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事件中的现银
2017-10-10 16:10:00  来源：丁伟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抗战时期，日军曾封锁天津英法租界，后为解决租界问题，日英在东京举行会谈。谈判中，日方要求搬出英法租界内中国系银行所保存的现银，因现银是当时国民政府所有物，英方一时难以接受。至今虽有些文章提到租界现银，但其细节内幕更付阙如，多是只言片语散见各处，有关全貌具体详情，仍是语焉不详。笔者利用国内及海外解密档案资料，对现银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内幕背景做一详细披露。

　　天津沦陷前英法租界中国系银行存放白银

　　现银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存放在银行中的硬通货。当年国民党政府废两改元不久，国际银价大涨，唯利是图的商人们在上海肆意售出外汇，同时输出现银到国外，结果巨额白银外流，市面动荡不安，严重地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国民政府为防止经济的全面崩溃，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为了完善对货币的统制，制止白银外流，正式宣布实行法币改革。其内容就有废除银本位制，全部白银归国有以充法币准备金。以此，自11月4日起，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凡银行钱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它银币生银等银类者，限期三个月内兑换法币，实行白银国有;并且市场不得使用银元，私人不得拥有白银，违者全数没收。①对于实行的法币政策，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还颁布命令在全国各金融中心城市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负责保管各地区发行法币而上交的银元，做为发行法币的准备金。华北方面实行法币后，有发行权的银行应交京津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的银元，主要集中保存在中国、交通两行。中行在京津两地的库存白银，其中天津部分存放在法租界内的中行库房，北京的白银存放在使馆区内的中法工商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库房内。交行也同样分存于两处的该行金库内。但因各种原因，在七七事变后平津陷落时，白银未及运出故羁留在天津两租界内，其后这些白银便是命途多舛。②

　　华北沦陷后日伪

　　垂涎租界白银

　　华北沦陷后，侵华日军当局为了攫取无以数计的物质资源，控制华北的经济命脉，来满足长期战争的需要，1938年2月11日，日当局在北平操纵伪华北傀儡临时政府策划筹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并准备以此掠夺物资和攫取外汇，将华北作为侵略中国的军事兵站基地和原料供给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在筹备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之际，以汪时璟为首一些金融汉奸粉墨登场，作为出资建立银行资金除强迫由中国、交通、大陆、金城、中南、盐业、河北、冀东等八家银行联合投资外，并由伪华北政委会负担半数即由日本横滨正金、朝鲜、兴业等银行出资投资剩余部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资金总额五千万元，实际上各银行并无现金，亦未缴股本，只以往来存款性质将款项存人“联银”。这个“联银”银行准备金的现银实际上没有多少，可是这些汉奸熟知华北的金融业务和内情，他们知道国民政府改革币制时，华北各发行法币的银行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准备金——白银，被宋哲元所扣留，未能解送南京，现存放在天津租界银行内。汪时璟当即就以此款作为“联银”准备金列入账面。几经多方拼凑，一切大致就绪。由此可见租界的白银如肥肉一般，群恶犬垂涎欲滴，扬尾皆来。而后日伪当局三番五次地向英法租界提出搬出租界内保存在中国系银行内的白银即现银，要求须交白银给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作为准备金，可是被两租界婉转拒绝。

　　而“联银”是罪恶的。狡诈的日伪当局不使用“联银”发行的“联银券”来购买小麦、钢铁等战略物资，而把“联银券”集中收兑来的大量法币运往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购买战略物资，或由日伪当局将这些法币由华北运往上海的市场，以法币汇兑攫取外汇，在世界上进口日军急需的战争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的诡异目的。日伪当局在各地成立土药公会，实系公开贩卖鸦片及其他毒品，分销各地，而所用资金统由“联银”借贷或用“联银券”直接购买，妄图以鸦片来萎靡中国人民，打击沦陷各地人民的抗战士气。

　　一次金融汉奸的成功刺杀

　　引起日军封锁天津英法租界

　　一些经济汉奸也不甘寂寞，积极致力于“联银券”的普及。天津名人王竹林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位著名盐商，家资颇丰。可是天津沦陷之后，他脱化成一个汉奸，助桀为恶，丧失了晚节。他首先作为长芦盐务局代表和日商在1937年8月签订长芦盐务局接受日本资本的增资合同，和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并出任伪天津市商会会长，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积极推进伪“联银券”在天津商业界的流通。他的所作所为自然被列为汉奸行列，遭致抗日地下组织无情的刺杀。1938年12月28日傍晚8时左右，在天津法租界29号路丰泽园饭庄门前，当这位如日中天的王竹林出席参加朋友尚寿山主持的晚宴后，在其回宅登车之际，自背后突然出现持枪的抗日地下组织成员，枪响之处，王竹林左大腿、左胸、鼻腔部中弹，当场毙命，而刺杀者乘夜幕成功逃走。③

　　其后另一个金融汉奸的成功刺杀却招致了日军封锁天津英法租界的恶果。1939年4月9日夜，抗日地下组织的爱国志士在天津英租界大光明影院，暗杀了正在看电影的伪“联银”天津分行第一任经理程锡庚。此举震动了英租界当局，随即在日军天津宪兵队和天津英租界警察的共同搜查中，逮捕4名抗日志士。可是围绕着这4人的引渡，天津英租界和英驻天津领事馆屡屡圆滑地拒绝向日伪当局引渡。面对英方的推诿和老练的外交，侵华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山下奉文中将认为以文字的外交交涉手段难以奏效，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决定借此机会采取封锁英租界的强硬手段。在6月14日早6时许，日军开始了行动，在英法两租界外围围上铁丝网及路口设置路障和检问口，彻底封锁了英法两租界。形势一时显得错综复杂，云谲波诡。英国起初曾考虑采取经济报复措施和派遣强有力的舰队前去中国，但在纳粹德国随时可以蓄意挑起欧洲大战的情况下，此时英国无法兼顾东西两个半球的窘境。英国经过军、政及外交各方面的多次磋商，决定向日本提出通过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作为解除封锁租界的条件，日本军部制定了包括在英租界内完全禁止法币流通和运出在英租界内的现银等12条对英要求，并决定由天津现地日军部主导对英谈判。

　　日法就租界现银达成协议

　　1939年7月28日早10点，日英双方为解决天津租界问题而在东京日外务次官官邸举行的第5次会谈上，日方强烈提出从英租界搬出中国银行保有的现银问题，英方明言在英租界中国交通银行保管有约1400万元的现银。日主张：依据法律，应交给中国临时政府。可是遭到英方的拒绝，英方认为这属于国民政府所有，英方无权处理。双方一时舌剑唇枪，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产生巨大裂点。结果将议题搁浅，提到下一次会谈。为打开现银、法币等问题难交涉的僵局，参加会谈的日驻中国加藤公使在29日上午和英方代表——英驻日大使克莱琪商谈，结果决定由精通现地事情的英、日方各2名组成经济问题小委员会。在31日下午4点，在外务次官邸举行日英第六次会谈。英方说明英国国内对英租界现银的搬出问题认为无法律依据。而在日英会谈经济小委员会会谈中，英方提供资料表明英租界内中国交通银行保有现银1400万元为国民政府交通部所存入交通银行中，日英双方对此表示一致。但对于但在法租界现银保(银元+银块)数据，英方提示认为交通银行所在新华大楼内保管保有400万元、中国银行金库保管保有1240万元、中国银行保有在新华大楼保管460万元，合计为2100万。可是遭到日方的反驳，提出“和日本把握数据不一致”的异议。英方不解：因何理由不一致? 日本方面回答：没有将河北省银行保有分记入。英方又说明：交通银行所有现银保存在印度支那银行960万元，中国银行所有现银保存在法中银行670万元，合计1630万元。

　　而日本当局为了在会谈中取得有利局势，细致地调查到1939年6月23日时点天津英法租界中国系银行保管的现银(银元+银块)的数量。至今这些会谈资料保存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现在这些解密资料明晰了当时保存的现银数量，为我们后人提供了重要参考，当时在英租界内：在英国领事馆进驻的交通银行所有建筑物内的交通银行金库中保有现银14，238，000元。在法租界中街的新华大楼内的现银：交通银行保有保管5，535，000元、中国银行保有保管4，617，000元、钱业公库保有保管2，000，000元。法租界另一处中国银行保有保管12，395，000元、河北省银行保有保管1，748，000元，因此法租界内中国现银合计26，295，000元。英法租界双方共保管现银合计：40，533，000元。而北京公使馆城区保管现银合计：16，501，000元。

　　其后日英在现银问题上的谈判，争辩激烈，言词锋利。局势跌宕起伏，陷入僵局。英张伯伦首相8月4日在下院就有关租界问题发表演讲，提示日方要求苟刻，现在解决法币和现银问题非常困难，主张将治安问题和经济问题分离。张伯伦又特别强调“现银和通货影响广泛，在英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协议后，才能解决”。8月14日参加会谈的日陆军代表——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少将认识到难以继续谈判，而解决法币和现银问题已属渺茫，便由东京羽田机场乘机回到天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发表强硬声明威胁“以后租界内各种事态恶化的场合英国负全部责任”。

　　8月20日英国外交部发表一项声明，陈述自己一贯的主张，以阐明它对第三国方面的利益所持的态度。8月21日日本外务省也发表声明进行反驳。英日双方在经济问题的对立激化，会谈事实上处于决裂状态。

　　可是西方的战鼓已经敲响。1939年9月1日，德军从三面突袭波兰，欧战全面爆发。由于对波兰负有互助义务，英法两国被迫对德国宣战。9月4日克莱琪造访日本外务省泽田外务次官，提议再开会谈。当时光进入到12月时，此时英国处于在欧洲的战争劣势之中，对日态度发生转变。又鉴于继续租界的封锁将给各相关方面深刻的影响，故提出妥协案希望解决租界问题。双方作为妥协，英方撤回法币流通禁止案，取而代之日方要求英方协力于“联银券”的流通。而日本意图趁欧战扩大、英国被德国牵制之机，对英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在经济问题上让步。有关租界现银日方提出折半分别供托英侧香港上海银行支店和日方横滨正金银行支店两银行里这一折衷方案。为此英驻中的卡尔大使前往重庆以期得到蒋介石政权的谅解，可是重庆方面没有正式回答同意，又使日英会谈无法取得进展。

　　1940年3月1日田中领事再次回到天津，中断会谈。而此时英国处于欧洲战局的窘境，因此为了加快和日本的和解，3月15日英克莱琪大使和谷日本外务次官会谈，就现银问题提出从租界保有现银折除10万英磅分，作为华人难民救济基金救助受水灾的难民。残额折半放在分别供托英侧香港上海银行支店和日方横滨正金银行支店两银行里。10万英镑分的现银处理交由日英美三国组成的委员会来监督处理。

　　与此同时重庆政府派来的华北现银交涉委员何民魂向驻中英法领事传达：问题所涉现银的所有权在于重庆政府，没有重庆政府的同意，任何人无权支配。华北难民救济金问题以重庆政府名义委托，英法美等第三国实施。现银的支配和保管是接受重庆政府的委托欧美各国，日本及临时政府不许参加。若英法违背上述事项，英法负责赔偿。若英法放弃中立立场，不能保留现银而使重庆政府蒙受损失，重庆政府也作适当的处分，不能保护英法在中国的一切权益。英法只承认重庆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无重庆政府许可，不可转移现银。

　　随即英方再次折衷调整一些事项。3月16日日本外交当局发表有关现银等经济问题的解决日英双方已达成初步共识。在3月18日、25日日本外务省谷外务次官和克莱琪大使经过两轮会谈初步在英租界现银引渡、管理和残余现银处理问题及法币与联银券问题达成所谓“绅士协定”，然后将协议内容交给日陆军审议等待指示。

　　日本又开展法租界谈判，而法国在欧洲的战局是一泻千里，日趋不安。所以有关法租界的对日谈判，法方发表与英同步行动。

　　时间进入到5月底后，德国不断取得欧洲战争的胜利，处于败战窘境的英法联军在德军的压迫下不得已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英法在欧洲战势颓败的严峻形势下，无力与日本对抗。6月10日德军攻进巴黎后，再次加速英法两国在对日谈判上的妥协，6月19日英国驻日大使和日本有田外务大臣正式签署和谈公文。翌日和法国驻日大使签署和谈成立公文。6月20日10点日军天津防卫军司令官发出同日午后6点解除租界封锁的布告，晚6点日军全面解除了对英租界的封锁。 　　在现银问题上，三方最终同意从法租界中的中国系银行保有的现银中分离相当20万英镑的现银、英租界中保有的现银中分离相当10万英镑的现银来购买澳洲小麦粉，交由在三国领事监管下的救济委员会来救济遭受水灾的华北难民。残存现银在日英法三国领事监管下再度封印保存在银行里。④ 这些残存现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和日本在华北掠获的白银一同被日军并入、拨付给伪“联合准备银行”和华北政务委员会。

　　天津英法租界国民政府保有现银的处理及流出

　　这场日本军部导演的尖锐复杂而又曲折迷离的日英东京会谈结束后，根据日英两国协定的成立，在天津的日英官方协议开始进行现银分离。7月5日，日驻津总领事武藤义雄和英驻津总领事哈维特一同在英租界内的现银保管室，进行检查现银保管状况，日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店长河村正舍和英渣打银行天津支店长黑斯劳布及行员也赶到现场。交通银行现银保管室的地下室，银行员王某打开大门看到在地下室内两个托盘分存放350万元、1060万元的现银。

　　7月9日上午10点在日英官员的检视下，银行职员将相当10万英镑分的150万元现银进行分离出来，再由英租界工部局警察用囚车来运输搬运存入英渣打银行，而银行之间的沿道配置了警员及便衣进行护卫。日军警卫队及宪兵队也在通往要道上参加了警戒行动，并且在运输押运车内配置了必要的日本宪兵队员，一时间街上警戒非凡，如临大敌。运囚车一次搬运量2千袋(一袋100元)，往返8次运完被分离的现银。然后装入321个木箱中，暂存渣打银行。因现银运输要十分保密，因此新闻也没发表公开，可谓鲜为人知。7月25日下午3点，结束分离工作后残存的现银在天津日英两总领事监管下，再进行封印保存交通银行的金库里，英国以此作为对重庆政府借款的担保。

　　英租界交通银行分离出来相当10万英镑的现银(150万元现银)被用之从澳洲购入小麦粉救灾，在8月5日上午8点装入北铭号船。在10余名全副武装日军官兵的监护下，同船运到塘沽港后，下午1点再装入日船长江丸，装船后运往神户，8月9日到神户后，8月14日再转船装入商船斯马特拉号运往孟买，9月11日到孟买后，卖掉现银后用来结算以代购澳洲小麦粉。用此现银款额由日本商社三井、三菱和英国商社怡和洋行、合义洋行(加登马自松商社及伯伦公司——音译)来实施购入的澳洲小麦粉贸易，因英国货船担心德国舰船袭击，因此使用日本的永福丸船装341，416袋小麦粉在12月1日、日兴业丸船装7482袋小麦粉合计348，898袋(约1万8千吨)于12月20日运输抵达天津，1941年1月8日进口的澳洲小麦粉交给华北救济委员会，来赈灾救济受水灾的难民。

　　有关法租界中国系银行保有现银的处分，由于银行员的抵制，延期至9月4日才着手分离现银。在日、法驻津领事馆官员的检视下， 9日分离结束后，并在严密的护卫下转送横滨正金银行的正金仓库，在仓库里再度计算，于10月5日将相当于20万英镑的300万元现银分离完毕，又在日驻天津总领事武藤义雄和法驻津格兰领事一同监管下，残余现银封印后存放河北省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七处。

　　其后在日横滨正金银行和香港上海银行斡旋下，300万现银中200万现银于12月7日装入塘沽出港的南芩丸运到神户后，12月17日又转船停泊在神户港的日鹿岛丸货船运往印度孟买。而残余100万现银则在12月9日装入塘沽长江丸，运抵神户，在12月19日转船敦贺丸，运到印度孟买，卖掉后结算购买澳洲小麦粉。⑤

　　由于1939年8月的华北大水灾，食粮短缺，而这些购买的澳洲小麦粉，作为救灾，赈济难民。至于战后曾有不明真相的腐儒文人发文说抗战时期日军曾开仓赈灾，这纯属讹传。

　　(作者为党史学者)

　　注释：

　　①康金莉：《四行准备库钞票发行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 年第3 期，106页，107页。

　　②《沦陷时期的天津金融业》，天津图书馆网。

　　③ [日]《王竹林(商务会长)暗杀事件》，《支那事変関系一件/天津英仏租界ニ関スル诸问题(邮电务関系ヲ除ク) 第一巻A-1-1-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④参考：[日]《支那事変関系一件/天津英仏租界ニ関スル诸问题(邮电务関系ヲ除ク) 第一至十二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⑤ [日]《天津现银処分问题に関する件》，《昭和16年 「陆支密大日记 第5号 1/4」》，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22-12-21 15: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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