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燕赵】胜利之本——河北大平原（下）
2017-09-22 15:15:2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河北日报》 记者：四建磊 点击： 复制链接
儿童团员站岗放哨。(资料片)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1937年底，在晋察冀边区政工会议上，聂荣臻说：“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地站住脚。人民群众比山靠得住，广泛的群众基础比地形靠得住。”
战争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人民之中。在缺乏地利的大平原坚持抗战，更需要紧紧依靠人民。
记者行走在大平原，去探寻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怎样形成的，这种伟力又怎样让敌人陷入了灭顶之灾。
凝聚力量
“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誓死不当亡国奴!”“反蚕食、反扫荡、反封锁!”走进清苑区冉庄村的老街，这样的标语仍模糊可见，至今还保留着抗日战争时期的村庄记忆。
在本报原总编辑林放家，林老给记者拿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一群“娃娃兵”簇拥在首长周围。林放指着照片说：“这是我们八路军129师385旅宣传队与旅长陈锡联的合影，当时部队走到哪儿，宣传队就跟到哪儿，向群众宣传八路军的抗战主张。”
前线剧团、烽火剧团、抗战剧团……翻开史料，发现抗战时期平原地区涌现出大量文艺组织，演出足迹遍布城市乡村，他们在团结群众、凝聚力量、奋起抗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烽火忆燕赵，往事已沧桑。很多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脑海深处除了炮火和硝烟，还有那激情如排山倒海般喷涌的抗战氛围。慷慨激昂的标语、高亢激越的歌声、锋芒毕现的诗句，一次次撞击人民群众的心扉，把每个人心底郁积的国仇家恨转化为挺身而出的力量。
一条细流，难以泛起波涛;百川入海，才能翻动巨浪。只有全体人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才能形成一股摧枯拉朽、不可抵挡的伟力。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深知力量之源在群众，胜败关键在群众!
把群众动员起来!
1941年，冀中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从高尔基主编的《世界一日》、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中受到启发，发动广大军民拿起笔杆，记录发生在当年5月27日的事。从无数篇投稿中选辑200余篇文章汇集而成的《冀中一日》一书，反映了抗战岁月的真实面貌。打开《冀中一日》，烽火硝烟扑面而来。一则故事让记者印象深刻：八路军宣传队深入到敌占区张贴抗日标语，其中一个村庄距日寇炮楼不足500米——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是多么危险;更可以想象，当群众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看到了这样的标语，会激发多大的力量。
毛泽东曾说，广泛动员群众“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而且特别指出要根据群众特点进行动员，“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宣传发动工作被视为“无形之战力”，在抗日战争期间，有着更重大的意义。
把群众组织起来!
抗战时期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工救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文救会……各种各样的团体自上而下组织严密，覆盖社会各行各业。有关资料显示，至1940年，冀中地区仅村级妇救会就有近2300个，会员达到12万余人;青救会会员达到15万余人。
“这些组织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二是以团结各界群众支持抗战为目的，真正把一盘散沙的群众聚拢在一张抗战的大网中。”保定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孙进柱告诉记者。
把群众武装起来!
“小英雄啊小儿郎，手里拿着木头枪。树林里、广场上，排操瞄准闹一场，将来保卫祖国保家乡……”一首在大平原上传唱的抗战民谣，反映了当时儿童团的精神面貌。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广大群众成立了多种类型的武装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自卫队、抗日救国儿童团等，他们是群众，平时耕种、工作;他们也是战士，站岗、放哨、送情报……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广为人知：如果说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是一只铁拳，那么八路军正规军是拳骨，各级游击队是拳筋，广大的人民自卫队是拳肉——可见，武装起来的人民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的抗日武装普遍实行‘三结合’体制，人民自卫队是基础，为游击队和正规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学民告诉记者。
抗战时期，有人曾问吕正操，过去有七十万人的国民党部队，还在日寇的进逼下从冀中地区撤退了，你们算什么?吕正操回答：“过去七十万大军，是没有群众的孤军，而我们在冀中却有群众工作。”
谁视群众为草芥，群众会将谁抛弃;谁视群众为英雄，群众会将谁高高举起。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的逻辑。
人民战争
一个夏日的黄昏，记者走进雄县米家务镇烈士陵园。落日余晖为刘秉彦和旷伏兆将军的坟茔撒上一抹金黄，屹立在坟茔前的两尊塑像也有了温暖的颜色。
“生前为人民战斗，死后为人民站岗。”一句抗战时期的生死约定，让两位将军选择在这里长眠。
“两位将军下葬之时，米家务镇人人送葬，花圈塞满了灵车通过的路。”米家务镇民政办公室主任张景春告诉记者，人们是在迎接亲人回家。
两位将军与群众之间，存在一种奇妙的关系，最初刘秉彦之子刘竞航也不理解。近年来，他在整理父亲的回忆录时，慢慢体会到了父亲的心境。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父亲的选择时，他说：“没有人民，哪有胜利?”
远望辽阔的河北大平原，一马平川的田野如此坦荡。也许在狂妄的日寇眼中，这里没有海域的巨浪滔天，没有山地的沟沟坎坎，一切都暴露在眼前，似乎站在岗楼上居高临下，就可以让这块土地屈服。
但是他们忘了，这块沃野上还有千千万万个顽强的生命，他们是毛泽东说的“汪洋大海”，他们是徐向前说的“人山”，当他们愤怒起来，会把这块土地变成火海刀山，把侵略者彻底埋葬。
也许“人民”这个词太宏大、太抽象，让我们去看一看隐藏其中的一张张面孔，去体味“人民”二字的分量。
人民是用生命保护八路军的堡垒户。当“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生命垂危，一个又一个“老八路”跪在她的病床前叫妈妈的时候，谁的眼睛能不饱含热泪?在1942年肆虐平原的大扫荡让这块土地阴云密布时，在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叫嚣“一家藏共，十家杀头”时，人民用怀抱保护了八路军。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把八路军藏在家里，他们甘愿为了照顾伤员端屎端尿。甚至，当日寇把屠刀架在脖子上，逼问“八路军藏在哪?八路军的物资藏在哪?”时，他们咬紧牙关，甘愿血染黄土;甚至，当日寇把一村人包围在打谷场，让群众一个个认亲时，年轻的姑娘甘愿把八路军认成“丈夫”，年迈的母亲甘愿把八路军认成“儿子”;他们中很多人，为了八路军“丈夫”舍弃了自己的丈夫，为了八路军“儿子”舍弃了自己的儿子……
人民是英勇杀敌的民兵。当“爆炸英雄”李混子大摆地雷阵，把侵略者一个个炸成灰烬时;当曲阳县民兵李殿兵巧打麻雀战，让侵略者闻风丧胆时;当雁翎队队长郑少臣穿梭芦苇荡，痛打敌人包运船时，谁还能说人民软弱可欺?他们是冒着战火为主力军送枪送炮抬担架的勇士，他们是亲临前线手刃日寇的尖兵，他们是一身谋略点子频出的智者，他们是神出鬼没变化多端的精灵。
人民是为八路军提供物资的脊梁。穿过铁丝网，爬过封锁沟，躲过日寇瞭望的眼睛和乌黑的枪口，几十万斤粮食靠人民的肩膀从大平原运到太行山，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什么勇气?迎着纷飞的子弹，冒着牺牲的危险，在前线枪声猛烈时把粮食送到八路军嘴边，一句朴实的话“你们只管打鬼子，绝对让你们吃饱饭”，蕴含着多少辛苦，多少艰难?敌人扫荡时“坚壁清野”，八路军进驻时倾囊奉献，又包含着多少寄托，多少情感?人民脊梁上背着的不是粮食物资，是八路军的生命，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海纳百川，方成其大。抗战的旗帜把全体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
在浩瀚的抗战史料中，记者找到了这份非常有名的入党申请书：“我决心为回回民族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位申请者的名字叫马本斋。
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身体中的一条条血管，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在属于一个个民族之前，首先属于中华民族。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是大平原少数民族抗日武装的代表，马本斋与马母“母子两代英雄”，谱写了一曲不畏强暴、为国捐躯的壮歌。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很多知识分子在大平原上建功立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吕正操在回忆录中回顾了张珍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利用掌握的科学知识和各种渠道为冀中根据地研发武器、运送物资的故事，至今令人感怀。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利用群众的大瓷杯制造硫酸、研发出被美国观察团誉为“中国火箭”的飞雷，在平原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站在刘秉彦和旷伏兆两位将军的墓前，记者陷入沉思：因为党的宗旨和八路军的浴血奋战，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因为人民的无私奉献勇敢牺牲，人民成就了共产党——这也许就是刘、旷两位将军与米家务镇群众那不可割断的纽带吧。
瓦解敌人
记者在冀南烈士陵园纪念馆，发现一件特别的文物：一张绿色卡片上写着“同情证”三个字。冀南烈士陵园管委会主任张冷白告诉记者，这是当年抗日军民发给伪军的“护身符”，是我军对伪军工作的一种策略。
既要团结最大多数群众，也要分化瓦解敌人，这是我党我军在艰苦环境下摸索的经验。特别是在1942年针对平原地区的大扫荡过后，敌人增加了大量据点和碉堡，抗日武装面临的环境非常危险，争取部分伪军的支持，能给我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
“两个要素决定了对伪军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一是日军人数有限，不得不让大量伪军管理广阔的平原地区;二是一些伪军没有完全丧失良知，同情抗日武装。”南宫市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刘秉禄告诉记者。一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观点：据统计，驻守冀中的日军1942年7月为10830人，至1943年6月减少为5343人，伪军则由27902人增至41000多人。很多伪军是被强征来的农民，冀中七分区406个碉堡中，由伪军单独驻守的达74%。
为了加强对伪军的工作，当时各地党委都成立了敌工部，创造出很多经验。
冀中很多地区发明了建“善恶本”、记“红黑点”的方式，谁做一次坏事，即在名下记一个黑点，做好事则记一个红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宣传人员经常到敌人的岗楼前喊话，对记黑点的提出警告，对记红点的给予表扬。一些伪军也会主动询问自己得了多少红点、多少黑点。为了进一步争取伪军，游击队在伏击敌人时，经常有意放过伪军，专打日军。
做伪军工作取得很大成效，很多伪军明里为日军办事，暗里则向八路军和游击队通风报信，人们称这些伪军是“白皮红心”。刘秉彦在《红色苇塘》一文中，讲了很多关于做伪军工作的故事，其中伪军队长派中小队长到根据地集中培训、八路军的电话专线可直接打给伪军队长最令人称奇。
在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记者看到一幅漫画，两个普通群众模样的人将一个伪军头目击毙。讲解员告诉记者，这幅漫画反映了发生在白洋淀的一个真实故事：王家寨岗楼伪军队长韩恩荣作恶多端，雁翎队队员化装为卖鱼的渔民接近韩恩荣，将他击毙。白洋淀文化发展研究会会长周润彪告诉记者，雁翎队设有锄奸组，采取化装接近、深夜偷袭等方式，铲除了冯德新、曹茂林等一批汉奸，既为民除害，也对伪军形成了强大震慑。
“为了对付少数‘铁杆汉奸’和作恶多端的伪军头目，游击队普遍设立了锄奸组，采取‘单打一’、‘掏老窝’等办法，将汉奸铲除。”保定市抗战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冉白正告诉记者。
“当敌人‘清剿’、‘剔块’时，村长用殷勤招待、主动引路的办法掩护我军安全地转移，巡更员‘平安无事’的喊声，成为我夜间活动的小分队突袭敌人的信号。我军经常通过‘联络员’侦察敌人内部情况，联络员经常向敌人报假情报，制造战机……”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我党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实行的“革命的两面政策”。
1942年大扫荡后，大块根据地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日寇为了挤压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活动空间，在各村成立了伪政权，大力建设“爱护村”。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军采取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革命的两面政策”应运而生：主动派党的干部或革命群众担任伪保长和伪联络员，不仅为八路军和游击队提供帮助，还经常传递情报。
隐蔽战线虽然不像普通斗争那样短兵相接、血肉相搏，但同样惊险万分，这也是伟大抗日斗争的一部分。很多英雄在隐蔽战线上壮烈牺牲，虽然史册上并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但是他们的浩然正气也如松柏长青。(记者 四建磊)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23 11: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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