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抗日战斗发生地——公大七厂水楼
2017-10-11 09:39:57  来源：天津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坐落在华新大街和中纺前街附近的天津印染厂，前身是1915年兴建的民族资本工业企业——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日商钟渊纺绩株式会社用卑劣手段强行低价收购了该公司，改名为钟渊公大实业株式会社第七工厂(简称公大七厂)。

　　1937年7月29日凌晨， 天津守军与日寇发生激战，成为七·七事变后天津大规模主动对日出击的第一战。在公大七厂内与日寇作战的抗日战士，浴血死拼，战斗持续三夜两天。5 名在厂内一座20多米高的八角水楼上孤军奋战的抗日战士，一直坚守到天津沦陷后的第二天(7月31日)，才因弹尽粮绝被俘，英勇就义。在此壮烈殉国的抗日战士共86名。他们的英雄气概，六十年来一直在津门广为传颂。如今，那洒满壮士热血、弹痕累累的八角水楼仍完整保存着，成为对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日悲壮一幕最直接的见证者。

　　公大七厂战云密布

　　1934年以后，日商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在青岛、上海收购了5个纺织厂,分别排列为公大一厂至五厂。1936年，又将天津裕元收购，更名为公大六厂。在日本领事馆的野蛮干预下，于1936年8月，仅用120万的低价，便强购了华新公司，更名公大七厂。随即，1200多名工人被解雇。日商在这块当时名叫小于庄的地方强行扩张土地，计划扩大生产。日籍厂长名叫足立茂，日籍工作人员数十人。他们采取逼迫、抢夺等手段，在仅1年多的时间里，就从132户业主手中攫取了土地产权，使原占地面积252亩一下子扩展到898亩。当时，工厂周围到处可见“公大”界碑。 日商随即大搞扩建，新建了第二纺场、第一布场，安装织布机1530台。原广德庄也被拆除，成了日本人的住宅，称万柳村宿舍。工厂的工人们遭到了残酷的压榨。那座水楼即当时由日商兴建的，属发电机房、锅炉房配套设施，起输水的作用。

　　在公大七厂的日商加紧折腾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日寇抓紧部署，调兵备战，华北地区战事紧急。公大七厂也自然成了日本人的军事基地。日本兵全副武装，端着刺刀在厂门口巡逻。厂内的日籍职工，也都腰束皮带，打上绑腿，神气活现。厂子门口经常停放着三、四辆大型坦克，脱去炮衣，已处于紧急战备状态。而中国的警察派出所里的枪支却全部被当局收回，警察站岗居然是徒手。这与全副武装的日本巡逻兵，形成了鲜明对比。

　　进驻公大七厂的是日寇岩井部队，其目的就是利用工厂地理位置之优势，作为攻占天津总站(今北站)及退守的军事基地。成批的枪支弹药运到厂内。日寇日夜忙着修筑工事。

　　当地居民及公大七厂的工人们，赶紧把厂里的情况反映给了二十九军和天津保安队。保安队第八中队的战士，化装成泥瓦工混在施工的工人中间，进入厂内侦察敌情，计划发生战斗时，与工人里应外合歼灭敌人。晚上，保安队员还在厂周围侦察。

　　7月25日，刚就职13天的北宁路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27日夜，宋哲元发出“自卫守土”抗日通电，并报告给南京政府。28日，公大七厂的日寇全副武装，开着装甲车到附近的保安队第八中队驻地前示威挑衅。小于庄的居民扶老携幼四散奔逃。日寇担心遭到攻击，便威逼利诱少部分工人在公大七厂里继续生产，以此作为护身符。附近的街道上空气紧张，弄得人心慌慌。

　　当时驻守天津的中国驻军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1894年生，当时是少将军衔)代理师长职务，并兼任天津市警察局长，兵力有1万人左右(据天津保安队副官长于麟章提供资料，包括6个保安大队的3000多人)，广大官兵抗战情绪极高。 7月28日，李文田召集的紧急会议，决定主动出击，并制定天津抗战计划。 会上，天津市各部队临时总指挥部也成立了，总指挥李文田、 副总指挥刘家鸾(1895—1982，天津保安司令，中将。1949年随傅作义部起义)立即向国民党军政首长发出抗日通电，表示要“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日，义无反顾。”并提出“迅予援助、共歼彼虏”的请求。战斗定于29日凌晨。攻占天津东站和总站及东局子机场这三处日军占领之地的是独立第二十六旅，附保安第二大队(队长艾明纲)、保安六大队(队长刘照华)，旅长李致远任指挥。在二十六旅六七八团团长朱春芳指挥下，三营和保安二大队的战士们，先用预先布置在北宁公园的大炮轰击北宁路总站。大炮过后，步兵发起攻击，在仓库楼上歼敌。总站被克复后，战士们又于天亮后，乘胜攻占了被日军占领的北宁铁路总局(位于今铁三院对过)。日寇在给其上司的电报中气急败坏地称，“北宁铁路总局的事务员全部被轰走，三十八师完全将其占领”。

　　保安队乘夜奇袭

　　29日凌晨一点半,公大七厂里正在运土加固工事的日寇和日籍工作人员听到总站附近的枪炮声骤起, 都慌作一团。两点一刻，日寇岩井拨通了总站附近的日寇一个小队的电话，才得知是保安队攻上来了。仍在上夜班的职工们也都很害怕，这时，有一颗炮弹正落在纱场的房顶上，穿了一个大洞。炮弹卡在了房梁犄角上，万幸没有爆炸。工人们便向外跑。日寇为了用工人保护自己，就拚命拦着工人，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军队是不会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乱轰的。

　　此时，正北方、东南方的枪声越来越密了。保安队员们冲过地道来到北站外，很快便穿过大片空地和护厂河，来到公大七厂西侧围墙外。两点半左右，在炮火掩护下，战士们在围墙上(今万柳村大街附近)炸开一个豁口，摸进厂子。从正门和东南方向攻击厂子的战士有200多人。 进厂后，战士们分成三路，很快便占据并破坏了发电机房(当时叫电台)。厂内此时一片漆黑，只有机枪口吐出红火。一名躲在电台附近的日籍工作人员岛田，怕被战士们发现，趁机连滚带爬地跑到了公事房(工厂办公室、日寇指挥中心)报告。岩井正仓惶地吆喝日寇家属避难，便纠集了几个日寇向电台奔来。战士们巧妙地隐蔽在阴暗处及煤垛后，伺机向沙袋掩体后的日寇射击，敌我距离只有30至50米远，双方频频扔手榴弹。保安队员兵力较多，日寇人数处于劣势。但战士们大都是刚从杨柳青一带赶来的，情况不熟，况且，武器装备也差。而日寇则用武力把厂内的日籍工作人员及家属全都发动起来，给其中的一部分人发了枪，成立了敢死队，负隅顽抗。保安队员们数次攻占公事房未果。3 点一刻，岩井下令发动冲击。有的战士在日寇密集的火力下不得不退出厂。还有的退回电台。双方各有伤亡。战士们仍在距日寇50米远处的煤堆和厂墙铁丝网附近与日寇对峙。

　　天亮后的战况

　　7月29 日清晨， 宋哲元致军政部长何应钦密电说：“海河大铁桥及金钢桥均已炸断， 市内交通断绝，所有天津东、总两车站、特别四区之日军均被击退，敌以飞机坦克轰炸冲击河北一带，遂入混战状态。”

　　天刚亮时，从东局子方向飞来一架日机，在公大七厂上空侦察了一圈又飞走了。飞机飞得很低，工厂内的保安队员看到飞机上的日本膏药旗，眼里充血，只恨手里的武器太差， 不能把它打下来。 六点半，岩井与天津总站附近的松本部队通电话，打探虚实。松本正躲在总站附近，招架攻占总站的独立二十六旅的英勇战士们，形势已岌岌可危了。此后，电话线被切断，公大七厂成了“孤岛”。保安队员们仍在进行游击战，打出的冷枪，让日寇胆战心惊、不敢露头。也有的保安队员混进工人中，藏在车间里工棚里，边休整、边作掩护。敌人的弹药快耗尽了。穷凶极恶的几个日寇敢死队员乘一辆“雪福莱”小汽车冲出厂，到总站日寇那里补充弹药。 在通过北站地道时，遭到惊恐万状、 不明真相的其他日寇伏击。此时，总站附近的战斗仍很激烈地进行着。敌我双方都很艰苦。29日上午，保安队员又与日寇在工厂南侧交上火，并焦急地等着援兵。

　　中国军队夜袭日寇，完全打乱了日寇在津的军事部署。日寇仓促应战，伤亡较大，处境极为不利。日本驻津总领事堀内干城在给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参事森岛守人的电报中惊呼，“从29日午前(凌晨)2 时左右起，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甚为危急的状态。”日寇便紧急抽调北平日寇及关东军增援天津。而中国军队却处于孤军奋战状态。宋哲元于29日清晨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查我驻津部队仅有一旅，其他部队亦在与敌接触，现正激烈鏖战，恐难久持， 拟请中央速派大队增援。” 但并未等来回音。没有援兵，经历一夜的中国军队只好处于退守状态。日寇集结部队也需时日。为争取时间，日寇先动了黑手。

　　日寇轰炸津城后

　　29日下午2时起，日寇出动飞机有目标地对天津市内要害部门实施轰炸。天津顿时陷入火海。

　　日寇还毫无人性地轰炸屠杀无辜平民，《晨报》载，“东、总二站全被日机炸毁，并飞华界扫射，居民死伤无数。”、“河北一带，日机过处烈焰腾空，房屋倾圮，数处起火，迄晚未熄，损失奇重。” 没有对空武器的中国军队，在日机轰炸下伤亡很大，只得暂时撤退，一些据点和要害部门得而复失。

　　在公大七厂的高处，可看到北宁铁路总局及稍远处的市政府等建筑物腾起的黑烟。战士们看到此惨状后都愣住了。除少数缺乏弹药者退出厂外，多数战士仍利用砖墙、煤堆等作掩护，坚决不退走。其原因：一是厂里的日寇兵力较弱;二是打红了眼;三是认为日寇援军不可能很快赶来。此时，在厂外督战的保安队指挥官，也认为只有迅速占领公大七厂， 才能躲开日机。 果然日机呼啸着多次从厂子上空掠去，但并未在此投弹。厂内的战斗更激烈了，以煤场为中心展开了互扔手榴弹的战斗。日寇山口只把手榴弹扔出5公尺远，把自己炸上了天。在厕所房附近，先后有十多名抗日战士倒在血泊中。

　　当晚，日寇援军相继开进天津境内。日寇迅速成立了以高木义人少将为司令官的“天津临时防卫司令部”，下辖北平日军高木义人支队、关东军堤下夹贵支队、第二旅团以及原驻津日寇。日寇在日租界和意租界之间的海河上架设了浮桥，企图围攻市内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减员较多。为不致全军覆没，保存抗日力量，部队不得不忍痛于29日午后“奉宋(哲元)命撤退”。“八时大部始退炒米店，小部尚在纷战。”而保安队员们当时仍有许多未撤离阵地。

　　从天津总站及炮台庄等地传来退却的号令后，公大七厂内的许多战士虽义愤填膺，但也相继聚到最初进厂的豁口处边掩护，边陆续撤退。豁口的宽窄不过两尺，需一人一人依次通过。日寇居高临下，在房顶上架设机枪扫射。战士们本来伤亡不大，但却在此时纷纷倒在血泊中(据天津印染厂厂史记载，仅当时伤亡就达六七十人左右)。

　　退出去的战士们， 一看这么多好兄弟倒在血泊中， 都红了眼，高喊道，“誓死不退却!为战士报仇!”他们组织数次反击，集中火力攻打。日寇也组织人力拼命堵豁口，几次都被保安队员打散。此时已经是深夜了，一些未出厂的战士穿上了工人的衣服，与工人混在一起。工人们为掩护战士出去，就吵着喊着要回家。日寇仍担心遭炮火攻击，拦着工人不让走。 此时总站附近枪声又紧了。 工人们无法出厂，也都被迫滞留在车间里，错过掩护战士出厂的最佳时机。

　　厂外的战士们搬来大炮，决定炮轰。刚发出两颗炮弹，便打中厂内南侧的日寇“步哨所”和原棉仓库等，藏在附近掩体后的日寇被掀翻，一死两伤。 许多居民冒着枪弹聚在厂外叩头劝告道： 许多工人(居民家属)仍在日寇手中，打炮担心中国人死得太多。战士们接受了居民的劝阻，只得继续用轻武器攻击。还有的居民赶来慰问，把大饼等食品送到战士手中。同时，一些受伤的战士也被居民背回家包扎伤口并掩护起来。厂外的战士们因过于疲劳，只好暂时离厂200多米的地方休整。

　　天津沦陷后的枪声

　　7月30日，是令天津人难以忘却的耻辱日。 天津沦陷了。人们不愿看到，但不能不面对这一残酷现实。在津城这片热土上洒下热血的抗日战士们，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炽热的爱国情感。正是这些不屈的人，鼓舞了津城的抗战激情。抗战活动并未因天津陷入敌手而结束。滞留在市区的部队仍在不屈不挠地与日侵略军进行着街巷战。据当时的报载：“30日上午1时，津市枪炮声又大作,据查其地点为海光寺及东车站两地。先是日军开枪，再施重炮，机枪继之。我保安队当即应战，刻双方仍相持中。”市内的零星战斗仍在持续。 人们的希望仍未破灭， 与日寇顽强进行巷战的还包括公大七厂内的保安队员们。

　　7月30日天亮后，公大七厂里时而仍发出清脆的枪声。 堵住豁口在厂内搜索的日寇，开始并未注意到。但枪打得很准，日寇伤亡数人后仍摸不着头脑。枪是从哪打来的? 原来，有5个已换成白色粗布便衣的抗日战士，因无法出厂，便横下一条心， 占据了该厂制高点——发电机房水楼。 誓与日寇决一死战。他们弹无虚发，打得痛快。日寇发现水楼有情况后，马上调集数十个日寇包围了水楼，并找来翻译喊话。虽然战士们已处在弹尽粮绝的境地，但他们高声表示，就是死在上面也不下去。这样对峙到下午4点钟，日寇找来毒瓦斯薰。战士们被薰得喘不过气来，被迫从铁梯子下撤。日寇趁机围攻上来。在审讯中，战士们说，他们是三十八师独立二十六旅的士兵，驻马场。二十八日下午接受上级攻打天津的命令后，于晚八点从津浦线杨柳青车站附近出发，夜里11点，到达总站附近。日寇还从煤堆旁一名牺牲的战士口袋里发现了三十八师正规兵的手册，手册里记录着这次袭击行动方案。工人宋玉升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审讯时的部分对话内容。

　　惨无人道的日寇，把5个战士捆绑在一起，在粗纱车间门前执行枪决。战士们就义时，有工人听到其中一个操北京口音的青年战士，大声喊道： 我今年18岁，放下书本就来打鬼子。 没有关系，脑袋掉了，再过18年又长这么大。看你小日本能活多少年。有人会跟你们算帐!”随即，壮烈殉国。

　　这位英勇的年轻战士，表现了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气魄。当时有报载：“我当局所属之保安队、警及各部队，久历戎行，迭遭巨变。对于日军之一再压迫，容忍已久。一旦参与守土卫国之战役，无不奋勇当先，踊跃效死。”

　　日寇仍是惊弓之鸟

　　30日傍晚，公大七厂的日寇仍未与外界取得联系，惊魂未定的日寇忙着运装沙袋，作掩体，准备夜战。日寇伤亡也很大，只好又威逼15名日籍工作人员加入敢死队，并给他们发了枪。夜间，周围的枪声稀疏了。

　　31日，是战斗开始以来的第3天。天亮后下起大雨，厂内厂外的抗日战士又活跃了起来。后来，厂内警戒班的日寇对此回忆时仍心有余悸：“保安队员总是乘警备空隙袭击， 不放弃每个机会。 雨下得大，全身透心凉，感觉到已死到临头了。”

　　31日晚6时，炮声激烈，厂外落下四发炮弹。日寇的援兵赶到了,山中部队与困兽犹斗的岩井部队合并，公大七厂的战斗始结束。安静了以后，日寇派来的战地记者(《京津日日新闻》记者堀切秀夫)，乘汽车来访问该厂。这个为日寇卖命的记者忙着统计战果。据他记载：公大七厂内的日寇共50人，加上动员起来的日籍工作人员及家属，有百余人。动用的武器包括：轻机关枪6挺、手枪70把、掷弹筒3个、手榴弹160个、子弹6000多发、青龙刀和指挥刀8把。抗日战士牺牲在厂内的共86人，日寇死在厂内的9 人。最后这一数字并不确实，有工人后来回忆，死的日寇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工人宋玉升是二、三十名收尸工人之一，在他的回忆录中载：打死日寇34个，打伤5个，抗日战士牺牲68人。 这也说明，日寇是站在战胜者的狂妄姿态记录的。 况且，日寇一向有善于掩盖事实之伎俩。 这个日寇记者还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名为《公大七厂战斗志：激战两昼夜，岩井部队与从业人员奋战》。印成小册子，配上12幅屠杀无辜中国人的照片，来宣扬其如何如何勇敢。不过，当时他们并未想到，这种小册子已有一本流传了下来，其译文已经于“七·七”事变六十周年之际公开出来，为史学界增添了一件日寇侵华暴行的确凿罪证。

　　工人们的心愿

　　直至8月1日，日寇宣布在全市的“扫荡大体结束”，但又承认“尚有一些保安队员未被肃清。”当时，公大七厂的工人们虽然盼着早点回家看望老婆孩子，可仍有两个心愿，一是如何把仍留在厂内的部分抗日战士安全掩护出厂。二是如何尽快收尸、掩埋烈士。

　　在工人们再三要求下，日寇只得放工人们回家。他们恐怕有潜伏下来的抗日战士混出去，便挨个严格检查。当时出厂的抗日战士很少。也有的工人没出厂，而是想法把抗日战士们伪装起来，弄来大仓组(仓库)工人的臂章，换上便衣，并设法给战士们弄饭吃。

　　几天以后，日寇才放松了警戒。工人们一看时机来了，便让抗日战士走到工人中间，随大流护送出厂。有几个战士已不露声色地大摇大摆走出了厂外。日寇翻译、汉奸杨老瘪站在厂门口的护厂河边，狗似地瞎叫唤，他发现有些工人行迹可疑，有的光着脑袋，脸色发黑，可脑门发白，并隐约可见一道月牙印。他据此判断，是抗日战士经常戴帽子，帽沿处不被太阳晒的缘故。他强拉出4个人，结果日寇经仔细搜查，在其中的人身上搜出了三十八师正规军的手摺等证件。 当即被推上车， 押往日租界“白帽衙门”。工人们痛心疾首，敢怒不敢言。后来，那个杨老瘪被工人镇压。

　　结束战斗后的三、四天，工人们开始打扫战场，收敛尸体。有的工人抱着不给日寇劳动的思想，不想去。有一个叫刘殿举的工人激动地说：“弟兄们，保安队员为国牺牲，有功劳，我们不能看着他们的尸体丢在院子里，我们应该好好埋葬他们，给他们烧纸。”沙有震(解放后在该厂任工程师)回忆道，他看到往外拉的50多具死尸都被雨水泡胖大了。工人们想记下烈士名字，便逐一翻衣兜，发现有的人曾带着一黑兜糙米(未来得及煮饭吃)以及水壶和手榴弹。有的工人说，发现有的烈士是五十一军的，在一年轻烈士的内衣里有共产党员的标志。还有工人说：有5具尸体上腰间配有皮制大刀鞘。

　　二、三十名工人把烈士尸体抬到公大七厂大门北约七八十米处安葬，但由于雨水大，挖到一尺就冒出水来。工人们买了些纸钱在烈士坟前焚烧，表达了一片哀思。

　　抗日战士英魂永驻

　　从那以后，人们常纪念这些为国捐躯的抗日战士。 一个姓王的纱厂工人，每年7月28日都要在烈士坟前焚纸纪念。在津的抗日游击队员也要在这一天，到王串场一带鸣枪，以示铭记在心。过了两年，曾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到广德庄一个老太太家，感谢当时救了他性命的好心人们。

　　1946年9月3日，值抗日战争胜利1周年之际，时已改为“中纺七厂”的该厂工人，在厂西北门外，为壮烈殉国的抗日战士们修墓建碑。 11月3日，在西北门外烈士墓前举行追悼会，悼念二十九军和保安队的86名抗日烈士。由厂长卢统之主祭。市区机关、新闻界代表与本厂员工、子弟学校学生等4000余人参加。后来，墓碑却不知去向。天津档案馆从市纺织局接收的中纺七厂(1946—1948)全宗档案198卷中，据介绍有该碑的碑文，为日后修复此碑提供了一手资料。

　　公大七厂旧址今如何

　　原来的公大七厂原址， 如今已分成天津印染厂和天津纺织机械厂两大部分。 还有一少部分改为民宅。

　　从如今的天津印染大门(临华新大街)进去，先能见到近10米高的残缺门楼(是华新纱厂初期的厂门)，楼檐等装饰仍清晰可见。门楼对过是一间已装杂物的居室，即日寇时期的“禁闭室”(曾设有刑具)。当时出厂搜身时，日寇如发现工人可疑，便投入“禁闭室”，死伤难保。门楼内，原为护厂河(一丈宽，围厂一圈，1959年前后填死。)大门进去是花园(华新时期形成的格局;如今变化很大，但树木等仍存)，花园右侧是一大排古建风格的建筑，有5个套院，数十间房屋。其格局，在一家工厂内颇显独特，恐当年也不多见。这里便是华新时期的办公用房，日伪时期的公事房。八十年代这里曾拍过很多影视剧，如《东陵大盗》、《三不管》、《杨柳青年画》等等，但如今却看似荒废，并未开发利用，尤为可惜。(1998年4月这里拆除，搞起了房地产开发)

　　以古建筑花园式建筑南山墙为分界，再往里走即为厂区。厂区门口有华新时期的义徒接见室和日寇建的工人食堂。厂区深处有一条东西向甬路，粗纱车间即在此处。5 名抗日战士就是在这条甬路上就义的。甬路两侧，还保留有部分华新时期的老厂房。

　　甬路迤东与南北向甬路(通向南仓库)相交，交口处即八角水楼。这是20多米高的建筑，地上10余米高为四角的方座，再往上为“八角”。水楼旁是锅炉房，面积数百平方米。水楼的八角部分，高三、四米(目测)，在其中的三面设五星状玻璃窗。水楼墙上的弹孔累累，可以想见当时的战斗场面。　　1996年，因水楼八角部分砖石脱落，天津印染厂予以加固整修，施工中依原样恢复。此举保护了一处抗战遗址。

　　向东至尽头，即今纺织机械厂的墙界。当初，抗日战士夜袭公大七厂炸开的豁口，即在靠近今万柳村大街的厂区附近。抚今追昔，我们不能淡忘六十年前那些英勇的壮士。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富强昌盛，我们和后代要永远记住那段中国人民不屈的历史。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1 09: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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