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天津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
2017-10-11 16:03:01  来源：天津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便把矛头对准华北，加紧向中国内地进攻，策动汉奸制造“华北特殊化”，企图吞并华北五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又发表了企图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公然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中国不得与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国民党政府立即发表声明说：中国“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

　　1935年5月， 日本侵略者又借口天津日租界汉奸报《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被杀和所谓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向中国方面提出交涉。接着，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分别晤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和国民党军政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指出白逾桓、胡思溥被杀系国民党方面所为;孙永勤部曾得到国民党遵化县政府援助，声称是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控制华北的无理要求，并由关外调集日军至关内。6月，国民党方面的何应钦与日本军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会谈，全部答应了日方的无理要求，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从天津撤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结束天津市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一切中国军队(包括宪兵三团在内)，撤换日方指明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天津市市长张廷谔等人，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反日活动。

　　国民党政府在丧权辱国之余，又在6月10日颁布《敦睦邻邦令》,宣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至此，因民党政府将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统治权，完全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何梅协定》签订后，日军源源涌入关内，日本驻天津驻屯军司令动辄以“采用武力处理”威胁国民党政府,还声称“华北一旦发生自治运动，日本愿意援助。”不久,“华北自治”的傀儡戏粉墨登场。1935年10月22日，日军一面在北宁、津浦线举行“秋季大会操”，一面策动汉奸冒充“农民”突袭香河县城(即“香河事件”)。过几天，日本侵略者便宣布这些“农民”都是“华北自治”的“先驱”。11 月11日， 天津的日本报纸宣布“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 目的是“促进中日提携，……厉行冀、鲁、晋、察、绥五省自治”。天津市长程克首先响应，通电称：“窃观大势所趋，恐难俯顺舆情，无以挽狂澜于既倒。”汉奸卖国贼的嘴脸暴露无遗。

　　11月25日,日本收买的汉奸、毒犯、流氓在天津大闹“自治”丑剧，天津街头出现“自治请愿团”, 伪称“国民代表”，坐着汽车，由日租界跑出来“示威”。从此，“自治运动”的队伍，经常出现在街头，甚至袭击国民党政府机关。与此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动下，国民党的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并声称冀东二十二县大片国土脱离中国政府。国民党政府为了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决定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任委员长，由日本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 曹汝霖等十五人为委员， 并准备于12月16日成立。这样，1935年末，华北出现了两个新形态的政府：一个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另一个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前者是日本土肥原直接树立的，后者是国民党政府为符合土肥原的希望而设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土肥原就当了顾问，完全按照日本的企图，指导着这个委员会的政治和经济。根据日本年鉴所载，“这个新政治机构为了维持友好关系具有与日本和‘满洲国’谈判的权限。”

　　所谓“华北事变”，是指日本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华北丧权的一连串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政治侵略的同时，也加紧了经济侵略和掠夺。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秘密情报中毫不掩饰地说：“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视于进攻中国华北”。“华北诚为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为了实现对华北的经济侵略，1935年12月，日本在天津设立了“兴中公司”，它是“满铁”势力向华北的延伸，是日本侵略华北的重要经济机构，从它设立后，日本资本在华北就迅速地扩张起来。从1936年起，日本又积极经营以天津为中心的航空网，与中国合办“惠通公司”。1936年成立了中日合办的“天津电气公司”。日本在华北经营的工业中，最主要的为棉纺织业。我国民族资本在天津经营的纱厂，有号称“北洋六厂” 的北洋、恒源、裕元、裕大、华新、宝成等纱厂。裕大因欠日本的债务，1932年就转归日人，裕元和华新以营业不振及债务关系，先后于1936年5月和7月卖给日人，宝成也于同年7月为日人买去。剩下的北洋和恒源，也处于朝不保夕、濒于破产的状态。当时天津纺织工业共有五十五万纱锭，已被日本并吞的达四十四万。市场上的布匹棉纱、呢绒等有百分之九十为日货。

　　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自东北沦陷后就开始了，但大批的、公开的走私，是在华北事变前后，日本控制了大沽、塘沽、秦皇岛等港口，进行大规模偷运和武装走私。据国民党政府海关统计，从1935年4月至1936年3月的一年中，日本在华北走私入口的商品价值，约占我国国外商品输入总值的百分之三十强。1936年3月， 秦皇岛海关给国民党政府报告中说：“以往六个月，由秦皇岛经北宁一路私运天津之货，只人造丝和白糖两项，漏税即达八百余万元之巨”。天津日租界设专销私货的商店即达八十余家，负有转运私货任务的洋行约计二百多家。 日本还利用走私从我国运出白银。1935年5月22日，河北省政府给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呈文中说：“每日密运到关(按：山海关)约有十五、六万元……如以月计，约四百余万元白银流出国外。” 就在这个走私高潮期间， 北宁路局在军粮城车站曾查获一朝鲜人走私白银，当场搜出现洋八千二百五十元，送天津海关处理。但是，日本驻津领事却申斥北宁路局，不仅无理要求把没收银元如数交还，而且提出“此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丧权辱国的国民党政府却俯首听命并作出决议：“对于私运白银出国，如为本国人私运，则人、银送海关;倘若日、韩或其他有约国人违背禁令，则按我国外交惯例，将人银并送各该国领事法办。”这样，日本在华北的走私白银，在国民党政府的保护下而成为合法。日本对华北经济侵略和掠夺的加深，打击了民族工业，使国民党统治区日益殖民地化。

　　二、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在华北危急，天津危急，祖国危亡迫在眉睫的紧急时刻，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保卫领土，维护主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华北自治”。 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于1934年即派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于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为了促进抗日高潮的到来和加强对北方抗日运动的领导，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红军到达陕北后，又先后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蒋抗日。党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使天津人民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

　　1935年11月1日，平津十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揭露反动统治者的黑暗，指出“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 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 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要求国民党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1935年12月9日， 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救国有罪”、“抗日犯法” 的禁令，举行了英勇的抗日救国大示威。12月16日，北平学生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爱国示威运动。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立即响应，于12月18日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

　　这一天的上午九时，天津学生组成两支游行队伍：一支由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等校组成，他们在出发前召开了大会，提出：“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队伍出发后，汇合了中西女中和汇文中学的一部分同学，途经南马路、东南城角、东马路，到达金钢桥南边;另一支由法商学院出发，路经天津师范学院、扶轮中学、震中中学、工业学院等校，汇合成更为雄壮的队伍，举着“天津学生请愿团”的大旗，到国民党市政府请愿，推代表要求面见市长。市长程克不敢出来，由秘书孙某接见学生。孙某对学生所提出的反对“防共自治”，动员全国抗战，人民有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等要求不予答复，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卖国求荣，仇视革命人民的反动面目。

　　当请愿代表向全体学生报告交涉经过时，学生们怒不可遏，立即举行游行示威。

　　南北两支队伍正准备汇合时，遭到杀气腾腾的军警所排成的一堵人墙的阻挡。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爱国警士们和我们一致要求抗日!”经过几度冲锋和反复搏斗，许多学生被军警打伤，但士气愈来愈旺，在统一指挥下，两支队伍一齐呐喊，南北夹击，终于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阻拦和堵击而胜利会师，沿官银号，东马路，进东门，出南门，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示威。学生们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喊出了天津人民数年来被抑制在心底的挽救国难的呼声。

　　游行队伍在预定地点——南开操场召开全市学生大会，宣布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并发表了抗日宣言和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允许集会、结社自由等。大会还决定19日举行总罢课。

　　“一二·一八”大示威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恐怖气氛，提高了群众的抗日觉悟，揭开了天津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的一页。

　　就在“一二·一八”游行示威的当天晚上，南开中学的学生决定南下请愿。他们齐赴天津西站，打算乘火车到南京，遭到反动当局的阻拦，不准上车。他们便决定徒步南下，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走到杨柳青后又返回天津。经数日准备，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决定分批化装成各种职业青年南下，有的乘火车直达南京，有的搭轮船到上海再转南京，于1935年底在南京会合。

　　请愿团首先派代表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这位秘书长态度蛮横，不讲道理;他们又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请愿，被王世杰“训”了一顿，叫学生“莫谈国事”。因此，代表团决定到南京各校开展宣传活动，阐述华北目前局势，使南方的同学更加了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北方人民，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1936年元旦，请愿的同学晋谒中山陵，在中山灵前吐诉了他们的爱国衷曲。

　　经过一个月的奔波，请愿团虽然未达到原定的目的，但教育了广大青年，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是出卖中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魁祸首。在这以前，很多同学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仍抱有幻想，认为北方的军阀政客是民族败类，南京政府是会同情人民的抗日要求的。如今认识到，不管是北方的军阀官僚，或者是南方的达官贵人，原来都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压力的投降派。要想救中国，必须另找出路。

　　经过示威和总罢课以后，学生的抗日救亡情绪更加高涨起来。如何把学生运动引向新的高潮，这是当时学生运动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关键时刻，党及时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是不能完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伟大任务的。 必须扩大抗日救亡宣传， 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起来进行武装自卫斗争，才能使救亡运动发展、壮大。

　　在北平“一二·一六”示威后的一个星期，天津学联派代表慰问被反动当局殴打致伤的北平同学，并举行了慰问大会。 在12月26日成立的平津学生联合会上， 根据党提出的“到农村去”、“到工厂中去”的号召，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民间，宣传抗日救国。

　　宣传团分四个团(北平三个，天津一个)，北平方面：于1936年1月3日出发，一、二团奔丰台，绕南苑，经黄村、青云店等地向固安进发;第三团经芦沟挢，长辛店、安次、永清奔固安。天津方面，由于军警的破坏，市内各校没能按原计划出发，只有北洋、法商、汇文、南开几个学校少数同学于1月2日由天津出发，经汉沟至杨村，沿途作了大规模的宣传，晚至皇后店，受到当地农民和小学教师的热烈欢迎。次日，召开群众大会，群众情绪激昂，连警察听了也表示同情。4日，向安次进发，安次县长拒绝学生入城，并对学生进行恐吓威胁，要他们回校上课。经说理斗争始允许进城，在西关小学住宿。5日在安次郊区作抗日宣传，6日至永清，7日至固安。8日，四个团在固安城外汇合。 固安城门紧闭，不让学生进城，国民党的便衣侦探百般恐吓学生， 污蔑爱国学生为“土匪”。 同学们对敌人的进攻毫不退缩，一面进行抗日宣传，一面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城里的许多居民和学生把钱、粮和棉被用绳子传送过城墙，支援宣传团员们。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给了同学们极大的鼓舞。四个团还在固安县城北关的一个大车店里开了平津学联南下扩大宣传团全体大会，会上各党支部态度鲜明，托派在讨论宣言时从中捣乱，但终以绝大多数同学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响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通过了一个积极抗日的宣言。

　　大会之后，学生分化了，继续留在宣传团的人数大大减少。天津同学走完全程到北平的仅十二人，当时编成一个分队参加了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为主的第三团;另外，北平的一、二团还保持，只是人数也大大减少了。

　　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破坏，宣传团没能实现原计划。但是一个月来，同学们冒着严寒徒步跋涉七百里，通过与广大农民的初步接触，了解了农民生活和剥削压迫的关系，体验到：要担当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巨大使命，必须深入工农群众，把抗日爱国的种子撒播到工农群众中去。

　　平津学生回来后，经过二十多天的筹备组织和酝酿，于1936年2月16日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它是党团结各阶层爱国青年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核心。民先队发表的成立宣言，提出了斗争纲领，要求每个队员站在最前线，参加一切救亡斗争。 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 不顾一切牺牲，不畏缩不后退，发扬每个队员的先锋精神;与各种救亡团体取得紧密联系，一致行动;把握现实，分析研究民族革命的理论与现实;学习军事技术与理论，促进民众自卫运动。

　　在党的领导下，民先队发展很快，一年内，全国队员达六、七千人。天津队员达六百余人，天津民先队负责人前期为李哲人，后期为杜文敏。民先队对当时及以后的抗日爱国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为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学生运动的发展与深入，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极端恐惧。为了扑灭抗日救亡的烈火，国民党政府开始在全国，首先在平津镇压学生爱国运动。

　　“一二·一八”示威后，天津的一些进步学生被学校开除。 1936年1月上旬，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取缔平津学联。2且1日，反动军警包围了北洋工学院，逮捕爱国学生数十人，许多学生被打伤。反动当局还派军警特务监视学生的行动。但是，反动当局的逮捕和监禁吓不倒爱国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天津学联通过报刊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向社会伸张正义。他们还团结进步教授和社会名流，取得他们的支持。不久，被捕学生陆续被释放出来。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1 16: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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