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党领导天津人民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
2017-10-11 10:37:40  来源：天津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一、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的爆发。天津的抗战和沦陷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继续采取不抵抗主义，到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更露骨地把侵占华北作为其“国策基准”。 1936年4月16日，日本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大臣决定了《华北指导方案》，要“使华北地区事实上成为坚固的反共亲日亲满地带，并且使其有助于获取交通设施，一则以之防备赤化势力的威胁，一则以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互相合作的基础”。日寇为达到这一罪恶目的，向华北大量增兵，日本的华北驻屯军由五千人骤增至二万五千人，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作为日本侵略华北的最高军事机关。1937年上半年，日寇又从国内和伪“满洲国”抽调了大批军用飞机、坦克和大炮，充实华北的军事力量，并在平津一带不停地进行军事演习。5月，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加紧策划扩大侵略战争，日寇企图伺机侵占芦沟桥，截断平汉铁路的交通，从而占领平津二市，进一步向内地发动全面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芦沟桥进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蛮横无理地要搜查宛平城，继而要求中国守军撤离芦沟桥，遭到当地守军的拒绝，日军随即向中国军队进攻，并开炮轰击芦沟桥，驻守在宛平的中国军队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奋起抵抗，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在日寇大举进攻的民族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7月8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抗日的高潮。

　　7月9日，天津《益世报》以醒目的标题，报导了日寇发动芦沟桥事变的消息，天津人民同仇敌忾，一致要求对日作战。在市委书记姚依林等领导下，天津的救亡团体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声援中国军队守土抗战。天津进步文化团体“海风社”为“七七”芦沟桥事变发出了抗战宣言，大声疾呼：我们要“毫不犹豫地站在时代前头，肩负起民族兴亡责任”，“一致奋起，共图生存!”天津工人救国十人团散发了《告工人书》，号召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入抗日战争;南开大学学生会也向全市印发了《为芦沟桥事件告各界民众书》，提出“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军民联合起来保护冀察”等项号召，得到天津人民的热烈响应。天津学联成立了“芦沟桥抗战后援会”，发动天津各界广泛开展募捐活动，并派出代表，携带物品，分赴丰台、宛平等二十九军防地慰问抗战将士。广大青年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向商号和住户散发抗日传单，积极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

　　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紧急形势下，在华北军民奋起抗战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怒潮声中，国民党政府却一味地妥协退让。7月12日，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说：“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而直接肩负冀察军政重责的宋哲元，在事变发生后，由山东抵津，在汉奸齐燮元、陈觉生等包围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无法满足日寇侵略要求的谈判。 7月16日，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发出联名通电，号召天津各界援助二十九军，要求国民党政府支援二十九军守土抗战，誓不承认任何屈辱条约;天津国难先锋团汇文团支部印发了《告汇文同学书》的抗日传单，号召：“大家联合起来，站在抗日最前锋，领导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华北民众来和日寇奋斗!”芦沟桥的炮声把天津人民引向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的浪潮。

　　7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坚决反对冀察当局的妥协让步, 实行所谓的地方解决，并提出保证实现抗日方针的八项办法。“只要我们政府和人民能够坚决实行这些办法，就有力量战胜日寇，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一切失地。”可是蒋介石仍然坚持其妥协退让的反动政策，延误了打击日寇的有利时机，使日寇赢得了时间，调集大批军队包围北平，向四郊的中国军队进攻，7月28日，北平沦陷。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来津，同时有三万五千名日军乘船从塘沽登陆。 7月12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向天津发动进攻。随后又不断从东北、朝鲜调集陆军、空军增援。根据卖国的《何梅协定》，当时天津市区没有中国驻军，只有维持地方治安的保安队三千人，还有一部分警察，寡不敌众，因此天津东站、东局子飞机场等要冲，很快便被日寇占领。

　　这时，在群众抗日高潮影响下的爱国官兵，正在酝酿着抗击日寇侵略的行动。当时驻守津郊的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手枪团一千余人，装备较好一些，独立二十六旅两个团约三千人，再加上保安队共三个中队，约共五千余人。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认为广大士兵抗战情绪很高，天津市民也迫切希望驻军守土卫国，绝不能看着祖国的领土让敌人占领。现在，天津日本兵尚不多，如果眼下不打，等日本兵增多了更不好打。因此，决定立即反击，他们并部署力量配置：保安队一中队攻占东站，消灭东站守敌;手枪团全部，配独立二十六旅一个营及保安三中队，攻占海光寺日本兵营; 独立二十六旅， 配保安二中队，攻占天津总站及东局子日本飞机场。

　　7月29日凌晨一时，战斗打响了。攻占东局子飞机场的部队相距较远，部队跑步前进。到机场时,他们用大刀将两个站岗的日本兵砍死，一齐冲进机场，扑向停在机场的飞机群，将汽油倒在飞机上点燃;有的士兵朝着飞机用大刀砍、刺刀刺、手榴弹炸，顿时飞机场上火烟冲天，枪炮齐鸣，我军喊杀之声惊天震地，毁掉了敌机十多架。天亮以后，他们主动撤退。攻占东站的部队，用偷袭的办法在两个小时内占领了东站;攻击海光寺的部队，因敌人工事坚固，并有十几门炮向我军袭击，而没得手。

　　29日清晨，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广大工人、学生纷纷慰问抗日将士，送茶、食品和西瓜，天津公共汽车和卡车，自动帮助运送弹药和士兵开赴前线; 广大群众冒着枪林弹雨参加修筑工事， 救护伤员，汇合了军民抗战的巨大洪流。

　　日寇为了解救被围的部队，调大批日军从大沽登陆， 分三路包围天津， 日本军用飞机轮番进行轰炸，摧毁中国军队的防地，屠杀和平居民。东站附近及市政府、警察局、北站、南开大学等地都遭日本军用飞机的狂轰滥炸。二十九军战士和保安队虽进行了英勇抵抗，终因得不到后援，伤亡惨重，而退至静海、马场一带。 但仍有部分保安队战士坚持战斗。 守卫公大七厂水楼上的五位保安队战士，他们以“守土有责，不容默视”的爱国热情，拒绝撤退的命令，坚持战斗，最后敌人施放毒气弹，五位战士壮烈殉国。日寇又用大炮轰击未能攻下的地区，河北区上空烟云蔽日，大约一平方英里的地区起了大火，飞机又在保安司令部、造币厂、法院、电台、南开大学等地进行轰炸和扫射。大经路(今中山路)一带变成一片废墟。南开大学在遭轰炸以后，“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 满载煤油到处放火， 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为二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南开大学付之一炬。天津和平居民被难达二千余人，十万以上居民无家可归。7月30日，天津沦陷。

　　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仅仅二十多天时间，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片面抗战路线，不敢放手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抗战， 使平津陷于敌手。 黄炎培针对南开大学被日滥炸之事说：“我拥有四十年文化先驱历史的南开大学，竟牺牲于‘九·一八’撒下的‘不抵抗’种子所发芽长出来的凶恶的敌方飞机大炮之下，……我敢正告敌人，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宿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二、积极支援抗日游击战争，整顿组织，长期埋伏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平津后， 又发动了对整个华北以及全国各地的进攻， 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已经发动起来了，武装斗争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1937年8月, 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方向。会议决定：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其担任配合正面战场、 开辟敌后战场、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9月25日，毛泽东又致电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因此，抗战爆发后，天津地下党的中心任务是积极支援抗日游击战争、输送人力、物力，到敌后去建设抗日根据地。

　　天津沦陷后，大部分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于8、9月间，陆续撤离天津，分赴各地，组织与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 当时分几路撤走： 一路经大后方转延安、太原，参加八路军和党领导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决死队”;一路到河北省保定，组织抗日游击队，转战于冀西;一路南下，沿津浦线到东光一带，开辟新游击区;还留下一部分同志做冀东的工作和天津、北平、唐山的工作。

　　为了领导天津及周围地区的抗日斗争，我党利用天津租界的特点， 于1937年7月中旬，在天津重建了中共河北省委。当时河北省委的工作方针，在点线方面是：“隐蔽组织，蓄积力量，等待时机，里应外合。”同时利用一切形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日常经济斗争，壮大自己的力量，扩大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在点线以外组织与发展津南、冀东、平西的抗日游击战争。天津属于前者，在组织开展郊区游击战争的同时，市内的党组织随即进行了整顿，转入了绝对秘密的、长期艰苦的工作阶段，党的外围组织“民先”，由于队委大部分都撤出，留下的一部分队员和从北平来津准备留下来开展工作的队员，在市委的领导下，重新建立天津民先队地方队部， 其中有三个党员组成党支部， 为地方队部的核心。他们建立了秘密机关，恢复和发展了民先组织，编印队刊《灯塔》，和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组织密切联系，配合行动，同时继续为党和抗日战争输送大批干部。这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一直坚持到1940年“民先”的队部领导成员全部撤出。当时，“民先”留下的一些骨干分子先后被吸收入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

　　为了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适应抗战需要，在省委领导下， 1937年8月，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改名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由李楚离、王仲华负责(后来是姚依林、朱其文负责)。这时中共中央已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因此，为了取得对华北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决定争取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党曾派王仲华代表抗日自卫委员会到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第六厅备案。1937年底至1938年初，经上级党决定，自卫会吸收了在天津的国民党上层人物担任委员会成员。还出版了《时报》、《新闻报》、《大华报周刊》等刊物，进行抗日宣传，报导前方战事和游击战争的发动，借以鼓舞天津和周围地区人民的抗日热情。

　　“自卫会”建立后，发出了《告华北平津同胞书》，指出：“日寇这次侵略的主要目的，在于灭亡我整个中国，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华北五省”，“为了确保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发动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

　　为实现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创造抗日根据地。到武汉失守以前，我党在华北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四个根据地。在河北省还开辟了冀中根据地，发展了平津周围的抗日游击战争。

　　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自卫会”组织下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积极支援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与宣传活动。 输送物资、 供给军事情报，派遣干部到根据地去参加抗日游击武装，有力地支援了津南、冀东、平西的抗日游击战争。 最突出的是1938年7月，在中共中央和省委指示下，冀东党组织联合各阶层爱国人士，与八路军邓(华)、宋(时轮)纵队里应外合，掀起了冀东二十万人的抗日大暴动，从此抗日烽火燃遍冀东全境。 在这次暴动前，“自卫会”曾做了国民党上层的许多工作， 争取他们参加，并向社会上层分子和资本家募集资金，购买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械、药品等送往冀东。

　　冀东暴动以后，中共河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撤离天津，转移到冀东，改为冀热察辽区党委，后来随着部队转到平西，改为冀察热区党委。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活动逐渐停止了。党又在天津成立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北平、天津、唐山及华北铁路线党的工作，“点线委”共有党员二百零七人，其任务是：“深入隐蔽，积蓄力量，通过外围组织扩大党的影响，继续输送青年知识分子和药品等物资到根据地，支援抗日游击战争。

　　三、日寇在天津的残暴统治和天津人民的斗争

　　天津沦陷后，日寇的残暴军事统治代替了国民党冀察当局的反动统治。1937年8月1日，汉奸傀儡组织——天津治安维持会宣布成立，由汉奸高凌霨任委员长，刘绍琨任秘书长，委员都是老牌亲日汉奸，天津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是治安维持会的总指挥， 事无大小都得经过特务机关作决定， 才能付诸实施。

　　天津治安维持会的管辖范围不仅限于天津市区，随着日寇侵略的扩大，沿着津浦路南下的天津县、静海、青县、沧县、南皮、交河、东光、吴桥等县相继沦陷，北部平津线上的武清、固安、安次等县也均被占领。每当日寇占领一地，日本特务机关就责令天津治安维持会派汉奸前往，如法炮制傀儡组织。这些地区的治安维持会，都有日本特务机关派去的日本人担任“县联络官”把持一切。随着日寇侵略的逐步扩大，在占领河北省大部分及山西北部、察哈尔南部等地后，于1938年12月在北平建立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傀儡组织，天津治安维持会相应解散，同时成立天津市公署，高凌霨由维持会委员长一变而为市长。在此前后，天津成立了新民会、兴亚会、反共救国会等汉奸组织，积极推行保甲制度，建立反动会道门，对天津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血腥屠杀。 据《新华日报》1938年1月15日记载：“天津东车站(即老龙头车站)在最近二个月内，先后死在敌人手里的同胞，不下三千人。敌人并在该处铁路以外，挖了大的坑子，以备把枪毙的尸首整批的埋入。”至今海河两岸还可发现推满白骨的尸坑。被称为阎王爷的日本宪兵队， 专事搜捕我爱国人士和对根据地进行物资封锁。 宪兵队备有各种刑具：坐电椅子、灌辣椒水、轧杠子、赤身泼凉水(冬天)、光身站雪地、皮鞭子、狼狗咬、悬空倒吊、烫火筷子、针刺指甲肉、铜丝捅尿道等。爱国志士被捕后极少生还。

　　日寇除了从军事上、政治上对天津人民横加迫害，还以天津为中心疯狂掠夺华北的资源。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建立“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下属十七个子公司，全面控制华北的资源、工业和交通运输。 日本在天津的工业投资总额从1936年的四千七百多万日元， 迅速上升到一亿二千八百多万日元，约占日本对华北投资的百分之四十三。长芦盐在三井、三菱财团的控制下，以每担一角三分(市价的四十分之一)的价钱每年掠走七万担作为日寇重工业、军事工业不可缺少的酸、碱工业的原料。他们对天津的工厂企业，采取“租赁”、“收买”、“合办”、“早管理”等手段进行掠夺，民族工业几乎全为日寇强行接管。钢、煤、粮、棉、甚至麻袋等四十余种原料都列入军需物资， 严禁自由销售。 另外，日寇在津的三千多家洋行，垄断全市商业。凡日寇所需要的土地，随时可以圈占没收，日寇的“中日实业公司”在军粮城、茶淀即圈占五万六千余亩土地，建立了两个农场。日本的“联合准备银行”滥发纸币，到1939年底，发行额已达四亿五千六百余万元，掠去大量白银，还造成物价飞涨。大米、白面规定为日本的军粮，市民只能吃花生饼、豆饼、麸子等杂物磨成的“混合面”，郊区人民只能靠黄须菜和地梨过活。因而饥饿现象是普遍的，死亡现象也经常发生。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天津土地上抢掠烧杀，而且把中国工人、农民强行抓捕送到东北、日本，从事奴役性的劳动。 1939年7月，华北大雨，洪水泛滥，淹没了河北广大农村，日寇在8月7日炸开南运河杨柳青附近马庄和桑园两处的堤岸，洪水向天津西南洼地狂奔，冲堤决防，涌入市区，十八万余户被淹，受灾人口达八十余万，人民遭受空前灾难，很多人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日寇乘机大规模抓捕劳工，持续二、三年。据《庸报》透露，仅1940年上半年即达四十三万五千余人(此数包括从河北省流落来的)。日寇还把华北各地抓来的“劳工”集中到天津再转运到外地和日本，这些“劳工”受尽折磨和虐待，能够活着回来的极少。

　　日寇在天津还摧残我文化教育事业。天津沦陷后，一切报馆、言论机关，一律被封闭或改组;一切学校、教育馆、图书馆或被破坏，或被劫夺，或重新改组。1937年8月4日，天津《大公报》被迫停刊。到8月中旬，又有十二家报纸陆续停刊，日本特务、 亲日派及报棍子主持的小报和通讯社共三十一家仍继续出版，为日寇侵略叫嚣多年的《庸报》，又成为“军的机关报”，由“北支派遣军”报导部直接控制，承担宣传“圣战”的任务。1938年又取消私人通讯社及半数以上的报刊，《庸报》成为敌人在华北销售量最大的报纸。

　　南开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南开中学和规模巨大的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都遭到日寇惨重的破坏。敌人还将南开大学的图书，北洋工学院地质标本和贵重仪器全部劫往日本，北洋工学院还充作兵营。

　　日寇在疯狂地破坏和劫夺之后，即通过伪政权实施奴化教育政策，修改和编印了一套奴化教育的教材，据《新民报》载，其编审方针是“扫除一切抗日思想，排除三民主义”，并“从历史来证明日满支共存共荣的连环关系”，推广日语教学，强迫学生“勤劳奉仕”。敌伪还通过课外活动，宣扬“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等奴化思想。

　　日寇将天津作为其推行“毒化政策”的大本营。 无耻地用鸦片、白面、吗啡等毒品， 毒化天津人民，以达到亡我国家、亡我民族的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将烟土运往天津， 在天津加工后再运往全国各地，仅河北省中毒者即达五百万以上。许多人吸食毒品后逐渐丧失劳动力，倾家荡产，卖妻卖子，沦为盗匪、乞丐、娼妓……最后毒发倒毙街头，惨不忍睹。

　　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的事迹，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不断反映在党的《新华日报》上：

　　“失陷的是土地，不是人民”，天津在战斗，“用血肉反抗敌人”、“华北没有亡”!

　　“在世界最野蛮、最残暴的强盗统治下的天津，……他们以各种方法得到了外面出版的抗战书籍，……各种游击战的书籍，……把这些书籍介绍给天津的人民，……”

　　“常常地在黑漆的电影院里，会看到同蝴蝶一样地飞起许许多多的白纸片，纸片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军阀’……”

　　“发展游击战，参加游击战，在平津用各种方法在推动着 ……在天津的北营门和西营门， 也常有三、五个农民样的人，携带着手枪和手榴弹，把守卫着的敌兵击毙。……平津四郊时常的发生游击战，而近来在门头沟更曾给敌人以严重打击。”

　　1937年8月，日军由东北开到天津的一列军用物资和给养，停在东站下九股。 天津铁路工人看到列车上装的全是探照灯、钢盔和军用大米等物，愤怒地冲上火车，向押车的日本兵抡起了大刀，吓得日兵抱头跳下了火车。满载七节车厢的大米、罐头、饼干、布匹成了群众的战利品，笨重的器材被砸的砸，扔的扔，一列车的物资化为乌有。

　　1937年9月初，天津西郊梨园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了阻止敌军南进， 一夜之间把津浦路陈塘庄至西站支线扒掉十余里。 接着又巧袭日军辎重队， 缴获了几万发子弹，留下了“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字条。同年12月，裕元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的统治，愤怒地烧毁了该厂第一号仓库，使一千多包原棉焚毁。日军存放在北站外体育场及河东大王庄的敌“兴中公司”仓库的军需品，也被人们纵火烧毁，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敌人的仓库大火、工厂被焚的事件连续不断，天津成了一座随时爆发抗日烈火的火山。1939年11月19日的《新华日报》有如下记载：“公大纱厂工人们和其他一切敌厂的工人们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和压迫者作着艰苦的斗争，……一次次纵火烧毁敌厂的这处那处，确乎已使敌人胆寒了。……惊人的‘二十六友’案曾经轰动全津。所谓‘二十六友’是该厂二十六个最有觉悟的工人的一个组织……不幸被敌人发现，结果二十六友通被敌人削掉了脑袋。”当时“在天津秘密流行着许多种救亡刊物报纸，其中一个名叫《炼铁工》的，便是××纱厂工人出版的。……有篇署名‘小峰’的女工的速写《压岁钱》，深深感动了记者。那是指写旧历除夕敌厂起火，烧去仓库全部，损失数百万元的一个场面，表现着我们工人们胜利愉快的心情和敌寇的狼狈窘态。作者幽默地说：这是敌人送给我们的百万‘压岁钱’。”

　　在党的组织与领导下， 天津电话局工人在“七七事变”后成立了工人救国会， 他们团结了电话局长，在局内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发动电话局工人进行“抗交”斗争，日伪几次企图接管均遭到拒绝。1938年2月28日，日伪当局将一区与英租界之电话联络线全部切断;3月初，英、法、意三国租界当局屈服于敌伪的压力，曾企图接管电话局，遭到局内职工的反对，未能实现。日伪当局又策划谋捕电话局职工;3月13日晨，电话局职工八人去二区为故友送殡，突遭敌宪兵队绑架;15、16两日， 又有三名电话局职工遭绑架; 16日，电话局职工开会，一致表示坚守“抗交”立场，不为日寇的野蛮行径所屈服。7 月3日，英、法、意三国租界当局向日伪当局让步，强行接管电话局，激起全体职工的不满， 一致表示要为维护国家主权而斗争，并提出保护职工及其家属的生命财产等四项要求，但均被租界当局拒绝。9月30日，英、法、意三国租界当局又与日伪签定协定，把电话局与英、法、意租界之电话管理权移交敌伪。根据党的指示，坚持“抗交”斗争一年之久的活动宣告结束，但其影响是深远的。

　　这期间，英美帝国主义曾几次酝酿牺牲中国以取得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美国曾建议召开和日本妥协的会议，企图使国民党政府以割让东北，放弃华北，退保华南，换取日本的“保平”。特别自1938 年冬武汉失陷后，英国张伯伦政府便成为积极策划东方慕尼黑阴谋的主要角色。1939年4月9日，中国爱国志士在天津英租界大光明电影院(今海河影院)刺杀了汉奸、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兼海关监督程锡庚，日寇借此向英国威胁，并从6月起正式封锁英、法租界，致使各工厂、码头工人十万人被阻于租界外。7月24日， 英国和日本就天津租界发生的事件举行谈判，缔结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华消灭抗日活动有特殊需要，保证在治安与经济方面与日本合作，并将在英租界被捕之抗日志士四人引渡给日本。这一牺牲中国的协定也表现了英国远东慕尼黑政策的一个侧面。而远东慕尼黑这一阴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下，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宣告彻底破产。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1 10: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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