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强化殖民地统治的斗争
2017-10-11 15:20:23  来源：天津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规战遭受挫败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经过艰苦斗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秋，八路军由几万人发展到四十万，解放人口一千三百万。天津附近的冀中、冀东、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的相继建立、扩大，形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抗日战争初期，党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动员了城市大批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到农村支援游击战争，只留下少量干部坚持工作;现在抗日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这就提供了加强敌占城市工作的实际可能性。为了准备将来收复敌占城市，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根据1940年党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和1941年“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中共晋察冀分局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 依托晋察冀根据地， 重点开展北平、天津、唐山、太原、井陉、张家口、保定等大中城市和平汉、平绥、北宁、正太等铁路要道的工作。城委成立后，立即着手整理接受旧有组织，并训练干部派往城市。

　　这期间，天津的地下工作正进入艰苦的阶段。1938年底，日寇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整肃运动”，到1941年春又扩大成为更加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天津，1941年2月先实行“良民证”及“临时旅行证”办法， 并下令严禁市民收听短波广播。 从1941年春至1942年秋， 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这五次虽有不同的口号，但都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日寇对天津周围郊县游击区出动大批兵力，进行“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仅在蓟县盘山，就制造了莲花峪、联合村、砖瓦窑三起大屠杀。在市区：第一次从1941年3月30日至4月5日，主要进行户口大检查，搜捕抗日分子，强化保甲制度，并扩大“群众”团体，以达“掌握”民心之目的;第二次从7 月7日至9月6日，其主要活动是“对市民发居民证， 进行大检查”，成立“剿共工作班”、“反共视察班”、“警探网”等法西斯组织、镇压抗日活动，并在津成立“华北防共委员会”，随后又成立“天津防共委员会分会”，由伪市长温世珍兼会长;第三次从11月1日至12月25日。 这期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寇为了在华北建立其所谓“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和对敌占区的经济掠夺，采取组织“经济调查班”，调查“津市现存各种重要物资的详细数目”，设立严密的检查所，“控制物资外流”等反动措施;第四次从1942年3月30日至6月15日，以“东亚解放”为目标，厉行“剿共自卫”，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此期间，天津文化汉奸、记者组织报导班，进行反共奴化宣传， 伪警察局编组“保甲自卫团”,控制市民行动;第五次从10月8日至10月31日，要求“肃正思想”、“剿 灭共匪”，“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圣战”。

　　不管敌人进行多少次“治安强化运动”，它都不能达到“掌握民心”和真正巩固其统治的目的，因而也不能摆脱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日本帝国主义随着侵占地区的扩大和战线的拖长，深感军需供应日渐匮乏，急需进一步搜刮掠夺，以资补给。1941年12月，在津组成所谓“天津特别市圣战献金运动总会”，各区成立分会，还有“妇女献金协会”、“同业公会献金支会”等，强迫市民“献金”,随后又开展“献铜”、“献铁”,“献机” (飞机)运动，伪市长下令所有伪市署各局办公室及住户铜器，一律“献纳”交公，海河两岸和民园周围的铁栏杆也不放过。甚至中学生每人也得捐五角，小学生及幼稚园儿童交一角。日寇还利用“军用” 名义任意抢劫，例如1944年，日寇进攻我中原地区，需用大量自行车，便出动武装将全市的自行车行查封，一次就抢劫自行车一万五千辆，致使全市的自行车行业相继倒闭。

　　1941年12月8目，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立即进占天津英租界，并于19日改为“极管区”(次年3月改为特别行政区);1942年6月又接管法租界，改为“兴亚三区”。 与此同时，日寇强占一切可供军用的物资和交通、通讯机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接管”了汇丰、麦加利、通运、济隆等英美系银行和中国的交通、中央等银行，以及亚细亚、美孚汽油公司、开滦煤矿、美国电灯公司、济安自来水公司、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等。

　　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敌人把重心放在敌后，对沦陷区的控制日益加紧。因此，我党必须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开展城市工作，以便积蓄和发展力量，准备反攻的到来。否则，势必会使革命力量遭到无谓的损失。

　　为了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党通过各种关系，深入到工厂企业中，采取灵活分散的形式，领导工人以消极怠工、生产废品、外运物资、破坏军工生产等手段，向敌人进行斗争，通过这些斗争来联系群众、教育群众、发展组织。例如棉纺系统的工人，他们摸清了日本人进厂的时间，便派人放哨，日本人不来便关车休息，日本人一来，工人中的瞭望哨早已通知车间工人把车开动，敌人一走开，车又关上了。双喜纱厂当时有七百台织布机，一天织不出二百匹布。工人们破坏机器的方法也很多，如往皮带里放砂子，打坏闸门，这样使车子光跑棉花，出纱极少。塘沽港的工人千方百计破坏日寇建筑塘沽港的工程，他们在砸铁板桥时，日本人规定三·八丈，工人砸了几下， 乘敌人不备， 把露在水里的铁板桥用“卡子”削掉，结果板桥打得不深，挖泥船也就挖得不深，直到日本投降，这个港一直没有建成，航道又窄又浅，只能勉强停泊小轮船。

　　这时期还经常发生工人要求改善生活的自发斗争。如1942年初，泰兴纺纱厂(今第一染整厂)全体工人为抗议伙食太差举行两小时的罢工，日资本家把包饭工头训斥一番，并答应改善伙食。生产军用酱油日商二菱酱油厂，资本家供给全厂三百六十多名短工伙食，每天六个窝头，是用土玉米面和酱油残渣豆饼做的，愤怒的工人起来斗争。咪嘈部工人带头把窝头摔在地上不吃，接着包装部、压缩部的工人也表示抗议。全厂短工一致行动，工头出来威胁，工人采取“哑巴罢工”，不吃饭、不做工、不说话。最后迫使资本家出来作揖求和，并答应改善伙食，工人才复工。1943年裕大纱厂“津字班”工人在进步工人的领导下举行反饥饿罢工，日本人百般威胁，但工人坚决不上工，最后资本家被迫给每个工人增加二十四斤玉米面。

　　太平洋战争后，日寇将一些工厂改为军工厂， 生产军火及原料， 党领导工人千方百计破坏生产。如：生产自行车的昌和铁工厂，改产三八大盖枪、刺刀、迫击炮等。这个厂的工人采用巧妙、隐蔽的办法进行斗争， 除“磨洋工”、“损坏设备”、“浪费原材料”外， 还以出废品方式破坏日寇的军械生产。一个时期，这个厂生产的炮弹，次品、废品常常占一半。1943年泰兴纺纱厂工人为反抗“多生产军毯支援大东亚圣战”，巧妙地采用拆掉抽水机传送带、捣毁总发动机等办法，使全厂经常因无水无电而被迫停产。天津生恒机械厂是日寇的军械修造所，工人表面生产很卖力气，还开展比赛，受到日本工头的“赞扬”;背地里把步枪“撞针”的镪水沾火，改为尿水沾火，检验时都合格，实际上打不了几枪就“闷口”。铁路工人大规模破坏日本人装卸的军需品， 不按操作规程， 使这些军需品遭到严重损失。1942年塘沽港装卸工人故意制造事故，使七吨重的大汽锤自起重机上落下，砸断了日寇轮船大梁，接着又故意在铁道上滚排泥管子，制造了火车出轨事故，使四节货车翻了车。义信里新仓库搬运工人盛怒之下砸烂了日寇的货轮“大正丸”。

　　天津人民把解放区看作祖国的希望，地下党派地工人员打入邮电系统，以工作之便，经常出入市区传递情报， 护送干部和青年前往敌后。 地下党还同各根据地派遣来津的地工人员密切配合，在市内的“中西大药房”(今估衣街一○二号)、“益顺兴工厂”(今河北大街大胡同九十八号)、“天利贸易行”(今河北路家乐里二号)等处建立秘密联络点，他们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将大批药品、军用品和机械设备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各抗日根据地，支援了抗日战争。1944年2月，天津一位姓毛的工人, 在东沽海大道被抓去当“劳工”， 随船到了大连，一个多月期间，同船的“劳工”就死了大半。 这批“劳工”往返安东(今丹东市)、大连、烟台及日本等地，替日寇运货。日寇的残酷压迫，使全船“劳工”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仇恨变成力量，大家决心杀掉日本侵略者。就在海上的一个夜晚，全船动手，把押船的鬼子统统捆了起来，大家商定，如果海上敌船巡查发现，宁愿全体投海，也决不被捕受辱。一夜的飘流，到了山东附近海面，他们把侵略者扔到海里，把船头对准山东蓬莱县开去，那里当时已经是解放区了。 这一船物资， 就全部回到了解放区人民手中，船上的“劳工”大部分在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

　　在这期间，党还组织四郊群众对市内敌伪进行封锁，开展“反资敌”斗争，我“武工队”深入到市内，在敌人心脏进行骚扰破坏，配合解放区的游击战争。党在梨园头建立的“反资敌联防线”，在大道上布置了流动岗哨，发动群众监视地主、坏分子的活动，对敌占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津市四郊统一执行了这一指示，市内日伪物资供应立呈紧张。与此同时，梨园头党组织克服各种困难保证了市内地下工作人员的口粮。在盘山，有十位抗日志士组成了民兵班，他们在极端艰苦的岁月里，住山洞、吃野菜，和兄弟部队紧密配合，与敌人周旋在丛山峻岭中。他们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破坏敌人交通点，割断敌人电话线，埋地雷，炸碉堡，护粮，抢枪，屡建战功。 1944年9月，冀东十四军分区在平谷县刘家河召开了群英大会，授予盘山民兵为“盘山民兵英雄班”的光荣称号。盘山涝洼子的杨老太太，年近六十，深明大义，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救护抗日游击队伤病员。为了表彰杨老太太，冀东军分区授予她“八路军母亲”的光荣称号。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1 15: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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