年8月15日，天津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终于把日本侵略分子驱逐出了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

　　在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作为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诚实履行战后“反省侵略历史”的承诺，本着“以史为鉴”的精神，认真汲取教训，避免军国主义重演，为稳定和改善同亚洲各国的关系作出积极的努力。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至今很少或没有这样做。现任的日本首相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今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然批准了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出版社出版的严重歪曲历史的历史教科书，这本教科书宣扬日本侵略中国台湾和东北是致力当地开发，胡说九一八事变是由中国引起的，甚至对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提出挑战，把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美化成亚洲各国加快独立的契机，还认为“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有待定论……，书中如此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地方不一而足。至于这次审定通过的其他教科书，也同样存在着大量隐瞒不利于日本的历史事实。

　　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能否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右翼势力蓄意炮制的历史教科书，竭力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罪责，美化侵略，甚至鼓吹侵略有功。这是对人类正义和良知的挑衅，也是对所有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所以，教科书问题已经超出日本内政范畴。

　　战后6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之所以这样猖獗不是偶然的。从历史上看，日本作为一个岛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近百年来又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发展成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因此，缺乏民主而又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根深蒂固。比如在日本靖国神社正门的立柱上，嵌有八幅浮雕，全是记录日本在对外侵略中的“胜利”场面，其中有日本海军在1895年的黄海大战中日本海军大败中国北洋海军，1900年7月14日日军攻陷中国天津城，1938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攻陷中国东北的沈阳城等等。这回四年一次的教科书编撰，就是从倾向于右翼的日本大企业得到了充裕的资金，其中包括朝日啤酒、三菱重工、日野汽车、五十铃汽车、住友生命、味之素、东京三菱银行……。朝日啤酒名誉顾问中修高德公开在编撰会的会刊《史》上声称：“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家，没有当政的资格。”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也在教科书问题上大做文章，鼓吹“不能屈服于外国的压力”，发动“日本才是受害者”的宣传活动，借以煽动反华。此外，支持篡改教科书的还有宗教界人士、著名高校的名誉教授，甚至包括东京市的市长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用实际行动履行反省历史的承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由教科书问题造成的影响，取信于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0 15: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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