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沦陷后秘密出版的《纪事报》
2017-10-11 09:41:47  来源：天津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三个星期以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日军占领了中国北方大港天津。这个和上海一样有着租界的大城市，先于上海而成为抗战中国北方的“孤岛”。在敌人的刺刀下，《大公报》和《益世报》，先后被迫停刊，其余报纸不是停刊，就是顺从充当了敌伪的吹鼓手。就在这时候，《纪事报》从地下破土而出，以轻骑兵的姿态，向人们报导抗战消息，鼓舞胜利信心。这是天津沦陷后不过五十天左右的事。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九月。

　　《纪事报》，它的全名是《高仲明纪事报》。所谓“高仲明”，是并无其人的假托。 《纪事报》是以顾建平为首韵四位新闻工作者合作创办的一份油印的地下报纸。顾建平原是天津《大公报》采访主任兼本市新闻编辑。林墨农、孔效儒是《大公报》记者。还有一位程寒华，是《益世报》记者。《大公报》、《益世报》等几家象样的报纸停刊后，他们自己首先感到了对新闻的饥渴，想到一般爱国同胞的同样饥渴，这就动了办地下报纸的念头。有利的条件，就是日军虽然已经占领天津，却未侵入租界，这就可以有回旋余地。顾建平家住法租界三十号路(今哈尔滨道)天德里十四号(今七号)二楼，他就把那里作为“馆址”，编印成报。

　　新闻来源要靠收音机收听各方的广播，他们没有收音机。他们结识了一位拥有一部名牌的收音机的朋友，这位朋友同意他们每天晚上去他家收听广播，抄录新闻。

　　报纸的出版需要印刷机，他们不敢作铅印的奢望，只打算油印。油印机就好办了，有旧的。他们又找来一个旧的胶滚，几十张蜡纸，两支旧的铁笔和一块旧的钢版——用斧头一分为二，以便两个人能够同时刻写。

　　一项事业的开始是需要开办费的，他们都很穷，只凑集了一元八角钱，用一元买白报纸，六角买油墨，二角买牛皮纸自做装报纸的信封，这就是全部开办费。

　　《纪事报》是一份十六开、十二张的日报。不仅有战争新闻，还有特写报道、本市新闻、社论、短评。创刊的最初三天，每天只印刷三十份，十份送给自己最可靠的亲友，逐步推广;其余二十份留存起来，作为补报之用。

　　他们每晚十一时去那位朋友家抄回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十二时抄完，十二时半回到“报馆” (这位记录员辗转借来一个可以在宵禁期间通行的白布袖章，才能往返十里而无阻)。于是紧张的编写工作，就在密闭的楼上开始了。窗户用双层的席子遮上，再加上一层黑布，以免夜深人静时灯光和声音外露。四位工作人员是编辑兼刻写兼校对。由于过去是从事新闻工作的，驾轻就熟.不太困难就把版面编排好，然后一版一版地印刷出来，天亮以前，报纸就可以装进信封，每人负责把自己份内的报纸，亲自送给自己的亲友。

　　就这样，《纪事报》静悄悄地诞生了，如一声春雷，惊醒了天津的爱国同胞，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欢迎。发行量由最初的十份，增加到五六十份，二十天后升到四百份，两个月后发行八百份，最高时接近一千。

　　这是在日军占领下，天津出现的第一份最具规模的宣传抗日的报纸，也是在沦陷了的天津坚持得最久，影响面最广，后来成为敌宪搜捕的最大目标的地下报纸。

　　在《纪事报》之前，路透、合众这些通讯社，也印过一些他们的电讯在门前散发，但不成为报纸。

　　跟在《纪事报》的后面，还出现过《正》字报，《中华日报》、《建华日报》、《小公报》、《小益世报》等等地下报纸。《正》字报据说与国民党军方有关，而《中华日报》则和国民党党部有关。《中华》是铅印的，但不是每天出版。《建华》本来是日报，后来成了不定期。它们全都出版于《纪事报》之后，而消失于《纪事报》之前，《小公报》、《小益世报》寿命也很短。此外，还有些只印战事消息，有如传单的“蚊报”，更是旋生旋灭。《纪事报》虽然囚受到搜捕曾一度短暂停刊，却以一枝独秀的英姿，坚持了两年之久(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九年九月底)，直到日军闯进英法租界，大举搜捕，实在无法继续工作了，才宣告结束战斗，工作人员先后进入游击区和大盾方。

　　读者增加，销路扩大，这也就增加了工作量和种种困难。工作人员因此相应地有了增加。纸张需要的多了，就通过各种渠道，分散买进，以避免敌人的嗅觉。发行也不再只限于报纸初创时的几个人递送，而有人数较多的发行班子。读者圈子扩大后，就采用了“联保”的办法。谁保证的读者如发现了问题，就将整条线的报纸都停掉，以防万一。订阅报纸是收费的，销数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收入的增加，不仅能以报养报，而且还有盈余足以扩大出版。

　　不久，一位后来才知道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朋友，送给他们一部性能很好的美国收音机，这就不用每天晚上跑十里路去抄收广播。他们几经考虑之后，决定购买“仇货”。以“日本枪打日本鬼”——买了一架日本生产的轮转油印机，来应付几十倍增长的报纸印数。

　　他们改进版面，除了在报上登南京(后来是武汉、重庆)的中央社广播新闻和路透社、合众社的电讯之外，有时也将收听到的延安广播写成新闻刊出。象在南京失守后蒋介石的《告国民书》那样一千七八百字长的文告，他们全文刊登了，而且是十二月十六日晚上收听到的，十七日就刊出，和正规报纸如汉口《大公报》、《中西报》一样及时。每逢“九一八”，“七七”，“八一三”这些抗战纪念日，他们还出特刊。

　　就在刊出蒋介石的文告那天，他们设在英租界益世滨道(今柳州道)与敦桥道(今西安道)交叉处益世里十一号(今六—八号)的“报馆”(这是三迁其址的第二址)受到英租界工部局的搜查，以顾建平为首的工作人员多人被捕。顾建平不亢不卑，力陈宣传抗日是中国人的本份，不违英租界之法，得到了工部局警务处华人副处长李汉元的同情，把他拘禁了一天，就交保释放了。但为了向日方交代，又把他们驱逐出英租界。由于收音机、油印机等器材未被搜去，于是他们又回到法租界三十号路，在效康里三十一号(今五号)建立了第三个“报馆”。这中间，报纸只停了半个月左右。

　　新址是一座两层的小楼房，上层是“报馆”，下层他们开了一个小药厂，挂上“山东曲阜孔氏制药厂”的招牌，生产妇科用药“坤宁珠”，一方面掩护，一方面卖药赚的钱也可以资助报纸。这时的《纪事报》已经改为日出八开四张的报纸，两面印刷，十六个版面，可以容纳一万字了。这当中，他们还发行过一次“号外”，报道中国空军轰炸台湾的消息。

　　这个新址使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直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日军闯入租界搜查，报纸被迫停刊。 《纪事报》从此在天津消失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孔效儒在北平办的《北平纪事报》，和这一爱国抗日的《纪事报》毫无关系，和顾建平他们毫无关系)，但《纪事报》的影响却深入人心。

　　在《纪事报》出版的两年中，它及时地报道了抗日战争局势的发展，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以鼓舞人心。它诞生不久，就报道了平型关大捷的喜讯，这是全面抗战旗开得胜的初次告捷。这以后，报道了太原保卫战、上海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的消息。南京失守后，它不惜在小小篇幅中刊出蒋介石《告全国国民书》的全文。这以后，又以报道台儿庄大捷歼敌精锐部队一万多人的消息，振奋了天津人民。接下去，是徐州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华南保卫战…虽然不少是战场上失利的消息，但对爱国的读者来说却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尽管屡败，还是屡战，还要抗战，还在抗战。

　　《纪事报》是巧妙利用了天津的外国租界来进行工作的。不同于上海的是，英法租界的力量比上海弱，因此不可能有上海“孤岛”中公开为抗日作宣传的那样正规的铅印报纸，而只能用油印的方式，以“地下”的形式秘密出版发行。但到底由于有租界可以利用，有英法和日本的矛盾可以利用，使《纪事报》能够生存了两年之久。

　　创办并自始至终主持《纪事报》的顾建平一九○八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在北京大学读预科，一九三二年就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新闻事业。当时他在张家口的《国民新报》任编辑，后来因参加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曾追随冯将军工作过一段时期。一九三五年到邵飘萍夫人汤修慧主持的北平《京报》编副刊。一九三六年顾建平参加天津《大公报》，担任天津《大公报》采访主任。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天津也于七月二十九日沦于日军之手。十天以后，天津《大公报》不得不宣告停刊，顾建平陷于失业状态中。不久，已沦为敌伪宣传工具的北平《实报》派了专人到天津，邀请顾建平去担任总编辑，他婉言谢绝说：“我现在还没有到饿死的时候。”为了免于挨饿，更为了宣传抗日，他于是决心创办不是免费的油印的“地下报纸”。

　　在他办《纪事报》的时期，一九三九年天津大水灾，虽然他不会游泳，却在头上捆着一个照像机，推着一个大木盆，在市区的大水中东游西荡，采访新闻。这是他不避艰辛坚持新闻工作的一个小小的事例。

　　《纪事报》停刊后，他辗转到了重庆，见到了胡政之，希望回《大公报》，胡政之建议他去中央社工作。一九四○年顾建平开始在中央社任编辑。

　　一九四一年，他脱离中央社，到云南弥渡筹备滇缅铁路印刷厂和《滇缅日报》，由于日军进攻缅甸和滇西而中止了筹备工作。应李根源先生之邀，到大理筹办了《滇西日报》，担住社长，同时兼任重庆《大公报》滇西特派员。《滇西日报》是当时云南西部仅有的一份报纸，前后办了两年多。

　　一九四四年夏天，宋希濂部队强占了《滇西日报》，顾建平回到昆明，任昆明《中央晚报》副刊编辑，仍兼重庆《大公报》的采访工作。他的夫人董述文带着四个孩子留在滇西，负责重庆《大公报》下关分销处，卖报卖书，为滇西读者供应精神食粮。

　　一九四五年八月，他以《大公报》特派员身份，飞往湘西芷江，采访日军代表今井武夫等接洽投降的新闻。十月到重庆《大公报》任编辑，后来升副编辑主任以至主任，主持编辑部工作，有三、四年之久。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搜查《大公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顾建平捕去，辗转囚禁，最后关进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狱，前后折磨了一百四十天，于十月八日被假释回家。直到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他才又恢复主持新生了的重庆《大公报》的编辑工作。

　　一九五○年初，他被调到香港《大公报》，先后任副编辑主任等职。直到一九八二年七月病逝，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了三十多年。晚年多病，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台湾问题的研究，在《大公报》和一些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出版了近十种书。顾建平是一生坚持新闻工作的可尊敬的人物。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1 09: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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