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天津的抗战宣传
2017-10-11 09:14:44  来源：城市快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又将到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80年前的7月7日，日本军队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抵抗，当月北京、天津相继失守。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七七事变”之前，还是在之后的全面抗战岁月中，在抗战前线，中国军队奋勇杀敌，在后方，民众抗战热情高涨，抗战的宣传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鼓舞着全民族抗战的热情。

　　在天津市档案馆中，保留了一件珍贵的关于抗战时期的宣传史料——《抗日月报预约宣言》，记录了在国家危亡时刻，社会的有识之士奔走相告，呼吁民众觉醒、团结抗日的决心。

　　这份《抗日月报预约宣言》发表之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加紧侵华步伐、进攻热河之时。这篇宣言主要内容是申斥日本的侵华罪行，在当时的天津，这份文件起到了唤醒民众、鼓舞民众抗日斗志的重要宣传作用

　　现存于天津市档案馆的这份《抗日月报预约宣言》成文时间为1933年，作者是《抗日月报》社的一位编辑。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已无法查找到他的姓名，但在他的笔下，人们依旧能读到一种义愤和急迫的心情。宣言写道：“残暴之日本，为施行其传统之满蒙政策，竟于九一八强占东北，创痕未已，而夺榆关攻热河，又相继实现。我国朝野上下，痛国亡之无日，逐共起抗，以雪国家之耻辱，图民族之生存，于是捐输巨款，组织义军、救护队也、慰劳团也，相继成立。以统率大军之各将领，亦纷电政府请缨，誓死抗日，此不过国人应具同仇敌忾之心，亦即压迫过甚，反抗力愈大，自然之理也……”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大敌当前，蒋介石仍然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大打内战。“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的侵略，这些抵抗得到了关内民众的同情和声援。1932年2月，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其政权其实是关东军拥有，他们以“日满亲善”作为占领东北的借口，以继续进行侵略。

　　在这份《抗日月报预约宣言》发表之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加紧侵华步伐、进攻热河之时。这篇宣言主要内容是申斥日本的侵华罪行，在当时的天津，这份文件起到了唤醒民众、鼓舞民众抗日斗志的重要宣传作用。

　　共产党对天津抗日运动的领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6年9月，天津市委领导成立了知识书店，发行革命进步文艺作品，并进行地下秘密活动。这一时期，天津新闻界也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工作

　　当年，天津的抗日运动从兴起到形成强大的政治声势，是在由各政治团体和各阶层群众广泛参加的基础上得到深入发展的，其宣传活动之广泛，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群众力量之雄厚，斗争形式和手段之多样化，在全国革命运动中都是少见的。

　　“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工人抗日救国运动不断高涨，斗争宣传和斗争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一阶段，在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罪恶行径的同时，针对日本在天津制造的便衣队暴乱，广大工人群众给予了坚决有力地回击。另据历史研究者王凯捷编写的《天津抗战》一书记载，1931年11月25日，天津电车工人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全市和全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督促政府速鼎对日宣战方针，恢复民众运动”，实行“官民合作，救我危亡之中国，夺回失去的领土，歼灭残暴的倭奴隶”。在这番宣言指导之下，天津工人和各界群众抗日热情不断高涨。

　　除了工人之外，学生的抗日热情也极为高涨，“一二·九运动”之后，平津学联决定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此后，天津各校学生踊跃参加南下宣传活动，在河北省永清、固安、高阳、雄县等地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深入农民群众心中。

　　与此同时，共产党对天津抗日运动的领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抗日宣传工作中，如1936年9月，天津市委领导成立了知识书店，发行革命进步文艺作品，并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共产党员邵冠祥发起的革命文学团体海风社，以发展和推动中国的新诗歌创作为宗旨，其社刊《诗歌小品》发表的作品多为表现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同时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1933年9月，水平剧社在春和戏院公演田汉的《一致》等三个独幕剧，受到社会广泛好评;1937年2月，天津东方旅行剧团在中国大西洋首次公演曹禺的话剧《日出》，获得成功。

　　这一时期，天津新闻界也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工作，1933年9月22日，《庸报》副刊“另外一页”栏目为上海戏剧节公演的《怒吼吧，中国》发表评论，指出：“剧本本身之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值得我们注意。华北也应该怒吼起来，总有一天能从怒吼声中冲破帝国主义的壁垒。”此外，《大公报》还直接参与了为绥远前线抗日将士的募捐活动，仅报社就代收了法币3000元等，突显了新闻媒体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责任。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纷纷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宣传红军救国救民的英勇壮举，当时南开中学进步学生创办了“野烟社”，在其刊物《野烟三周报》上，发表了著名作家吴组缃描写红军长征初期情况的散文《一个最最好的感想》，这是在天津发表的最早描写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之一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响，红军长征的胜利，更是激起进步青年抗日救国的希望。红军长征初期，天津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群众团体，期间，中共天津市委出版了《天津卫》和《穷人生活》各一期，印发了《欢迎红军北上抗日》传单1000份，并在主要街道和一些群众聚集区张贴，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青年学生和市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红军长征途中，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的报刊宣传抗日，《八一宣言》主要是通过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其他途径传到天津，从而为天津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与此同时，红军北上抗日和长征胜利的消息，在天津大中学校广大爱国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一时期，天津很多学校的进步师生在地下党组织的积极帮助、引导下，秘密传看了《八一宣言》，使人们及时了解到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此外，《天津抗战》一书还指出，红军精神对广大群众和学生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当年深入农村宣传的学生中，“在地下党员的帮助和引导下，自觉带头过农村的艰苦生活，并以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相互勉励。北洋大学和三八女中的学生在王兰庄开展活动时，以红军为榜样，在困难中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培养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此外，他们还在广大农民中进行红军英雄事迹宣传，使广大贫苦农民从中看到了光明与希望。”

　　为宣传红军长征的消息，这一时期，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纷纷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宣传红军救国救民的英勇壮举。当时由南开中学进步学生创办了一个左翼文艺团体“野烟社”，1935年1月10日，其刊物《野烟三周报》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著名作家吴组缃描写红军长征初期情况的散文《一个最最好的感想》，这是在天津发表的最早描写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之一，作者在回乡探亲时，通过亲眼所见，认识了真正的红军，并得出了理性的结论——红军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他们的纪律很严，秩序很好。精神尤其可佩：不怕死，不想家，这不是容易的。”从红军身上，作者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这份刊物当时由博古书局发行，在白色恐怖下的天津，它代表了天津的有识之士进行着追求光明与进步、唤醒民众的崇高事业。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1 09: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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