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和天津人民的抗日反蒋怒潮
2017-10-11 10:34:21  来源：天津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一八事变后天津的政治形势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制定了“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大陆政策，还公然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大造侵华舆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实施其蓄谋已久的侵华国策，于1931年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先是自行炸毁柳条沟之南满铁路，诬称为东北军破坏。遂于9月18日炮轰沈阳,开始对我国东北大举进攻。东北军张学良部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撤至山海关以南，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境。

　　天津，是日本帝国主义苦心经营多年的一个侵略桥头堡。早在二十年代初，他们就收买一小撮民族败类、汉奸，潜伏在日租界，加以训练，伺机蠢动。从1926年始，直到1935年，在天津有一股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豢养的汉奸和武装匪徒，身带武器，出没无常，扰乱社会，称为“便衣队”。九一八事变后，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扼浩平和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即着手在天津制造暴乱。他们收买了流氓，赌棍、大烟鬼二千多人组成了便衣队，由日本人出钱、发枪，在日租界进行训练，并委任李际春、张壁为军政头目。11月8日，这群民族败类由日租界的万国公寓、大同公寓出发，在日军掩护下,袭击国民党的公安局、市政府和省政府。事先潜入中国管辖区的便衣队则分别从南市、万德庄、南门外、广开和河北一带策应;日租界的日本警察、宪兵在租界边沿向我方射击，为便衣队助威。枪炮之声，彻夜不停。当晚便衣队攻占了靠近日租界的南市警察署一区六所和驻海光寺二区六所及河北电灯房。由于东北军组成的保安队事先得知暴乱的消息并有所戒备，在次日就击退了便衣队的进攻，夺回便衣队占领的地方。天明，便衣队纷纷撤回日租界。

　　11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竟贼喊捉贼， 香扼浩平胡说中国军队向日租界“进攻”，已“危及日租界侨民生命的安全”，要求中国军队和保安队从日租界边沿后撤三百米，否则就要采取行动。国民党河北省和天津市当局竟答应日方的无理要求。在这期间，日本不断增兵天津，每次三、五百人，香扼浩平还亲自到大连码头迎接，故意造成威胁中国的紧张气氛。11月15日，日军驻屯军司令和天津当局谈判，国民党天津当局又进一步承诺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向日本道歉，取缔与日本“有碍”消息;撤除防御工事等。

　　国民党政府的节节退让，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11月26日，日寇发动了第二次便衣队暴乱。当晚九时，在日军机关枪的掩护下， 便衣队又从日租界海光寺附近袭击中国保安队， 日军并在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等处架设大炮，轰击国民党省、市政府、公安局、电话局等处，配合便衣队的进攻，妄图搞垮国民党省、市政权。这次暴乱由于保安队预先作好布防，所以很快就被击溃。但日方却提出惩处河北省及天津市当局的无理要求。 与此同时， 日本豢养的一伙汉奸、亲日派大造撤掉省、市当局的舆论，配合行动。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屈服。 1932年8月，南京政府宣布河北省主席王树常与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对调，在此之前，天津市代市长张学铭已调职，改由周龙光继任。二十多天的便衣队暴乱最后以国民党政府屈辱妥协而告结束。上述便衣队暴乱也叫“天津事变”。

　　日寇发动暴乱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天津人民所遭受的损失却无可估量。在天津事变的二十多天中，天津处在一片恐怖中，市内交通断绝，商店歇业，学校停课，劳动人民流离失所。由于商店关门买不到食品而断炊的不计其数，还有许多人中了日寇的流弹而丧命。据报载：11月12日，“南市大舞台，升平舞台及群英舞台附近，有因戒严不能归家的老弱妇孺六千多人，绝食已达两日之久，啼饥号寒，惨不忍睹。”11月30日，“南门脸一带，难民已麇集约万余人。一般老弱妇孺，俱席地而卧，相与啼泣，率皆鸠形菜色，状至凄惨。”还有“无辜市民在南市及一区六所境内各处被便衣队枪杀，死于猛烈炮火之下者比比皆是。”在“南马路一带，无主死尸仍多横陈道中，警察血衣亦触目皆是，诚足惊心动魄，皆此次事变中日炮火下之牺牲者也。”天津事变也给民族工商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据天津社会局公布：工商业损失约计三千万以上，仅第一区损失即达一千万元，丹华火柴公司遭受的损失非二年之经营决难恢复。

　　日寇在天津制造暴乱前后，还在青岛、塘沽、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挑衅，想用武力直接威胁国民党政府，使它承认东三省的被占领，以巩固它在东三省的既得利益。

　　在便衣队暴乱期间，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诱胁居住在天津静园的清废帝(即宣统)溥仪赴沈。溥仪虽梦寐称帝，但未敢冒然承诺，土肥原乃在静园门前埋炸弹以恐吓之，并断绝水电供给以窘迫之，旋即乘乱强挟溥仪登日轮赴大连转沈阳，于1932年3月9日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

　　二、天津人民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 中国共产党于9月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又发出了“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伟大号召。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声讨国民党政府的无耻投降与出卖中国。

　　东北沦陷后，天津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前缘，敌人的铁蹄随时可踏入天津。严重的民族危机，唤起了天津人民的觉醒。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迅速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民主运动。

　　9月19日， 河北省立工业学院的全体师生，集会讨论了抗日救亡的办法，会议决定组织学生军，加强军事训练，准备投笔从戎，为国捐躯，并立即由师生集股成立消费合作社，专备国货，抵制日货。 9 月22日，天津各校学生组成救国联合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纾国难。”南开大学师生组织了国难救济会，一面努力进行捐助工作，一面宣传、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校园里挂起“收复失土”的大旗。《南大周刊》并出特刊——“对日问题专号”，揭露和谴责日本侵略罪行。北洋工学院代理院长王季绪(砚庐)教授为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愤而绝食，要求出兵抗日。 同学们闻讯后， 群情激昂，当晚召开了大会，宣告成立抗日救国会，并决定立即简装南下，请愿抗日。

　　10月初，天津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津浦铁路全体职工为支援抗击日寇的马占山所部将士，特捐薪一日，总数约计一万五千元。日寇制造便衣队暴乱后，更激起天津人民的愤怒，在日本工厂做工的中国工人纷纷举行罢工。12月13日，有部分党员参加领导的，由电车、电灯、电话、华新、裕元、宝成、北洋、丹华、津浦、清洁、水业、猪鬃等十二个工会发起,成立了“天津市各业工会救国联合会”, 并发表宣言，提出：团结一切力量，以工人的意志为主张，同全国工人一起，“扫除过去障碍群众的罪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随后又向全国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报馆发出通电，揭露“北伐胜利”以来，国内政局之混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及其原因。通电声称：在外侮日甚，国难当头之际，特受天津全体数十万工人之请，吁请全国各界立即行动，“设立统一领导机关，谋民众意志之集中，民众训练之统一，民主势力之巩固，……共纾国难，庶能护民主政治之实现，救国家民族之危亡。”1932年1月6日，该会又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日军犯我东北，国难当头，各业工人无不义愤填膺，当即发起组织救国联合会”。“现东北完全失陷，而政府仍无正当办法，特再由各业工会推举代表发起组织请愿团”，以便敦促政府抗战。在这之前，北平学生组织了南下请愿团，当火车开到天津时，国民党政府以武力绑架了驾驶机车的工人，火车不能行进了。这时，天津铁路工人立即支援，火车又继续前进，和天津、济南、上海等地学生共三万余人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汇合。他们在南京地下党的协助下，于12月17日向国民党政府举行请愿大示威，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枪杀，造成流血惨案。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天津工人和学生听到一二八抗战的消息，莫不欢欣鼓舞。在党的领导下，纷纷开展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活动。 津浦铁路全体职员捐薪二日、 工人捐薪一日，慰劳上海抗日将士。天津市各业工会救国联合会成立自卫团进行军训，以救国御侮。南开大学学生会立即汇洋五百元慰劳十九路军。当国民党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时，正在天津举行联席会议的平、津、济三地邮务工会，立即发表反对签订停战协定的宣言。

　　在民族危机加深和工农学生抗日浪潮的推动下， 1927 年退出革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停止反共内战政策。天津《大公报》发表文章说：“当前中国将整个的被日本军阀摧毁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寻和平的解决‘赤祸’之路”。《国闻周报》在《我们的希望》一文中表示：“一、我们希望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二、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三、我们希望以对外的‘涵养工夫’来对内;四、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勇猛精神’来对外;五、我们希望以对外‘维持邦交’精神来对内;六、我们希望以对内狡猾之手段来对外。”

　　天津的爱国工商业者，在工人、学生爱国运动的推动下，也表示“誓死与日经济绝交”、“查禁封闭日货”、“拒绝与日商买卖往来”、“拒收日本钞票”。日本驻天津领事桑岛为天津人民抵制日货运动曾五次向国民党天津当局“抗议”，要求予以镇压。天津当局也一再命令取缔人民的抗日斗争。但是，人民毫不畏惧，抵制和查封日货的斗争仍持续向前。北洋工学院学生连日走上街头检查日货，省教育厅派齐某等三人到学校去“劝导”，全校三百余学生蜂拥而上，把他们痛打了一顿，这些家伙只好灰溜溜地滚出学校。

　　1932年4月， 天津工、学、妇、商各界救国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工人组织自卫团，不给日本人做工;学生、妇女分别到街道和住户，宣传抗日救国;商民宣传对日经济绝交，彻底抵制日货，进一步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

　　全国的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致使当年日本对华输出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三点八。日本在华商业地位由第一位降为第五位;在华航运几乎停顿，长江日轮停班者达十二艘，不停班者也多来回空驶;在华厂商的营业几乎陷于停业状态。天津人民抵制日货的斗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也是十分严重的。据1931年1月《东方杂志》记载，“天津日商制造厂十余家，因抵货影响，生产过剩，纷纷停业。”日人所经营的裕大纱厂是天津六大纱厂中资本最雄厚的一个，九一八事变后，存货不能出售，无法维持，于12月停工;日人经营的中华、三友两个火柴厂，因人民抵制日货而倒闭。日本对天津的商品输出也大为减少， 据1932年《东方杂志》记载， 排日影响棉布、砂糖、海产、杂货及其他输入都大宗的减少，大阪、神户方面减少三成;东京、横滨方面减少五成”。以前上海的日商纺织品、棉纱一向都是输往天津，但由于天津人民抵制日货的影响，自9月24日即不能推销。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爱国热情，天津和全国形势一样，处在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中。与此同时，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鄂豫皖的红军也打垮了陈调元所部反动队伍。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声势使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于1931年12月宣布下野出洋。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1 10: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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